朱西寧是台灣有影響的作家，他還是張愛玲的熱烈崇拜者，七十年代初，朱西寧發表長文《一朝風月二十八年》，詳細記述了自己如何在中學時代開始迷上張愛玲，張愛玲的作品如何給了他「一個新的世界，全然的新的世界」。除了張愛玲的早年在上海創作的作品之外，朱西寧也如胡蘭成那樣，大肆誇讚張愛玲於大陸解放後新寫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其時，朱西寧正與他人一起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小說部，所選作品一百二十萬字，共九十八位現代小說家，「我們選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和《五四遺事》，並且把她排為第一位。我想，這樣做，必會獲致中國現代小說家們的贊同。說她是中國現代小說家的第一人，她是當得起的」。[7]
正因為這篇文章，以後張愛玲曾親筆題籤贈書給朱西寧，兩人之間來往通過幾次信。
當朱西寧聽說胡蘭成在陽明山華岡中華文化學院教書，曾帶著全家到華岡拜訪過胡蘭成，自然他不是沖胡蘭成來，而是為張愛玲的緣故。因此，當胡蘭成被文化學院下逐客令趕出，朱西寧立即將胡蘭成接到了自己家中。
胡蘭成借住到了朱西寧家的隔壁，日常起居飲食均由朱家料理，朱西寧還為他購置了幾千元的傢俱。朱西寧死心塌地維護胡蘭成，引起了台灣許多作家的不滿，為此幾乎與朱斷了往來。朱西寧卻不管不顧，他還替胡蘭成在台灣的狼狽遭遇憤憤不平，以後寫了本影射此事的小說《獵狐記》，以狐喻胡。
搬入朱家，最令胡蘭成高興的是，朱家不只是朱西寧，朱家還有兩個妙齡少女朱天文、朱天心，不然，兩個小老頭整日價面對枯坐，有何意味？朱天文、朱天心受其父親的影響，也是「張迷」，也在學寫小說文章。無論是張愛玲，還是寫文章，都是胡蘭成最富有的資源，他與朱家兩姐妹自有說不完的話。當然，此時的胡蘭成年齡、身份在，不可能再動歪腦筋，況且還有那位對胡蘭成男女之事極為反感的朱家主婦在旁時刻警惕著，胡蘭成要想動心也絕對得不了手。但日日與聰明伶俐的少女盤桓說笑，以教師身份指導兩姐妹讀書作文，在他是最開心的事了。自五月搬進朱家至十一月離台返日，他每日就與朱家父女談笑遊玩，還寫完了《禪是一枝花》。這半年時光是胡蘭成在台灣最後的日子。
十一月胡蘭成離台返日，他原計劃第二年再去台灣，卻一延再延，最後還是臨時取消了隨華僑團去台的行程。他在給朱西寧信上提到保羅到羅馬的命運，說什麼耶穌與保羅都不是羅馬政府要取締，是以色列人的長老跟祭司們必要政府釘死他。蘇格拉底也不是雅典政府要辦他，是雅典的文化人必要政府處死他。他是自比保羅和蘇格拉底，將上次在台灣受到餘光中、胡秋原等人的批評視為台灣的文化人要害他，有過這樣的教訓，他害怕得斂步不前了。朱天文指他：「一旦小心起來，小心得幾近神經質。」
胡蘭成雖然再沒去成台灣，台灣的「三三」文學社卻因他而起。
據朱天文的說法，胡蘭成「可說是煽動了我們的青春」，因此「熱切想找到一個名目去奉獻」[8]，於是，以朱家姐妹為中心的「三三」文學社於次年成立，接著開始籌辦刊物，而最後就辦出了《三三集刊》。
胡蘭成遠在日本，日夜掛念著朱家姐妹，他在日本寫字出賣為「三三」籌集了第一筆辦刊費。他關注著「三三社」的成長，《三三集刊》前後出了二十八輯，除最後一輯外，他每輯都寫信加以評點。胡蘭成自己也雜在這批年輕人中間，化名李磬寫文章，他最後幾年的文章主要就是為「三三」而寫，也在《三三集刊》上發。他為「三三」確是盡了很大的心力。胡蘭成一輩子離不開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就是所謂「夫妻之好」，他與朱家姐妹的交往卻是純正而嚴肅，幫助「三三」應算是辦了件正事和大好事。而此時，事實上他除了朱家姐妹外，也沒有其他任何精神寄托了。
胡蘭成與其他人幾乎已不相往來。池田和清水已是過往的事，唐君毅患病多年，當他在台灣文化學院任教時，唐君毅曾到華岡來看過他，這也是兩人之間的最後一次見面，兩年後唐君毅即去世。其實，如前所述，胡蘭成與唐君毅兩人之間也早已道不同不相為謀了。老友漸絕，舊交日稀，他慨歎：「大家都對我不高興了，幾至友誼全熄，我也不覺孤寂。」他那一套懸空議論以及他那近似笑話的重要發現「大自然五基本法則」，能向朱家姐妹宣講，朱家姐妹也像是能虔誠聆聽，確是他晚年孤寂生活中的最大安慰了。
朱家姐妹也對他作了最大的回報，為出版他的《禪是一枝花》，而成立了「三三書坊」，以後又陸續出版了他的《中國禮樂》和《中國文學史話》。他去世那年，出版了他的《今日何日兮》以為紀念。胡蘭成教過的學生不在少數，只有朱家姐妹是他的忠心的「傳人」，不僅寫的文章「胡腔張調」，十年以後，「三三書坊」更為他隆重地推出了《胡蘭成全集》九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