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是朱天心小說改變的關鍵點。對某個族群而言，台灣解嚴，從此獲得新生；但是對朱天心而言，卻可能是另一個族群向歷史逃亡的開始。朱天心流亡失根的焦慮，從《我記得…》到《漫遊者》，不僅沒有消褪，反倒更趨強烈，並最終以「漫遊」作為遠遊之志的註腳。本論文便從討論朱天心小說中的「老靈魂」著手，指出其所觸發的文學「現代性」這一重要課題，由此窺見她與張愛玲之間的承繼關係。進而藉助班雅明「歷史的天使」概念，分析朱天心如何以文明的廢墟，推翻台灣社會及文學的進化史觀，並透過小說召喚「我輩」，營造一「想像的共同體」，點出外省族群在中國／台灣歷史的夾縫中，集體遭受犧牲、放逐的宿命。薩伊德提出的知識份子的流亡處境，最能妥切說明朱天心書寫的邊緣位置，及所呈現出來的「雙重視角」，於是就在今／昔、年老／青春、墮落／美好的二元對立中，朱天心塑造了一批一九八七年後的新「臺北人」，他們被故鄉－台灣與中國－雙重流放，只有朝向青春美好記憶去逃亡，故《漫遊者》中的「朝聖之旅」，正是向昔日青春朝聖的重要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