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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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洒去犹能化碧涛

吕碧城：我到人间只此回

张幼仪：小脚与西服

宋清如：春天已轻轻地流过

张可：人淡如菊

朱梅馥：有一种爱叫浩荡

张充和：彩蝶随意到天涯

参考文献

云水散人添加注释和图片，仅用于个人学习使用

目录

秋瑾：洒去犹能化碧涛

吕碧城：我到人间只此回

张幼仪：小脚与西服

宋清如：春天已轻轻地流过

张可：人淡如菊

朱梅馥：有一种爱叫浩荡

张充和：彩蝶随意到天涯

参考文献

秋瑾：洒去犹能化碧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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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秋瑾·《对酒》

面对专制暴政，应该怎么办？这是一百多年前，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

大而艰难的问题。

在论及公元前1600年的武王伐纣时，孔子曾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

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充分肯定了汤武革命的正

义性。

美国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

句话：我在上帝的神坛上发誓，永远和一切控制人类精神的暴政势不两

立。

100年前，武昌城里一场仓促的起义，竟摧枯拉朽地推翻了中国历史上

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看似一个奇迹，往前延溯，是因为有无数革命志

士的生命铺就，这其中就有一位卓异女性的身影——秋瑾。

在女性还普遍被幽闭在深闺，男性还昏沉未醒的时候，秋瑾以一弱女子

之身，却能越海穿洋，留学异邦，奔走于社会，力图救国家于危亡，矢

志不渝，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怎样的胆识、担当和胸襟？但100

年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对她作为女性未能恪尽家庭职责的种种苛责，

有些甚至假其子女之名而为之。

当年针对有人在孙中山逝世后对其进行攻击，鲁迅曾撰文：“有缺点的

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对于秋瑾，这句话

大约也同样适用吧。

不是寻常桃李花

1907年7月15日凌晨3点多钟，天光未亮。一位年轻女子身穿胸前身后缝

有白色大圆点【1】的月白色竹布衫和黑色生纱长裤，脚穿皮鞋，拖着沉

重的镣铐，双手被绑缚在身后，艰难地行走在古城绍兴的街道上。在她

身后，是一群押送的官兵。走在前面的三四名兵士手持长枪，后面的人

则举着松明火把。他们身穿绛红色镶边军服，衣服上缝着同样的白点，

这样做是为了万一途中发生抢劫人犯的事情，便于区分敌我。

出山阴县衙，经越王台，沿府山横街一路向东，沿途布满了山阴、会稽

两县的巡警，以及从绍兴府和杭州派来的浙江新军，他们全都如临大

敌，严阵以待。因为昨夜刚刚遭受过严刑拷打，身上遍体鳞伤，再加上

镣铐摩擦破损的皮肤，每走一步都引起锥心的疼痛，汗水沿着年轻女子

清秀的面庞滚落下来。兵士们见她步履维艰，想要上来架起她，年轻女

子杏眼圆睁，呵斥道：“吾固能行，何掖为！”兵士闻言只得退下。

终于，走到了一个丁字路口，在这里，负责监斩的绍兴知府贵福、会稽

县知县李端年等早已带兵等候，还有闻讯赶来的大批群众，他们吵嚷成

一片，要看“革命党女首领被杀头”。无数的火把把天空映照得红彤彤

的，也照亮了路口牌楼上那四个黯淡的金字——古轩亭口。

验明正身后，心情忐忑紧张的贵福不敢稍作停留，命令即刻将人犯斩

首。

年轻女子被按倒在刑具旁。她忍住巨大的痛楚，抬起头，从容地对行刑

人说：“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说罢她向四周望去，努力

想要从陌生的人群中辨认出熟悉的面孔。片刻，她闭上双目，平静地

说：“可矣。”

杭州西湖旁秋瑾像，墓碑下方为孙中山题字

刽子手举起屠刀，一道寒光闪过，年轻女子的头颅滚落在地，身体向前

扑倒，一股鲜血从脖颈处激射而出。人群发出一声整齐的惊呼。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中国著名民主革命志士秋瑾，死时年仅31岁。1919

年，鲁迅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著名小说《药》。

1912年12月，亦即辛亥革命成功的次年，孙中山应邀赴杭州，祭拜了西

湖西泠桥畔的秋瑾墓，并撰挽联曰：“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

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并写下“鉴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几

个大字，署名“孙文”。

1905年，秋瑾第二次自日本东归的途中曾作《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

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两年后，她血洒古轩亭口，用热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秋瑾，原名秋闺瑾，乳名玉姑，1877年11月8日生于福建厦门的一座官

邸。其祖父秋嘉禾时任厦门海防厅同知，全家随同在任上。秋瑾的父亲

名秋寿南，22岁时通过考试成为山阴县监生，后供职于厦门海关。秋瑾

的母亲单氏生长于官宦之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极富才情。在秋

瑾年幼时，母亲即亲自教她读书作文。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在《六六私

乘》中回忆秋瑾说：“幼与兄妹同读于家塾，天资颖慧，过目成诵，为

先君所钟爱。教以吟咏，偶成小诗，清丽可诵。”

在秋瑾5岁那一年，家人按照当时社会的习俗，为她缠足。对于女子来

说，缠足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有时要持续几年。最初，要把女孩

儿的双脚用热水泡软，然后将脚趾用力拉扯开来，向脚底弯折，直到贴

到脚掌底。为了防止发炎化脓，要在弯曲的脚趾上涂上明矾，再用白布

条将固定好的脚趾牢牢地缠紧，穿上特制的袜子和鞋。这之后，还要拆

开，清洁保养，然后再缠，如此反复，几年过后，脚趾骨就会慢慢地折

断。

初次缠足后的秋瑾几乎无法行走，她向母亲抗议说：“我不缠足。”

亲身体验过这种痛苦的母亲心疼女儿，却又无可奈何。“良家女子不缠

足是不行的。”她说。

“那为什么父亲、哥哥他们可以不缠足，而我却非缠不可呢？”秋瑾问

道。

“因为你是女孩子，将来迟早要出嫁靠丈夫生活。而男人们可以靠自己

生活，所以可以不缠足。”母亲回答说。

的确如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大脚女人”是一句饱含着歧视的话

语，只有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底层妇女才可以拥有一双天足。而一双精

致的小脚，无疑是中产以上阶层妇女出嫁的通行证。小脚限制了她们的

自由，也剥夺了她们独立生存的能力，那意味着她们会被更好地幽闭在

深闺，服从丈夫，相夫教子。

永田圭介在《秋瑾：竞雄女侠传》中说：

“自古以来日本的文化几乎都是从中国学来的。但直到最后也没有把中

国代表性的‘文化’——宦官制度和缠足移植过来……缠足不光是有闲阶

层的象征，同时也包含有男人对性的异端嗜好，在漫长的历史中已成为

一种顽固的习俗。这一段女性的历史，其悲惨的状态，在世界上是找不

到第二个例子的。”

这是秋瑾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女性在当时社会制度下

所受到的压迫。

1885年，秋瑾的父亲秋寿南被任命为台湾抚院的文案，独自去台赴任。

1889年，作为对于部下为官清廉、尽忠职守的奖赏，台湾巡抚刘铭传向

清政府吏部保荐秋寿南担任直隶州知州。当时朝廷内卖官鬻爵之风盛

行，而秋寿南为人忠厚正直，不贪身外之财，最后因为手中没有足够的

银钱打点吏部官员而错失良机，只得到一个湖南省常德县厘金局总办的

差事。

父亲在北京为官职奔走的时候，母亲已经带孩子们回到老家绍兴会稽。

没过两年，秋瑾的祖父卸任，也回到故乡，买下了绍兴府山阴县南门的

一座明代邸宅“和畅堂”。

秋瑾故居“和畅堂”

绍兴山清水秀，地杰人灵，在这里，秋瑾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少女时

光。绍兴是著名的水乡，几乎家家门前都有河道，四通八达的水道又全

部通往城外的鉴湖，这也是秋瑾后来自号鉴湖女侠的由来。她和哥哥誉

章、妹妹闺珵一起在山水间嬉戏玩耍，兄妹之情甚笃。几年后，哥哥誉

章成婚，嫂嫂张淳芝亦出身诗礼之家，她和秋瑾之间的姑嫂关系非常融

洽。张淳芝的孙子秋经武后来回忆说：“我祖母常告诉我，在亲戚的心

里，秋瑾不是传说中的鉴湖女侠，秋瑾就是一个秉性很端庄的大家闺

秀。虽然她常常抛头露面发言演讲，但生活中其实很严肃，她从小也一

样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从来不说一句轻浮话，一身正气。”秋瑾和兄

妹、嫂嫂、闺中女友常常诗词唱和，这一时期，她的诗作大多是吟咏花

卉和闺情的，如“柳阴深处啭黄鹂，芳草萋萋绿满堤。笑指谁家楼阁

好，珠帘斜卷海棠枝”，记述的是她和女伴踏青时的情景，充满了少女

明朗的气息和对于生活的热爱。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单氏奇怪地发现，秋瑾和一般的女孩儿不尽相同，

虽然她也精于刺绣，花鸟虫鱼，惟妙惟肖，样样精通，且能别出心裁，

但她对于女红并不太感兴趣。相反，她非常喜欢读书，时常捧着“杜少

陵、辛稼轩等诗词集，吟哦不已”，对于敢于以一己之身抗暴、慷慨赴

难的荆轲和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心怀敬慕，经常被他们的忠烈故事感动得

怆然泪下。更有意思的是，她竟然自创出一套拳法和剑法，每天天刚

亮，便一个人跑到和畅堂后面的塔山【2】上去，独自练习。

“一个女孩家的，练的什么武啊？”母亲说。虽然因为缠过足，连普通行

走都有些费力，但秋瑾还是努力像男子一样地跳跃腾挪，任汗水打湿衣

衫也毫不退缩。

意识到女儿认定的事情就不会轻言放弃，单氏对秋瑾说：“真的要想把

武艺学得精通的话，还是得跟随优秀的武术教师，正规地好好练习才

行。”“到哪里去找好的老师呢？”秋瑾问。单氏想起了自己的四哥单宗

勋，因有一次独自一人与10名乡间无赖格斗，赤手空拳竟将对手全部放

倒在地而出了名。

单宗勋听说外甥女竟然想要学习武术，以为不过是一时冲动，觉得好玩

儿罢了，碍于妹妹的请求，只得答应下来，但很快，他也被秋瑾表现出

的惊人毅力所折服了。他告诉她打好基础的重要性，并开始认真地教授

她拳法、棍术和剑术，不仅如此，秋瑾还学会了骑马。

陈去病在《鉴湖女侠秋瑾传》中，评价其人曰：“读书通大义，娴于词

令，工诗文词，著作甚美。又好剑侠传，习骑马，善饮酒，慕朱家郭解

之为人，明媚倜傥，俨然花木兰、秦良玉之伦也。”

在秋瑾年幼时，父亲秋寿南看到女儿的诗作，常常感叹说：“如果是个

男孩，将来在科举中必有成就。”

“以前不是也有过‘女状元’吗？”秋瑾不服地说，“这个世界太重视男人

了，不然的话，会出现许多女英雄的！”

不和谐的婚姻

1893年春，秋寿南赴任常德厘金局总办，不久又改任湘潭厘金局总办，

全家人于是随同他搬到长沙，后来又迁居湘潭。也正是在这里，秋瑾缔

结了一份不太幸福的婚姻。

一天，秋寿南的朋友李润生来访，但不同以往的是，他是受人之托，前

来提亲的。男方的名字叫王廷钧，字子芳，父王黼臣，祖父王宝田是曾

国藩的义兄，原本做点豆腐生意，后来曾国藩组建湘军，让他担任管

账，因此发了一笔横财。王黼臣是个非常有生意头脑的人，他利用父亲

的资产在当地开设起当铺、钱庄、茶馆，很快挣下了数百万的身家。一

次，他来拜访秋寿南时，见到了他的长女秋瑾。当时秋瑾已有才女之

名，又兼生得品貌端庄，王黼臣一看之下，非常中意，便想要为自己的

小儿子、才满15岁的王子芳提亲。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王黼臣还请出了

与己相与甚厚的曾国藩的孙子曾五爷，请他做媒。

听说王子芳相貌出众，就读于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通八股、善文墨，

又是如此家世，并且有曾五爷出面担保做媒，秋寿南也觉得这应该是一

门好亲事，于是答应了下来。

至于秋瑾自己，对于这门亲事却并不乐观，甚至充满了忧虑。她盼望将

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位有志向有胆识的君子，担心王家虽然家财万贯，

其子却无德无才。在后来创作的自传体弹词《精卫石》中，秋瑾描述自

己当时向母亲劝谏，母亲却“回言自己休多管，作主还须父母亲。岂有

自己羞不怕，三从古礼岂无闻？小姐从此生了气，终朝至夕不欢欣”。

虽然秋瑾感叹：“遇人不淑真堪痛，彩凤随鸦飞难展。唱和无人谁共

语，俗奴浪子陪才媛。冰炭岂能同炉灶？今生境遇万难安。”但在当

时，父母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具有决定权，他们的意志是不能违抗的，

否则就是忤逆不孝。

1896年5月17日，秋瑾和王子芳成婚，嫁到位于湘潭十八总由义巷的王

家。其时，秋瑾19岁，王子芳17岁。

秋瑾

婚后，秋瑾很快就陷入了苦闷之中。秋瑾生性旷达豪爽，果敢忠义，虽

然身为女子，但对于天下时事却甚为关心。早在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之

际，年仅17岁的秋瑾就在《赠曾筱石》一诗中写道：“海气苍茫刁斗

多，微闻绣幕动吴歌。绿娥蹙损因家国，系表名流竟若何？”表现出了

不同于一般闺阁女子的强烈的忧时爱国情怀。国家长年积弱，天下攘

攘，竟然无人可以力挽狂澜，更让她生出“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

哲”的浩叹。而王子芳自幼生长于富贵丛中，胸无大志，只求一味享

乐，秋瑾说他“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

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集于一身，以致她发出“蒹葭倚玉”之

叹。于是在秋瑾婚后的诗词中，频频地出现了“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

军”、“本是瑶台第一枝，谪来尘世具芳姿。如何不遇林和靖？飘泊天涯

更水涯”这样的诗句。

而且王家家风也和秋瑾娘家颇为不同。秋瑾娘家厚道大度，虽然对于女

孩儿也有很多规矩，但父母的开明，仍使秋瑾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童

年和少女时光。

嫁入王家为妇后，秋瑾的情绪却日渐愁闷。王家虽然家财万贯，却刻薄

吝啬，公公聪明而工于心计，婆婆屈氏唠叨而挑剔，曾经盛赞梅花“开

遍江南品最高，数枝庾岭占花朝。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

蒹葭倚玉[jiān jiā yǐ yù]意思是表示地位低的人依附地位高的人。

谢道韫（生卒年不详），又作谢道蕴，名韬元，字令姜，陈郡阳夏县（今河南省太康县）人，出身陈郡谢氏。东晋时期才女、文学家。安西将军谢奕之

女，书法家王凝之之妻。谢道韫自幼才智过人，聪明伶俐，深受叔父谢安赏识，长大后嫁给王羲之次子王凝之。有一次王献之和宾客辩论，将要理屈调

穷，谢道韫坐青绫布帐后，就王献之的议论加以发挥，宾客为之倾服。后孙恩率农民起义军攻克会稽，杀害谢道韫丈夫、儿子。谢道韫率领侍女抽刀抵

抗，手杀数人后被俘。孙恩敬佩其勇敢，释放回家，从此寡居会稽郡。

娇”的秋瑾，不得不收拾起一身傲骨，拿出为人媳妇的礼数，忍耐侍

奉。婚后第二年6月，秋瑾生下一子，取名王沅德。

1895年，清末维新派的著名人物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抱着富国强

民、“营一隅为天下昌”的愿望，在湖南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办《湘报》。一时之

间，“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处在深闺的秋瑾通过《湘报》、《湘学报》、《湖

南新报》等，了解到了中外时事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明白了国家凋

敝之所在，她为新学的振兴而兴奋，也因为此，后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带

给她非常残酷的打击，也让她逐渐意识到清政府不可能通过自身进行改

良。恰在此时，她读到了陈天华撰写的《谨告湖南人书》。在这篇文章

中，陈天华否定了君主立宪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他指出，清政府实施

的是皇权至上的专横残暴的独裁统治，它的利益取向与人民大众的希望

相反，所以它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只能与人民大众相背，只为本民族以及

个人谋取利益。而另一方面，要想让中国复兴，首先必须倡导开明政

治，提倡民权，改革民主制度，为了达到这些，最初的手段就是革命。

这些观点令秋瑾颇受震动，也让她觉得心有戚戚焉，以至于后来她称陈

天华是为自己“启蒙开智”的人物。

还有另一位湖南人，也让秋瑾非常敬佩，那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

嗣同。秋瑾非常喜欢读的《湘报》即由谭嗣同主笔。当“戊戌变法”失败

之际，秋瑾写信给时在北京工部道路局供职的兄长秋誉章，让他随时把

北京的情况告诉自己。“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

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我自横刀向

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谈笑自若、从容赴死的英雄气概更是

让秋瑾崇敬不已。

谭嗣同的妻子李闰是名门闺秀，18岁与谭嗣同结缔，婚后伉俪情深，即

使在他们仅有的儿子兰生夭折后，谭嗣同亦坚决不肯纳妾。谭嗣同奉光

绪诏入京前夜，夫妻俩挑灯夜话，对弹谭嗣同亲制的“雷残琴”与“崩霆

琴”。不久噩耗传来，李闰终日以泪洗面，曾有悼亡诗云：“已无壮志酬

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并取忍

辱苟活之意，自号“臾生”，居于湖南浏阳，事亲养侄，后创办了浏阳的

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同样居于湖南的秋瑾有缘与李闰相识，两人一见

之下，即意气相投，成为莫逆之交。

而秋瑾的种种表现，却让丈夫王廷钧胆战心惊。他不明白一个女人为什

么要关心连那么多男人都弄不明白的国事，而且和李闰这样的罪人之妻

来往，那是要招来祸患的呀！而秋瑾也非常看不惯丈夫的胆小怕事，懦

弱自保，觉得他虽然身为男子，却毫无丈夫气概。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秋瑾仗义任侠的性格。王家有个亲信女仆吴

妈，负责家中一年四季祭祀和接待亲眷等事。吴妈的儿子租种曾五爷的

田地，一年因为庄稼歉收，交不起租子，被曾五爷写信告到秋瑾父亲那

里，诬他是个私盐贩子。吴妈心中很焦急，几次三番想和主人王廷钧商

量，让他出面说个情，但又考虑王家和曾家私交甚厚，未必肯帮忙，因

而一筹莫展。后来事情被秋瑾得知，她一面责备吴妈不该这样懦弱，一

面连夜赶往湘潭，面见父亲，说明事实真相。最初秋寿南还碍于曾五爷

的情面，觉得不好交代，最后在秋瑾的一再据理力争下，才同意不予追

究，从而使吴妈的儿子免于冤狱。

1899年，经过两年的奔走，王家终于花费白银一万两为王子芳在京城捐

得了一个户部主事的官职。这年秋天，秋瑾带着仆人，乘船沿长江经大

运河来到北京。

秋瑾的这一次北京之行并不平静。农历新年刚过，山东便传来义和团起

事的消息，对内阴辣狠毒、对外懦弱无能的慈禧再次施展政治手腕，试

图将义和团的力量由“反清”引向“灭洋”，不料后来却控制不住局势，招

来更大祸患。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化装成农妇，

携光绪帝等仓皇逃往西安。

城破之夜，居住在北京西郊圆明园附近的秋瑾凝视着漫天熊熊的火光，

耳听着隆隆的枪炮和人们的哭喊声，不免壮士扼腕之痛。

虽然清廷随后委任李鸿章为代表，与八国联军展开谈判，但北京城内依

然人心惶惶。王廷钧以“母疾”为由，向户部要求延期赴任，随后带领家

眷返回湘潭老家。一路走来，到处都是断壁颓垣、被毁的良田，野狗啃

食着地上横陈的尸体，那是秋瑾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什么叫国破家亡，也

明白了国家的积弱带给百姓的是怎样的不幸。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

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

在诗歌《杞人忧》中，秋瑾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土沦丧的深深忧虑，以及

自己身为女性，无法上阵杀敌的遗憾。

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湘潭生下女儿，时值阴历八月，秋瑾为她取名

桂芬，字灿芝，寓意“如日光般璀璨，如芝兰般芳香”。不久，秋瑾父亲

病逝于湖南桂州知州任上，秋瑾的哥哥秋誉章知道妹妹出嫁后精神苦

闷，一直非常思念娘家人，在安葬了父亲之后，便在王廷钧父亲王黼臣

的提议下，由秋、王两家共同出资，在湘潭十三总开设了“和济钱庄”。

钱庄经理陈玉萱见秋家上下都不懂生意，肆意侵吞，不久，本金耗尽，

持债人纷纷挤兑，秋瑾变卖首饰，秋誉章倾尽家产，最后清偿了所有欠

款，受到当地人的赞誉，以至于有人愿出资五百两白银来购买“和济钱

庄”这块招牌，被秋瑾兄妹拒绝。中间陈玉萱还利用职务之便，将已经

兑现的银票偷出，伙同他人再去兑现，使秋家又损失了很多资产。有知

悉内情的人将陈玉萱的奸计告到官府，县令拘押了陈玉萱，秋瑾听说，

反而怜悯他，劝说兄长道：“资产既去，不可复返。就算判陈玉萱监守

自盗或侵夺财产的罪名，又有什么用呢？还是宽大待人，放过他

吧。”秋誉章也同意妹妹的看法，于是去让县令放了陈玉萱，当地人听

说后都盛赞秋家兄妹厚德。不过陈玉萱并没有将钱败光，他出来后用藏

匿起来的金钱广致田宅，结果三五年后，被一把大火烧光，儿子不务正

业，更将余下家业败光，一家复归于赤贫，从中亦可见报应之不爽。

不过，破产后的秋家也已无法在当地立足，只得举家返回绍兴老家。秋

瑾的弟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记载，分别之日，“姊虽不作儿女之

态，顾骨肉远离，相逢无日，亦不禁黯然。临歧，丁宁频数。予侪惟含

泪应之。”伴随着家道中落，秋瑾在王家的处境也更加艰难，她后来给

哥哥写信说王廷钧“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仆不如”。

1903年春，王廷钧奉召回京，秋瑾亦随返，不过这一次和上次赴京不

同，经历过家国剧变的秋瑾在内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时，清政府已经签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单单赔款一项，就

要支付给列国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返回北京重掌政权的慈禧在各国驻华

公使及其夫人面前，哽咽抽泣，以表示对自己纵容义和团之事追悔莫

及。

而与此同时，同样身为女性的秋瑾却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人生处世，

当医济艰危，以图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这次返京后，秋瑾和丈夫住在北京南城绳匠胡同里，邻居是与王子芳同

在户部任职的廉泉。廉泉曾赞同变法，并参加过“公车上书”。其妻吴芝

瑛【3】，是桐城派著名学者吴汝纶的侄女，亦是一位视野开阔、有胆有

识的女性。秋瑾和吴芝瑛一见如故，日夕过从，互许为知己，后结为金

兰之契。

吴芝瑛

在吴芝瑛家中，秋瑾读到了许多新书新报，当时她非常喜欢梁启超主编

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记述说：“值

甲午、庚子两次丧师辱国，赔款亿兆，累卵之危，岌岌不可终日。而君

酣臣嬉，泄泄沓沓，犹不知振作。姊目击心伤，思以改革为己任，新书

新报，靡不浏览。所受刺激既深，持论亦益烈。稠人广坐，议论风发，

豪情胜慨，不可一世。”

当时秋瑾已经有出国留学的想法，她对吴芝瑛说：“女子当有学问，求

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日志士昌言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

始。”吴芝瑛同意秋瑾的看法，但同时也告诫她不要锋芒太露，以免遭

流俗嫉恨。秋瑾说：“吾所持宗旨如此，异日女学大兴，数十年后，必

能达吾目的。然不有倡之，谁与赓续也？”

恰巧这一年的中秋，秋瑾和王廷钧爆发了婚后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本来

王廷钧当天夜里要请客人吃饭，并提前叫秋瑾准备了晚宴，不料未等客

到，他自己却被人拉走去吃花酒了。月上高天，秋瑾独自一人面对满桌

酒菜，感而赋《满江红》一首：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

终破楚，八面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娥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

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1904年，秋瑾开始着男装

题罢，想起夫妻之间长久以来的分歧与积怨，秋瑾再也按捺不住，毅然

换上男装，带上一个仆人，到戏园去看戏。午夜归来的王廷钧得知此

事，觉得妻子的行为实在有伤风化，不禁勃然大怒，动手打了秋瑾。秋

瑾一气之下，愤而离家，暂住到阜成门外的泰顺客栈。

秋瑾（1875年—1907年）

1904年，29岁

事后王廷钧也感到不安，多次派遣家中仆妇前往客栈，请求秋瑾回家，

又再三恳请吴芝瑛前去劝说。秋瑾也因为思念一双年幼的儿女，最终返

回了家中，但夫妻间因为个性气质不同造成的裂痕却已浮上水面，既无

从回避，也难以弥补。

1904年2月，秋瑾通过吴芝瑛结识了服部繁子，她是京师大学堂日本教

员服部宇之吉的妻子，其时正准备返回日本。而此前，秋瑾刚刚看过同

乡陶成章、周树人等联名发回绍兴的公函，号召同乡有志青年来日留

学。秋瑾对丈夫说：“日京为吾国志士荟萃之区，其间必多英杰，吾欲

往游，以阴求天下奇士，为光复故物之助。”于是她改变了原先想到欧

美留学的想法，决定随同服部繁子前往日本。

万里乘风独向东

秋瑾的想法遭到了王廷钧的反对。他先是采取软化的办法，买来字画、

古玩等送给秋瑾，希望她回心转意，见不奏效，王廷钧又来硬的，断绝

秋瑾的经济来源，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把秋瑾陪嫁的珠宝首饰偷偷藏了

起来。但秋瑾心意已决，不甘心再庸碌度日，她把随身佩戴的首饰托人

变卖，又靠吴芝瑛等友人东拼西凑，终于筹集了一笔留学经费。

正当此时，昔日礼部主事、戊戌变法后逃亡数年的王照归国，被下刑部

狱。秋瑾与王照素不相识，但敬佩维新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爱国热

忱，听说这件事后，立刻从自己菲薄的资费里分出一部分，叫人带到狱

中交给王照，并叮嘱不要透露自己的姓名。后来王照遇赦出狱，得知事

情原委，而秋瑾已只身东行，王照每与人谈起此事，辄感动落泪。

最难办的还是一双儿女，王廷钧曾把他们当成最后的“杀手锏”，试图拦

住妻子。他说，如果秋瑾出洋留学，那么他也不管孩子，生死由他们

去。秋瑾表示：一双儿女可以由她带走。如此一来，王廷钧再也无计可

施。最终，双方作出决定，因为婆婆屈氏非常疼爱孙子，所以儿子沅德

留下由父亲看管，女儿灿芝则由秋瑾带走。但在异国他乡带着个孩子毕

竟不方便，临行前，秋瑾将女儿灿芝托付给友人谢涤泉，并让女儿认谢

的继室为养母。

1904年3月，秋瑾返回故乡绍兴，向她的老母亲单氏和兄长誉章等人告

别。单氏交给女儿白银300两和首饰等物，以备不时之需。对于家道已

经衰落的秋家来说，那是一笔不菲的费用，也寄托着一位母亲对于女儿

的理解和全部爱护。

1904年6月22日，秋瑾在北京永定门踏上火车，洒泪告别丈夫和孩子，

然后在塘沽登上一艘日本人租借的德国客轮“独立号”，前往日本。在船

上，日人石井索和向秋瑾索诗，秋瑾挥毫落笔云：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7月3日，秋瑾抵达东京，住进骏河台清朝留学生会馆，并进入日语讲习

所补习日语。

学习之余，秋瑾还挤出时间出席每周一次的浙江同乡会。因为秋瑾来日

本的目的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宣传革命，所以在她看来，这

些活动和上课同样重要，甚至比上课更重要，因为通过群体活动可以联

络到更多的人。秋瑾是浙江人，丈夫王廷钧是湖南人，因为这层关系她

和湖南同乡会也有联系，经常要出席两个同乡会。

在赴日之前，秋瑾曾到上海等地，想联络几位中国女性和她一起留学。

她也拜访了时在天津《大公报》任编辑的吕碧城，二人一晤倾心，彻夜

长谈。虽然吕碧城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国内，但二人约定，一从事革命活

动，一从事文字之役，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上互相呼应。因此秋瑾到日

本半个月后，便给吕碧城寄去书稿和书籍，吕碧城于7月22日在《大公

报》上以“中外记事”为题发表文章说：

浙江秋璇卿女士，自号鉴湖女侠，慷慨激昂，不减须眉。素悲中国教育

之不兴，国权之不振，以振兴女学为栽培人材之根本，乃于上月初九日

（1904年6月22日），由京起程，游学日本。日前，寄书于其寓津之女

友云：

“二十日（1904年7月3日）到东京，即进实践女学校。一年后进师范学

校。并云：‘彼国妇人无不向学，我国女子对之实深惭愧。’并望中国女

子多到东游学。谓：‘女子教育需材甚急，我同胞能多一留学生，即他

日多一师资’，云云。”志之以为中国女子之劝。

在频繁的社团活动中，秋瑾凭借自己卓越的演讲和组织才能，很快崭露

头角，赢得了学生们的广泛拥护。在秋瑾到达东京之前，部分留日女生

发起成立了“共爱会”，但因为缺乏具体的内容和感召力，该会工作陷于

停顿状态。秋瑾到后，迅速重振“共爱会”，她将演讲练习作为一项重要

的内容，并规定成员演讲时都要使用普通话，以便将来向民众宣讲时，

连不识字的妇女、孩子都能听得懂。加入“共爱会”时，秋瑾第一次使用

了“竞雄”这个号，并且开始穿和服。不久，秋瑾又参与创立月刊杂志

《白话》。

在李自平【4】的介绍下，秋瑾还和湖南同乡王时泽、刘道一等人加入了

革命团体“三合会”，立誓推翻清朝，光复中华。其中，刘道一【5】被

封“草鞋（将军）”，秋瑾被封为“白扇（军师）”，刘复权【6】被封为“洪

棍（立坛执法人）”。

王时泽在《回忆秋瑾》一文中记述道：“秋瑾在东京的时候，看到革命

形势一天一天地发展，积极准备着回国从事武装斗争。平时她常穿日本

和服，并且买了一把倭刀，经常携带在身边。她常到东京麹町区神乐坂

武术会去练习射击技术，又学习过制造炸药。我在横滨李植生处学习制

炸药的笔记，她全部借去抄录了。”

年底，华兴会【7】创始人之一宋教仁在长沙发动起义，失败后亡命日

本。一个月后，即1905年1月，宋教仁参加了秋瑾组织的演讲练习会，

并不时到秋瑾的住所拜访。

1905年夏，王时泽归国省亲，其母随他一同返日，得到秋瑾的热情接

待。秋瑾还劝导王母男女平权、女子也应该受教育的道理，最后使得王

母也留下读书。因为王母当时已经43岁，比一般学生年长很多，所以学

生都昵称她为“三伯妈”。

王时泽记述说：“我母亲的年纪比较大，身体又不大好，秋瑾对她照料

王时泽（1886—1962），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结识秋瑾等革命党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王时泽闻讯

立即回国，与革命军司令李燮和取得联系，积极投身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王时泽任海军部科员。1922年沈鸿烈委任王时泽为东北航务局局长兼东北商船学校校长。

韩复榘主鲁后，沈鸿烈任青岛市长，王时泽被沈鸿烈任命为青岛市公安局局长，直到卢沟桥事变前夕时卸职。抗战胜利后王时泽复出担任东北航务局局长，直到1949年

卸职。新中国成立后，王时泽被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1962年因病逝世。

很周到，遇有劳动的事，总是抢先代做，尽力而为，不让我母亲操心费

力。我母亲多次谈到，秋瑾在校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完功课，

人家都已熄灯就寝，她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

哭，愤不欲生，待我母亲再三劝导，才停笔上床。”

在日本，秋瑾结识了许多志士同仁，如宋教仁、冯自由、陶成章等人，

但也结下了一段怨缘。

王时泽在《回忆秋瑾》中记载：“当时中国留学生很多，流品不齐。革

命和反革命的两大阵营，壁垒非常森严。秋瑾站在革命方面，对于志在

反清排满的爱国青年引为同志，滔滔雄辩，无话不谈；对于那些浮薄轻

佻、专讲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则深恶痛绝，不相往来，有时还当面呵

斥，毫不留情。对于那些顽固透顶、借留学为升官发财途径的人，她也

最痛恨，自始至终口诛笔伐，面对面地展开斗争。”有一位绍兴山阴县

的官派留学生，叫胡道南，在同乡会上，他反对秋瑾主张的男女平权，

认为男人就要像个男人，女人要像女人，男人和女人社会地位不同。同

时他还坚决反对革命，认为革命破坏了社会秩序，使很多人失去生命，

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听到这种言论，秋瑾愤怒地站起来，指着胡

道南骂道“死人！”秋瑾当时绝对不会想到，就是这句话，在三年后，竟

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04年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光

复会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除文字宣传外，还

主张以暗杀和暴动作为主要的革命手段，其组织成员积极联络会党、策

动新军。1905年初，陶成章为筹建同盟会东京支部，专程从浙江经上海

来到日本，并结识了秋瑾。秋瑾要求加入光复会，被陶成章拒绝。两个

月后，准备暂时归国筹集学费并帮助实践女校到中国招生的秋瑾再次找

到陶成章。陶告诉秋瑾，她是一位女子，多有不便，秋瑾于是拔出随身

佩戴的倭刀，当场演练了一段刀舞。陶成章看罢，不由赞叹说：“不愧

是鉴湖女侠，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他终于同意让秋瑾加入光复会，并

亲笔给上海的蔡元培和绍兴的徐锡麟写信推荐。

4月初，一位身穿黑色花纹和服上衣、紫红色裙子，穿着打扮和行为举

止完全像日本普通女学生的人来到上海蓬莱路爱国女子学校拜访蔡元培

校长，她就是秋瑾。蔡元培当时38岁，老成持重，也许是考虑到女性不

适合从事武装革命，蔡元培拒绝了秋瑾的要求。

失望的秋瑾只得返回绍兴，探访家人。母亲单氏深深以孑然一身漂泊在

外的女儿为念，秋瑾亦勉力宽慰她。由家人口中，秋瑾才得知，之前兄

长誉章获悉她在日本生活艰苦，曾设法凑了一些钱，托王廷钧邮寄给

他，结果钱款被王廷钧私自扣下，这令正为经济困顿一筹莫展的秋瑾非

常愤怒。为了女儿，单氏典当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再次凑上600元

钱，秋瑾的嫂子张淳芝也不忍让小姑空手而归，出面向自己娘家借了

1000元钱，一并交给秋瑾。秋经武在《我的姑婆秋瑾》中记述说：“这

千元巨款拖了数年之久，由我祖母变卖了自己陪嫁衣饰才还清，对此祖

母没有半句怨言。”

这次回绍兴，秋瑾还去拜访了东浦镇“热诚学堂”校长徐锡麟。徐比秋瑾

年长两岁，以拳术高强而闻名乡里，却是个高度近视。戴着高度近视眼

镜的徐锡麟一边看陶成章的信，一边仔细听着秋瑾阐述自己的想法，感

觉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主见、坚强的意志，而且重视

行动等，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秋瑾的入会请求。后来相互了解熟悉

后，连孙中山尚不放在眼里的徐锡麟更在给秋瑾的信中盛赞其曰：“如

同志者，有英雄之气魄，神圣之道德，麟实钦佩之至，毕生所崇拜者

也。”1905年6月，秋瑾在上海正式加入光复会，并庄严宣誓：“光复汉

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9

月3日，在宋教仁的安排下，刚刚返回日本不久的秋瑾拜见了孙中山，

当天下午，秋瑾加入同盟会，并被推荐担任浙江分会会长。

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秋瑾

在日常生活中，秋瑾也是侠义性格。共爱会会长名叫陈撷芬，在没有征

得她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她父亲就把她许给人家做小妾。陈撷芬是有名

的才女，当然对此非常不满，但儒家“孝”的观念，又让她对父命不敢不

从。秋瑾得知此事后，召开全体女学生大会，对陈撷芬说：“逼女做

妾，即是乱命，事关女学生全体荣誉，非取消不可。”但陈撷芬无论如

何不敢和父亲理论对抗，秋瑾于是和几位女同学一起，找到陈父，当面

质问，终于迫使陈父取消了婚约。当时得到秋瑾帮助接济的留学生还有

很多，尽管自己省吃俭用，但秋瑾却时常拿出钱款来帮助遇到困难的中

国学生。她的刚正不阿、仗义疏财、急人所急，使得她在留学生中拥有

极高的号召力。

在上海加入光复会之时，秋瑾把徐锡麟托她捎带的一封信交给暂时归国

的陶成章，信中徐锡麟催促陶成章尽快回绍兴，以商定具体的革命计

划。徐、陶的这次会晤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利用绍兴富商许仲卿捐赠

给光复会的5000大洋，创立了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这所学校表面上是一

所体育学校，实质上却是一所藏有大量枪支弹药的军事学校，学校的目

的也是为将来革命培养军事人才。朱赞卿记述说：“他（徐锡麟）邀集

同志，筹集经费，订定章程，呈请立案，并拨到山会豫仓为校舍。到了

房屋修竣，校具齐备，教师聘定，登报招生，开学典礼告成的那一天，

他想洗足了，不料皮鞋已不能脱下，因为他一意办学，四处奔走，两个

徐锡麟（1873年12月17日-1907年7月7日），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清山阴东浦人。自幼崇拜英雄豪杰，好纵论国事，同情劳苦群众。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绍兴

府学堂教习。旋升副监督。在绍兴城内开设特别书店，经销新书，宣传排满反清。二十九年，去日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等，反清之志益坚。三十年底赴沪，加入

光复会。翌年，与陶成章等创办大通学堂，训练会党骨干，以培养、蓄积革命力量。为在清政府内进行革命活动，捐资为道员，分发安徽。行前，与秋瑾约定皖、浙

两地联合起义。到皖后，任陆军小学会办、巡警学堂监督。宣传革命，鼓动学生，争取新军，准备起义。事机不密，被察觉，遂于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巡警学堂举

行毕业典礼之际，仓卒提前起义，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因众寡不敌被捕，于五月二十七日晨，惨遭剖腹挖心之酷刑，壮烈捐躯。民国元年（1912）浙江军政府迎柩回

浙，葬于杭州西湖边。

月中没有很好地睡觉，两足肿溃流脓也不知道。”1905年9月23日学校成

立典礼，徐锡麟曾计划将绍兴、山阴等地大小官吏一并邀请来参观，然

后一网打尽，举行起义，但更有大局观念的陶成章认为，浙江没有地理

优势，首先应在南京、安徽等重要地区开展工作。如果在周边地区尚未

准备完毕时，只在某一地区孤立地仓促起义，恐怕会招致全局失败。当

下大通师范学堂的作用还应是为革命培养人才，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徐锡麟虽不尽赞同陶成章的主张，但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不过两

年后，他还是把自己的这一设想付诸了实践，只是地点挪到了安庆，而

彼时，秋瑾已经代他任大通学堂督办。

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后，干练机警的徐锡麟又利用清朝官员的腐败贪婪，

通过贿赂的方法，加入军队，后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偕同妻子王振汉

等人来到日本，得到秋瑾的照顾，徐妻也因此和秋瑾成为挚友。

爱国人士不断地向日本聚集，以及留日学生的频繁活动，终于引起了清

驻日公使的警觉，他要求日本政府镇压留学生的革命活动。11月2日，

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关于公私立学校接纳清国留学生的规定》，即后来

通称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一切活动甚至日常生

活，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如果违反，就要被学校开除和驱逐出境。这

一规定遭到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抗议，东京的八千六百余名留学生联合

罢课。学生分裂成两派，一派呼吁退学回国，一派主张采取忍耐态度，

继续学习。

11月4日，秋瑾和田桐、易本义等学生干部一起倾力督促学生集体回

国，他们代表回国留学生组成敢死队，指挥学生运动。5日，东京的留

学生在饭田町富士见楼召开留日学生联合会，在会上，秋瑾发表演说，

提议集体罢课。消息传到实践女校方面，实践女校决定将秋瑾除名。

当时日本报纸上到处充斥着对中国留学生的指责和诋毁。12月8日，意

在唤醒民众的陈天华蹈海自尽，留下一封《绝命书》【8】，激励在日学

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以便救亡图存。当在神田区中国留学生中宣

读陈天华的《绝命书》之时，“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不能仰”。

翌日，在留学生会馆中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大家公推的召集人秋

瑾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及其好友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

随身携带的倭刀，砍到桌上大声喝道：“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

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后来，鲁迅还将当时的情形讲给自

己的弟弟周作人听，其时周作人已经在南京见过第一次归国后的秋瑾。

他晚年在《知堂回忆录》里写道，“据当时印象，其一切言动亦悉如常

人，未见有慷慨激昂之态”，“态度似乎很是明朗”，至于后来就义古轩

亭口，则“当时一点都看不出来，她会得有那伟大的气魄”。

在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一事上，秋瑾本就主张集体罢课和回

国，陈天华之死更坚定了她的决心，使她加快了行动。王时泽在《回忆

秋瑾》一文中记道：

“临行前某天，她同我母亲一道来到我的住所，问我归国与否，我

说：‘甲午之耻未雪，又订辛丑和约。我们来到这里，原为忍辱求学。

我不赞成在此时回国，并希望大家暂时忍耐，不必愤激于一时。’秋瑾

见我这样回答，没有表示反对意见。过了几天，她就束装回国了。秋瑾

回国后，不久就寄了一封信给我，现在抄录如下：

吾与君志相若也，而今则君与予异，何始同而终相背乎？虽然，其异

也，适其所以同也。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

贻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

也。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毋忘国耻也。

吾归国之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等相见于中原。成败

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

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之后，

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

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精忠报国赖红颜

归国后，秋瑾没有立刻回到故乡绍兴，而是先到了上海。当时从日本退

学归国的留学生有三千多人，很多聚集在这里，一下子生计都没有了着

落，于是在姚宏业【9】等人的主持下，大家一起商议，筹划建立一所学

校。学校最初租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的民房作为校舍，后迁至吴淞，

定名为“中国公学”。经过多方奔走，募集经费，中国公学终于于1906年

4月10日正式开学。这一年暑期，一位16岁的少年来到这所学校，他就

是胡适。22年后，当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之时，又为学校延请来一

大批名师：梁实秋、郑振铎、罗隆基、陆侃如、叶公超、饶孟侃、沈从

文……薪火相传。

2月初，在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秋瑾见到了久别的吴芝瑛，倾诉别来

情形。秋瑾把身上佩戴的倭刀拿给吴芝瑛看，说：“我以弱女子，只身

走万里求学，往返者数，搭船只三等舱，与苦力等杂处。长途处暑，一

病几不起。所赖以自卫者，惟此刀耳！故与吾形影不离。”吴芝瑛戏

曰：“当此黑暗时代，留学风潮且大起，勃发不可遏，倘遇官吏诘问，

得毋疑妹为女革命党乎？”秋瑾笑答：“革命与革命不同；姊固知吾非新

少年之革命者。”两人相对饮酒，酒罢，秋瑾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数

章，吴芝瑛的女儿廉研用风琴和之，歌声悲壮动人。此次别后，吴芝瑛

和秋瑾再未能见面。

不久，秋瑾回到故乡绍兴，她从小手把手教授诗文的弟弟秋宗章已经长

大，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记述说：“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某日昧爽，

姊返自东瀛，着紫色白条棉制品之和服，宽襟博袖，盘髻于顶，乍见几

疑是客。姊笑抚余首曰：‘弟长大成人矣，犹识阿姐否？’予闻语恍然，

惟牵衣憨笑。早餐后，入学时间已届，不忍遽行。姊慰之曰：‘弟速往

读书，晚间归来，有饧食贻汝也。’”

此后，秋瑾弃和服不用，着竹布长衫、长裤，头梳长辫，俨然男子，并

到照相馆留影题诗曰：

俨然在望此何人，侠骨前生悔寄身。

过去形骸原是幻，未来景界却疑真。

相逢恨晚情应集，抑屋嗟时气益振。

他日见余旧时友，为言今已扫浮尘。

2月下旬，秋瑾、陶成章等人倡议建立学务公所，以促进绍兴府八县的

教育工作，并公举蔡元培为绍兴学务公所总理，去函敦促其返绍。在这

一过程中，秋瑾结识了光复会浙江分会的褚辅成、敖嘉熊等人，在褚的

介绍下，秋瑾前往吴兴县南浔镇浔溪女学堂担任教师，讲授日语、烹饪

和卫生知识。

浔溪女学的校长名徐自华【10】，字寄尘，她的小妹徐蕴华，字小淑，

是学堂的学生。姐妹俩很快和秋瑾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又都在秋瑾感

召下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刚到浔溪女学不久，秋瑾留学期间因为辛劳

染上的心脏病便复发，徐氏姐妹亲调羹药，精心照料，使得秋瑾很快康

复。愈后秋瑾写有《病起谢徐寄尘小淑姐妹》，表示谢意：“朋友天涯

胜兄弟，多君姊妹更深情。知音契洽心先慰，身世飘零感又生。劝药敢

劳亲执盏，加餐每代我调羹。病中忘却身为客，相对芝兰味自清。”徐

自华则在《秋女士历史》中记道：“丙午正春，（秋女士）至浔溪女学

担任义务两月，国文既佳，科学尤精。夙患心疾，虽发亦必为之上课。

诸生坚辞，不听，曰：‘岂可因我一人疾，荒大众课。’其热心也如此。

故诸生对之感情颇富。常曰：‘虽枳荆不能久栖鸾凤，先生既来，暑假

前不放去矣。’”

秋瑾男装小像

当时班中有一女孩叫吴珉，父母为了还债把她送人当了童养媳，她总是

坐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沉默不语。秋瑾问她为何如此，吴珉说，秋先

生讲的道理对她来说没有用，她是个童养媳，连自己都救不了，又怎么

能去救别人？秋瑾对不幸福的婚姻对人的摧折深有感触，早在日本时，

就曾写信给兄嫂，说：“父母既误妹，我兄嫂切勿再误侄女。”弄明白吴

珉的境遇后，秋瑾千方百计筹集到一些钱，去和吴珉的养父母交涉，把

吴珉赎了出来，后来又让她跟着自己回到绍兴。当时还有一位名叫蔡竞

的女子，是秋瑾留学日本时认识的，父亲亡后，失去依靠，幸蒙秋瑾照

顾，归国后便寄居在秋瑾绍兴的家中。当时秋家还和同宗兄弟共住，没

有分家，见平白添了吃饭的人口，族中有人不满，时有微言，秋瑾明知

道，亦不理会。后来秋瑾死，吴珉改名“吴惠秋”，以示不忘秋瑾之恩，

并受秋瑾之托，带着秘密文件逃离了绍兴。

1906年3月，一位印尼华侨阳陈华来找秋瑾，邀请她去爪哇华侨女子学

校任教。想到可以像孙中山那样，把革命的影响扩及东南亚等地，秋瑾

慨然应允。徐自华《秋女士历史》中记载：“诸生闻之，环绕饮泣

曰：‘先生何厚爪哇而薄我等。’时将试验，甲班生不肯温课，言秋师将

去，我辈无心试验矣。女士慰喻曰：‘我非无感情，弃君等而去。此间

只四十余人，吾去后，尚有名师在；爪哇百万人，地居热带，肯往者

鲜。一样同胞，当思其大，人生岂鹿豕也而常聚乎？君等不肯试验，使

我进退维谷，请安心温课，我试验后始去。若赴爪哇有期，再来与君等

作别。’再四婉言，诸生始温习。余妹小淑，女士爱同己妹，欲挈赴

爪，曰：‘若肯偕往，学费若干，我一身担任。’因堂上不允，遂作罢

论。四月八日，女士临行，送至河干，莫不流涕。”

陶成章得知情况后，赶紧与龚宝铨一起赶到杭州西湖和秋瑾见面，劝说

她放弃去爪哇的计划，留下领导浙江方面的工作。秋瑾考虑到国内当下

更需要人手，又兼自己身患心脏病，已很难适应长时间的海上旅行，遂

决定留下，同时开始积极联络各地会党组织的领袖，以图共同举事，并

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在《中国女报》发刊词中，秋瑾写道：

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则无是非，无闻见，无一

切人间世应有之思想行为等等。黑暗界凄惨之状态，盖有万千不可思议

之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真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大

黑暗。黑暗也，危险也，处身其间者，亦思所以自救以救人欤？然而沉

沉黑狱，万象不有；虽有慧者，莫措其手。吾若置身危险生涯，施大法

力；吾毋宁脱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一盏神灯，导无量众生，尽登彼

岸，不亦大慈悲耶？夫含生负气，孰不乐生而恶死，趋吉而避凶？而所

以陷危险而不顾者，非不顾也，不之知也。苟醒其沉醉，使惊心万状之

危险，则人自为计，宁不胜于我为人计耶？否则虽洒遍万斛杨枝水，吾

知其不能尽度世人也。

其间，孙中山化名高野装扮成日本人乘法国船来到上海，得到通知的秋

瑾、宁调元、陈其美等人赶去和他见面，共商大计。当时孙中山正在为

革命四处筹集经费，秋瑾回去后想方设法，很快凑够一千银元，委托熊

克武交给了即将乘船离沪的孙中山。

1906年9月，由同盟会会员宁调元提供原材料，秋瑾、陈伯平等研制炸

弹的小组成员在中国女报编辑部——上海虹口祥庆里——的隐蔽工作室

里，秘密研制炸弹。结果炸弹意外爆炸，秋瑾的手和胳膊被炸伤，陈伯

平则眼睛和全身多处负伤，大家赶紧用书架把密室门遮住，并清理现

场。闻声赶来的巡警要进行搜查，秋瑾忍着伤痛，镇定自若地和他们周

旋，终于平安无事地将他们打发走了。但这次试制炸弹失败，却使得同

盟会不得不推迟了在湖南举行起义的计划。

12月初，徐锡麟被清政府指派到安徽省安庆地区一个武备学校工作，推

荐秋瑾主持绍兴大通学堂。

12月4日，同盟会成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和湖南、江西的会党共同在

浏阳、醴陵、萍乡等地发动起义，史称浏醴萍起义，这是同盟会成立后

的第一次大型起义。起义军宣布“破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

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

福”，获得广泛拥护。当地农民、矿工和一些新军纷纷加入起义队伍，

不到10天，起义军就增至3万人。秋瑾、宁调元、陈其美等人紧急磋

商，决定分头动员长江一带会党，伺机响应。

月底，秋瑾的母亲病故，秋瑾哀挽曰：“树欲宁而风不静，子欲养而亲

不待……爱我国矣志未酬，育我身矣恩未报……”奔母丧返回绍兴后，

她于次年初正式接管大通学堂。

洒去犹能化碧涛

返回绍兴后，秋瑾一边紧急联络各会党领袖，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湖南方

面的消息，不想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浏醴萍起义最终被清廷镇压下

去，同盟会成员刘道一被斩首于长沙浏阳门外。蔡绍南、龚春台不知所

终，宁调元在岳州被俘，生死未卜。在清军随后展开的“清乡”中，共有

上万义军将士及亲属被杀。

秋瑾强忍住悲痛的心情，主持了大通学堂的开学典礼。在典礼上，绍兴

知府贵福、山阴县知县李钟岳、绍兴府教育会会长王佐等都应邀出席。

贵福高度赞扬秋瑾，还挥笔写了一副对联：竞争天演，雄冠地球。其中

暗含秋瑾的号“竞雄”二字。秋宗章《六六私乘》记曰：“姊虽恶其人，

然利用其昏庸，免为革命阻力，故亦虚与委蛇。”

秋瑾命人将对联贴在学堂正中央礼堂内部左右立柱上，以弹压当地一些

官绅对于学堂的反对和不满。秋瑾自己则另外写有“读书击剑”四字，做

成横额挂在学堂内的墙壁上，她还时常跃马扬鞭，驰骋于绍兴的街道。

大通学堂

当时大通学堂的内部编制，皆仿照正式陆军，学校的训练也非常正规化

和军事化。

曾在该校就读的朱赞卿在《大通师范学堂》一文中记道：“秋瑾是每天

来校的，朝来晚归。她坐一只中号花浪船，两名船夫把她接来送去。她

一上岸，一直踱进校长室或教员室。她并不兼课。她的身材不高大，高

鼻梁，时常梳一条辫子，着一件鱼肚白竹布长衫。脚虽缠过，但着一双

黑色皮鞋。所以有人说她是男装到底的，但是头是不剃的。”当时很多

学生都积极要求革命，而直到秘密加入同盟会之后，朱赞卿才得知，浙

江方面原来就是秋瑾在主持。

当时秋瑾不仅主管着大通学堂的工作，而且经常乘马穿梭于金华、兰

溪、诸暨、嵊县一带的山山水水之间，秘密联络各地会党。当地的很多

民间会党领袖，感于秋瑾的侠义肝胆，纷纷表示愿意加入。

秋宗章《六六私乘》记曰：“予家居南门和畅堂，为明季大学士朱公别

墅，虽非甚宏敞，然颇多间舍，又以地僻，不甚为人注目，故一切会

议，均假予家客厅为之。予年幼不解事，无所避忌，遇紧急会议时，关

防严密，则予亦尝挥诸门外也。诸人之来，或骑或步。最习见者，为徐

伯荪、竺酌先、孙德卿、黄介卿、王季高、程毅诸先生。午前集会，日

晡散去。座间窃窃私语，亦无人敢往窃听。大抵所订计划，就金、处二

府属及嵊县等处，阴招壮士，编为八军……熔铸金约指二十八枚，镌诗

于上曰：‘黄河源发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

神胄是天骄。’分颁魁杰，以资凭证。姊左手小指，亦戴其一。”

当时秋瑾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资金匮乏。维持学校运转、光复军的

军饷，购买枪械，样样都在等着钱用。虽然学堂里的教师大多是光复会

的同事，大家同心同德，平时只支取很少的生活费用，有时甚至一点薪

酬不拿，可需要用钱时还经常是一文也拿不出来。不光秋瑾已无处借

贷，便是周围的同事，也莫不早是倾尽家产。一次山穷水尽、百般无奈

之时，秋瑾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她和众人商议之后，带着随从人员赶赴

湘潭王家。其时王廷钧正在京城，公公王黼臣见儿媳突然归来，甚为奇

怪，以为她走投无路前来投奔。秋瑾告诉公公自己正主持大通学堂，急

需有人进行教育投资，更说动公公捐出数千大洋。数日后，秋瑾和王家

女眷一起出去看戏，戏到一半，她找借口摆脱王家的严密监视，和等待

的同事会合后立刻启碇扬帆，等到王家人觉察，已经追赶不及了。

返回途中，秋瑾在安庆稍事停留，时任安庆巡警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

徐锡麟亲往码头迎接，并同回寓所。安徽巡警学堂学生凌孔璋说：“当

天夜间，徐锡麟、秋瑾等人秘密会商，我和其他三名同学，奉徐锡麟之

命，在门外放哨。徐锡麟曾向我介绍：‘这是秋瑾女士。’秋瑾上穿灰色

绸袄，下穿黑色长裙，眉目清秀，气宇昂然……徐锡麟与秋瑾谈话都持

绍兴口音，我们听不懂，但估计是密商绍兴、安庆两地同时起事的部

署……她在安庆只住了一两天，旋即返回绍兴。”

这次会面后，秋瑾和徐锡麟约定，浙江和安徽共同起义，分别占领安庆

和杭州，然后互为声援，攻打南京。起义日期初定为1907年7月6日，返

回绍兴的秋瑾以光复军协领的身份，将命令发布下去。

6月下旬，平阳地区的竺绍康、王金发率先在嵊县单独起义，起义失

败，秋瑾紧急派人接应。接下来，因为走漏消息，武义、金华方面的会

党首领先后被捕遇害，而且通过审讯抓到的义军将士，清廷得知光复军

的指挥中枢就在绍兴。因为各地的起义组织遭到破坏，人手严重不足，

秋瑾只得将起义时间改至7月19日。

按原定计划，徐锡麟将在浙江起义后两天，亦即7月8日发动起义，但其

间却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安徽巡抚恩铭的幕僚张次山要于7月8日为母

亲庆祝八十大寿，恩铭当天将离开安庆赴宴；二是叶仰高在上海被捕，

叶虽然不是光复会成员，但也是革命党人，且与大通学堂事务长吕熊祥

相厚，了解一些光复会的情况。他将自己所知全部招供出来，包括打入

官府内部的光复会成员名单。不过，因为光复会成员之间联络使用暗

号，所以叶招供出的人的名字都是别号，其中就有徐锡麟。两江总督端

方严令安徽巡抚恩铭按名单抓捕这些人，恩铭又将名单交给徐锡麟。徐

看到名单大吃一惊，知道事情万分紧急，遂决定于7月6日，恩铭率众官

员参加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时起事。

7月6日上午，典礼开始，徐锡麟上前举手行礼，将学生名册放到恩铭面

前的桌子上，大声说：“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大吃一惊，

问：“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时得到暗号的陈伯平已猛然向前，把藏

在身上的炸弹掷向恩铭，可是炸弹没有爆炸。徐锡麟向惊慌失色的恩铭

说：“大帅毋担心！此革命党，终当会为大帅拿到。”“到底是什么

人？”恩铭接着问道。“不是别人，就是我！”徐锡麟一边喊道，一边拔

枪向恩铭射击。现场一片混乱。随后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率巡警学

生百余人占领军械所，后被前来镇压的清军包围，激战四小时失败。陈

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

徐锡麟

恩铭的幕僚张次山、藩司冯熙和毓朗一起负责审讯。毓朗命令徐锡麟跪

下，徐大声怒喝，之后盘腿坐在地上，指着毓朗嘲笑说：“你神气什

么，若慢走一步，我就能杀了你。”片刻徐锡麟问：“恩铭如何？”联裕

等骗以仅受微伤，徐锡麟气泄，低头不语。联裕接着说：“你知罪吗？

明天要剖你心肝哪！”徐锡麟闻语醒悟，大笑说：“那就是恩铭死了！恩

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

何屑顾及！”当日夜，徐锡麟被凌迟处死，心肝被恩铭卫队士兵挖出炒

食。

安庆事件后，慈禧在北京痛哭不已，袁世凯闻讯则惊恐颤抖一病不起，

清廷高官大吏议论说：“革命不足畏，唯暗杀足畏。”身处旋涡中心的两

江总督端方则感慨道：“生或死，令人防不胜防。时局如斯，惟守死生

有命一语，坐卧庶可稍安。”

7月7日，因在日本被秋瑾怒斥而一直怀恨在心的胡道南，联合绍兴官僚

士绅共12人联名向绍兴知府贵福告发，说秋瑾等大通学堂师生有革命党

嫌疑。因刚有安庆事件在前，贵福闻讯惊恐战栗，连夜渡江赶赴杭州向

浙江巡抚张曾扬禀报。

7月10日，有友人从上海赶到大通学堂，告知秋瑾徐锡麟的死讯。秋瑾

坐泣于室，她拒绝了友人让她逃走的建议，而是待情绪平定后，命令立

刻转移枪支弹药、焚毁名册、疏散学生，然后迅速返回家中。秋宗章

配偶：王振汉

独子：徐学文

儿媳：冯梅珍

徐曼丽（德国人）

孙子：徐乃达（徐曼丽生）

长孙女：徐乃英（冯梅贞生）

孙女：徐乃锦（中德混血,徐曼丽生）

孙女婿：蒋孝文（中俄混血）

曾孙女：蒋友梅(徐乃锦，蒋孝文之女)

《六六私乘补遗》记述：“和畅堂东隅，有小楼一角，梯下光线黝黑，

霉气中人。姊之秘密文件，胥藏于是。当皖江事败，噩耗传来，适为五

月杪之某日。犹忆是日上午，予正召栉工理发，蓦睹先姊冒雨归来，匆

匆入室。时浔溪女学学生吴惠秋犹寓予家。两人耳语良久，为状甚

促……数岁后，先姊墓有宿草矣，偶与家人话前事，始知是日先姊与惠

秋扃户，将梯下文件，悉付一炬，焦气触鼻，人不敢问，姊亦不欲言

也。”

当日，秋瑾给在上海读书的徐小淑写了一封信。徐小淑在《记秋瑾》一

文中回忆说：“我在秋侠殉国前五日，于上海爱国女校中得自会稽发来

绝笔云：‘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

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

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

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缄中并

无别简。当时深滋疑讶，不意不及两日噩耗至矣。”

其间，秋瑾数次拒绝亲友让她离去的劝告。7月13日，王金发乔装成老

叟，再次来到大通学堂，试图劝说秋瑾离开绍兴，以保存实力。秋瑾坚

辞不从，而是将嫂子通过娘家先后两次为自己筹到的500元钱交给王金

发，用于安全疏散光复会成员，并让他火速离开。王金发知秋瑾志不可

改，只好将一把手枪解囊相赠，然后负痛离去。

下午4点，绍兴知府贵福、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端年带300名清

兵，包围了大通学堂。

李钟岳，山东安丘县人，43岁中进士，1907年正月出任山阴县令，他的

命运也由此和秋瑾联系在了一起。李钟岳到任后，遍访当地名士贤人，

他十分欣赏秋瑾的学识才干，常以秋瑾“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

国羞”之句勉励子侄，说“以一女子而能诗，如此胜汝辈多矣”。年初大

通学堂开学典礼，他亦到场并讲话。

得到贵福围捕大通学堂的命令后，李钟岳故意拖延时间，意欲让秋瑾和

师生们逃走。7月13日午后，贵福将李钟岳传至府署，厉声诃斥：“府宪

命令，汝延不执行，是何居心？限汝立即率兵前往，将该校师生，悉数

击毙，否则我即电告汝与该校通同谋逆，汝自打算可也。”接着，把浙

江巡抚下达的二次催促电令甩给李钟岳。李钟岳无奈，只得在贵福的监

视下，会同抚标兵管带所率新军300余人，前往大通学堂。为了避免官

兵开枪伤人，李钟岳故意乘轿走在最前面，进入学堂后他又下令兵丁只

许捕人，不许开枪乱射。当场拘捕秋瑾、程毅等师生8人，押至山阴县

署，并搜查出一些枪支、文件和秋瑾的诗集。

贵福亲自负责审问，问秋瑾丈夫是谁。秋瑾答：“与前夫早已离婚，音

讯不通，不知道他的生死。”贵福又问秋瑾有无后夫，秋瑾说：“前夫都

没有了，又哪儿来的后夫？”贵福指斥秋瑾所做诗词充满悖逆之词，秋

瑾答道：“讥讽时世，乃是文人习气，又不是独我一人。”当贵福问

到“同党都有谁”，秋瑾回说：“你常到大通，并赠我以‘竞争天演，雄冠

地球’的对联，还同在大通拍过照片。”贵福闻言狼狈不堪，不敢再问下

去，只得退堂。

7月14日下午，李钟岳奉命再次提审秋瑾。他在稍加讯问后，便令文案

将程毅等7人带到公堂审讯，自己则破例设座请秋瑾坐于椅上，秋瑾便

坐，又拿来食物给秋瑾，秋瑾便吃。两人对谈了一阵后，李钟岳让人取

来纸笔给秋瑾，以作笔供。秋瑾先在纸上写下一些英文字母，李钟岳不

解，让她写汉字，秋瑾便写下一个“秋”字。李钟岳催促她再写，秋瑾略

一思索，写下了“秋雨秋风愁煞人”【11】的诗句，之后便说什么也不肯再

写了。李钟岳夸赞秋瑾的书法功力，秋瑾说：“幼未习贴，字写不好，

文章倒是能作几篇的。”

有人将李钟岳“审讯”秋瑾的情形密报贵福，贵福大怒，责问李钟

岳：“为何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李钟岳说：“均系读书人，且秋

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

贵福只得另派一位心腹幕僚余某再去审讯，用火砖、火铁链逼供，秋瑾

说“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此后再不肯多说，只咬牙闭目忍受酷刑。余

某无奈，只得伪造一份口供，强按手印结案。

当日深夜，贵福接到浙江巡抚手谕，命斩杀秋瑾。贵福立即召见李钟

岳，李钟岳仍据理力争道：“供证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厉声训斥

道：“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

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

李钟岳知事已难免，怏怏返回县署，思忖许久，终无良策。1907年7月

15日凌晨3点，李钟岳到狱中将秋瑾提出，并告之曰：“余位卑言轻，愧

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说完，李钟岳当场泪随声堕，

身边吏役也都相顾恻然。李钟岳问秋瑾还有什么要求，秋瑾与他约三

事：一，准写家书与亲友诀别；二，临刑不脱衣物；三，勿以首级示

众。李钟岳答允了后两条，第一条因为时间匆促已来不及，秋瑾谢之。

7月15日（阴历六月初六）凌晨4点多，秋瑾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正如

圣保罗临终时所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

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正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监斩完毕后，李钟岳在肩舆中痛哭而归，路人见状亦为之泣下。贵福因

李钟岳的抗命和对秋瑾的袒护本就不满，见此更衔深恨，于是立即电奏

浙江巡抚予以弹劾。仅仅三天之后，李钟岳就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

李钟岳离任之日，绍兴绅士民众数百人乘船送至距城30里的柯桥，仍然

恋恋不舍。李钟岳愧疚地对送行的人说：“去留何足计，未能保全大

局，是所憾耳！”

离职寄居杭州后，李钟岳终日闷闷不乐，经常独自一人将私自带出秘藏

的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拿出来注视默诵，并潸然泪下，愧感许多

堂堂须眉，尚不及一闺阁女子，而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终死于我手！

1907年10月29日，李钟岳在家中悬梁自尽，距秋瑾罹难只有百余日。

1936年，时任《民国日报》记者的李钟岳之子李江秋专程赶赴杭州，与

秋瑾之弟秋宗章晤面。秋宗章告诉李江秋：“先姊在家，独居一小楼，

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大通被查抄时，全家均逃

难，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

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

秋瑾被捕前，已暗中叮嘱兄长秋誉章带领家人逃亡，所以秋瑾死后，一

时竟无人安葬。

当年秋瑾和徐自华同游杭州，祭拜她一直敬仰的岳武穆庙，曾有约

云：“愿埋骨西泠”。秋瑾起事前，曾往上海筹集经费，徐自华倾尽所有

首饰妆奁，得黄金三十两以助。秋瑾感于徐自华的恩义，却无以为报，

于是脱下腕上一对玉镯，赠给徐自华说：事之成败未可知，留此以为

念。这次见面，徐自华惊讶于秋瑾的异常消瘦，秋瑾告之事情繁多，而

能助力的人少。当时秋瑾的心脏病再次发作，徐自华极力劝她养好再

走，秋瑾则因时间紧迫没有同意，勉力抱病而行。临别前，秋瑾又

以“埋骨西泠”之旧约相嘱。所以得知噩耗后，徐自华虽然刚经丧女之

痛，仍抱病风雪渡江，后商之于吴芝瑛【12】，由吴出资200银元，由徐

自华在杭州买下一块墓地，并在吴芝瑛丈夫廉泉等人的主持下，将秋瑾

灵柩迁至西泠桥畔。徐、吴二人因此被牵连，几入狱，幸赖廉泉与两江

总督端方相熟，加以运动，又有美国传教士麦美德女士在英国《泰晤士

报》上发文声援，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方未敢贸然加害。但秋瑾墓被

平，其后历经劫难，七次迁移，最后复归于西泠。

秋瑾罹难之日，其子女尚年幼。王时泽在《回忆秋瑾》一文中记述说，

秋瑾1907年春返回湘潭，途经长沙时就住在自己家里。当时她除筹资

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探视子女，另外留言给王廷钧说：“我已以身

许国，今后难再聚首，君可另择佳偶，以为内助。”

秋瑾死后，王廷钧惊惧而亡。其女灿芝尤其孤苦，在母亲死后被送回祖

母家，屈氏将对儿媳的怨恨尽皆倾泻在孙女头上。年纪稍长后，灿芝听

闻母亲事悲痛欲绝，发奋学习武艺，要为母报仇、手刃贵福等人。王灿

芝自号“小侠”，郑逸梅描述她说，“容态娴雅，但眉宇间露有英气，和

寻常女子不同，彼此晤谈，落落大方”，观她舞剑，“腾挪上下，左右回

旋，真有似杜少陵所谓：‘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既止不

喘不汗，确有一番功夫。”

1927年，徐自华推荐灿芝代替自己接任上海竞雄女学校长，并将秋瑾生

前留给自己的玉镯还赠灿芝，告之曰：“见钏犹见汝母也！”

秋瑾墓是近代著名女民主革命家秋瑾的墓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白堤尽头西泠桥畔。墓正面有大理石墓碑，

上刻孙中山亲笔题词“巾帼英雄”四字。背面立有吴芝瑛、徐自华所书的墓志铭原石。

始葬： 1907年7月15日，绍兴府城卧龙山西北麓。

首迁： 1907年10月，迁往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

二迁： 1908年2月迁葬于杭州西泠桥西侧。

三迁： 1908年12月1日，因御史常徵“告发”，被迫迁葬回绍兴城外严家潭。

四迁： 1909年秋，远迁湖南湘潭昭山，与王子芳（秋瑾丈夫）合葬。

五迁： 1912年夏，迁葬湖南长沙岳麓山。

六迁： 1913年秋，还葬杭州西湖西泠桥西侧原葬处。

七迁： 1964年，迁葬杭州西湖鸡笼山。

八迁： 1965年初，由杭州鸡笼山迁回西泠桥原葬处，改为圆丘墓，墓表石刻冯玉祥题联：“丹心已结平权

果；碧血常开革命花”。

九迁： 1966年文革动乱发生，墓被拆除，遗骸再葬于杭州鸡笼山。

十迁： 1981年10月，还葬于西湖孤山西北麓，西泠桥南堍。墓顶设汉白玉雕像。（即今墓）

王灿芝

1928年，灿芝赴美留学，学习航空技术，归国后任航空学校教官，成为

中国最早的女子飞行员，获“东方之飞行女将”的美誉。王灿芝常以不及

母亲之万一为憾，并为母亲编著遗集。其兄沅德为之作跋云：“方今内

乱相寻，外寇日亟，民生涂炭，国势阽危；沅德不肖，不克奋先妣之余

烈，随当代诸贤哲之后，共挽危局，以继先妣未竟之志，罪弥重矣。每

展读先妣遗著，忠爱之思，悉由至性流露，追维遗绪，蒿目时艰，不禁

怆然泪下。”

秋瑾与友喜笑谑，当日她离开浔溪女学，徐自华在《秋瑾轶事》中记

曰：

临别，女士赠余盘龙翠钏钏钏钏，余答以金链；曰：“愿我二人盟言金

玉。”女士笑曰：“此薛宝钗之金锁也。”余亦笑问：“子此去为教习乎？

为和尚乎？”时余有他事同赴沪，将到，促曰：“快梳头。”余曰：“子不

见小婢晕船耶？”曰：“我为子梳，胜尊婢万倍。”余笑曰：“何福得此侍

儿！”女士曰：“子不见陈淑兰【13】赠外诗。”余曰：“处处欲沾便宜，却

出语不样。”笑曰：“子怕我溺死，我必不如是死。”执镜自照，曰：“好

头颅，孰断之？”余恶其言，夺镜，失手堕地碎。女士大笑曰：“子欲吉

言，偏是恶谶。”

1911年，武昌首义，浙江方面迅起响应，主事者大多为秋瑾的旧日同

仁。冯自由在《鉴湖女侠秋瑾》一文中说：“迹其生平，行事之勇敢，

任事之忠纯，处事之公正，虑事之周密，临事之沈毅，不独在清季浙江

党人中无出其右；即以全国党人而论，亦属凤毛麟角。自瑾死后，浙中

各会党如丧考妣，元气大伤，殆呈一蹶不振之象。党人经此挫折，苦心

孤诣，越五年后，始有辛亥九月杭城之光复。”

迁秋瑾灵柩于西泠之时，瑾兄誉章亦随往，并有诗伤悼曰：“崇扫精忠

意自欣，英魂长伴岳王坟。不能痛饮黄龙酒，千古犹伤南渡云。”不

过，不光秋瑾出师未捷身先死，便是秋誉章，也未能等到神州光复、妹

妹昭雪的那一天，于1909年伤痛而亡。秋瑾的嫂子张淳芝则给家人立下

家规：一、秋瑾死得很惨，她身后一切荣誉不许去沾、去争；二、国民

政府给秋瑾的抚恤金，秋家不要；三、如果有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

形式污蔑、诋毁秋瑾，秋氏家人应挺身力拒、力驳。

光复之后，经国民政府批准，于西湖畔建鉴湖女侠祠，祠中并附祀有李

钟岳的灵位，以纪念其在“秋案中有德于女侠”。

1935年，徐自华亡故，其妹小淑遵遗嘱，葬其于西湖边，与秋瑾墓遥遥

相对，以使两位挚友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能够朝夕相伴，不再分离。

注释

【1】　死刑犯的标志。

【2】　山上有塔，因此得名。相传此塔是春秋时代建造的，越王勾践

曾在塔上观察星象、占卜凶吉。

【3】　曾捐资创办鞠隐小学堂。工诗、文、书法，名动京师，慈禧因

此亲自召见。秋瑾死后，吴芝瑛在丈夫廉泉的全力协助下，与徐自华义

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湖畔，发愿抄录全部楞严经、造浮屠为秋瑾祈冥福。

又于自己住宅“小万柳堂”内建“悲秋阁”，题联曰：“英雄尚毅力，志士

多苦心。”

【4】　冯自由的妻子。冯自由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孙中山授意冯自

由、梁慕光在横滨组织革命团体“三合会”。当时革命党尚无统一组织，

孙中山经常利用“三合会”的形式，来结纳志友。

【5】 湖南人。1906年，刘道一动员三万余人在湖南发动了浏醴萍起

义。起义失败后，刘道一被逮捕，12月31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斩首，

牺牲时年40岁。

【6】　湖南人。后来变节投敌，沦为浙江总督端方的密探，辛亥革命

后被捕至南京，经黄兴下令枪决。

【7】　由宋教仁、黄兴、陈天华、蔡锷等人在长沙共同发起成立，黄

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

【8】　陈天华最初并不赞成集体罢课和归国，后八千余名学生一致罢

课抗议，陈颇受震动，一是难得见国人如此齐心合力，二是认为应一致

行动，以免贻日人以口实，所以转向支持学生运动。在遗书中，陈天华

特意指出，自己的死不是因为取缔规则问题，并建议之后对于此问题，

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中国留学生当行日人攻击之“放纵卑劣”之反

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寻求救国之道，则自己虽死犹生。

【9】　同盟会成员。因抗议取缔规则回国后，与孙镜清、秋瑾、于右

任等人一起创办“中国公学”，后因经费和校舍方面的困难，于1906年4

月6日清明节当天投黄浦江自尽。适陈天华灵柩从日本返回，留学生们

将二人归葬长沙岳麓山。下葬之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送葬队伍达几

万人，长十余里。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

素”，“清朝官绅咸为属目，以为民气伸张至此，其祸至足以沦宗社”。

【10】　南社成员，秋瑾挚友，与秋瑾的相识是其一生的重大转折。在

秋瑾死后，义葬秋瑾，并创办秋社，任秋社社长，主持上海竞雄女子学

校。袁世凯称帝时，曾奔走于苏州、上海，策应讨袁。

【11】　引自清陶澹人《秋暮遣怀》：“人生天地一叶萍，利名役役三

秋草。秋草能为春草新，苍颜难换朱颜好。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

冷怀抱。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出门拔剑壮槃游，霜华拂

处尘氛少。朝凌五岳暮三洲，人世风波岂能保。不如归去卧糟丘，老死

蓬蒿事幽讨。”因李钟岳以礼相待，秋瑾以此应对，供而不供。

【12】 吴芝瑛当时生病，几乎小产，所以不能亲往，只能将事情托于

丈夫廉泉。后吴芝瑛曾往西泠湖畔祭拜秋瑾墓并留影。

【13】 陈淑兰乃清代诗人袁枚的女弟子，著有《化凤轩诗稿》。据

《随园诗话》卷六载：邓英堂秀才偕妻陈淑兰，各画兰竹数枝，赠毛俟

园广文。毛谢以诗，曰：“闺中清课剪冰纨，夫写筼筜妇写兰。料得图

中爱双绝，水精帘下并肩看。”未几，英堂无故自沉于水。越三月，淑

兰殉夫自缢。毛追忆诗中“双绝”二字、“水精帘”三字，早成诗谶，叹悔

莫及。

吕碧城：我到人间只此回

吕碧城，原名吕贤锡，号碧城。《大公报》主笔，“北洋女子公学”总教

习、监督，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后辞官经商。

1883年出生于山西太原。其父吕凤岐，曾任山西学政等职。吕碧城12

岁，其父亡故，族人夺产，夫家退婚。

1903年，被聘为《大公报》见习编辑，开始撰写文章倡导女权和女性解

放。

1904年，吕碧城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两年后，任监督。

1912年，受聘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后袁世凯谋求称帝，吕碧城辞官，

移居上海，与外商合办贸易，在两三年间积聚起可观财富。

1918年，吕碧城留学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1926年，再度漫游欧

美，并写成《欧美漫游录》。

1930年，吕碧城皈依佛教，法号“宝莲”。

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香港九龙辞世，时年61岁。遗命不留尸骨，

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大海。

著作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等，被誉为“近三百年

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吕碧城：我到人间只此回

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

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

——吕碧城

她是被时光之河湮没的一朵奇葩，亦是一个不老的传奇。

聪颖早慧，却少年失怙，家产被夺、夫家退婚，在一连串打击之后，只

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样的遭遇足以摧毁一个脆弱的灵魂，却没能

阻挡她前行的脚步。

她主笔《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编辑”。

她才华出众，文采斐然，以词作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她有胆识有才干，参与创办北洋女子公学，成为“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

掌校政第一人”。

涉足政界，角逐商海，游历欧美，“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

自矜”，将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风生水起的她，最后却勘破了世事和繁

华。

女性的自立、自觉、自醒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而100年前的她，早

已用自身的故事，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完好的答案。

美人如玉剑如虹

在20世纪初的民国，活跃着两位特立卓异的女性，她们号称民国时期

的“女子双侠”。其中一位是悲歌慷慨、舍生取义的秋瑾，另一位就是中

国第一位女报人、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吕碧

城。

吕碧城，祖籍安徽旌德，1883年出生于山西太原。吕碧城的家族是徽商

世家，其曾祖父和祖父分别在旌德三溪经营典当行和米行。吕碧城的父

亲吕凤岐，则从科举出身，同治九年中举后，光绪三年又中丁丑科进

士，选庶吉士，即所谓的翰林，历任国史馆协修、玉牒纂修、山西学政

等职。

吕凤岐在山西学政任上时，正值晚清四大名臣【1】之一张之洞担任山西

巡抚，励精图治。1884年，两人在山西太原共同筹划创办了著名的令德

书院（山西大学的前身之一），“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令德书院初

以教授经史、考据、词卷为主，至戊戌变法期间，又增设政治事务、农

工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四门功课，由学生任选其一。

也正是在此时，吕凤岐与任令德书院协讲的杨深秀结下情谊。吕凤岐藏

有杨深秀赠他的一幅山水画作，在吕碧城年幼时，他常常将此画拿出

来，让吕碧城临摹习学，可见在当时，他对于杨深秀的胸怀品格就深为

敬佩。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识人之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时任

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杨深秀挺身而出，上书质

问光绪被囚原因，要求西太后慈禧归政，因而遇害。吕碧城后来曾有

《二郎神》纪念这位先贤：“齐纨乍展，似碧血，画中曾污。叹国命维

新，物穷思变，筚路艰辛初步。凤钗金轮今何在？但废苑斜阳禾黍。矜

尺幅旧藏。渊渟岳峙，共存千古。”吕凤岐国学深厚，同时又不因循守

旧，思想开明。父亲的识见和胸襟，对吕碧城深有影响，使得她从小就

拥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志向和眼界。

吕凤岐共有二子四女，二子为原配蒋氏所生，蒋氏去世后，续弦严氏，

生四女，吕碧城行三。严氏生于书香门第，能诗会文，秉承家教，亲自

课女，又兼吕凤岐藏书甚巨，有三万卷之多，可以说，吕家姊妹自幼即

耳濡目染于书香之中。

1885年，吕凤岐不满朝政日益腐败，又兼个性耿直，难以见容于官场，

遂辞官还乡，定居于安徽六安。在这里，吕碧城度过了一段幸福平静的

童年时光。吕氏姐妹个个聪颖早慧，其中尤以吕碧城为最。在她5岁

时，一次在花园中，父亲见风拂杨柳，便随口吟了一句上联“春风吹杨

柳”，谁知话音刚落，年幼的碧城即脱口而出接道：“秋雨打梧桐”，令

吕凤岐大为惊讶。7岁时，吕碧城已经能作大幅山水。时人赞她：“自幼

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

旌德县，隶属安徽省宣城市，古属猷州。

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12岁时，吕碧城的一首词作，被与父亲

同年中进士、有着“才子”和“诗论大家”美誉的樊增祥读到：“绿蚁浮

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

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　　君知未？是天生粉荆脂聂，试凌波微步寒

生易水。漫把木兰花，错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

剩一腔豪兴，写入丹青闲寄。”当听说这样一阕豪气冲天、壮怀激烈的

词作竟然出自一位稚龄弱女之手时，樊增祥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

后来有诗赞碧城曰：“侠骨柔肠只自怜，春寒写遍衍波笺。十三娘与无

双女，知是诗仙与剑仙？”

诗人桑德伯格说：“生活就像一只洋葱，你一层一层地剥下去，总有一

层会让你流泪。”

1895年11月，吕凤岐意外病逝，严氏母女还没有从丧夫丧父的悲痛中舒

缓过来，便又突然遭遇飞来横祸。因为女子在当时的宗法制度下没有继

承权，而吕凤岐原配蒋氏生的两个儿子又在几年前先后夭亡，族人以吕

凤岐没有子嗣为由，打上门来，想要霸取财产，甚至将严氏母女幽禁起

来。在族人的威逼下，严氏最后只得献出所有，然后带着三个【2】孤

女，满怀辛酸凄苦，投奔安徽来安的娘家。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后来有

诗描写当年离家的惨状：“覆巢毁卵去乡里，相携痛哭长河滨。途穷日

暮空踯躅，朔风谁怜吹葛巾。”

在此之前，吕碧城早就经父母做主，许配给同乡的汪家。听闻吕氏家

变，汪家不但没有出手相助，反而提出了退婚。按照当时的风俗，女孩

一旦订婚，便相当于有了人家，中途被退婚，只有在女方发生了极不光

彩的事情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是件令人名誉扫地的事情。

接连发生的剧变，对年幼的吕碧城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使她对世途

之凶险、人心之险恶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更加树立了自强自立的信念。

后来她有《感怀》诗二首，追忆当年的不幸，并抒发自己不畏苦难的心

志：“燕子飘零桂栋摧，乌衣门巷剧堪哀。登临试望乡关道，一片斜阳

惨不开。荆枝椿树两凋伤，回首家园总断肠。剩有幽兰霜雪里，不因清

苦减芬芳。”

作为一个弱质女流，严氏无法对抗当时的宗法社会，保护丈夫的遗产，

给自己和女儿一方庇护，但她此后的选择，却显示出了过人的见识和眼

光。当时洋务运动兴起，各地先后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1895年以后，

随着“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

身）的设立，现代新式教育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严氏虽处深闺，却敏锐

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决定不让女儿们碌碌无为，走嫁人生子、老死乡

间的老路，而要送她们出去接受新式教育，拥有不一样的人生，于是她

让吕碧城投奔在天津塘沽任盐课司使的舅父严朗轩。虽然对于一个敏感

多才且有个性的少女来说，寄人篱下的生活必定充满了痛苦，但也由

此，吕碧城得以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国学根底更见深厚，而且由于父母

开明思想的影响，以及自己早年亲身经历的创痛，更使她对于新学不但

不排斥，还深有好感，颇下了一番苦功。

吕碧城所摄《求己图》。照片中二人皆为

吕碧城，画面寓“求人不如求己”之意

在此期间，吕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大事。在吕碧城和大姐、二姐先后

走出家门之后，来安只剩下母亲严氏和最小的妹妹坤秀两个人。有亲戚

对她们就食于娘家感到不满，1902年，竟唆使匪徒将二人劫持，为免受

辱，母女二人只好服下毒药。在大姐惠如的请求下，时任江宁布政使的

樊增祥星夜飞檄邻省，隔江遣兵营救。幸亏救兵赶到得及时，才将母女

二人救活。

这在吕碧城的心灵上又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不过和童年时期不同的

是，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一系列家国巨变后，这个敏感早慧

的少女已经将自己的眼光由家庭渐渐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去探寻诸

多悲剧形成背后的更深刻的原因。在《老马》一诗中，吕碧城借一匹被

驱赶着拉盐车的千里驹，写出了自己虽被现实环境所拘缚，但却志在千

里的雄心。

盐车独困感难禁，齿长空怜岁月侵。

石径行来蹄响暗，沙滩眠罢水痕深。

自知谁市千金骨，终觉难消万里心。

回忆一鞭红雨外，骄嘶直入杏花阴。

“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现在，这个才华出众且抱负非凡

的少女，需要的只是一个命运的契机。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04年春，严朗轩官署中的秘书方小洲的太太要去天津，已经22岁的吕

碧城央求她带自己同往，以便探访能否在天津进一步深造。但是舅舅闻

讯后，却对吕碧城一顿呵斥，说她不守本分，并责令她不许离开塘沽一

步。

舅舅的责骂不但没能阻挡吕碧城的脚步，相反，更使这个倔强果敢的女

子下定了不再委曲求全、苟且度日的决心。次日，吕碧城逃离舅舅家，

孤身一人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

主笔《大公报》

1923年，也就是吕碧城离家出走的20余年后，鲁迅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

演讲“娜拉出走之后”，谈到娜拉出走之后会面临的两个结果：不是堕

落，就是回来。因为当时女性很难在经济上做到独立，“自由固不是钱

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他还告诫年轻人“梦是好的；否则，

钱是要紧的”。

而当年，当离家出走时的激愤、兴奋渐渐地消退，吕碧城第一个意识到

的就是这个现实问题：她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

就在她苦想无计的时候，通过和车上乘客的谈话，她意外地结识了一位

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好心的女人非常同情吕碧城的

遭遇，不仅为她补上车票，抵达天津之后，还将暂时无处可去的吕碧城

带到自己家中安顿下来。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吕碧城经过打

听，得知方太太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提笔给她写了封长

信。无巧不成书，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一读之

下，不禁对吕碧城的文采倍加称许，又兼得知吕碧城就是自己早先认识

的才女吕美荪之妹，便欣然前往佛照楼探望。两人相见后，言谈甚欢，

问明情由后的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胆识甚是赞赏，当即约定聘请她担

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这对吕碧城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

件，那意味着她拥有了当时离家出走女性面临的“堕落”和“回来”之外的

第三条道路——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初到津门的吕碧城

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

作品，因其迥异于一般女性的开阔视野和胸襟，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

当时名流纷纷唱和，并登门造访。

同时，吕碧城还连续撰写多篇倡导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

《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

志》、《论中国当以遍兴蒙学女学为先务》等。

吕美荪（1879－？）行名贤鈖，后改名眉孙，眉生，又易名美荪，

字清扬，号仲素，别署齐州女布衣。近代女诗人，吕碧城二姐，工

诗词，尤精古体诗。历任天津北洋女子公学监督，奉天女子师范学

堂总教习、女子美术学校、安徽第二女子师范校长。1935年东游日

本，旅居南京多年，晚年寄寓青岛。

英华（1866—1926），字敛之。满族正红旗人。简署敛，号安蹇，

安蹇主人、安蹇斋主，晚号万松老人、万松野人。香港《大公报》

创始人。原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的祖父、著名导演、演员、制作人

英达的太爷爷。

在这些文章中，吕碧城指出，“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

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有贤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

子，古之魁儒俊彦受赐于母教”，“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根

基”，“中国自嬴秦立专制之政，行愚民黔首之术，但以民为供其奴隶之

用，孰知竟造成萎靡不振之国，转而受异族之压制，且至国事岌岌存亡

莫保……而男之于女也，复行专制之权、愚弱之术，但以女为供其玩弄

之具，其家道之不克振兴也可知矣。夫君之于民、男之于女，有如辅车

唇齿之相依。君之愚弱其民，即以自弱其国也。男之愚弱其女，即以自

弱其家也”。同时吕碧城还指出，维护旧礼法之人闻听兴女学、倡女

权、破夫纲之说，即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为误解，“殊不知女权之

兴，归宿爱国，非释放于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奴；且

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文明教化之途；

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刚毅之气……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

之家以成完全之国”。提倡女子教育，就是要通过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洗

礼，使旧礼教桎梏下的女子成为“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对于家

不失为完全之个人”的新女性，最终“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

于列强”。

吕碧城的这些观点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人们

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吕碧城由此在文坛崭露头角，声名鹊起，而其在

诗词中所表现出的开阔视野和非凡气概，更是受到时人的广泛推重。

在1905年的《书怀》诗中，吕碧城写道：

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

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忧愿做新民。

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

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

此诗传唱一时，当时任袁世凯幕僚的沈祖宪、曾任清廷内史的缪素筠

【3】等人纷纷唱和，缪诗云：“雄辩高谈惊四筵，娥眉崛起一平权。会

当屈蠖同伸日，我愿迟生五十年。”缪素筠更有诗赞吕碧城曰：“飞将词

坛冠众英，天生宿慧启文明。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而且，吕碧城的文章还为她引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

1904年6月10日，借住在英敛之家中的吕碧城正在看书，门房举着一张

名片进来禀报说：“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吕碧城接过名片一看，上

书“秋闺瑾”三字。等到门房将此人引进来之后，吕碧城但见来客身着长

袍马褂，一副男人的装扮，头上却梳着女人的发髻，长身玉立，目光炯

炯，英气勃发，气度非凡，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此人就是后来号“鉴

湖女侠”的秋瑾，当时正准备留学日本。秋瑾亦曾以“碧城”为号，因此

许多人经常将吕碧城的诗词误为秋瑾之作，而秋瑾读吕碧城的作品，亦

尝有引为同调之感，所以此次留日之前，特来登门拜访。

吕碧城和秋瑾交谈之下，不禁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晚，吕碧城即将秋

瑾留宿在自己的住所内，彻夜长谈，同榻而眠。对于国家的积弱凋敝、

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的危机忧患，两人在观点上可谓一拍即合，但在

具体做法上，却各有选择。秋瑾试图劝说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筹

划革命。可是吕碧城自称是个世界主义者，虽然同情革命派，但并没有

政治上的企图，相反，她更愿意从教育入手，启迪民智，转移社会风

气，以为将来济世救民作准备。

次日清晨，迷蒙中醒来的吕碧城一张开眼，不由大吃一惊，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双男子的黑缎皂靴。再抬头一看，只见秋瑾正坐在床边的梳妆

台前对镜扑粉。吕碧城这才想起昨日之事，不由莞尔一笑。

吕碧城和秋瑾的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二人约定，秋瑾去日

本从事革命事业，吕碧城则在国内倡导舆论，遥相呼应。秋瑾还慨然取

消其“碧城”之号，让与吕碧城专用，成就了两位卓异女性间的一段因缘

佳话。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就《革命女侠秋瑾

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一度也

使自己陷于险境。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清朝遗老遗少们为之惶惶不安，仿佛慈

禧一死，国家就失去了主心骨，有人甚至将慈禧的画像挂到万寿山排云

殿里，希望得到她的保佑。这时，吕碧城却填了一阕《百字令》：“排

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屏蔽

边疆，京垓金币，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鹅。”题咏在慈

禧的画像旁，登于报上，痛斥慈禧在主政的近半个世纪中，把偌大个国

家搞得一塌糊涂，把中国边疆的大量领土、国库中的大把银钱送给外国

侵略者，讥讽她即使到了阴曹地府，也一定羞与吕后、武则天等女中豪

杰碰面。这使得清政府十分恼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1916年秋，秋瑾遇害近十年后，吕碧城与友人袁克文、费树蔚等同游杭

州，途经西泠桥畔的秋女侠祠，回想旧事，感而赋诗云：

松篁交籁和鸣泉，合向仙源泛舸眠。

负郭有山皆见寺，绕堤无水不生莲。

残钟断鼓今何世，翠羽明珰又一天。

尘劫未销惭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

创办北洋女子公学

中国女学的创办，肇始于1844年英国东方教育促进会在宁波创办的一所

女子小学。当时的女子学校大多是教会学校，社会地位很低，处于正规

教育体制之外，学生数量也很少，主要来自贫困家庭。到了19世纪末

的“洋务运动”后期，中国本土官绅逐渐接手兴办女学，这一时期出现了

由经元善在上海创立的“经正女学”。1907年，清政府颁定女学章程，承

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

历史由此给了吕碧城另一个机会，将她推向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这其

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袁世凯。

20世纪初，袁世凯先后派人赴日考察工业实业和教育。1905年，在直隶

学务处督办卢木斋行前，袁世凯对他说：“君此次东行，宜深入研究彼

邦学校之所以兴盛，与吾国教育之何以不振的缘故。”卢答：“此不必出

国门而可知者。我国千百年来皆以科举取士，不外制艺、诗赋、小楷之

类学问。是想，以全国才智之士钻研此等无用之学，穷困老死而不悔，

秋瑾(1875

年11月8日

－1907年7

月15日)，

颠沛流离而不悟。上至台阁卿相，下至一命之士，咸出于此，美其名曰

正途。得者举国欣羡以为荣，否则穷愁白首，不齿于士夫。国家若不更

张学制，虽日言兴学，犹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也。”此番言论深合袁世

凯之心，他于是和张之洞领衔上奏《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更

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

志”，请求朝廷废除科举。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诏令，宣布废除延

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而早在此之前的1902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广办新政的袁世凯便已授命其

幕僚傅增湘负责在天津兴办女子学堂，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上说：“致治

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吕碧城初到天津矢志求学，不想误打误撞进了《大公报》，但她并没有

放弃自己的求学之志，于是谋之于英敛之，英敛之又商之于友人傅增

湘、严修【4】等人。而随着吕碧城文名日盛，傅增湘忽然有了另外一个

设想：何不让她参与此前就已经开始筹办的女子学堂？严修于是向袁世

凯举荐，由吕碧城来协助傅增湘筹办女学，袁慨然允诺。

不久，吕碧城的大姐吕惠如、二姐吕美荪先后来到天津，一起加入了女

子学校的筹办。

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中谈及女子学校的创办说：“溯创

设之始，艰苦缔造。将近一载，始克成立。”傅增湘在其《藏园居士六

十自述》中则记述道：“项城以女学事，驰书数四，敦迫北返。先旅津

遇旌德吕碧城女士，喜其才赡学博，高轶时辈，因约英敛之、卢木斋、

姚石泉等，倡设女学。先室凌夫人力赞之，偕碧城上谒杨文敬、唐少川

诸公，醵金筑舍，定名为女子公学。令碧城主教席，而推余夫妇总其

成。乙巳春，部署略定，而项城以为欲大兴女学，非广储师资不为功，

更以筹立女子师范学校见属。”英敛之在1904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

道：“晚间润沅（傅增湘）来，言袁督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

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袁督即袁世凯，唐道即时任天津海关

道的唐绍仪，这两位实权派人物的支持为女子学校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

源。

在完成筹资、选址、建校、延师、招生等一系列事宜后，1904年11月7

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

北洋女子公学，1904年创立于天津，1911年7月，北洋女子公学并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成为天津美术学

院、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的一支文化血脉。

校，吕碧城任教习，同时兼管全校事务。

1906年6月13日，“北洋女子公学”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

的吕碧城任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女性任此高级

职务的第一人。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

针对中国女性数千年来身体被摧残、心灵被桎梏、智识不开明的状况，

吕碧城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上，提出了让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全

面发展的方针。“德”在首，是因为无道德，徒具知识，只能“济其恶，

败其德”；但同时又必须重智识教育，因为智识不开，则事理不明，道

德也就无从谈起；重视“体育”，是为了让学生在拥有健康人格的同时，

也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对于“德”的认识，吕碧城也别具一格：“世每别

之曰女德，推其意义，盖视女子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

子之便利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妇妇自应各尽其道，无所谓男

德女德也。”

虽然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只有十余人，但其在女子教育方面

的实践和开拓方面却功不可没，而且随着女子教育的逐渐兴起，从这里

陆续走出了周道如【5】、刘清扬【6】、邓颖超、许广平等著名女性，李

霁野、曹禺等人后来都曾在该校任教。

其间还有一件轶事。因为当时创建新学遇到重重阻力，袁世凯为儆效

尤，特意拿反对新学的塘沽盐课司使严朗轩开刀，撤其职，命他协助外

甥女吕碧城开办女子学堂。严朗轩只好“忍气权从”，不过这口气终究不

好忍，所以没过多久，他便辞职回了塘沽。后来吕碧城曾撰文记述此

事，并不无调侃地说：“然予之激成自主以迄今日者，皆为舅氏一骂之

功也。”

就在吕碧城的事业风帆越吹越满的时候，她的个人情感却遭遇了挫折。

其一，是与对她有知遇之恩的英敛之失和；其二，是与二姐吕美荪渐生

嫌隙，最终至于姐妹参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不久，北洋女子公学一度停办，

后改名为天津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因

为赏识吕碧城的才华和胆识，特聘她为总统府秘书。雄心勃勃的吕碧城

欲一展抱负，但其真实率性的个性并不适合官场的黑暗和权谋争斗。

1912年，她奉母往沪，之后她时常来往于京沪之间。1915年，袁世凯谋

求称帝，曾为共和之实现欢呼雀跃的吕碧城见状毅然辞官，离开北京，

定居上海。

多少心事付云烟

吕碧城不但才华出众，特立独行，便是在穿衣打扮上，亦是敢于领时代

之先，处处风标高致。她喜穿洋装，而且最爱绣有大幅孔雀的衣衫。女

作家苏雪林在《女词人吕碧城与我》一文中记述说，虽然因缘交错，使

得自己和吕碧城从未谋面，但一直对其心怀仰慕，曾“从某杂志剪下她

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

支，美艳有如仙子”。此照片苏雪林供奉多年，直至抗战爆发，避难入

蜀才遗失。

参商 [shēn shāng] 指的是参星与商星，二者在星空中此出彼没，古人以此比喻彼此对立，

不和睦、亲友隔绝，不能相见、有差别；有距离。

吕碧城在伦敦

百鸟之王的羽衣，彰显的是吕碧城的美丽、华贵和内心的骄傲，但正所

谓“高处不胜寒”，吕碧城的优秀也使得一般凡夫俗子难以入她眼目。樊

增祥曾为她的《碧城集》题诗云：“君看孔雀多文采，赢得东南独自

飞。”

英敛之与吕碧城相识后，因为欣赏其才华胆识，一度生出倾慕之心。英

敛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觉感到丈夫的热心有些过了头，暗自伤心悲

痛，几欲离家避走。最后，英敛之“发乎情，止乎礼”，以君子之风控制

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业上给予吕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对她力加拔

擢，还将她引荐给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1905年，英敛之收集吕碧城与

其两位姐姐的诗作，编印成《吕氏三姊妹集》，并亲自为之作序，称三

姊妹为“硕果晨星”式的人物，更赞誉吕碧城为“祥麟威凤”，其抱负志向

连许多男子尚不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关系却

慢慢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首先，虽然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主张开启民智等方

面，两人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又有着区别。英敛之本身是满

族正红旗，妻子淑仲则是皇族，所以英敛之虽然主张变法维新，但是不

赞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他希望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实行

君主立宪，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而吕碧城对清政府毫无好感，相反，

却对激进的革命党人抱有深厚的理解和同情。1912年，溥仪退位，帝制

瓦解，吕碧城欢喜于民国之建立，曾赋诗云：“莫问他乡与故乡，逢春

佳兴总悠扬。金瓯永奠开新府，沧海横飞破大荒。雨足万花争蓓蕾，烟

消一鹗自回翔。新诗满载东溟去，指点云帆当在望。”

其次，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英敛之受康、梁

影响很深，与梁启超来往密切。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也在清廷的缉

拿名单上。他先后携妻儿避难于香港、越南，最后才落足天津。他在

1899年8月发表于澳门《知新报》上的《党祸余言》中说，自己对变法

失败“深感郁结，心不能已”，也因为如此，他对在戊戌政变中向荣禄告

密的袁世凯可以说是深恶痛绝。1905年，《大公报》宣传抵制美货，激

怒袁世凯，袁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而英敛之亦利用手中的笔奋起

反击，连发数文，反使报纸销量骤增。袁世凯转而采用拉拢的办法，均

遭到英敛之拒绝。而吕碧城和袁世凯素无过节，相反，对于袁世凯的襄

助女学之举，她颇有好感，对于袁的胆识才干，她也甚为欣赏，也因此

与袁越走越近，直至出任袁的总统府秘书。

在个人层面上，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

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

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

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

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

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吕碧城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这些都为英敛之所不喜，并曾因此批评过

她，吕碧城对此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

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妖艳，不东不西，

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于师德。当时的女教习并不多，打扮妖艳者

更屈指可数，又兼英敛之之前曾经对自己的装扮有过微词，吕碧城读后

觉得这是在刻意讥刺自己，于是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

行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

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

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

后遂永不来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对于政局感到疏懒的英敛之

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先后创办香山慈幼院和辅

仁社。1926年，英敛之病逝，次年，辅仁社改为辅仁大学。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

其间，尽管英、吕二人恢复了往来，互通书信，吕碧城还一度前往香山

探望英敛之，但相比于当日津门初见时的言笑晏晏、相谈甚欢已经不可

同日而语。

在天津时，在英敛之的介绍下，吕碧城结识了前辈严复，并拜在其门

下，听授名学（逻辑学）。严复在《与甥女何纫兰书》中谈道：“吾来

津半月，与碧城见过五六面，谈论多次，见得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

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据我

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谈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

处。”对于当时吕碧城在新旧两种文化圈中所遭遇的一些尴尬困境，严

复亦怀同情之心：“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

然礼法之士嫉之如仇……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

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着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

辅仁大学前身是英敛之、马相伯创立的辅仁社，英敛之是

《大公报》的主要创办人，他因揭露慈禧太后暴政、袁世

凯卖国、斥责清政府杀害徐锡麟和秋瑾而名震海内外；马

相伯学识渊博，不惜变卖家产办学。二人共同聘请了史学

一代宗师陈垣先生出任校长。

辅仁大学简称辅大。旧称：辅仁社、北京公教大学、私立

北京辅仁大学、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国立辅仁大学。分国

立和私立两种。其中私立北京/北平辅仁大学是民国时期

高校，创始人之一同为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

伯先生。

创办于1927年的辅仁大学曾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

四大名校，是一所由罗马公教创办的天主教大学。

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

作为长辈和过来人，严复曾劝说吕碧城“不必用功，早觅佳对”，吕碧城

不但不以为然，还有“不嫁以终其身之意”，令严复怃然感叹，并说吕碧

城“此人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严复在《与甥女何纫兰书》中曰：“吾

一日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云：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

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

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与，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

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甚，

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吕碧城行事一向以

果敢且不遵礼法而著称，对于自由婚姻却是如此看法，让人有始料未及

之感，这也恰恰说明吕碧城看待任何事物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是

非常理性的。

也恰恰是这种清冷的理性，使吕碧城一直对感情抱着一种审慎的、若即

若离的态度。虽然因为美丽聪慧，才华出众，少得大名，而又性情豪

爽，喜交际，她身边一直不乏怜香惜玉的护花之人，但却鲜有人能够惹

起她的情思，让她愿意交付身心，这其中就包括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袁克文，号寒云，与张伯驹、张学良、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他幼年

即拜名士严修、方地山为师，不喜政治，却颇有名士风范。长诗文，工

书法，擅昆曲，爱好藏书和古玩，精于鉴赏。其妻乃天津候补道刘尚文

的女儿刘梅真，温柔娴淑，工书法、诗词，也是一位才女，与袁克文结

缔之初，夫唱妇随，琴瑟和谐，一度非常恩爱。

袁克文虽为袁世凯的儿子，却反对父亲称帝，曾作诗“绝怜高处多风

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因此被父亲软禁；他屡遭兄长袁克定的陷害，

深怀煮豆燃萁之悲，常自比为三国时的曹子建。袁世凯称帝后，他特意

刻“上第二子”印，以表无意争夺太子位，希望消除兄长猜忌；避居上海

时，他拜青帮老大张善亭为师，列“大”字辈，后来声震上海滩的杜月笙

只是“悟”字辈，比他还低两辈。袁克文一生风流倜傥，爱美惜才，结识

了无数风尘女子，去世时众多青楼女子亲到灵前为他戴孝哭丧，亦堪称

一大奇景。

当日秋瑾被俘，官府抄检她的住处时，发现了她与吕碧城来往的书信，

又兼吕碧城曾经在秋瑾所办的女报上发表文章，于是欲派人抓捕吕碧

城。严复曾说吕碧城“自秋瑾被害后，亦为惊弓之鸟矣”，吕碧城也说自

己“几同遇难竟获幸免”。那么吕碧城究竟是如何得脱于难的呢？

有一说是，官府抓捕吕碧城的知会公文恰巧落在了当时任清廷法务部员

外郎的袁克文手上。袁克文读过吕碧城的文章，早已仰慕其才华，此番

不忍心见其落难，于是立即将此事告诉了父亲袁世凯。袁世凯听后说

道：“若有书信来往就是同党，那我岂不是也成了乱党？”吕碧城因此脱

罪。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袁克文又向父亲建议，聘请吕碧城出任

女官，可以自由出入新华宫。当时袁克文自己便住在中南海流水音，由

此与吕碧城过从渐密。袁与友人在北海举行诗会，吕碧城也经常参加，

与之诗词唱和，结伴出游。樊增山曾有诗赞吕碧城曰：“天然眉目含英

气，到处湖山养性灵。”袁克文也知吕碧城不是凡俗女子，因此对她敬

爱有加。时任总统府外交肃政史的费树蔚与袁克文、吕碧城皆为好友，

后来费树蔚在为吕碧城《信芳集》所作的序中云“予识吕碧城垂二十

年，爱之重之，非徒以其文采票姚也。其人自守洁，见地超于人，忠恕

绝去拘阏，而不为诞曼”。一次他试探吕碧城是否属意于袁克文，吕碧

城笑而不答，后再提及，吕碧城答曰：“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

红依翠耳。”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

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篇》中则记道：“某次，叶遐庵约吕碧城、杨千

里、杨云史、陆枫园诸人于其家懿园作茗叙，无意中谈及碧城之婚姻问

题，碧城云：‘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7】早有妻室，汪季新

【8】年岁较轻，汪荣宝【9】尚不错，亦已有偶。张蔷公曾为诸贞壮作

伐，贞壮诗固佳，耐年届不惑须发皆白何！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

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

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1915年春，曾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立下汗马功劳的杨度上《君宪救国

论》，政坛上风云即将再起。同年暮春，吕碧城登长城，写下了一阕

《浪淘沙》：

百二莽秦关，丽堞回旋，夕阳红处尽堪怜，素手先鞭著何处，如此山

川。

花月自娟娟，帘底灯边，春痕如梦梦如烟，往返人天何所住，如此华

年。

不久，吕碧城抽身远走上海。

莫问他乡与故乡

在上海，吕碧城投身商界，从事外贸生意，凭借自身独特的女性魅力、

过人的才干胆识，再加上在政坛和上流社会所累积的丰富人脉，迅速在

号称“冒险家乐园”的十里洋场崭露头角，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的

财富。她在《吕碧城集》附记中自述说：“按先君故后，因析产而构家

难。惟余缁铢未受，曾凭众署券。余素习奢华，挥金甚钜，皆所自储，

盖略谙陶朱之术也。”其所时常往来的人物，皆是袁克文、费树蔚、杨

云史、张继直、叶恭绰等时杰俊彦。

吕碧城一度寓居在上海威海卫路同孚路之间，和陆宗舆【10】、庞竹卿

【11】为邻。室内陈设俱为欧式，钢琴油画点缀其间，极其富丽堂皇。

把门的是两个印度巡捕，一大一小，其中小者长相颇似陆宗舆，客人进

出见此无不莞尔。吕碧城出入皆由汽车代步，并时常出入舞厅。据郑逸

梅《人物品藻录》中记载：“吕碧城放诞风流，有比诸《红楼梦》中史

湘云者。且染西习，常御晚礼服，袒其背部，留影以贻朋友。擅舞蹈，

于蛮乐璔瑽中，翩翩作交际之舞，开上海摩登风气之先。”对于时人的

非议，吕碧城丝毫不以为意，在她看来，“女人爱美而富情感，性秉坤

灵，亦何羡乎阳德？若深自讳匿，是自卑抑而耻辱女性也”。并撰《说

舞》一文，详述中外舞蹈的变迁，最后说：“人类无分文野，本天性发

而为歌，舞则同也。为文明愈进则跳舞愈成为崭新有统系之仪式。迂拘

者目为恶俗，每禁戒其家属勿事学习，此无异哀乐发于心而禁其啼笑。

拂人之性，古圣不取。舞之功用为发扬美术，联络社交，愉快精神，运

动体力。若举行于大典盛会，尤足表示庄严……”

驰骋于商场、旋转于舞场的同时，吕碧城也继续着自己诗词唱和的生

涯。1914年，她在上海加入由柳亚子等人创办的著名诗歌社团——南社

【12】。柳亚子称其为“南社女诗人中的佼佼者”，林庚白赞其曰：“碧城

故士绅阶级中闺秀也，惊才绝艳，工诗词，擅书翰……读之使人回肠荡

气，有不能自已者。”这一时期，吕碧城还自学了英、法、德等语言。

樊增祥曾在给吕碧城的书信中赞其曰：“得手书，固知吾侄不以得失为

喜愠也。巾帼英雄，如天马行空。即论十许年来，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

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乃老人所深佩者也。”

吕碧城特别喜欢小动物，养着一对芙蓉鸟，每天亲自喂食。还养了一条

狗，一次狗被一个洋人的汽车碾伤，吕碧城随即聘请律师和那个洋人交

涉，并送她的爱犬去兽医院，等到狗的伤完全好后，事情才告了结。上

海报人、后来创办《万象》的平襟亚大约从中得到启发，以此为素材，

写了一篇名为《李红郊与犬》的文章刊于《笑报》上，其中女主角行为

落拓怪异。吕碧城读后，认为平襟亚故意影射自己，侮辱了她的人格，

于是诉之于租界法庭。平襟亚知道吕碧城与英国领事馆的人相交甚厚，

闻讯赶紧躲避到苏州，化名沈亚公。吕碧城寻不到他的踪迹，便将他的

照片寄往沪上各家报馆，要求自费刊登大幅广告，通缉平襟亚，但各报

均未答应。于是吕碧城又到处放风：“如得其人，当以所藏慈禧太后亲

笔所绘花卉立幅以酬。”吓得平襟亚终日足不敢出户，为消烦解闷，撰

长篇小说《人海潮》，半年脱稿。此事后由报界前辈钱芥尘出面调解作

罢。值得一提的是，《人海潮》一经发表，轰动一时，平襟亚由此一举

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亦堪称一段逸事趣话。

对于婚姻，吕碧城因“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

焉”。母亲病逝后，吕碧城了无牵挂，又兼经济上已经具有足够的能

力，1920年，一直向往西方的她以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只身

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旁听，主攻美术，兼学历史和文学，同时将她

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期的吕碧城

出国前夕，吕碧城赴京津与朋友告别，反复吟诵着李清照的“物是人非

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1922年夏，吕碧城由加拿大，经日本横滨返国。姚卓华、刘序功在《安

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之《吕碧城传略》中说：“当时上海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活动很频繁，吕碧城虽然一片衷情忧国忧民，却无意加入革命队

伍的行列，每日里除了借倚声之道寻求精神寄托之外，就是在十里洋场

里同海外巨商进行股票角逐，每每获利巨丰，时不多久便成了上海滩显

赫一时的富豪。”

1926年，吕碧城再度出国，游历欧美。临行前，她以十万巨金捐赠中国

红十字会。这一次，她一走就是七年之久，行踪遍及纽约、旧金山、巴

黎、日内瓦、米兰、罗马、威尼斯、伦敦等地，并将自己这一时期在国

外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

《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上。

旅居西方的她，长年住在当地的豪华宾馆里，因为其气质高贵、出手豪

绰，许多西方人甚至以为她是东方的公主。到处是缤纷的色彩，悠扬的

音乐，然而身处锦绣丛中、繁华世界，她的心中却有不为人知的落寞，

自觉如一粟漂于沧海，感慨不知生存的目的何在。

一日在纽约，吕碧城身体发热，夜间心跳很急。她摇响电话，叫来旅馆

的医生，并告诉他：“如有危险，请你明白地告诉我，不必隐瞒。”医生

说：“没有危险，你的心好得和我一样。”听此玩笑，吕碧城不禁笑出

来。见医生要开药方，吕碧城说：“你不必开方子，我是向来不吃药

的。”医生奇怪地问：“那么你叫我来何用？”吕碧城回说：“我请你来验

验我的病的，如果紧要，我须请律师立遗嘱。”医生笑说：“哦！原来我

的职业是与律师有关系的。”

其处富贵而能勘破繁华，时常思索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对于生死能如此

豁达，由此可见，她后来能与佛法结缘亦绝非偶然。

吕碧城在国外时相往还的也多是贵胄巨贾，其中有一位纽约的女富豪，

人称席帕尔德夫人。由于她太富有，没有人敢开口向她求婚，最后只好

由她向男子求婚，嫁时已四十多岁，不能生育。因为曾捐巨款给士兵和

水手建造藏书楼，所以马路上的士兵、水手看见她都要行礼。一次，吕

碧城赴席帕尔德夫人的宴会，行前到理发店里去梳头。理发店里有一位

叫道亦尔的侍女，颇会甜言蜜语，又兼服侍细心，顾客多喜欢点她，吕

碧城虽知她最会拍马逢迎，然自称亦“未能免俗”。得知吕碧城受到席帕

尔德夫人的邀请，道亦尔非常惊讶，眉飞色舞地说，席帕尔德夫人岂是

容易接近的，你若是能得她的欢心，她的势力大呢，什么事都能替你办

得到。并教吕碧城许多方法，如何与富人周旋应对、曲尽迎合，吕碧城

但听不语，等她说完，方从容地玩笑道：“你知道么？我比席帕尔德夫

人还要富呢。”道亦尔听罢怔了怔，说：“那么我失敬了。”

当时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中国在外的留学生大多生活艰苦，且受歧视，

吕碧城对此感同身受，也因此对于国内的战乱纷争越发倦厌不堪。一次

她给国内某个最有权力的人写信说：“当代政界诸公不解西语，不与外

人交际，所以没有国际的感触、世界的眼光。只知道在家里关起门来与

同胞互争雄长。他日出门一步，遇见外人才知道，我国的地位在世界上

卑微到何等。感触有多深，诸公固然自己身受不到的，但是既有了钱，

诸公的子孙必然读西文，出洋留学，必有与外人相处的时候。就是不出

洋，世界交通，西力东渐，华洋的交涉逐日地繁密，也无可避免。诸公

何不捐除私斗，共救国家，为后世子孙做人的地位呢。”

但对于西方文明，吕碧城并不是一味推崇的。在《浪漫主义》一文中，

她指出：“世风缛靡，礼教废弛，浪漫之习由来已渐……巴黎、纽约，

金粉之薮，女子习染尤甚，自西徂东，普于圆舆，有沛然莫御之势。吾

人于此应予以适分之裁制，不得推波助澜也……舍精取粗，则成下

流……夫处世无常轨，原非人生之福，犹如起居无节而适以戕生，终局

大抵不幸。”对于国内报纸上不时有人倡议废除礼教，她亦不以为

然：“夫礼教有随时世变迁以求完善之必要，而无废除之理由。世非草

昧，人异獉狉，无论任何国家种族之人，苟斥以无礼无教，未有不色然

怒者，何吾黄帝子孙独异于世界民族而甘居化外也？”她敏锐地看到了

欧美功利主义的盛行，认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西方只有在受到重创后

才会知道寻找救济之道，转向东方的儒教和佛教文化求助，所以吕碧城

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尽量扶持国学，以弘扬东方文明。

1928年冬，已经潜心佛法的吕碧城，对于纷繁乱世日益感到厌倦，遂隐

居于瑞士雪山之中，她为阿尔卑斯山所作的《破阵乐》名噪一时。

在瑞士的吕碧城

混沌乍起，风雷暗坼，横插天柱。

骇翠排空窥碧海，直与狂澜争怒。

光闪阴阳，云为潮汐，自成朝暮。

认游踪、只许飞车到，便红丝远系，

飙轮难驻。

一角孤分，花明玉井，冰莲初吐。

延伫。

拂藓镌岩，调宫按羽，问华夏，衡今古。

十万年来空谷里，可有粉妆题赋？

写蛮笺，传心契，惟吾与汝。

省识浮生弹指，此日青峰，前番白雪，他时黄土。

且证世外因缘，山灵感遇。

在瑞士期间，吕碧城偶见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皇家禁止虐待动物协

会的公开信，她称其为“天良上一线之明”，于是去函与之探讨，陈述自

己有关保护动物的见解，并决计谋创中国动物保护会。同年12月25日

起，她在日内瓦开始茹素断荤。

次年5月，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到维也纳参加万国保护动物

大会。当时欧美人士提倡保护动物，还仅限于禁止虐待动物。组织会议

的一位女职员得知吕碧城主张戒杀，劝她不必如此，只需像众人一样，

提倡禁止虐待动物即可，吕碧城答曰：“予此来为发表己之主张，若人

云亦云，则何需我？”女职员听后亦觉有理。吕碧城穿着拼金孔雀衣、

头戴珍珠抹额，上台用英文发表了数千言的废屠演说，以佛家慈悲的精

神，宣说不仅应该禁止虐待动物，而且还应戒杀护生，一时成为焦点人

物。会后，吕碧城将事先准备好的佛学入门书籍散发给与会代表，人们

争相请她签名，世界各大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刊载了关于她的文章。《美

国蔬食杂志》介绍她说：“一个著名的中国诗人，一个知识广博的人道

主义者，一个典型的素食者。”此后，吕碧城先后两次捐款，用于护

生。

1930年，吕碧城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皈依三宝，法名“宝莲”。

吕碧城在维也纳参加万国保护动物大会

我到人间只此回

说起吕碧城的皈依佛教，看似偶然，其实由来有自。

吕碧城曾记说，她在幼小时候，文理尚不甚通，偶读老子“人之大患为

吾有身。及吾无身，何患之有？”虽不甚解，已叹为至理。及至年龄稍

长，她一直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世间的一切。在

《予之宗教观》中，她说：“自然天地之有文章，时令之有次序，动植

物体之有组织，尽善尽美，孰主之者？是曰真宰。”在美国时，她曾与

一位西方妇女谈话，吕碧城不信《圣经》中所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人类。她认为，上帝应为无形无相。她的看法是，若有形有相，

则权力亦必有限；唯无形无相，方能权能无限。引得那个西方妇女大

笑，称赞她的见解高明。

从自身的经历，吕碧城也确信灵魂的存在。

吕碧城的外祖母居北京时，邻居有一位工部官员的夫人病重。弥留之

际，家人偏偏接到她儿子的死讯，因为担心刺激到她，便瞒而不报。不

料老夫人忽然派人将儿媳叫来，询问儿子情况，儿媳依然说很好。老夫

人说：“你们还想瞒我吗？他刚才亲自来告诉我，他死前叫女佣禀报给

我，可是女佣拒不服从。”家人大骇，只得以实相告，老夫人悲痛难

抑，很快离世。

而且，吕碧城自己还曾有过灵魂离体的经历。1922年，她刚从美国返回

上海。一次午睡时，女佣忽然拿进一壶热水来，见吕碧城正在睡觉，奇

怪地“咦”了一声就退出去了。醒后女佣告诉吕碧城，刚才经过您的房

间，见您站在门口，让我送一壶热水来，等我把水送来时，却发现您在

熟睡。吕碧城闻言方才想起，当天晚上有个宴会，她本想要热水来梳妆

打扮，但一想还早，便先躺下小憩一会儿，不想她的灵魂竟出去要水

了。

当年吕碧城的母亲游庐山，曾在供奉吕洞宾的仙人洞问卜吕碧城的婚

事，得签曰：“两地家居共一山，如何似隔鬼门关？日月如梭人易老，

许多劳碌不如闲。”后来果然汪家退婚，吕碧城一直独身，吕碧城的母

亲因此深以为悔。后吕母欲送女儿游学，再次求签问卜，得示曰：“君

才一等本如人，况又存心克体仁。倘是遭逢得意后，莫将伪气失天

真。”恰是勉励告诫之词。

吕碧城在《予之宗教观》中说：“世人多斥神道为迷信，然不信者何尝

不迷？何谓之‘迷’？湮没理想是也，舍理想而专务实利，知物质而不知

何以成为物质之理，致社会偏枯无情，世道日趋于衰乱，皆自称不迷信

者武断愚顽之咎也。予习闻中西人言及神道，辄曰必有所征而后能信，

此固当然之理，然可征信之处却在吾人日常接触之事物，不必求诸高渺

圣经灵迹。种种诡异之说徒以炫惑庸流，唯自然物理方足启迪哲士。”

也许正因为如此，虽然英敛之一直想说服吕碧城信仰天主教，但却没有

成功。1917年，他又写信给吕碧城说：“光阴诚过隙之白驹，无法延

住；而生命之脆薄，又诚泡影之不可把玩也。静焉思之，不能无惊

旦……山中读书作字之外，万事尽付悠悠，所惓惓不能去怀者，唯故人

参证之一大事。”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吕碧城在上海向陈撄宁道长问

道。陈十分看重吕碧城的灵慧，一度把传扬女丹道学的希望寄托在了她

身上，为她精心批注《孙不二女内丹诗注》，并专门为她手订《女丹十

则》，撰写《答吕碧城女士三十六问》，详细说明解释道家女子修炼的

具体过程和术语。不过，最终吕碧城还是没有被道家学说所折服。

1919年，天台宗第四十三世祖谛闲法师在北京讲经，出国前到京津告别

友人的吕碧城闻讯前往谒见，并请求谛闲法师开示。法师说：“欠债当

还，还了便没事了；既知道还债辛苦，以后切不可再欠了。”此番话令

吕碧城若有所悟。

吕碧城姐妹共四人，大姐惠如、二姐美荪曾和吕碧城共同创办北洋女子

公学，后惠如执教于南京女子师范学校，美荪执教于奉天女子学堂，小

妹坤秀执教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姐妹四人皆从事教育事业，亦是一时

佳话。其中，吕碧城和她的大姐吕惠如、二姐吕美荪又都以诗文闻名于

世，章士钊曾说：“淮南三吕，天下知名。”不过大姐小妹离世较早，在

大姐惠如去世之时，吕碧城似乎又和在北洋公学时期就已经关系疏远的

二姐吕美荪发生了激烈的纷争。在母亲去世后，二人再次发生冲突，从

此形若参商。吕碧城在《晓珠词》后注中写道：“余孑然一身，亲属皆

亡，仅存一情死义绝，不通音讯已将三十载之人。其一切所为，余概不

与闻，余之诸事，亦永不许彼干涉。词集附以此语，似属不伦，然诸者

安知余不得已之苦衷乎？”

即使在皈依之后，吕碧城对于与二姐的不睦，亦未能释怀。郑逸梅在

《南社丛谈》中记曰：“碧城倦游归来，诸戚友劝之毋乖骨肉，碧城不

加可否。固劝之，她返身向观音礼拜，诵佛号南无观世音菩萨，戚友知

无效，遂罢。”

吕碧城真正开始信佛，是在1929年左右。吕碧城在《莲邦之路》一文中

记曰：“约十载前，予寓英京伦敦，常往使署，与其秘书孙君夫妇等作

樗蒲之戏（俗名噪麻雀）。某日，孙夫人捡得印光法师之传单，及聂云

台君之佛小册，作鄙夷之色曰：‘当这时代，谁还要这东西！’予立应声

曰：‘我要。’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师之教，每晨持诵弥尊圣号十声，

即所谓十念法。此为学佛之始。”吕碧城的这一学佛因缘颇为奇特，连

她自己也感叹道：“遇佛法于海外，已属难事，况此种华文刊品，何得

流入英伦，迄今犹以为异。然倘不遇者，恐终身不皈大法，险

哉！”而“此种机遇，似有定数存焉。”

这一年的11月17日，逢弥尊圣诞，吕碧城买来三朵菊花，供于佛像之

前，希望能够得到启示。是夜，她梦见莲花生于水路，莲叶硕大，莲花

却只微露其端。

从此，吕碧城潜心佛学，译释佛经，著有《观无量寿佛经释论》、《观

音圣感录》、《阿弥陀经译英》、《法华经普门品译英》等。

1933年，吕碧城从瑞士回国。同年5月，她与叶恭绰、王一亭、朱石

僧、李经纬等人创立中国保护动物会，提倡戒杀和护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她再次出国，从香港前往新加坡，翌年春，重

返瑞士，致力于弘扬佛法，希望用佛教慈悲的理念来阻止野蛮的战争。

这一时期，她哀叹神州陆沉，诗词悲愤沉痛。

人影帘遮，香残灯灺，雨细风斜。

门掩春寒，云迷小梦，睡损梨花。

且消锦样年华，更莫问天涯水涯。

孔雀徘徊，杜鹃归去，我已无家。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亦是硝烟弥漫。吕碧城深夜听到邻

家的钢琴声，都好似充满杀伐之音。次年，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捐

款给国内赈灾机构，帮助抗战中流离失所的难民。她先是住在香港山光

道自购的一所房子中，后搬入东莲觉苑，室中悬挂观音大士像，虔心向

佛，不问世事，只与太虚大师、常惺法师等时相过往，切磋佛理。

吕碧城曾撰文说：“或曰，予何所见而知人有灵魂？答曰：人为万物之

灵，而谓无魂，是自侪冥顽动物也。谓地球外无他星球，谓物质外无灵

界，真宰造物讵能如是简单？英儒斯宾塞尔有言：科学愈发明，令人愈

惊造物之巧而知神閟之不可诬。或曰：假定人有灵魂，又何知善者超度

恶者沉沦？答曰：无他，此因果自然之律耳。善者身泰

神閟，读音shén bì，汉语词语，意思为神秘。

心安，死后灵魂清轻；恶者行丑德秽，死后灵魂重滞，灵界安能无泾渭

之分而同流合污哉？南海康同璧女士诗云：‘与世日离天日近，冰心清

净不沾尘。’予今已臻此境，非浅俗者所能喻也。”

1943年1月4日，吕碧城梦中得一诗，抄寄友人：“护首探花亦可哀，平

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这也是她人生中

的最后一首诗作，堪称绝命诗。

20天后，61岁的吕碧城在香港九龙辞世。临终时，含笑念佛，仪态安

详。遗嘱将自己在美国纽约、旧金山以及上海麦加利银行的存款共二十

余万港元悉数提取，在太虚大师指导下，用于弘扬佛法护生之事，并

嘱“遗体火化，把骨灰和面粉为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

因为吕碧城毕生坚持用文言写作，使得后来她的文名渐被湮没。但在当

时，她的作品文章，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她的词作，疆村弟子

林鹍翔曾誉之为“三百年来第一人”。诗人易实甫称赞吕碧城说：“其所

为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评论家陶杰

说，吕碧城的词“并非首首闺秀纤巧，而是烙印了时代的烽烟。手笔婉

约，别见雄奇，敏感玲珑，却又暗蓄孤愤”。沈轶刘先生在《繁霜榭词

札》中论述说：“清代妇女之词，数量多，分布面广，其间特出颖异，

无脂粉气而抗高格者，首推初期之徐灿与末期之吕碧城。然徐仍不能脱

旧习，吕则陆离炫幻，是炳天烛地之观。其词积中驭西，膏润旁沛，为

万籁激越之音。寓情搴虚，伤于物者深，结于中者固，日出日入之际，

其哀刻骨，有不可语者在。”

皈依佛教之后，吕碧城曾一度弃笔文艺。她在《晓珠词》卷尾云：“慨

夫浮生有限，学道未成，移情夺境，以词为最。风皱池水，狎而玩之，

终必沉溺，凛乎其不可留也！”后虽再次搦管，但其中心境，已是沧海

桑田。逝后遗嘱葬身清流，也正应了她在《浪淘沙》中所表达的意

愿：“花瓣锦囊收，抛葬清流，人间无地好埋忧。好逐仙源天外去，切

莫回头。”

近代密宗高僧持松在《觉有情》半月刊上曾撰文《伤吕碧城居士之逝》

以悼：

吕碧城居士，余耳其名者久矣。

初不知其详，仅悉为吾国留欧一女子。于佛学颇具信根，在西人报章杂

志中，时抒其辞藻，大抵为护生戒杀，倡导蔬食等一类小品文字。当时

余竟拟其人，不过差胜于寻常女流耳，必无多过人处也。

稍后，渐知居士于华夷文字，均极精湛。时以内典之文约义丰者，译华

为夷，匡弼圣教，使彼醉心物质之邦，获沾法雨之润。余乃知居士之于

佛学，曾加涵泳钻研之功，匪徒具足信仰而已也。于是渐加嘉可，以为

一女子身，居然能此，绝非易事。

逮客岁冬间，陈无我居士以居士所著观经释论见贻，余初尚视之泛泛，

以为初心弱质，岂有遐识卓见，启发经义？纵有所说，当亦步趋常谈，

拉杂凑成，内容不过尔尔也。遂闲置几案，未遑展视，既觉其触手成

碍，将移东高阁矣。然转思姑一翻阅，究竟作何敷陈？待导言方竟，乃

不禁跃然而兴，歕尔而呼曰，异乎哉！今天下竟复犹有斯人耶？乃复竟

有斯文耶！其钩深极奥，穷览圣旨，独见远识，前人所希及，后学所不

敢发者，非愿轮所持，圣心所加，其孰能为哉？余方自惭慢习所侵，几

至屈没胜谛，轻侮时贤矣。

盖今之世，能诞兹英丽，立化异域，不唯法门之辅翼，抑亦邦族之桢荣

已。爰溯往纪，吾国妇女学佛者，有赅众艺，贯华夷，解齐圣哲，辩若

悬河如居士之至者欤？亶所谓天民之秀也。

方期克光胜业，弘道万方，岂意仁者赋寿不永，众生受益无福，而居士

遽遐翔而远逝矣。观其识几知命，则居士固已安养上品，从凡入圣。而

凡百有识，咨痛伤悼，讵能谓非法门之大不幸哉？居士住世岁月虽未得

详，然以觉刊而载遗影视之，首犹在盛年，何其蜕化太速欤！磋夫！

注释

【1】 另三位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2】 严氏带着孩子回到娘家时，长女惠如已经出嫁。

【3】 缪素筠，又名缪姗如。云南昆明人，擅长书法、绘画，封三品

女官。慈禧时常赏赐给大臣的字画，上面虽有“慈禧太后御笔之宝”的玺

印，其实是出自缪素筠的代笔。

【4】 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曾任直隶学务处总办。1902年，在天

津创办著名的严氏女塾，后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

学。并在私宅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

园），这是我国幼儿教育的初始。1904年，创办敬业中学堂，此为南开

大学的前身。

【5】　曾任袁世凯的家庭女教师，后成为冯国璋的妻子。

【6】　早期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最初三位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的妻

子，后离婚。

【7】　即梁启超。

【8】　即汪精卫。

【9】　汪荣宝，曾任民政部右参议、国会众议院议员，驻比利时、驻

日公使等职，擅书法，工诗文。

【10】　陆宗舆，浙江海宁人。曾任北洋政府财务部次长、总统府财政

顾问、驻日公使等职。五四运动爆发后，因出卖国家利益，与曹汝霖、

章宗祥一起被免职。

【11】　著名沪商，主要经营丝绸等业。

【12】　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文学社团。当时，吕碧城与南社同仁，如

汪精卫、张默君、铁禅、余十眉等，都有往来。

张幼仪：小脚与西服

张嘉玢，字幼仪，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云裳时装公司总经理，现

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发妻。

1900年出生于上海宝山一大户人家。1915年，在四哥张公权的主持下，

与徐志摩结婚。

1920年，在徐志摩父母的安排下，张幼仪前往伦敦，与正在剑桥大学求

学的徐志摩团聚，不料此时徐志摩已经爱恋上林徽因。

1922年，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生下次子彼得，随即应匆忙赶来的徐志摩的

要求，签字离婚，这是中国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之后，

张幼仪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

1927年，失去幼子的张幼仪返回中国，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后任上海

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云裳时装公司总经理。

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1953年，她与医生苏纪之结婚。

晚年，张幼仪主持出版了中国台湾版《徐志摩全集》，并由侄孙女张邦

梅撰写了她的口述回忆录《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张幼仪：小脚与西服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

难。

——（宋）辛弃疾·《鹧鸪天》

提起徐志摩，人们会想起林徽因、陆小曼，却很少会想起她的名字。他

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影响、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而她，却是他

绚烂人生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笔。

以她的踏实能干，如果能在懵懂少年时，有幸遇到一个忠厚笃实的男

人，不难相敬相爱地度过一生，但偏偏她遇到的是徐志摩——一个将自

由和爱情看得高于生命的诗人。他在婚姻生活中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

自己的理想，而她在一生中最看重的却不是爱，而是责任。

爱不能完全等同于责任，但在爱情当中却必须得有责任，还有宽容、谅

解和付出，否则再美的爱情花朵也会在现实的雨打风吹中凋零。

如果命运能够让她等到他的成熟，如果他能够宽容一点、耐心一点，给

她时间蜕变，如果……只是他们的故事里没有如果，一时的交错，错过

的竟是一生。

一个谨从三从四德的女子，自此被抛入生活的困境——离婚、独立生

存、抚育孩子，但她却依靠自己的双脚稳稳地站立了起来，并逐渐踏上

时代的风口浪尖——出任银行副总裁、担任时装公司总经理，直至53岁

时，抵抗住社会压力再次缔结姻缘，她样样走在时代之先。

读他，是读他的诗文、理想和爱情；读她，是读一个传统女性如何寻找

自我，如何从新旧文化的冲突中突围，从痛苦中涅槃。

小脚与西服

1915年12月5日，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家中张灯结

彩，正在准备迎娶远道而来的儿媳妇，她的名字叫张幼仪。

这门亲事是传统的包办婚姻，是由新郎的父亲和新娘的哥哥做主定下

的。

张家兄弟姐妹共12人，8男4女，张幼仪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孩，在兄弟姊

妹中排行第八。张幼仪的祖父做过前清的知县，她的父亲张润之是个读

书人，以行医为业，家境一度非常殷实。后来因为长子被怀疑偷窃了堂

兄的珠宝，张父带领自己这一支搬离了祖宅，没有要求分得家产，导致

家道中落。不过到了张幼仪这一代，她的哥哥们又将这个家族撑了起

来。

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四哥张公权，都曾留学日本。

张嘉森（字君劢）16岁中举，东渡扶桑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

与政治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亦师亦友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

主持的“政闻社”。1910年，张君劢回国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

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1913年，为暂避袁

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张君劢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

1915年，张君劢回国，历任浙江交涉署长、《时事新报》总编，段祺瑞

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和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

张嘉璈（字公权）留学日本期间，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归国

后，先后在报界和北洋政府中任职。1914年，他弃官从商，出任中国银

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年28岁。他引进西方银行、理财方面的现代知

识，注意对顾客服务，加强人事管理，提拔新式人才，在建立新式银行

制度方面卓有建树，加之交友广泛，迅速成为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

物。

1913年，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的张公权前往杭州府中学堂视察，翻看学

生作文，意外地被其中一篇所吸引。这篇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

的作文，将梁启超“文字间那种优雅的文白夹杂风格”模仿得惟妙惟肖，

而且作者虽然年少，但其“字‘骨’——也就是笔法的劲道，或是毛笔每写

一划、一钩、一撇时在纸上所用的力量——显示出他有坚定的目的和方

向；字‘气’——也就是字的自然神韵，这种神韵只有在一个人受过几年

书法训练以后，适时摒弃所学才能达到——表达出他有眼光和操守”。

询问之下，张公权得知文章的作者是硖石富商徐申如的独子徐章垿。

爱才心切的张公权当晚即给徐申如写信，提议将自己的二妹张幼仪许配

给徐家公子。

徐申如是个非常有头脑的生意人，号称“硖石巨子”、“浙江首富”。当初

建造沪杭铁路，很多人都害怕大量征用农田、拆毁房屋和坟墓，会破坏

了当地的风水，徐申如却以独到的眼光意识到“人利于行，货畅其流”的

重要性，积极游说当地士绅，筹集资金，奔走规划，最终促成了沪杭铁

路行经硖石，贯通海宁，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商机。不过徐家虽然贵为

硖石的商贾巨甲，开办有电灯厂、蚕丝厂、布厂、徐裕丰酱园、裕通钱

庄等产业，但苦于几代没有人取得功名，和那些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难

以比拟。能够和张家结亲，不仅有助于提高徐家的地位，而且张氏兄弟

的声望和社会影响对于徐家未来发展产业也必然大有助益，所以徐父接

到张公权的来信，不由满心欢喜，赶紧回信说：“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

璈之妹为媳。”

这一年，张幼仪13岁，正在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的未婚夫也

只有16岁。

徐志摩手书对联

张家安排幼仪早婚有着一段由来。张家搬离祖宅后，因为失去了祖传的

所有产业，经济上一度比较拮据，归国后负担起家庭经济重担的四哥张

公权便和母亲商量，要尽早将女儿们嫁出去。张母于是请来相命婆给年

仅14岁的大女儿算命，不想得到的结果是大女儿不能早嫁，要等到25岁

方能出阁，否则丈夫会早死，于是家人的期望就落在了二女儿张幼仪的

身上。

张幼仪订婚时，张家已经恢复了从前的财富和声望。张家对幼仪的婚事

极为重视，特意派人去欧洲采买嫁妆，由幼仪的六哥随行监督。嫁妆之

丰厚令人咂舌，光是家具就多到连一节火车车厢都塞不下，最后由张幼

仪的六哥安排驳船从上海运送到硖石。

为了女儿将来在夫家能够获得足够的重视，娘家可谓用心良苦。这一

切，再加上娘家的强大实力，足以保障一个女人的婚姻，但却未能给张

幼仪带来丝毫幸福。

早知名世徒为尔,赖有斯人未肯忘。

上一句语带双关，可以将「为尔」理解为「如

此」，早知道名扬天下不过如此；也可以理解

为「为你」，早知道名扬天下只为你。

下一句截陈师道之诗：「何须五斗轻千里，赖

有斯人未肯忘」，幸有此人让我未肯忘怀。

据说徐章垿年幼时，曾经有一个法号志恢的和尚在仔仔细细地摸过一遍

他的头后，断言“此子将来必成大器”。1918年，徐章垿赴美留学前夕，

徐申如为寄托望子成龙的期望，将儿子的字由“槱森”改为“志摩”，而世

人记住的，正是他的后一个名字——徐志摩。

在嫁入徐家几年之后，张幼仪才从仆人口中得知，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她

的照片，就嘴角向下一撇，充满鄙夷地说了一句：“乡下土包子！”

其实说起张幼仪的长相，虽然不具备徐志摩理想中女性的聪慧灵秀，但

也并不算难看，五官端正，浓眉大眼，只是线条有点儿粗硬，嘴唇厚厚

的，皮肤偏黑，缺乏一点女性的柔美。

在杭州府中学堂读书时的徐志摩

同在杭州府中学堂读过书的郁达夫回忆那时的徐志摩说：在课堂上或宿

舍里，徐志摩总是和另一个同学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

去，和这个那个闹闹，喜欢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些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

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平时读书不用功，痴迷于小说，每次考起作文来他

都是分数最高。

在很多人眼里，徐志摩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孩子，活泼好动、聪明伶

俐。而张幼仪虽然比他年幼3岁，但性格坚毅严肃，沉默寡言，遇到事

情很有主见。徐申如打听到未来的儿媳在娘家时便很能干，不禁非常满

意，他希望结婚能够让儿子成熟起来，也希望沉稳持重的儿媳在婚后能

够管束儿子，让他慢慢改掉身上顽皮的孩子气。

傅斯年曾说：“胡适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

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

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

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但徐志摩显然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

而且正如1931年3月徐母病殁后，已经与徐志摩再婚的陆小曼意欲奔丧

被徐申如所阻，徐志摩一气之下与父亲闹翻，对陆小曼所说的那

样：“别看我脾气好，到了僵的时候，我也可以僵到底的。”不过这一

次，尚在读书、深受中国传统孝道影响的徐志摩还不敢公开反抗家庭作

出的安排，他表明自己态度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从心理上接纳张幼仪。

婚礼是在硖石商会举行的。新婚当天，张幼仪身着红白混合的粉红色礼

服，因为徐志摩在之前明确表示过，他要一个新式的新娘。洞房花烛

夜，张幼仪想要告诉徐志摩，她感谢命运的安排，现在她是徐家的人

了，她愿意好好地侍奉他们，但是她所受的传统教育不允许女子在这个

时候先开口，她于是等待着。而徐志摩也只是紧张又不无期待地望着

她，一句话都没有说。那是他们之间沉默的开始。

在其晚年回忆录《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里，张幼仪告

诉侄孙女张邦梅：“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

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

女人就是不值钱。这是我要给你上的第一课，这样你才能了解一切。”

婚后没几个星期，徐志摩就离开家读书去了，先是到天津北洋大学，后

来又到北京大学。张幼仪说：“公婆不准我跟他一起去，也不准我跟他

在一起。在中国，媳妇当着公婆的面对丈夫表露情意，也是很没规矩

的。”她想回到母校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完成学业的想法也没能如愿。

徐志摩会定期写信给父母，报告自己的情况，而她，是他家信末尾不痛

不痒又不得不添加一笔的问候。

就在她坐在幽深的闺房里面，陪着婆婆，在绣花针上穿上丝线，几个钟

头、几个钟头地绣着鞋上层层叠叠的积云朵朵的时候，徐志摩则在得时

代风气之先的北大如鱼得水，沐浴着新思潮的洗礼，又在她二哥张君劢

的引荐下，拜他一直仰慕的梁启超为师，同时结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

领军人物胡适。

长子徐积锴出生后，已经替家族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徐志摩，在老师梁

启超的建议下，于1918年7月启程前往美国，学习历史和经济。

在徐志摩出国留学前的婚后四年里，张幼仪和他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大概

只有四个月，都是在他的假期。在院子里，他伸着腿坐在椅子上读书，

她在他旁边缝东西。他会要仆人做这做那，对她却没有一句话，而年轻

胆怯的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张幼仪晚年回忆婚后的徐志摩

说：“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

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张幼仪3岁那年，母亲曾经给她缠足，到了第4天早上，再也忍受不了妹

妹尖叫声的二哥张君劢最终阻止了母亲。“把布条拿掉，”他说，“她这

样太痛了”。张幼仪的母亲问，如果女儿不缠足，将来谁会娶她？张君

劢回答说：“要是没人娶她，我会照顾她。”也正是二哥告诫张幼仪，不

论外在的行为如何，都要尊重自己内在的感受。张幼仪说：“这一点和

家里任何人都不一样。”就这样，张幼仪成了张家第一个天足的女人。

不过，她说：“对于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

为我思想守旧，又没有读过什么书。”

因为从小接受严格的家教，在很多方面，张幼仪的确非常传统，循规蹈

矩。她说：“我就是这样被教养成人的，要光耀门楣和尊敬长辈。”张父

是个脾气暴躁、非常挑剔的人，生气的时候就会提高嗓门、乱摔东西。

在娘家时，“除非爸爸要求，我从不在他面前出现，而且从不在没得到

他许可以前离开。除非他先开口对我讲话，否则我不会在他面前启齿。

他数落我的时候，我就鞠个躬，谢谢他纠正。我也从不用‘你’来称呼我

父亲，譬如我从不说：‘你要不要再来杯茶？’而必得说：‘爸爸要不要再

来杯茶？’不过，大半时候，我甚至从来不问爸爸要不要再添茶，我干

脆把茶倒好。能事先料到他的心意，才更孝顺。”

在第一次看过徐志摩的照片后，父母曾经问她对照片里的人的看法。张

幼仪说：“自从大姐算过命以后，家人一直期待这刻的来临，我就依着

徐积锴 (1918年一2007年)，商人，居住在美国。

家人的期待说：‘我没意见。’根据当时的中国传统，情况就是如此：我

要嫁给家人为我相中的男人。”

即使在和徐志摩经历了婚姻上的种种不幸之后，张幼仪依然对传统的包

办婚姻持肯定态度。她认为“这种婚姻并不表示夫妻之间没有爱情，他

们的爱情是婚后才来的。先对公婆、夫家和配偶尽义务，爱情就会跟着

来”。不过，徐志摩显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而对于婚姻的看法，张幼仪也和生性浪漫、渴求爱情的徐志摩迥然不

同。“我对婚姻所求为何？我不求爱情，也不求浪漫，可是我所求的肯

定比我现在拥有的——缺乏容忍和漠不关心——要来得多。徐志摩从没

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尽管婚后备受丈夫冷落，张幼仪却依然谨记临出嫁时母亲的教导：“第

一，一旦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第二，不管

我丈夫和我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得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公婆。”

初到硖石，张幼仪十分渴望出去四处逛逛看看，但徐家人不允许她单独

上街，她便终日守在深宅大院里；给婆婆做鞋，她一定精心刺绣，针脚

细密，做得漂亮考究，但到自己身上，则马马虎虎，能穿就行；每日晨

昏定省，在公婆开口说话之前，绝对不先主动开口说话，晚上在他们允

许之后，方才告退。

张幼仪的贤惠知礼、寡言端庄，深得徐志摩父母的欢心，长孙阿欢的诞

生，更是让徐家二老衷心欢畅。虽然张幼仪知道自己天生不仅“具备女

性的气质，也拥有男性的气概”，而且深受二哥、四哥的鼓舞，渴望接

受教育，了解和跟上这个变动的时代，但是如果她和徐志摩的婚姻能够

这样维持下去，她也许只能做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女子，默默地相夫

教子，她的另一面——那个更加真实的自我——也就无从展现出来。

旧时在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姻之前，通常会批一下两人的八字，看看他

们是否相合。有些时候，这个不一定都很准确。比如说周有光和张允

和，算命先生说他们两个如果结婚，都活不过35岁，可是他们琴瑟和谐

地共同生活了69年，张允和以93岁高龄辞世，周有光至今健在。不过，

算命婆对于张幼仪和徐志摩婚姻的预言却奇迹般地应验了。

张幼仪晚年说：“我婚姻中的不幸，是我这一生的一大秘密。”

徐志摩生于1896年，肖猴，猴子迷人、逗趣，但算命婆说，猴子也可能

变得狡猾和丑恶。张幼仪生于1900年，肖鼠，老鼠善于寻找、获得、囤

积丰富的食物，所以肖鼠代表着勤劳和富足，不过也会显现出胆小和吝

啬的负面特征。在肯定徐家是个非常好的人家后，算命婆沉默了半晌，

脸上显现出担忧的神色，她说：“属鼠的和属猴的人在这门亲事里不配

耶，你不属狗太糟糕了，狗是忠实的象征。”张幼仪的母亲不安地

说：“我这两个最大的女儿，老大要到25岁才能结婚，老二又和男方不

配。”她几乎失去耐心地对张幼仪说：“我们怎么办哪？你们当中总有一

人非赶快嫁掉不可。”最终，她决定做该做的事情，让算命婆把张幼仪

的生年改为1898年，这样张幼仪的属相就由鼠变成了狗，然后宣布这门

亲事是天作之合，并把这一消息送给徐家。

张幼仪说：“我始终纳闷，那个相命婆在把我的生肖改成狗以前，到底

从相命图上看到了什么厄运？”

秋天的扇子

1918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张君劢打算随同梁启超等人以非正式

代表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他与正在娘家探亲的张幼仪话别，并询问妹

妹什么时候到西方与徐志摩团圆。张幼仪诧异地回答说：“我从没想过

要与他团聚，因为我以为我的责任就是和公婆待在一起。”张君劢告诉

妹妹，她已经对徐家尽到责任了，现在她应该跟丈夫在一起，甚至到西

方求学。为了避免徐家二老拒绝，张君劢答应妹妹，他会让徐志摩主动

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张幼仪出国。

但徐志摩一直没有信来，直到张君劢从法国归来。他敏锐地告诉妹

妹：“他这么久没写信给你。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你非去不可。”并和

徐申如商量，如果继续这样两地分离下去，徐志摩和自己妹妹的心就要

越离越远了。徐申如在生意上虽然头脑精明，但在有些思想观念方面却

非常守旧，他认为女人“无才便是德”，一个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知

道的女子比起那些在外读书求知的新派女性显然要好管得多，所以他

说：“她要跟老太太作伴，还要照顾娃娃”。不过，徐家最终还是决定送

张幼仪出国。那是因为徐志摩离国之初本来是遵从父愿，打算回国后继

承家业，进入金融界或政界的，但是1920年9月末，一直怀有成为“中国

的汉密尔顿【1】”抱负的他却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事情，

突然放弃即将获得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启程前往英国伦敦。

徐志摩此行的目的是追随英国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罗素，不料罗素恰

巧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邀请赴中国讲学一年，徐志摩的愿望于是落了

空。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徐志摩遇到了影响他一生命运的女人——林徽

因。

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和众议院议长、段祺

瑞内阁司法总长。1920年春，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

身份，携女儿林徽因赴英国。这一年，林徽因年仅16岁。

同年秋，徐志摩抵达伦敦，结识了陈西滢、章士钊和英国著名作家威尔

斯等人，并在次年年初的一次讲演会上邂逅了林长民。林长民是梁启超

的好友，徐志摩早就听闻其名，只是无缘得识。初次见面，徐志摩的注

意力都集中在这位谈吐清奇的长者身上，并没有太注意他身旁那位稚气

未脱的少女。徐、林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徐志摩于是开始经常拜

访林长民。张奚若曾和徐志摩一同前往林长民的寓所，他后来回忆说，

林徽因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管他和徐志摩叫

叔叔。

不过几次交往过后，徐志摩惊异地发现，林徽因不仅长相俊美，而且小

小年纪，聪慧异常，举止、谈吐高雅不俗，情感丰富，热情开朗，对于

文学和艺术有着非凡的悟性。

林徽因的生母何雪媛是林长民的二房姨太太，在林的原配叶氏病逝后被

娶过门。何雪媛的父亲在浙江嘉兴开有一个小作坊，家境殷实，何雪媛

作为家中最年幼的女儿，不免有些任性，而且既不认字，又不会女红，

出嫁后不受婆婆和丈夫的喜爱。林徽因8岁那年，林长民又娶了一位姨

太太程桂林，何氏由此更受冷落。不过尽管如此，林长民对于天资聪颖

的女儿林徽因却甚为疼爱，这次旅欧他特意带女儿同行，为的就是让她

开阔眼界。他甚至不无骄傲地说：“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

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

虽然有父亲的百般呵护，但生母的境遇和性格还是给年幼的林徽因造成

了不可弥补的伤痕，也促成了她的早熟。1937年11月9日，抗战初期，

林徽因来到长沙，心情不好，在给好友沈从文的信中回忆伦敦岁月，她

写道：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

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

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

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

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

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

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

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

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

所想象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当时的林徽因正在爱丁堡的圣玛利亚学院读书，父亲交友甚广，家中经

常有中外友人来访。因为父亲身边没有其他女性，而且经常出门在外，

林徽因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主妇的职责，负责招待到访的客人，这其中

就包括徐志摩。

徐志摩帮助孤单敏感的少女打开了一扇通往英国文学的大门，她热爱上

了雪莱、拜伦、勃朗宁，而她仿佛一个理想中的人物，突然出现在现实

生活里，也让他由衷地惊异、赞叹，渐渐地迷醉。他仿佛吹着了一种奇

异的风，照着了奇异的月色，将不可遏止的激情倾注于诗歌的创作。

许是命运的捉弄，徐志摩初到伦敦后两个月，因为内心的苦闷，也因为

妻兄张君劢的催促，在1920年11月26日的家信中，他终于提出让父母送

张幼仪出国：“从前鈖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

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鈖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

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

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

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

1921年春，当张幼仪终于踏上轮船，满怀希望地前往法国马赛港时，对

伦敦方面发生的变故还毫不知情。同船的人得知她是前去与丈夫团聚，

纷纷赞叹她好福气，但张幼仪自己心中，却隐隐地感到不安。兄长和徐

志摩父母的担心也传染到她，让她想起了在她怀孕之前的一件事。有一

次，徐志摩仿佛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地说：中

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成为传统习俗的

奴隶。这些传统让他无法依循自己的真实感受行事，所以他要向这些传

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她当时听了虽然感到吃惊，却毫

不担心。在她的观念里，离婚只有在女人失贞、善妒、不好好对待公婆

等情况下才会发生，连娘家都不会接纳被遗弃的女人，她们只能卖娼、

出家或者自尽，而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徐家的事，她不认为以徐志摩

的教养和家庭会逼她走上失去名誉女人才会走的绝路。他要去西方，当

然要表现得西化一点，她这样想，全没有把他的话当真。但是五四运动

前后社会上一波又一波的学生运动，让她明白了徐志摩说得没错，中国

社会的确正在酝酿着一场剧变，而这些又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生

活。在异国他乡，她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会有改变吗？她期望他们之间

的距离还不至于太远。

船到马赛，倚在船栏上的张幼仪看到了人群中的徐志摩。他穿着一件黑

色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虽然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穿西装的样

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

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

人。”张幼仪的心立刻凉了一大截。

她本来就不是一个活泼灵动的人。当她终于站到他面前的时候，内心的

急切、快乐、期望更是已经被她小心地收藏了起来。那一刻，她恨他让

自己变得如此呆板无趣。

在巴黎的百货商店，徐志摩帮助张幼仪挑选了几件衣服和一顶帽子，尽

管如此，他打量她的眼神依然是冰冷的。然后他们一起照了几张照片，

为的是寄回硖石，让徐家人看到他们在异乡幸福生活的模样。

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因为眩晕而呕吐起来，徐志摩嫌弃地把头

撇到一边，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话刚说完不久，他也呕吐起来。

她于是带着小小的恶意，回击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张幼仪初到欧洲和徐志摩合影

他们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徐志摩热情快活、神采飞

扬，但当夜里，朋友散去，忧郁就开始笼罩到了他的脸上。地域没有改

变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依旧只是没有感情的夫妻。张幼仪说：“有一

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后，他的呼吸声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因为觉得

挫折和失败而扬起——他在最想摆脱我的时候，败给了我的肉体，对我

们要厮守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之后徐志摩经狄更生的介绍，从伦

敦大学经济学院转到康桥皇家学院做文科特别选科生【2】，他们于是搬

到了离康桥6英里的沙士顿。

张幼仪本以为自己出国后可以夫唱妇随，重拾因为结婚生子而中断的学

业，不料在沙士顿，她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买东西、洗衣服、

打扫房间、准备一日三餐。她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

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词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

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

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

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

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梁实秋曾记述徐志摩说：“我曾和他下过围棋，落子飞快，但是隐隐

然，颇有章法。下了三五十着，我感觉到他的压力，他立即推枰而起，

拱手一笑，略不计较胜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潇洒的人。他饮酒，酒量

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也打麻

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

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他也偶涉花丛，但是心中无妓。

他也进过轮盘赌局，但是从不长久坐定下注。”

但是随和潇洒的诗人对待自己不喜欢的结发妻子，却是冷漠而残酷的。

沙士顿小镇旁边有一家理发店，徐志摩每天早晨都要出去理发。当年借

住在徐志摩家的朋友郭虞裳在数年后告诉张幼仪，徐志摩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理发店对面的杂货铺是他收发信件的地方，他和伦敦的女朋

友经常鱼雁往返。为了避免被张幼仪碰巧发现，他们在信中使用的是英

文。因为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很多书信没能公开，以及徐志摩的《康

桥日记》后来被毁，我们无法确定当时徐志摩和林徽因感情发展的具体

情况，但说徐志摩这一时期已经对林徽因产生了深深的爱恋，大约不为

过。而张幼仪早在伦敦之时，就以女性的直觉，察觉到徐志摩已经有了

心上人。

偏偏在这当口，张幼仪怀孕了。当张幼仪把消息告诉给徐志摩，徐志摩

毫不犹豫地说：“把孩子打掉。”这是她万想不到的回答，她说：“我听

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耶。”徐志摩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

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第一次，张幼仪对自己夫

君的人品产生了怀疑。不过，她还是决定体谅他，同时努力改变自己的

价值观念，接受打胎这件事情。

但事情变化的速度超出了她的想象。

9月的一天早上，徐志摩告诉张幼仪，他的一位女朋友当天将来访，这

让张幼仪产生了一个误解，以为徐志摩意在让她和他的女友碰面，他们

甚至可能会生活在一起。依照她的经验，徐志摩老师梁启超的第二个太

太就是在日本留学时娶的，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在硖石也有很多女朋

友，这不过是中国女人的命运。即使身为原配，并且为夫家生下了儿

子，也不能阻挡丈夫纳妾，否则就犯了“七出”中的“善妒”。尽管心烦意

乱，她还是不停地告诫自己，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她接

受的这项侮辱，表现得坚定随和，而不是嫉妒和生气。

来的那位女子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

裙装，在穿着丝袜的两条腿下，竟是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那让张幼

仪哑然失笑的同时，心中也生出无数的疑问和困惑。

晚上，张幼仪一个人在厨房洗碗，徐志摩把那位小姐送到火车站后回

来，在她身边坐立不安地转来转去。两个人进入客厅后，徐志摩问张幼

仪对那位小姐的意见，她脱口而出：“呃，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

西服不搭调。”也许是她抑制不住的气愤、失望和厌恶刺激了他的情

绪，也许是她的话道出了他多年来的感受和心声，他突然脚跟一转，失

态地尖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她怔住了，然后跑出去，

他追出来，气喘吁吁地说：“我以为你要自杀！”

他们又在一起沉默地生活了一周。一周后，徐志摩突然从家中消失了，

连他的朋友郭虞裳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那样尴尬的处境，让郭虞裳也

选择了离开。张幼仪说：“待在那屋里的那些日子好恐怖。有一回我从

后窗往外瞄了一眼，看到邻居从草地走过去，竟然吓了一跳，因为我有

好几天没看到别人或跟任何人讲话了。”

班婕妤《怨歌行》云：“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

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

笥中，恩情中道绝。”她没想到，这样的命运会落到她头上。她想到自

杀，撞在阳台上，跳进池塘里，或者关上门窗，打开瓦斯，但“身体发

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教育又让她打消了这样的念

头。

终于，徐志摩从伦敦托人带来口信，问张幼仪“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

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并明确告诉她，“徐志摩不要你了”。

张幼仪只能向在巴黎求学的二哥张君劢写信求助。信寄出后回来，天已

漆黑，张幼仪打开所有电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屋子里，从徐志摩离

开后，第一次落泪。

二哥的回信很快到了，劈头第一句就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

妣。”然后告诉妹妹：“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断肠人在天涯

张幼仪到法国后，学业繁忙的二哥将她安排到乡下的一个朋友家里。

那一段时间，伴随着肚里孩子的生长，张幼仪的内心也发生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以前，她总被徐志摩“小脚和西服”的比喻弄得糊里糊涂，在乡

下宁静的岁月里反躬自省，她才发觉，自己的很多行为的确表现得和缠

过脚的人没有两样：思想上充满束缚，没有自我，对自己接受的传统教

育和习俗毫不怀疑。可是，她毕竟不是一个小脚女人，她要发挥自己身

上的特质，拿出勇气，作出改变。首先，她决定生下孩子；其次，她拿

定主意同意和徐志摩离婚。她说：“经过沙士顿那段可怕的日子，我领

悟到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不能回去徐家，像个姑娘一样住在硖石。我

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

只脚站起来。”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她随同来看望她的七弟前往德国，因为战后德国马

克贬值，那里的物价非常便宜。

1922年2月24日，张幼仪在医院生下二儿子彼得，当时她身边没有一个

人。医生说她是他见过的最勇敢的病人。当医生把孩子抱给她看的时

候，张幼仪差点哭出来。她说：“因为我要的是女孩，我要一个我的模

子，而不是徐志摩的翻版。”

因为之前满怀悲伤，没能为孩子的出生准备好必用的物品，张幼仪只能

请求医生，允许她将孩子暂时留在医院里。

当她回到和七弟同住的房子里，徐志摩托人送来的一封信已经摆在了桌

子上。他在张幼仪离开沙士顿之后，重新回到康桥，过了一段非常惬意

的生活，现在追到了柏林。

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

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

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

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

后来谈起这封信，张幼仪说：“他说我们‘前途无限’、‘彼此有造福人类

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她认为，与其说这

封信是写给她的，不如说这些话是说给群众和史家听的成分更多。

在张幼仪的坚持下，她终于和分别半年多的徐志摩见了面，当时在场的

还有中国留学生金岳霖和吴经熊等四人。

徐志摩拒绝了张幼仪想要征求自己父母意见后再离婚的请求，他

说：“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

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直到那一刻，张幼仪才知道自己

丈夫真正爱恋的人是谁。

在离婚协议上签完字后，张幼仪以在新婚之夜没能用上的坦荡目光，正

视着徐志摩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徐志摩欢天喜地地向张幼仪道了谢，并提出要去看看刚出生的孩子。他

在医院育婴房的玻璃窗外看得神魂颠倒。张幼仪说，他“始终没问我要

怎么养这个孩子，他要怎么活下去”。

徐志摩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孩子留在医院里，张幼仪说自己当时心里的想

法却是：这与你何干？

许多年后，当有人问张幼仪，是否认为徐志摩要求离婚是革命性的举

动，她说：“不”，因为他那时主要是为了追求林徽因。“如果他打从开

始，也就是在他告诉我他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的时候，就和我离

婚的话，我会认为他是依自己的信念行事，我才会说徐志摩和我离婚是

壮举。”

还在巴黎的时候，张幼仪曾给徐家二老写信，告知自己已经怀孕和想要

求学，徐申如于是按月寄给她相当于200美元的支票。在德国，张幼仪

依然是靠着这笔资助来生活，支付房租、菜钱、学费和孩子保姆的费

用。

彼得的保姆朵拉是一位亲切温柔的女人，来自维也纳，40岁出头，一直

没有结婚。很多年来，她一直在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他到外地去做

生意，结果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她非常疼爱彼得，跟他在一起玩儿，不

停地告诉彼得她有多爱他。那让张幼仪觉得新奇，她说：“我们中国人

从来不对孩子说爱，反而经常责骂他们……”她喜欢朵拉晚上给孩子洗

澡的时候，往他身上泼水，朵拉把什么事情都变成了游戏。

在朵拉的帮助下，张幼仪申请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就读。裴斯塔洛齐是

一位瑞士教育改革家，他认为每个孩子的个性都应该受到尊重，而且儿

童是藉着以爱心和了解为基础的训练来学习的，而不是依靠死记硬背来

学习。裴斯塔洛齐学院就是以这位教育家的研究为基础的一家师范学

院，这一学派的老师鼓励儿童通过自身的感觉经验来吸取知识，然后再

根据儿童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来教导他。

就在张幼仪在裴斯塔洛齐学院读书的同时，已经恢复单身的徐志摩再返

康桥，拜见了久已仰慕的哈代和曼殊菲儿，然后才于8月，追随不辞而

别的林徽因返回中国，同年10月中旬抵达上海。11月8日，徐志摩在

《新浙江·新朋友》上刊登《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这是中国历

史上根据民法的第一桩新式离婚案，震惊了当时的社会。可是林徽因在

家庭做主下，同时也经过自身的权衡，已经确定了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

成的恋爱关系。

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长期误解，就是学界普遍认为下附林长民写给徐

志摩的两封信，是作于1920年12月的，并以此作为徐、林二人当日感情

状态的证据。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

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午饭，盼君

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

弟长民　顿首　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得昨夕手书，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絜也。明日午

餐，所约戚好，皆是可人，咸迟嘉宾，一沾文采，务乞惠临。虽云小

聚，从此友谊当益加厚，亦人生一大福分，尚希珍重察之。

敬复

志摩足下

长民　顿首　十二月二日”

林长民在第一信中说，请客吃饭是在“星期天”，第二封信又说“明天”，

而第二封的落款日期是12月2日，也就是说，12月3日当为星期天。但我

们验之日历，1920年的12月3日并不是星期天，而是星期五。

那么，林长民这两封信究竟是写于何时？又写于何种情形之下呢？

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写道：“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

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我第一次会

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林长民）先生演说，他

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林徽因在《悼志摩》【3】中

则说：“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

桥。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

生。”从二人的叙述里（虽然这里的时间可能只是概数），我们可以约

略推算出，他们初识的时间应该是在1921年年初。有研究者说徐志摩记

错了时间，并根据上述两封假定为写于1920年底的林长民的信，认为徐

志摩对林徽因在1920年底已经陷入热恋，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这是

站不住脚的，也无法解释徐志摩为什么会在同年年末的家信中请父母送

张幼仪来英。相反，如果徐、林二人所述属实，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

解，徐志摩自己也想不到他会在写出家信后的不久结识林徽因，并坠入

情网。

而且，按照事情的发展脉络，1922年11月，徐志摩已经回到北平，苦追

当时住在景山西街雪池胡同的林徽因，并写下了《雪池日记》。为了追

求心爱的人，不惜作出在当时惊世骇俗的离婚之举，如此林长民信中出

现“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之语，并邀徐志摩于1922年12月3日——

验之以日历，这一天正是星期天——午饭面谈，想要让他打消念头。这

于时间线索上，于情理上，才更加贴合。【4】

但林长民的努力似乎并未奏效。于是1923年元月，梁启超出面，劝说徐

志摩：“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

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荡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

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

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

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

者！”于是有了徐志摩那封著名的答信：“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

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

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

得，我命。如此而已！”

归国之初，徐志摩就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随后发起创立“新月社”，

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人创办《现代诗评》。同

年春，梁启超邀请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著名诗人泰戈

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担任翻译，并共演泰氏话剧《齐德拉》，更是

让徐志摩一时名声大噪。国内大小报纸都刊登了他们的照片，当时媒体

报道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

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1924年秋冬间，徐志摩顺

利受聘为北京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在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前往山西的前两晚，他和林徽因曾经有过一次单独

谈话。林徽因告诉徐志摩，自己的选择是梁思成，并且即将与梁思成一

起赴美留学。徐志摩伤心欲绝。

同年冬天，返回北平的徐志摩在胡适的引荐下，与京城名媛陆小曼相

郊寒岛瘦，意思是本指孟郊、贾岛简啬孤峭的诗歌风格。后用以形容诗文类似的意境。出自宋·苏轼《祭柳子玉文》。

识。

陆小曼的父亲陆宝，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曾任财政部赋税

司长。1922年，陆小曼与父母为她选中的夫婿，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

王赓结婚。陆小曼聪明漂亮，英语、法语俱佳，又擅丹青，喜欢流连于

社交场所，而丈夫王赓耿直正派，不喜风月，整日忙于公事，无暇陪

伴，也乐得有徐志摩等友人与她谈诗论文，消愁解闷。让他想不到的

是，徐志摩竟很快和自己的妻子坠入爱河，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陆小曼

综观徐志摩真心爱恋的女子，都是冠绝一时的佳人，但并不是所有男性

都对女性的容貌如此苛求。他的好友梁实秋就曾称赞张幼仪说：“她是

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就在徐志摩流

连情场之际，在柏林，也有人对张幼仪产生了爱意。

罗家伦，字志希，1897年生于绍兴柯桥镇。就读北大时，与傅斯年等人

成立“新潮社”。五四运动后，罗家伦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又在英

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归国后曾任清华大学

校长等职，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在德国柏林时，罗家伦经常去张幼仪的住所拜访。张幼仪说：

王庚（1895-1942），字受庆，江苏无锡人，民国时期高级军官，中国陆军中将。

1911年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先后在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后转入西点军校，在西点一贯成绩优异，1918年西点

毕业时为全级137名学生中第14名。王庚回国后曾任职于北洋陆军部，并以中国代表团武官身份随陆徵祥参加巴黎和会；后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并晋升少将。王庚和陆小曼

以及徐志摩在当年是热门新闻，王将军以优雅的绅士风度主动退出了纠纷，并一生独身。

1942年被任命为赴美军事代表团团员，4月，途经开罗时病逝。死时年仅47岁。王庚逝世后，被北非盟军以厚礼葬于开罗市郊英军公墓。

“他每个星期来看我几回，不是和我一起坐坐，就是陪彼得玩玩。以前

我从没有和男人坐得这么近过，可是我猜想他是来看彼得的……

有一天我们坐着喝茶，彼得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块毯子上玩耍的时候，罗

家伦问我：‘你打不打算再结婚？’

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大概才二十三岁，可是四哥写信告诉过我，为了

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内，都不能教别人看到我和某一个男人

同进同出，要不然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因为我不守妇道。

而且我明白我在家乡还有个儿子，我一直没教过他，在我善尽作母亲的

责任以前，我不可以嫁进另外一个家庭。

所以，我没敢把罗家伦那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里，于是我看着我的茶

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

张幼仪1924年摄于德国柏林

罗家伦听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按时来看过我。”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述当时在德国的生活：“那

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

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

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有一天罗志希来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

母亲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我

们临走的第一天晚上志希来了，问我们手边钱多不多？我说不多可是够

用了。他说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因为他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

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因为那时在柏林的人都是大家实行

小‘共产’。”

在对不期而至的爱神说“No”之后，张幼仪把全副心神都放到了学业和孩

子身上。彼得是个非常招人喜爱的孩子，大大的眼睛，头发又黑又软，

对音乐有着异常的天赋。他们的住所附近住着一个钢琴家，练琴的时候

会把窗户打开，引得朵拉和彼得常常在他窗下流连忘返。张幼仪和徐志

摩在信中商定，让孩子长大后留在德国学习音乐。

彼得摄于两岁时

不幸的是，彼得满周岁以后身体开始经常闹毛病。在他一岁半的时候，

医生发现他的小肠和皮肤之间有条寄生虫，建议张幼仪带孩子到瑞士一

家医院去做手术，但手术费用非常昂贵，而且不保证能医好。

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中记述说：“到了

1923年的秋天，彼得白天晚上都睡不安宁，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痛苦，

真把我吓坏了……他先是吃不下肉，然后吃不下面包，到后来连汤也喝

不下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肚子愈来愈大，愈来愈肿，身体其他

部分却越来越瘦……有天晚上，我听到他尖叫的声音醒了过来，我以为

他作恶梦，就冲到他床边，发现他清醒得很。他紧抓着肚皮用德文对我

说：‘妈咪，彼得痛痛。’”

1925年3月19日，彼得病殁于柏林，离他3岁生日不到1个月。葬礼之后

的一个晚上，张幼仪从黑暗中醒来，听到另一个房间里的朵拉正躲在枕

头下哭泣。不久，伤心欲绝的朵拉返回维也纳，染上肺病，不治而亡。

张幼仪曾经收到过朵拉从维也纳寄来的一封短笺和一张照片。照片拍的

是她家中的一张书桌，张幼仪感到非常奇怪，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寄来这

样一张照片。后来才发现，在书桌后面墙上最中间的位置，挂着一幅彼

得的照片。

彼得死后一周，因为与陆小曼的热恋而陷入舆论旋涡，远走欧洲躲避风

头的徐志摩赶到柏林。在殡仪馆里，他紧抓着彼得的骨灰坛子掉下了眼

泪。在《我的彼得》一文中，他写道：

“从你襁褓时起，我屡次听你妈与你的‘大大’讲，不但是十分的有趣可

爱，竟可说是你有天赋的凭证，在你最初开口学话的日子，你妈已经写

信给我，说你听着了音乐便异常的快活，说你在坐车里常常伸出你的小

手在车栏上跟着音乐按拍；你稍大些会得淘气的时候，你妈说，只要把

话匣开上，你便在旁边乖乖的坐着静听，再也不出声不闹：——并且你

有的是可惊的口味，是贝德花芬【5】是槐格纳【6】你就爱，要是中国的

戏片，你便盖没了你的小耳决意不让无意味的锣鼓，打搅你的清听！你

的大大（她多疼你！）讲给我听你得小提琴的故事：怎样那晚上买琴来

的时候，你已经在你的小床上睡好，怎样她们为怕你起来闹赶快灭了灯

亮把琴放在你的床边，怎样你这小机灵早已看见，却偏不作声，等你妈

与大大都上了床，你才偷偷的爬起来，摸着了你的宝贝，再也忍不住的

你技痒，站在漆黑的床边，就开始你“截桑柴”的本领，后来怎样她们干

涉了你，你便乖乖的把琴抱进你的床去，一起安眠。她们又讲你怎样欢

喜拿着一根短棍站在桌上摹仿音乐会的导师，你那认真的神情常常叫在

座人大笑。

…………

彼得我爱，我说过我是你的父亲。但我最后见你的时候你才不满四月，

这次我再来欧洲你已经早一个星期回去，我见着的只你的遗像，那太可

爱，与你一撮的遗灰，那太可惨。你生前日常把弄的玩具——小车、小

马、小鹅、小琴、小书——，你妈曾经件件的指给我看，你在时穿着的

衣、褂、鞋、帽，你妈与你大大含着眼泪从箱里理出来给我抚摩，同时

她们讲你生前的故事，直到你的影像活现在我的眼前，你的脚踪仿佛在

楼板上踹响。你是不认识你父亲的，彼得，虽则我听说他的名字常在你

的口边，他的肖像也常受你小口的亲吻，多谢你妈与你大大的慈爱与真

挚，她们不仅永远把你放在她们心坎的底里，她们也使我——没福见着

你的父亲，知道你，认识你，爱你，也把你的影像、活泼、美慧、可

爱，永远镂上了我的心版。那天在柏林的会馆里，我手捧着那收存你遗

灰的锡瓶，你妈与你七舅站在旁边止不住滴泪，你的大大哽咽着。把一

个小花圈挂上你的门前——那时间我，你的父亲，觉着，心里有一个尖

锐的刺痛。这才初次明白曾经有一点血肉从我自己的生命里分出，这才

觉着父性的爱像泉眼似的在性灵里汩汩的流出；只可惜是迟了，这慈爱

的甘液不能救活已经萎折了的鲜花，只能在他纪念日的周遭永远无声的

流转。”

在文章中，徐志摩声称，只有张幼仪最有资格指证或诠释他文中“情感

的真际”，而晚年的张幼仪在仔细听过侄孙女张邦梅诵读了《我的彼

得》之后，说：“他写这篇文章的口气，倒像是个非常关心家庭又有责

任感的人。可是啊，从他的行为来判断，我不觉得他担心我们的钱够不

够花，还是我们要怎么过活这些事情。你晓得，文人就是这德行。”

破茧成蝶

张幼仪说：“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有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

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徐志摩在彼得殁后赶往柏林，主要是因为徐母不放心丧子的张幼仪，催

促他前往探望，而他本人对于张幼仪的嫌恶之情并未因离婚而稍减。在

1925年3月18日给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写道：“再隔一个星期到柏林，

又得对付张幼仪了，我口虽硬，心头可是不免发腻。小曼你懂得不是？

这一来柏林又变了一个无趣味的难关……”

这是离婚三年后，他们第一次相见。失去爱子的张幼仪虚弱瘦小，迷迷

惘惘，仿佛还在梦中，无法回到现实世界，却第一次赢得了徐志摩的尊

敬。在1925年3月26日给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写道：“可怜不幸的母

亲，三岁的小孩子只剩了一撒冷灰，一周前死的。她今天挂着两行眼泪

等我，好不凄惨……C（指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

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

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

看着吧！”为了散心，徐志摩陪同张幼仪游历了意大利等地，其间徐志

摩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北平方面陆小曼的消息。

1925年10月，陆小曼的丈夫王赓理智大度地选择放手，同意离婚，让陆

小曼去追求属于她自己的幸福，但陆小曼的母亲在确认徐志摩已经离婚

前，不同意陆小曼嫁给徐志摩，而徐家二老在得到张幼仪的亲口允诺之

前，也不同意儿子迎娶陆小曼。在这种情形下，张幼仪终于返回阔别数

载的家国。

徐申如曾经把张幼仪当做反对儿子和陆小曼结婚的最后一线希望，所以

当听到张幼仪亲口承认已经和徐志摩离婚，并且不反对他和陆小曼结婚

的话后，不由显出失望的神情。在一旁紧张等待的徐志摩闻言则大喜过

望，大叫一声跳起来，像要拥抱整个世界似的伸出手臂，仿佛一个不祥

的预兆，竟然将陆小曼送给他的珍贵的勒马玉戒指，从开着的窗户甩了

出去。

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平北海公园举行婚礼，由梁启超和胡

适证婚。其时张幼仪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育儿子，说服徐家二老，也

已带着阿欢来到北平。

徐家二老认张幼仪为干女儿，徐申如将自己名下的财产作出如下划分：

自己和妻子留一份；给徐志摩和陆小曼一份；张幼仪和孙子阿欢一份。

如果张幼仪终身不嫁，阿欢的那份财产即由她掌管；如果她将来再嫁，

则只能划取一份妆奁，阿欢和剩余财产仍归徐家，张幼仪自此与徐家完

全脱离关系。

婚后，徐志摩和陆小曼回到硖石，住到特意为他们新建的大宅子里。新

房是中西合璧的洋楼，有二十多个房间。为了适应陆小曼的生活习惯，

光电灯就装了86盏，还特意安装了冷热水管和两间浴室。地上铺着从德

国进口的黄色印花地砖，房间内摆放着粉红色的西式家具。为了让自己

硖石街道，隶属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地处杭嘉湖平原，位于海宁市中心城区。

心爱的女人满意，徐志摩事必亲劳。新婚之初，他和陆小曼的确度过了

一段非常甜美幸福的时光，但很快，他们的婚姻生活就出现了阴影。

两人婚后一个月，张幼仪突然接到徐家二老拍来的电报，原来他们已经

到了天津。一见面，徐家二老就气得喋喋不休。徐家老太太非常生气地

说：“陆小曼刚来看我们，可是她竟然要求坐红轿子【7】。”徐老太太继

续说：“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吃半碗饭，就可怜兮兮地说：‘志摩，帮我

把这碗饭吃完吧。’那饭还是凉的，志摩吃了说不定会生病呢！”“你听

听陆小曼下面说什么？”徐申如也开口道：“吃完饭，我们正准备上楼休

息的时候，陆小曼转过身子又可怜兮兮地说：‘志摩，抱我上楼。’”“你

有没有听过这么懒的事情。”老太太气愤难捺：“这是个成年女子啊，她

竟然要我儿子抱她上楼，她的脚连缠都没有缠过啊！”弃家出走的徐家

二老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恭顺懂事的干女儿张幼仪。虽然担心徐志

摩、陆小曼的误解和不快，但在徐家二老的要求下，张幼仪还是将他们

接到北平，暂时住了一段时间。

徐志摩与陆小曼在硖石的新婚寓所

不久，张幼仪的母亲病逝，料理完丧事的张幼仪定居上海。在东吴大学

教了一个学期德语后，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有人找到张幼仪。这家银行是

1910年由一群女性创办的，位于市中心的南京东路上，客户主要也是女

性。当时张幼仪的四哥张公权已经是中国银行的总裁，女子银行方面经

营面临困难，希望张幼仪借助她的人脉关系，帮助银行走出困境。张幼

仪于是成为这家银行的女总裁，不过她不愿意和哥哥平起平坐，所以只

称副总裁。

每天上午9点，张幼仪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她说，自己这种

严谨的习惯得益于在德国期间所受的教育。为了便于掌控员工的工作情

况，张幼仪特意把自己的办公桌摆在银行的最里头，这样就可以对银行

里的情形一览无余。下午5点，一位老师又会准时到办公室来找张幼

仪，为她补习文学和古籍。没能像徐志摩所爱恋的女子那样，上好的学

校，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一直是张幼仪心中的一件憾事，如今条件允

许，她要尽量为自己补上这缺失的一课。

在张幼仪的勤勉操持下，再加上张公权和上海其他金融界人士的支持，

女子银行很快扭亏为盈，张幼仪由此在银行界崭露头角，名动一时。

时任上海女子银行副总裁的张幼仪

与此同时，张幼仪还担任着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

的总经理。张幼仪和兄弟们归国之初，都需要置办一些衣物，母亲请来

一位手艺非常好的师傅。在张母丧事之际，又是由这位师傅负责为全家

赶制了丧服。之后，极具商业头脑的张幼仪开办了这家时装公司，集成

衣店和服装订做于一身，店名是张幼仪八弟取的，用的是李白《清平

调》“云想衣裳花想容”之意。张幼仪把欧美的新式样引入“云裳”，裁剪

缝制都倍加考究，衣服上面缝着别致的珠子、扣子和花结。一时之间，

上海的大家闺秀、名媛，在社交场中都以穿着“云裳”的服装为荣，时装

公司也因之生意兴隆。

和徐志摩离婚后，张幼仪和他的关系反而得到了改善，因为阿欢和徐家

二老，他们经常通信见面，像朋友一样地交往。15岁就嫁给他，与他生

儿育女，虽然他对她没有爱情，但作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她

对他，却总有一份说不清、割不断的情意。他的诗集不断出版，被誉为

当时中国最有希望的诗人，报刊上关于他的报道，她看到，就会精心地

剪裁下来，压到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而他和陆小曼在云裳公司中也出了

资，他还将自己的朋友，从法国和日本学习美术归来的江小鹣介绍给

她，让他担任云裳公司的服装设计。

一次，胡适请张幼仪吃饭，客人中也有徐志摩和陆小曼。对于陆小曼，

张幼仪说自己并没有敌意，因为陆小曼和徐志摩认识时，自己早已和徐

志摩离婚了，所以徐、陆两个人之间的恋爱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但当

张幼仪看到宴席间，两个人亲昵地称呼着“摩”“摩摩”和“曼”或者“眉”，

以及徐志摩对待陆小曼那种耐心体贴的态度，对比从前自己所受到的待

遇，还是不免感觉到酸溜溜的。“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

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张幼仪如是说。

作为爱情失意的补偿，张幼仪在商场上屡屡得手，在股票市场上又赚到

了一大笔钱。而历经重重磨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徐志摩和陆小曼，他

们的爱情之船却在婚姻生活中频频触礁。1927年年初，北伐的战火燃到

江浙一带，徐志摩和陆小曼为躲避战乱，从硖石搬到上海，徐家二老和

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矛盾也越来越多。

陆小曼本来体弱。当初，在丈夫王赓同意离婚之际，她突然发现自己已

经怀有与王赓的孩子，为了不至于出现波折，她瞒着众人，偷偷地打下

胎儿。不料手术非常失败，落下病根，导致此后不能生育，而且经常发

病晕厥，对此，连徐志摩都不知实情。在付出巨大代价，才和徐志摩结

成眷属之后，徐家二老却拒绝接受她，这对自幼金尊玉贵、心高气傲的

陆小曼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她将满腹的委屈都撒在了徐志摩身上，在

上海的十里洋场重拾从前纸醉金迷的生活。为了减轻病痛，又在翁瑞午

的建议下，染上了鸦片瘾。

翁瑞午陪着陆小曼唱戏、赏画，帮她推拿按摩，和她一起吸食鸦片，二

翁瑞午字恩湛，男，1899年出生于江苏吴江，翁绶祺之子，香港英国皇家学院肄业。画家，擅长书画诗文，翁瑞午从小接受正规

的文人教育，随赵叔儒学书画，随况周仪学习诗文，也会唱京戏昆曲，深得梅兰芳赏识，又随丁凤山学习中医推拿。

人世界俨然变成了三人行。虽然徐志摩对此不以为忤，但徐家二老却忍

无可忍，坚决要搬去张幼仪那里。为了避免陆小曼和徐志摩尴尬，张幼

仪建议徐家二老先回硖石住上一个星期，然后再借口和孙儿同住搬来这

里。而且毕竟自己和徐志摩已经离婚，再和他父母长期同住不便，张幼

仪于是在自家后面的空地上，给徐家二老盖了栋小楼。

徐志摩和陆小曼则租住在一栋洋房，家里雇着十来个佣人，还养着私人

汽车，而且经常包订各种娱乐场所的坐席。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回忆

说，陆小曼挥霍无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顾家里需不需要，不问价

格贵不贵。有一次，她亲眼看见陆小曼一次就买了五双上等的皮鞋。

奢侈放任的生活和鸦片让陆小曼越来越往颓靡的路上走，一半是因为不

得不四处奔波挣得家用，一半是因为不愿意被拽着沉沦，1930年，徐志

摩辞去南方的一切事务，随后于次年初应胡适之邀，前往北平，担任北

京大学教授，但陆小曼拒绝随往。贪恋上海的生活，不愿重回当初的伤

心地，和徐志摩赌气，这些固然都是理由，但其中一个更大的原因，恐

怕还是其时林徽因已经回到了北平。

陆小曼晚年交往的朋友王敬之回忆说：“惭愧得很，我那时枉已从事文

学编辑工作，却不知林徽因何许人也。承陆小曼告知，林徽因是林长民

的长女，典型大家闺秀，学问好，才华超众，而又美艳无比。此人也真

爱徐志摩，后虽嫁给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但爱衷不改。最要命的是，

徐志摩也从未忘情于她。徐志摩的红粉知己很多，逢场作戏更是不知其

数，全属于一般男人家‘吃豆腐’性质，陆小曼对这些全不在乎，听之任

之。陆曾直告徐志摩：‘你跟任何女人的交往都不必瞒我，我无所谓，

绝不干扰。唯独林徽因，你绝不可跟她再有接触。只要让我知道你跟她

还有来往，我绝不答应。老实讲，我是要吃醋的。’”

当时林徽因因患肺病，在北平香山休养，徐志摩不时探访，在他的鼓励

和引导下，林徽因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

青年时期的林徽因

1931年4月23日，徐志摩的母亲病故，徐志摩欲携陆小曼奔丧，被父亲

阻拦。与此同时，徐申如却不断地催促张幼仪赶赴硖石。张幼仪在电话

里告诉徐申如：“我离婚了，不应该插手家里的事情。”接着她又对继续

坚持的徐家父子说：“你们这些人真自私，现在你们需要我了，就叫我

来，要是陆小曼也来家里，那我要干嘛？一个屋子里有两个女主人，成

什么样子？再说，我可以留下来参加丧礼吗？那又成何体统？”

最终，徐家让张幼仪全权处理了老太太的后事，把里里外外料理得妥妥

帖帖，做了本该正室做的一切事情，而陆小曼屡次提出请求，却都被拒

绝，一腔委屈自然又落到了徐志摩的头上。徐志摩只得写信给陆小曼解

释说：“你责备我，我相当的忍受。但你信上也有冤我的话；再加我这

边的情形你也有所不知。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是事实。我不能护我

的爱妻，且不能保护自己，我也懊懑得无话可说。再加不公道的来源，

即是自己的父亲，我那晚顶撞了几句，他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外厅上

朋友都进来劝不住。好容易上了床，还是唉声叹气的不睡。我自从那晚

起，脸上即显得极分明，人人看得出。除非人家叫我，才回话。连爸爸

我也没有自动开过口……”在徐志摩的力争和亲友的劝说下，陆小曼终

于得到允许，得以在葬礼举行当天露了一下面。

张幼仪已经离婚，却受到徐家如此重视和礼遇，陆小曼身为徐志摩明媒

正娶的现任妻子，反而处处靠边，这等于是在说，徐家真正承认的儿媳

妇还是张幼仪，而不是她陆小曼。这对于陆小曼来说，不啻奇耻大辱，

这不仅让她和徐家更加水火不容，也使她和徐志摩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

更增嫌隙。

而张幼仪因为善于处理和徐家二老的关系，又有儿子阿欢，反而和徐家

结下了深厚的情分。她评价自己说：“如果说徐志摩的父母想要个干女

儿的话，我一直做得很称职。我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换种方式对

待他们。可是，当我善待公婆的时候，我就想：他们是我儿子的爷爷奶

奶，我怎能不好好对待他们？”

晚年张幼仪对侄孙女张邦梅说：“中国家庭是由父母掌权，因此一个女

人和她姻亲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往往比她和丈夫之

间的关系来得重要。”并告诫她：“我注意到我住在你家里，你来跟我说

晚安的时候，你偶尔会在我允许你离开之前，就先掉头走掉。这样子很

糟糕，你结婚以前一定要把这习惯改掉。”

张幼仪端庄恭谨、严肃朴实，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妇德，深得徐家长辈

的欢心，但在天真自由、追求浪漫爱情的诗人眼里，这些优点却成为呆

板木讷、生硬无趣的代名词；陆小曼美丽聪颖，绝代风华，令无数人拜

倒在石榴裙下，但这些魅力在徐家二老眼里却也一文不值，他们看到的

是她的任性和浮华。这里有时代的错位，也有人性的复杂和悲哀。当

年，徐志摩将父亲为他选中的妻子遗弃在异国他乡，多年后，他的父亲

也将他的爱妻拒于门外，父子两代，对自己不喜的事物，都采取了一种

极端的拒绝姿态，冥冥中，又仿佛可以看到因果和命运的轮回。

而张幼仪及早地选择放手，在当初是一种伤痛，在后来，却未始不是一

种福分。因为当陷于情网中的每个人，宁愿伤人伤己，也不愿意放弃我

执的时候，悲剧便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轻轻的他走了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到云裳时装公司来，问他要的几件衬衫做得怎

样了。得知他第二天要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返回北平，张幼仪

问他什么事情这样急，并劝他不要乘坐这种免费飞机。徐志摩大笑着

说，他不会有事的。

张幼仪不知道，徐志摩这次回来和陆小曼大吵了一架。原因大约有三：

一是徐志摩苦劝陆小曼北上，但陆小曼执意不肯；二是陆小曼与翁瑞午

的暧昧关系，招致徐志摩的指责抱怨，而徐志摩和女人多有瓜葛，甚至

随同友人去狎妓，也让陆小曼心里不满；三是陆小曼在上海的开支太

大，徐志摩虽然尽力填补，亏空还是越来越大。据郁达夫回忆：“当时

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志摩连忙

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来到时装店的时

候，他已经在外面流连了几天。张幼仪更不知道，这是她和徐志摩的最

后一次见面。

次日近午，因为大雾的影响，徐志摩搭乘的邮政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

触山爆炸，机上连同徐志摩共3人，无一生还。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得到噩耗的陆小曼悲痛欲绝，哭死过去，通知徐志摩死讯的电报于是被

送到了张幼仪府上。张幼仪以她一向的冷静果断对事情作出了安排：让

八弟陪同13岁的阿欢前往济南，认领遗体。在公祭仪式上，陆小曼想把

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被张幼仪坚决拒绝。

蔡元培挽徐志摩曰：“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

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朱自清评价徐志摩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

胡适在《追悼志摩》中说：“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

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

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

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

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

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

牺牲了一切平凡安逸，牺牲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

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

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

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几乎和徐家断绝了一切往来，也为徐志摩的许多朋

友所摒绝，在生活上一度依赖翁瑞午，素服终身，绝迹欢场，潜心汇编

徐志摩遗作。1965年，62岁的陆小曼孤独离世，她唯一的遗愿——和徐

志摩合葬——被徐家【8】拒绝。

张幼仪和陆小曼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提到一件不能释怀的事情，徐志摩当

天之所以匆匆忙忙搭乘飞机返回北平，是为了赶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

给外国使节作的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到头来又是为了林徽因”，

张幼仪说。

在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梁思成第一批赶到济南，从坠机现场捡回一块飞

机残骸的木块，林徽因将它和另一块木块【9】，分别用黄绫包裹，一起

悬挂在卧室里，以志永远的纪念。1934年11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到浙江

考察古建筑，火车停靠在硖石时，她特地走下列车，“凝望着幽黯的站

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泪水溢出了眼眶。

徐志摩爱恋林徽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是否

仅止于友情，却一直存在争议。如果说，上面所述还只是对好友的追思

和悼念，那么林徽因另外还做过两件用友情很难解释的事情。

一是徐志摩死后，他生前所写的两本日记【10】和一些信件保存在好友

凌叔华那里，当时多方对此展开争夺。在胡适出面帮助下，最终林徽因

将日记拿到手中。不过，在将日记交给林徽因之前，胡适自己先看了徐

志摩的日记，并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为了志摩的半册日

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

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卞之琳在晚年则说：“我

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

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

霖打听到的下落。”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1947年，林徽因因为肺结核动过一次大手术，在以

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际，她托人传信要见张幼仪。张幼仪说：“我心

里虽然嘀咕着林徽因干嘛要见我，可是我还是跟着阿欢和孙子去了。见

面的时候，她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望着我们，头转到这边、

又转到那边。她也仔细地瞧了瞧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也许是看我

人长得丑又不会笑。”

对此，张幼仪的解释是：“她当初之所以想见我，是因为她爱徐志摩，

想看他的孩子。尽管她嫁给了梁思成，她还是爱着徐志摩。”

徐志摩的表弟、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所编的《徐志摩年谱》，则在1922

年徐志摩离婚条下特加按语说：“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

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

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林长民）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

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

曼，非初衷也。”

不管怎样，一段终生挚爱，两段爱恨纠缠的姻缘，三个女人的缠连纠

葛，都随着徐志摩的猝然离去而烟消云散。

此后，张幼仪又在上海生活了近二十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囤积军服

染料，等到价钱涨到100倍，而且再也没法从德国进货的时候才卖掉，

赚到一大笔钱。之后，她又用这笔钱作为资金，投资棉花和黄金，依旧

是财星高照。

其间她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女子银行一度濒临倒闭。1937年日本入侵上

海，街上到处是出逃的人群，人们纷纷跑到银行里挤兑提款。因为现金

准备不足，张幼仪只得把女子银行的大楼抵押给一家更大的银行，来获

得现金支持。偏偏在这时，又有一位男顾客跑到云裳公司找到张幼仪，

想要把她刚刚想方设法为银行保下来的四千元钱提光。为了避免银行倒

闭，张幼仪提出以个人名义为那位客户担保，在6个月后连同利息把这

笔钱给他。那位顾客说：“如果是你张幼仪告诉我，你担保这笔钱，那

我相信你。我不相信别人的话，可是你讲的话我信。”接下来的半年时

间，张幼仪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她和那位客户签订的保证书。她

陈从周应该是徐志摩的表妹夫。

陈从周的妻子蒋定，是徐志摩的表妹。

说：“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希望发现我的人知道，我对这位顾客

有责任。”就这样，张幼仪以自己的人格和信誉，帮助女子银行渡过了

难关。

张幼仪和儿子阿欢

1939年，阿欢满21岁，为了儿子的婚姻幸福，张幼仪征求他的意见，问

他想要个什么样的妻子。阿欢回答说：“我只对漂亮姑娘感兴趣。”张幼

仪说：“他为什么这么回答，我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很伤心，

因为那让我想起他父亲，我一直觉得他父亲要的，是个比我女性化、又

有魅力的女人。”但张幼仪还是遵从儿子的心愿，为他介绍了一位漂亮

的女孩。为了不让儿媳妇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张幼仪为儿媳请来老

师，给她上英、法、德、中的文学课程，以使儿媳不仅能愉悦儿子的眼

睛，还能满足他的心灵追求。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张幼仪离开大陆，移居香港。

又见康桥

在香港，张幼仪住处楼下有个邻居，是一位叫苏纪之的医生，妻子和他

离了婚，他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都只有十多岁。通过朋友认识后，

见他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不容易，张幼仪经常会帮他一些小忙。一来二

去，两个人慢慢地熟悉了。当苏纪之向张幼仪求婚时，她首先写信给二

哥和四哥，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风俗是，孀居的女人再婚会让娘家失去面子。张幼仪的四哥张公

权始终没有回复，一直告诫妹妹要遵从自己内心感受的二哥张君劢一会

儿发来电报说“好”，一会儿又改变主意，发电报来说“不好”。在反复几

次踌躇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写来信件：“兄不才，三十多年来，对妹

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幸未先填沟壑，此名教

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

张幼仪同时也写信到美国征询儿子阿欢的意见：“尔在美国，我在香

港，相隔万里，展昏谁奉，母拟出嫁，儿意云何。”在她看来，自己是

个寡妇，理应听儿子的话。

康桥，又译剑桥

阿欢很快回信说：“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

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瞻。诸孙长成，全出母

训……去日苦多，来日苦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

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53岁的张幼仪和苏纪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婚礼。婚后

两人共同生活了20年。

1967年，张幼仪在苏纪之的陪伴下，回到康桥、柏林这些当年自己住过

的地方。苏医生大半生在日本度过，从来没有到过欧洲，张幼仪想带他

去看一看。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里回忆

说：“他和我坐在康桥河畔，欣赏这条绕着康桥大学而行的河流，这时

我才发觉康桥有多美，以前我从不知道这点。我们还从康桥坐公共汽车

到沙士顿，我就只站在我住过的那间小屋外面凝视，没办法相信我住在

那儿的时候是那么样年轻。”

这次欧洲的故地重游，勾起了张幼仪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也让她觉得有

必要让儿孙辈们了解徐志摩。之后张幼仪亲自赴台，找到徐志摩当年

《新月月刊》的同仁和好友梁实秋，以及徐志摩的表弟蒋复璁，希望由

他们出面，为徐志摩编一套全集，资金由自己来出。1969年，台湾版

《徐志摩全集》出版，作为最早的一套《徐志摩全集》，此书为后来的

徐志摩研究提供和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1972年，苏纪之因为肠癌去世。安葬完丈夫后，张幼仪搬到了美国纽

约，住在儿子附近，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

做45分钟体操，然后坐下来吃早饭：一碗麦片粥或者一个煮鸡蛋。然后

看报，探望家人，或者上一些德文、有氧体操、钩针编织这类给老年人

设置的课程。同时也延续着早年的习惯，每星期还会摸上几圈麻将，允

许自己一年有200美元的输赢。

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也是新月社的成员，他非常欣赏徐志摩，当年甚至

盛装参加了他和陆小曼的婚礼。多年后，他的孙女张邦梅在图书馆查阅

资料时，偶然得知自己的姑奶奶张幼仪原来竟是徐志摩的前妻，于是有

了两个人之间的访谈。沉默一生的张幼仪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向侄孙

女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起初，张邦梅将它写成了毕业论文，之后又扩充

为一部传记文学——《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在对张幼仪的故事介入越来越深的同时，张邦梅和爷爷张禹九之间也发

生了争执。和张家的其他兄弟一样，张禹九非常欣赏徐志摩，认为他以

自己的才华给张家带来了巨大的荣耀。而张邦梅也对爷爷佩服徐志摩佩

服得五体投地，却不懂得欣赏自己的姐姐感到气愤。和张邦梅一家待在

一起时，张幼仪从来都自由自在，但当有八弟在场的时候，她就会显得

不自然和拘谨，连说话的声音都发生了变化，尖锐用力，生怕遭到质疑

和讥讽，但偏偏张禹九就有把姐姐的意见看得无足轻重的倾向。由于兄

长的帮助和自身多年的刻苦努力，张幼仪在社会上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但在家族中，她却依然无力改变中国数千年来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以

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而且张邦梅也提到，爷爷调皮捣蛋爱说

笑，张家人都说他这点最像徐志摩，却每每被张幼仪正经八百的严肃态

度压了下去，这大约也是她和徐志摩相处时的常情。

知道孙女在写一部有关张幼仪和徐志摩的传记，临终前，张禹九叮嘱

她，下笔时对徐志摩“要仁慈一点”，并要求在葬礼上朗诵一首徐志摩的

诗。

1988年，张幼仪以88岁高龄逝世于纽约，安葬在市郊风景优美的

Fernoeiff墓园里，墓碑上刻着“苏张幼仪”四字。梁实秋评价她说：“她沉

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

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令人尊重。”

在她去世8年后，亦即1996年，英文版《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

的家变》出版。

在这部书中，张幼仪坦陈：“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

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

变成另外一个人。”

面对侄孙女关于她对于徐志摩究竟是怀着怎样一种感情的询问，这位以

对自我不那么重视的姿态度过一生的女性回答说：“你总是问我，我爱

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

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

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

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

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注释

【1】 美国著名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长。

【2】　徐志摩对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习生活不满，与狄更生相

识后，狄更生看出他的烦闷，竭力推荐他去康桥皇家学院。徐志摩写信

给两个学院，都回说名额已满。最后狄更生以院友身份帮他联系，院方

答应给徐志摩一个文科特别选科生资格，让他可以随意选课听讲，但不

参加考试、也不必做论文。

【3】 刊于1931年12月7日的《北平晨报》。

【4】　两年前偶见一文章中有此观点，今写作时验之以日历，果然。

但遍寻该文章不着，无法标注该文章及作者，谨致谢意及歉意。

【5】　即贝多芬。

【6】　即瓦格纳。

【7】　六个轿夫扛的红轿子，不是两个人抬的普通轿子。按照硖石乡

下规矩，红轿子只有初婚的女人才能坐。

【8】　据赵清阁的回忆文章，是被阿欢，亦即徐志摩和张幼仪生的儿

子徐积锴所拒。

【9】　抗日战争时期，林徽因的胞弟林桓在四川对日空战中阵亡，梁

思成参与处理后事，带回这块飞机残骸。

【10】　写于1921—1922年康桥时期，故称《康桥日记》。其中记述有

徐志摩和林徽因在伦敦时期的交往。

宋清如：春天已轻轻地流过

宋清如，现代派诗人，著名翻译家朱生豪之妻。

1911年，出生于江苏常熟。少女时，即以一己之力反抗家庭包办婚姻，

独自外出求学。1932年进入之江大学，与朱生豪相识。

1942年，宋清如与朱生豪在交往10年后，于战火中的上海举行了简单的

婚礼。

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翻译莎士比亚，被施蛰存赞誉为诗才不让冰心的宋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字蛰存,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

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清如放弃了写作。对于自己和朱生豪在婚姻生活中的分工，她简单地归

结为“他译莎，我烧饭”。

1944年，亦即婚后两年，朱生豪病逝，遗留下年仅13个月的幼子和未竟

的译莎事业。

宋清如教书、育子，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后，于1997年离世，时年

86岁。

宋清如：春天已轻轻地流过

但愿你是我望不尽的迷途，我是你听不绝的天籁；

我俩在相互迷恋的梦的山谷，永不走近，也永不离开。

——白马·《梦的山谷》

苦难，对于一个男人，常常是通向最终成功的阶石。而对于女人，更多

的时候，它却是一种摧折。

究其原因，并不是男人更坚强，而是女性更无私。

一个优秀的男人，总不难找到一个能够为他遮风挡雨，甚至甘愿为他牺

牲的女人；而一个优秀的女人，却往往命中注定要承受双重的重负，一

份是自己的，一份则是她所爱的人的。

知道宋清如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是因为朱生豪。而读她年轻时写的

诗，则不难发现其中难掩的才情。

婚后的宋清如为了支持丈夫的译莎事业，放下了手中的笔，担当起全部

家务。朱生豪病逝后，宋清如艰难抚养幼子，为生计奔波，独自走过了

之后的五十多年人生。岁月带走了她的青春、爱人，也无情地磨蚀、枯

萎了她的才情，伴随她的，只有那段关于曾经的爱情的记忆。

真爱难寻，是因为太多的人只想享受爱情的欢娱，却常常忘记了，爱里

也有眼泪，有痛苦，爱更需要付出，有的时候，甚至还必须孤独而长久

地守望。

一笑低头意已倾

1932年，杭州郊外的六和塔旁，背靠郁郁葱葱的秦望山，面对波光粼粼

的钱塘江，绿树环绕中，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十五六栋以红色为主的西洋

式建筑，这里就是中国13所教会大学之一——之江大学【1】。

之江大学主楼慎思堂

之江大学是近代由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它的前身是宁波崇信义塾，

1867年迁往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1897年改名育英书院，1906年，校

董会决定将学校扩充为教会大学，并选定在秦望山上新建校舍，1920年

在美国华盛顿注册，始称之江大学。

被誉为“一代词宗”，当时任教于之江大学的夏承焘曾有《望江南》词

曰：

之江好，带水绕钱塘。一道秋光天上下，五更潮动月茫茫，窗户挂银

潢。

之江大学旧址，位于杭州市杭富路六和塔西

侧，现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之江大学系美

国长老总差会创办的教会学校，遗存有钟

楼、慎思堂、图书馆、都克堂等建筑22幢。

[1]之江大学旧址建筑布局高低错落，与空间

环境融为一体，整个建筑格局解放后无多大

变化，为中国保存的较为完整的教会大学旧

址之一。

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11月24日，被公

布为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新中国建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在

1952年2月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高等学校的院系调

整。根据教育部院系调整设置方案，之江大

学各个学院被并入到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浙江师范学院、上海财经学院、

南京工学院等相关院校，结束了其107年的办

学历史。此后，之江大学旧址移交给新成立

的浙江师范学院管理、使用。1958年，浙江

师范学院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之江大

学旧址的校舍又被改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驻

地。1961年，因科研等方面需要，之江大学

旧址被正式划归浙江大学，成为了浙江大学

三分部，先后有无线电系、物理系、管理系

等在此办学。1996年，这里被改作浙江大学

之江学院，现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是浙江

大学光华法学院等所在地。

这年秋天，新学期开始，一位外表文静、衣着平凡的女学生踏上通往山

中校舍的小路，来到之江大学。她的名字叫宋清如。

这一段路，对这个年方21岁的女子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在此之前，她刚

经历过一场艰难的抗争。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新女性一样，她抗争的对

象主要是她的家庭。

宋清如出生于常熟乡下一个大户人家，家中姐弟四人，她排行第二。从

小，她就显示出独立倔强的个性。

五六岁时，家中按照当时的习俗给她缠足，她疼得大哭，只要大人一不

在身边，她就拼命地把裹脚布扯掉。大人们发现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她，于是又重新缠。因为脚伤没有复原，这次更疼，宋清如哭得撕心裂

肺。她的母亲实在烦了，抓起一把炉灰塞到她的嘴里。虽然明知道接下

来一次会比一次疼，但宋清如还是顽强地坚持着，趁大人放松时再次把

裹脚布扯下来，如此三番五次，宋清如的脚皮破肉烂，实在没办法再缠

下去，家里大人只得无奈地作罢，这也可以说是宋清如反抗家庭封建专

制的第一次胜利。

6岁那年，家中又按照当地规矩，为她订下婚约，对方是江阴一户姓华

的大族。

宋清如7岁时，家中为弟弟请来一位先生，办起私塾。反正已经请来了

先生，大人于是决定让4个孩子一起读书。当时的初衷不过是想让3个女

孩子也粗识几个字，将来生活上能够方便一些而已，但读书这件事情却

彻底地改变了宋清如的命运。

宋清如天资聪颖，和书本很有缘分。上完私塾后，她随姐姐进入常熟县

城的女子小学。后来姐姐辍学回家，她又独自一人在常熟、苏州读完初

中，此时的宋清如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18岁，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已经是该出嫁的年龄了。一场冲突终于爆

发了。

面对母亲和家族中长辈的劝说训斥，已经决定走自己的路、不重蹈父母

辈人生的宋清如丝毫不为所动。

“我还要读书！”她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谈判最后转到经济问题上，家里人又搬出老规矩：女孩子长到十八九

岁，娘家已经完成抚养任务，以后的生活该由夫家来负责了。再要读

书，家里是不能给出钱的。

宋清如略一思考，回答说：“把给我做嫁妆的钱用来让我读书好了！”宋

清如的母亲听罢一愣：“那你嫁妆不要了吗？”“不要了。”宋清如毫不犹

豫，干脆利落地答道。

就这样，宋清如再次来到苏州，进入省立苏州女子中学。从小国文基础

非常好的宋清如，在教师孙其敏、曹养吾的引领下，开始大量接触新文

学和外国文学。这一时期的她已经开始写作新诗，在校内小有名气。

一次，学校方面请当时著名的诗人徐志摩来做报告，这对热爱新诗的宋

清如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直到晚年，她对此仍记忆犹新。

九一八事变后，苏州女子中学学生决定罢课游行，宋清如因为文笔流

畅，被选为罢课委员会秘书。随后，她又随高中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

政府收回东北失地。

从南京返回后，宋清如因为饥饿和劳累大病一场，错过了第一批大学的

报考时间。再则，她高中就读的苏州女子中学属于师范学校，因为读书

期间不交学费和伙食费，毕业后不能直接升入国立大学，必须为社会服

务满两年后方能自由升学。

正在失望之际，宋清如听到消息说，之江大学正在第二次招生，而且该

校是教会所办，属私立大学性质，在报考方面没有限制。

此时，江阴华家又来催办婚事。作为经受过新文化洗礼和独立生活历练

的第一代女性，宋清如的回答这一次更为惊世骇俗：“谁答应华家的婚

事谁就嫁过去好了！”母亲在被震惊得瞠目结舌之余，也知道硬逼不会

有好结果，通过艰难的交涉，终于在一年多后退掉了华家的婚约。

就这样，命运将宋清如带到了之江大学。

葬！葬！葬！

打破青色的希望，

一串歌向白云的深处躲藏。

夜是无限地茫茫，

有魔鬼在放出黝黑的光，

小草心里有恶梦的惊惶，

葬！葬！葬！

在1933年发表于《现代》杂志5月第3卷的诗歌《夜半钟声》中，宋清如

以敏感细腻的笔触，刻画出了新女性在面对旧的习惯势力和亲情纠葛时

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以及争取新生活的渴望和决心。

进入之江大学后，穿过一片茂盛的草地，就是学校的主楼慎思堂。慎思

堂前面左右排开的两幢楼房是男生宿舍东斋和西斋，北面是图书馆，女

生宿舍是9号楼，处在西面比较隐蔽的半山腰，也叫韦斋。另外学校还

有都克堂（礼拜堂），教职工宿舍上红房、下红房，以及游泳馆、运动

场等。从慎思堂往东走，有一条幽深的小溪谷，上面的小木桥就是之江

大学著名的“情人桥”。那里有条小路直通六和塔。

之江大学著名的“情人桥”

来到风景如画的之江大学后，宋清如很快地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当时能

够在外求学的年轻人大多是有抱负、有思想的，但宋清如“女性穿着华

美是自轻自贱”、“认识我的是宋清如，不认识我的，我还是我”的言论

还是让大家对她刮目相看，不过绝大多数时候，宋清如是文静而沉默

的。

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入校不久，宋清如就报名参加了之江诗社。第一次

参加诗社的活动，照例要拿出自己的作品，供大家传阅赏析。宋清如准

备的是一首宝塔诗（诗作失落，其中两句为“奈何天，雨丝风片”）。她

原想这样在内容、形式上都可以有些新意，却全没料到，诗社活动中是

只交流旧体诗词，不做新诗的。

宋清如的诗作交出去后，众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悄声议论：这样的

东西怎么拿得出手呢？宋清如一时如芒刺在背，同时也感到有些委屈。

终于，诗稿传到一位清瘦静默的年轻男子手里，他仔细地看过后，一言

不发，冲着宋清如轻轻一笑。他的笑容里既有宽容的善意，也有爱怜的

赞许，那让宋清如心头一暖，羞涩地低下头。

这位男子就是高宋清如三届，被称为“之江才子”的朱生豪。

朱生豪1912年出生于嘉兴，是家中久盼的第一个男孩，出生时，算命先

生说他“有文昌星坐命”，取名文森。读书后他自己改名“森豪”，后又改

为“生豪”。10岁时，朱生豪生母病逝，临死前，她念念不忘聪颖好学的

长子的前途，将祖辈遗留给她的金银首饰全部交给朱生豪的姑母，讲定

将来专供朱生豪读书使用。之后不到两年，朱生豪的父亲又病逝。几年

之中，家道中落，朱生豪和两个弟弟饱尝世态炎凉，早早地结束了美好

的童年，转而依附姑母生活。

朱生豪的弟弟朱文振后来回忆寄居在大姑妈家的生活时说：“姑妈家里

的人以老年寡妇为主，邻里亲戚往来也以婆婆妈妈为多。大多经济拮

据，无所事事，又都十分小气。在这个家庭中，吵嘴赌气是常事，叉麻

将则是最经常的消遣。”

连续经历亲人离丧的朱生豪开始变得忧郁寡言，他的初中同学回忆

说：“我们只见他穿着孝鞋，而且一双又一双地更换着颜色。”

这时，书籍成为朱生豪的避难所，为他提供了一个远比现实更加温暖、

也更为开阔和丰富多彩的世界。朱文振后来回忆兄长说：“生豪从小一

捧上书本，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连晚饭也要千呼万唤始出来。家里的

事务他很少过问。”“好几年的寒暑假我和他回到南门家里，都在一间房

间住，他在夏天晚上，一般都要点上煤油灯看书一两小时，有时还有朗

读或吟咏，蚊子叮也不顾，只是随便搔搔。而由于他皮肤特点，搔一处

就破皮，一个夏天两腿上全是抓破的点点，这个形象我记得十分清

楚。”

在秀州中学，朱生豪大量阅读中外书籍，最初接触到了莎士比亚，同时

开始显示出自己在诗歌和文学方面的过人才华。但身体羸弱的他，体育

课却一直不及格，这导致他无法毕业。校方因为爱惜他的才华，采用了

一个变通的办法：“借”给他一张毕业文凭，仅限于毕业报考大学时使

用。

因为母亲遗留下的财产几年下来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节省学费，朱生豪

决定报考国立浙江大学，但他却未能通过体检。正在朱生豪苦闷痛苦之

际，秀州中学的校长黄式金和教师曹之竞等人得知了他的情况，由于秀

州中学和之江大学都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教会学校，黄校长等人借

助这种密切的关系，将朱生豪保送到之江大学，并以校方名义，为他申

请到了全额奖学金。

夏承焘在日记中数次称道就读之江时的朱生豪：

“阅卷，嘉兴朱生豪读晋诗随笔，极可佩，惜其体弱。”

“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

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如处子，轻

易不肯发一言。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未易才也。”

在秀州中学即和朱生豪同学，后来又一同升入之江大学的黄竹坪回忆朱

生豪说：“他只是沉默、聪敏，心中似乎有隐痛而已。即在之江时代，

同吃、同住、同生活、同学习四年之久，彼此间仍不多谈话。”

黄还回忆说：“夏师曾语我，朱是他从未遇到过的聪明学生，他的论文

都有精辟的见解。有一次他在教室里说：‘昨天晚上的音乐会，我不去

参加，看朱生豪的论文出神了，非常佩服，音乐会怎样会像他的论文精

彩。之江办学以来，没有过像朱生豪一样的学生。’还有一次，夏师又

说：‘朱的才智，在古人中只有东坡一人。’”

朱生豪的大学好友彭重熙说：“（朱生豪）在生活方面，落落寡合，好

月夜独步江上，高歌放啸，莫测其意兴所至。有一点我印象很突出，生

豪走路一往直前，只向前看，决不回头反顾。”

后来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彭重熙说：“我与生豪在同系同学中是最为接

近的，但以生豪寡于言笑，我亦非夸夸其谈者，因此相对时以忘言之时

为多，我有时以‘开开金口’逗之，亦不过片言只语，略无赘辞。有时来

我处时，‘入不言兮出不辞’，兴会而来，兴尽而返……‘我醉欲眠，君归

且去，总有相思休语。’非虚语也……”

不过，每个心灵都有它的开锁人，朱生豪也不例外。

诗会活动回来后，朱生豪就给宋清如写了封信，对诗社活动以旧体诗词

交流为主的情况作了说明，还说他对写作新诗也有兴趣，并附上了自己

写的几首新诗。

一天上完课，宋清如的同室好友黄源汉正要回韦斋，突然听到有人在楼

梯边叫她：“黄！黄！”黄源汉扭头一看，原来是朱生豪站在那里，也不

多说话，只是嘿嘿地笑着。

“干什么？”黄问。

“请把这个交给宋清如。”朱生豪说着，递过来一个蓝色封面的小笔记

本。

黄源汉答应着接过来。

过了几天，宋清如手里拿着那个蓝色本子，也找到黄源汉，让她等在楼

梯边，再把本子交还给朱生豪。

黄源汉说：“见鬼呀！你自己不会交吗？”

宋清如央求说：“就麻烦你再交一次吧。”

黄源汉只得照办。

又过了两天，朱生豪又拿着笔记本，等在楼梯口，对黄源汉说：“请再

把这个交给宋清如吧。”

黄源汉说：“烦死了，下回我不管了。写的什么东西？”

朱生豪说：“你自己看好了。”

黄源汉说：“我不要看！”

就这样，黄源汉充当起了朱生豪和宋清如之间的青鸟，后来她说，本子

里写的东西她从来没有看过，想来总是写的诗。

许多年后，宋清如回忆起初次见到朱生豪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完全

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

使人感到可亲可近。”

在互相通信、交流诗作的过程中，宋清如和朱生豪渐渐对彼此有了了

解。宋清如开始跟朱生豪学习写作旧体诗词，而朱生豪也很乐意收下这

个聪慧的女弟子。每次宋清如送来新的诗稿，朱生豪都会仔细地为她修

改、评点，一向寡言的他偶尔还会在给宋清如的信中顽皮一下。同在之

江的一年中，他们谈各自的生活经历，谈理想抱负，谈诗论文，却从来

没有直接谈过感情。

朱的好友彭重熙看出端倪，有时会跟朱生豪开开玩笑，想促进一下他们

的关系。彭重熙在1985年写给宋清如的信中说：“我在年轻时爱开玩

笑……一是您当时有一个‘青树’的别号，我常对生豪低吟白石：‘阅人多

矣，谁约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生豪晓得我只是

开玩笑，毫没有气恼，只一笑置之。一是我曾戏代生豪作蝶恋花词赠

你，其中有句云：‘卿是寒梅，我是寒中雪。’生豪对此说：‘看了这两

句，使我脸红。’”

宋清如回忆说：“有一天，我在校园里散步，在圆洞门附近看见生豪跟

彭重熙也在散步。我们彼此当成陌路人，彭重熙突然把生豪往我身上一

推。”

1933年早春，朱生豪和宋清如相约去灵峰探梅。5月，朱生豪得到一小

笔稿费，邀宋清如到六和塔下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这是他们难得的几

次单独相处。

这年夏天，朱生豪告别之江大学，前往上海。在离开当天，他给宋清如

写信说，他昨夜做了个梦，梦见他们俩并肩散步，同时写道：“下午我

就要离你而去了，心头充满了惜别的情调。”

即将大学毕业的朱生豪

也许是别离后的思念给了他勇气，时间的沉淀也让他对自己的感情更有

把握，毕业后不久，朱生豪将自己作的三首《鹧鸪天》寄给宋清如，第

一次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情。

楚楚身材可可名，当年意气亦纵横，同游伴侣呼才子，落笔文华洵不

群。　招落月，唤停云，秋山朗似女儿身。不须耳鬓长厮伴，一笑低头

意已倾。

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稚子

诗。　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

不自持。

逝水东流无尽沧，人间暂聚易参商。阑珊春去羁魂怨，挥手征车送夕

阳。　梦已散，手空扬，尚言离别是寻常。谁知咏罢河梁后，刻骨相思

始自伤。

刻骨相思始自伤

说起朱生豪大学毕业，还有一件趣事。

朱生豪体育不好，高中时曾导致他不能毕业，上大学时，依然如此，体

育课经常不去上，而缺体育成绩是不能毕业的。之江大学校方为此伤透

了脑筋，起初想让他在暑假期间留校补习体育，不过朱生豪不愿意，而

且也补不及格。最后还是校方网开一面，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规定

他暑假期间每天到山下的小饭馆去吃饭，这样一日三餐就得走六趟山

路，以此权充体育成绩，才让朱生豪毕了业。

朱生豪此番去上海，是经原之江老师、现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胡山源

的推荐，到世界书局担任英文编译工作。

到了上海之后，朱生豪暂时借住在原之江附中校长、现上海世界书局经

理陆高谊家的亭子间里。

生活一安排停当，朱生豪赶紧写信给宋清如，详细地报告了自己住处的

情况，墙壁粉刷的颜色，书籍、贴画和几样物品的摆放位置。可以看

出，虽然亭子间小得只放得下一张书桌和一张勉强支撑着用的破床，但

刚刚踏上社会独立生活的朱生豪还是自得其乐的，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

向往。对他来说，唯一的遗憾是不能经常看到宋清如了。写信给她成为

他的日常功课，平均两三天总有一封，有时还会一天两封，报告自己生

活的林林总总，也点点滴滴地关注着宋清如的生活、学习和健康。时空

的阻隔，让他在信中变得更大胆。

不许你再叫我先生，否则我要从字典中查出世界上最肉麻的称呼来称呼

你。特此警告。

* * * *

我实在喜欢你那一身的诗劲儿，我爱你像爱一首诗一样。

* * * *

我秘秘密密地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人家，我是很爱很爱你的。

我是深爱着青子的，

像鹞鹰渴慕着青天，

青子呢？

睡了。

鹞鹰呢？

渴死了。

* * * *

我从来不曾爱过一个人像爱你那样的，这是命定的缘法，我相信我并不

是不曾见过女孩子。你真爱不爱我呢？你不爱我我要伤心的。我每天凄

凄惶惶地想你。我讨厌和别人在一起，因为我如果不能和你在一起，我

宁愿和自己在一起。

* * * *

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愈更深切地爱你。你如照镜

子，你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但你如走进我的心里来时，你一定

能知道自己是怎样好法……

我真的非常想要看看你，怎么办？你一定要非常爱你自己，不要让她消

瘦，否则我不依，我相信你是个乖。为什么我一想起你来，你总是那么

小，小得可以藏在衣袋里？

* * * *

刚从严寒中挣扎出来，有温暖而明朗感的悦意而又恼人的天气，在凄绝

的他乡无聊的环境里，心里有的是无可奈何的轻愁，不知要想些什么才

好，只是惓惓地怀忆着一个不在身旁的世间最可爱的朋友……

相比于朱生豪的热情，宋清如的回信则要冷静、矜持得多。这里面的原

因可能有三。

一，宋清如早年曾有一桩家庭包办的婚约，直到她大学第二年，男方家

庭才正式同意取消婚约，并登报声明。这份婚约一度带给宋清如巨大的

心理阴影，使她后来分外珍惜得之不易的自由之身，也对恋爱婚姻持有

一种谨慎、敏感的态度。

二，她和朱生豪虽然心意相通，但她对朱生豪，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对

于学长的尊敬，以及对于他才华的仰慕。而且从后来的生活来看，宋清

如虽然富于文采，但在现实中却脚踏实地，具有超常的负荷能力，这也

使得她在当时对现实生活的考量要来得更全面、也更冷静。

三，不满于传统女性平凡庸俗的一生，她渴望有所成就，同时又对女性

在家庭中的负重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认为家庭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

一种束缚和羁绊。

在大学第一学期快结束时，宋清如向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投稿，

不但诗歌很快发表了，同时，施蛰存还给她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

称赞她“一文一诗，真如琼花照眼……真不敢相信你是一个才从中学毕

业的大学初年级生”。“我以为你有不下于冰心女士之才能。”接下来，

宋清如又连续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有忆》、《冬》、《祭》、

《夜半钟声》等诗歌。

我记起，

一个清晨的竹林下，

一缕青烟在缭绕。

我记起，

一个浅友色的梦里，

一声孤雁的长鸣。

……

——《有忆》

在这些诗歌里，宋清如在字句提炼、意境构造方面，都已经形成自己成

熟而鲜明的风格。

而朱生豪“我有豪情，岂愁绿鬓霜侵，欲挥长剑乘风去，等他年化鹤重

寻，尽而今，放眼高歌，唱彻平林”的情怀，却很快在现实面前遭遇了

苦闷。

朱生豪在秀州中学的师弟施英回忆说：“那时我们全在英文部任事，主

任就是昔日的老师詹文鸿先生。生豪兄的写字桌，跟我的在一起，又因

为工作上的联系，时常我所译写的稿件，墨迹未干，就递到了他的面

前，他便用红墨水笔仔细修改。他是办公室里最沉默的人，往往整天不

说一句话，旁人找他闲谈，他总是报以和蔼的微笑，更继之以脸红，于

是完了……”

胡山源回忆朱生豪说：“在世界书局数年，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没有

听见他说满十句话。别人与他谈话，大都以点头、摇头或微笑答之。”

初到书局，朱生豪还是满怀热情的，因为可以切切实实地做一些文化方

面的事情，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份工作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神圣。在

给宋清如的信中，他写道：

世界书局出版的滑头古书，真令人不敢领教。今天我把附在古诗源后一

个妄人编选的古情诗翻了一下，那种信口雌黄真教人代他难为情，尤其

是前面那一篇洋洋数千言谈‘性念与爱情’的序文，不但肉麻，连骨头五

脏六腑都会麻起来。这位先生据说是把尸位素餐的素餐解作‘吃菜饭’的

人，然而居然会大说起四书五经起来。当今之世，呒啥话头。

…………

算是校订过了两遍，校对过了三次的样子，拿到我手里仍然要改得一塌

糊涂，其实偷懒些也不碍事，可是我又不肯马马虎虎……

对于社会上的种种现实，他也感到不平和难以接受，发出“浅薄的人、

人家的奴役和狗，是世界上最神气的三种动物”的感慨。

书局的编译工作是单调而平凡的，今天重复昨天，明天重复今天，让朱

生豪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在哪里。天性不甘于平凡，而在现实生活中，平

凡卑俗却如影随形，让人无法摆脱，悄悄地磨蚀着人的灵魂。在孤独、

苦闷、压抑中，宋清如成为他唯一的倾诉对象。

如果到三十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我真非自杀不可。所谓有出息不是指

赚三百块钱一月，有地位有名声这些。常常听到人赞叹地或感慨地

说，“什么什么人现在很得法了”，我就不肚热那种得法，我只有能自己

觉得不无聊就够了。像现在样子，真令人丧气。读书时代自己还有点自

信和骄矜，而今这些都没有了。自己讨厌自己的平凡卑俗，正如讨厌别

人的平凡卑俗一样，趣味也变得低级了，感觉也变滞钝了……

宋清如的来信对他来说，是久旱的甘霖。只是她的信件远没有他的那么

频繁。

别说冬天容易过，渴望着信来的时候，每一分钟是一个世纪，每一点钟

是一个无穷……

* * * *

望你的信如望命一样，虽明知道你的信不会到得这样快。一两年之前，

我还不曾十分感到离别的难堪……

* * * *

今天宋清如仍旧不给信我，我很怨，但是不想骂她，因为没有骂她的理

由。

今天中午气得吃了三碗，肚子胀得很，放了工还要去狠狠吃东西，谁教

宋清如不给信我？

* * * *

写一封信在你不过是绞去十分之一点的脑汁，用去两滴眼泪那么多的墨

水，一张白白的信纸，一个和你走起路来的姿势一样方方正正的信封，

费了五分钟那么宝贵的时间，贴上五分大洋吾党总理的邮票，可是却免

得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无心工作，悲观厌世，一会儿恨你，一会儿

体谅你，一会儿发誓不再爱你，一会儿发誓无论你怎样待我不好，我总

死心眼儿爱你，一会儿在想象里把你打了一顿，一会儿在想象里让你把

我打了一顿，十足地神经错乱，肉麻而且可笑。你瞧，你何必一定要我

发傻劲呢？就是你要证明你自己的不好，也有别的方法，何必不写信？

因此，一、二、三，快写吧。

工作后的第一个阴历新年，因为这年寒假时间比较短，宋清如不打算回

常熟，朱生豪终于可以趁着假期赶到之江和她见面。在1933年1月9日的

信中，朱生豪写道：

快放假了是不是？我从今天起开始盼望见你，带着很高兴的调子。我太

没有野心，也许就是这一点不好，觉得仿佛只有看见你五分钟，就可得

到若干程度的满足的样子……

信刚发出不久，他就接到宋清如的来信，于是傍晚他又情不自禁地写了

一封信：

说，愿不愿意看见我，一个礼拜之后？……让我再做一遍西湖的梦吧，

灵峰的梅花该开了哩。你一定来闸口车站接我，肯不肯？我带巧格力你

吃……

短暂的相聚后又是长久的别离，鸿雁传书再次成为两人交流的主要方式

【2】。

相对于朱生豪这个被同学们称为“没有情欲”的才子在信中表现出的一往

情深，宋清如的回应则冷静得多。她认为自己不配朱生豪的赞誉之词，

甚至提醒他，他对她的爱恋也许只是一种幻象，是他将自己的理想之光

投射在她身上的缘故，并劝他忘记自己，不要再陷在这种感情之中。对

此，朱生豪回应道：

心里说不出的恼，难过，真不想你这样不了解我。我不知道什么叫作配

不配，人间贫富有阶级，地位身份有阶级，才智贤愚有阶级，难道心灵

也有阶级吗？我不是漫然把好感给人的人，在校里同学的一年，虽然是

那样喜欢你，也从不曾想到要爱你像自己生命一般，于今是这样觉得

了。我并不要你也爱我，一切都出于自愿，用不到你不安，你当作我是

在爱一个幻象也好。就是说爱，你也不用害怕，我是不会把爱情和友谊

分得明白的。我说爱，也不过是纯粹的深切的友情，毫没有其他的意

思……如果我是真心的喜欢你（不懂得配与不配，你配不配被我爱，或

我配不配爱你），我没有不该待你太好的理由，更不懂得为什么该忘记

你。我的快乐即是爱你，我的安慰即是思念你。你愿不愿待我好则非我

所愿计及。

对于传统婚姻制度以及两性关系的不满，使得朱生豪曾一度产生过不结

婚的想法，而宋清如在婚姻方面显然也一直顾虑重重。

在此刻，我们的处境很有些相仿，我们的家庭方面都在盼望我们赶快结

婚，而我们自己都在托辞敷衍着。关于我自己，我抱着不结婚的理想，

少说些也已有五六年了，起初还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诗意的想头，伴

着对于现社会婚姻制度的不满，而近年来生活的困苦的暗影更加强了我

的决心。姑母他们以为我现在不愿结婚是有所期待，或者因为嫌现在收

入菲薄，要等经济方面有恃无恐后再说，因此倒是相当地嘉许我。但我

如说出永远不结婚的话来，她们便要说我是傻子，而且也不肯相信（按

照我们的道德的逻辑，你不娶妻生子，父母生下你来做甚么？……），

然而我自己相信我是聪明的，虽然未免偷懒规避了‘人生的义务’……关

于你，那么似乎你的理由只是怕和平常女人陷于同样命运之故，然而这

并不是怎么充足的理由，因为命运的平凡不平凡和婚姻并无绝对的关

系，真是一个能够自己有所树立的女子，那么虽结了婚也不妨害她为一

个不平凡者。不然的话，你能说一般的独身妇人比结婚者的命运更可傲

些更幸福些吗？多分是反而更悲惨些……

在两人的交往中，更注重的是心灵的相谐，欣赏，而不求占有，这种心

态使得朱生豪可以对宋清如不明朗的态度甚至拒绝安之若素。在苍茫的

人世上，有一个知心朋友的存在，只要一念思及，也是一种温暖。

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

样的友谊能继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

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

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

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

我并不愿自拟为天才（实在天才要比平常人可怜得多），但觉得一个人

如幸而逢到一个倾心相交的友人，这友人实在比全世界可贵得多……如

果我有希望，那么我希望我们不死在同一空间，只死在同一时间。

我们都是世上多余的人，但至少我们对于彼此都是世界最重要的人。

宋清如在之江大学的后三年中，朱生豪每年都要去杭州一两次看望她。

1935年夏，他更是前往宋清如家中，探望正在度暑假的她。一路上的田

野、白云、旅人，都让他快活赞叹：

有闲生活和龌龊的小弄崎岖的街道，都是我所不能惬意之点。但（苏州

和常熟）两地山水秀丽，吃食好，人物美慧，都是可以称美的地方。如

果两地中我更爱常熟，那理由当然你明白，因为常熟产生了你。

回去就不同了，望了最后的一眼你，凄惶地上了车，两天来的寂寞都堆

上心头，而快乐却全忘记了，我真觉得我死了，车窗外的千篇一律的风

景使我头大（其实即使是美的风景也不能引起我的赞叹了）。我只低头

发着痴……

人前那样寡言缄默的他，在她那里，却变成了一个纯真跳脱的孩子，点

点滴滴，他都要她分享，心里的每一个角落，他都要她看到。他以有信

仰的人对于神明的热情，献身于对她的爱情。

我想作诗，写雨，写夜的相思，写你，写不出。

* * * *

我想要在茅亭里看雨、假山边看蚂蚁，看蝴蝶恋爱，看蜘蛛结网，看

水，看船，看云，看瀑布，看宋清如甜甜地睡觉。

* * * *

如果我想要做一个梦，世界是一片大的草原，山在远处，青天在顶上，

溪流在足下，鸟声在树上，如睡眠的静谧，没有一个人，只有你我，在

一起跳着飞着捉迷藏，你允不允许？因为你不允许我做的梦，我不敢做

的。我不是诗人，否则一定要做一些可爱的梦，为着你的缘故。我不能

写一首世间最美的抒情诗给你，这将是我终生抱憾的事。我多么愿意自

己是个诗人，只是为了你的缘故。

* * * *

这里一切都是丑的，风、雨、太阳，都丑，人也丑，我也丑得很。只有

你是青天一样可羡。

* * * *

做人有什么办法，不要见的人天天混在一起，心里欢喜的人一定要盼呀

盼呀才盼到一天半天或者几十分钟的见面。

* * * *

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

* * * *

我找到了你，便像是找到了我真的自己。如果没有你，即使我爱了一百

个人，或有一百个人爱我，我的灵魂也仍将永远彷徨着。你是

unique（独一无二）的。我将永远永远多么多么的欢喜你。

* * * *

要是你真比我大，那么我从今后每年长两岁，总会追及你。

你在古时候一定很笨很不可爱的，这我很能相信，因为否则我将伤心不

能和你早些相识。

* * * *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这两天我很快活，而且骄傲。

你这人，有点太不可怕。尤其是，一点也不莫名其妙。

* * * *

我是，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 * * *

我愿意舍弃一切，以想念你终此一生。

虽然明知道“我想婆婆【3】，婆婆一定不想我”，嘴里说着“希望你快快

爱上一个人，让那个人欺负你，如同你欺负我一样”的话，但朱生豪始

终以“我肯用地老天荒的忍耐期待着和你一秒钟的见面”的真挚和坚忍，

把自己的关爱小心翼翼地散布在宋清如的周围【4】。

你一定不要害怕未来的命运，有勇气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一切；没

勇气闭上眼睛，信任着不可知的势力拉着你走，幸福也罢，不幸也罢，

横竖结局总是个The End（结束）。等我们走完了生命的途程，然后透

一口气相视而笑。好像经过了一番考试，尽管成绩怎样蹩脚，总算卸却

了重负，唉呵！

* * * *

其实你也该用点功，想法子多看一点外国的东西。这是个人享受上的问

题，不一定是为着自己将来的成就。我有一个成见，觉得女孩子特别怕

看书，先生指定的东西也许翻得比男孩子格外起劲，但总不肯自己找书

读。说是用功也全是被动的。

* * * *

对于你，我希望你能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不要甘心做一个女

人。

1936年，宋清如大学毕业，到湖州民德女中教书，朱生豪写信给她，借

口别人的建议说他们应该结婚了。宋清如没有正面回应他。晚年她对范

笑我回忆说：“我一直没考虑过与生豪结婚。当然，更没有想到过跟别

的什么人结婚……我对结婚有一种恐惧，把结婚当成恋爱的坟墓，我喜

欢自由，讨厌应酬和排场。”

宋清如的大学毕业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朱生豪和宋清如分别开始了自己的流

亡生涯，一路走去，一路牵挂。

苦雨朝朝，离魂夜夜，人生漂泊如船。忽遇飙风，狂涛卷尽华年。　罗

情绮恨须忘却，是儿女莫受人怜。试凭高故国江山，满眼烽烟。

蜀山应比吴山好，望白云迢递，休叹逝川。花月轻愁，从今不上吟

边。　毛铤血染黄河碧，更何心浅醉闲眠。听不得竹外哀猿，山里啼

鹃。【5】

1941年年底，宋清如从四川碾转到上海，和朱生豪重逢。经历过战乱离

别的他们更加体会到对方对于自己的意义。次年5月，他们结束了长达

10年的苦恋，结为眷属。

朱生豪、宋清如结婚照

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夏承焘在朱生豪和宋清如的结婚纪念册首页上题词曰：“才子佳人，柴

米夫妻”。

诚如此言，二人婚后，随即面临着最现实的生计问题。

结婚时，朱生豪和宋清如都已经失业，连婚礼当天两位新人穿的衣服都

是向人借来的【6】。

当时朱生豪和宋清如曾一度打算前往四川，因为那里毕竟是敌后，而且

宋清如在那里工作过，又有家人和朋友，想来谋生会比较容易一些。他

们订好了前往香港的船票，预备5月中旬从那里转道入川，不料随着战

事日紧，船期一再推迟，最后竟被取消。宋清如又考虑走她来时的路

线，取道越南，谁知这条线路也已被阻断。最后，两个人经过协商，决

定先回宋清如的故乡常熟。

1942年结婚。宋31岁，朱30岁，都是大

龄青年了。一代词宗夏承焘为新婚伉俪

题下八个大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因病离世。这

一年，他才32岁，他的妻子宋清如33

岁，他的稚子朱尚刚才13个月。

之所以如此决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朱生豪当时正在潜心翻

译莎士比亚。

朱生豪到上海世界书局工作后，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碰撞，一度感到

空虚苦闷，但很快，有一件事情将他从这种情绪中拉了出来。1935年，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先后出版了一批世界名著，世界书局不甘落

后，当时的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建议由朱生豪来翻译莎士比亚。

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说：“余笃嗜莎剧，尝

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篇，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廿四年春，得前辈

詹文浒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

当时朱生豪写信给宋清如说：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

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7】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

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

他表示要将译著作为献给宋清如的礼物。从此，他一头扎进了莎士比亚

的世界。

朱生豪尽可能地收集莎氏著作的不同版本、注释本和各种参考资料，并

于1936年开始着手翻译。其间，他经常和为他抄写译稿的宋清如探讨交

流。

我很气。我爱你，我要打你手心，因为你要把“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

今”【8】一行改作“……我如今要”，此行不能改的理由第一是因为“今”和

下行的“身”协韵，第二此行原文“Merrily merrily I will now”，其音节为-

∨∨│ -∨∨│ -∨│-，译文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仍旧是扬抑

格四音步，不过在末尾加上了一个抑音，如果把“我如”读在一起，“今

要”读在一起，调子就破坏了。

当朱生豪翻译完《威尼斯商人》，寄给宋清如抄写修正时，说：

无论我怎么不好，你总不要再骂我了。因为我已把一改再改三改的《威

尼斯商人》正式完成了，大喜若狂，果真是一本翻译文学中的杰作，把

普通的东西翻到那地步，已经不容易。莎士比亚能译到这样，尤其难

得，那样俏皮，那样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见到过。

按照朱生豪的估算，他用两年多时间就可以将莎翁作品全部翻译完成。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废寝忘食、殚精竭虑于译莎工作之际，卢沟

桥事件突然爆发。不久，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在连天炮火中仓皇出

走，随身带的一只小藤箱里只来得及装进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亚全

集》、少量稿纸和几件衣服。世界书局总部被日军占领并放火焚烧，朱

生豪存放在书局的大部分译稿以及他千辛万苦收集来的资料毁于一旦。

宋清如回忆说：“八一三的炮火，日敌在半夜里进攻，把他从江山路赶

了出来。匆忙中他只携着一只小小的手提箱，中间塞满了莎氏剧全集、

稿纸、一身单短衫出来……他姑母见他把衣服被褥整个儿的全部财物都

给丢了，气得直骂，他却满不在乎，只管抱着莎士比亚，过他的日

子。”

到《中美日报》社后，朱生豪利用闲余时间开始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然

而不幸再次降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突然占领租界，冲进《中美日

报》社，朱生豪从睡梦中被唤醒，混在工人中间，从日军枪刺旁逃出，

再次含恨遗落了已经完成的部分莎剧译稿和全部资料，以及他精心为宋

清如整理的两册诗词集。

返回常熟后，朱生豪和宋清如一贫如洗，连稿纸都无力购买，只能写信

请世界书局资助。书局给朱生豪寄来稿纸的同时，特别强调要节约使

用，背面没有格子，尤其要多写一些。

这一时期，因为有宋清如料理生活上的一切杂事，新婚后身心安定的朱

生豪工作速度非常惊人，半年时间就补译完了9个喜剧。后来朱生豪第

一次放在世界书局的个别译稿失而复得，有人对两次译稿加以比较，发

现几乎完全一样，不禁拍案叫绝。

作为对紧张的翻译生活的调剂，朱生豪和宋清如茶余饭后一同选辑了

《唐宋名家词四百首》，由宋清如仔细誊抄，朱生豪则作一篇短论，综

述词的源流、发展、衍变。沐浴在爱的光辉中的朱生豪对宋清如

说：“我很贫穷，但我无所不有。”

1943年初，亦即婚后第二年，宋清如随同朱生豪回到嘉兴东米棚下的朱

氏老屋。

朱氏东米棚下老屋

这栋老屋是两层小楼，沿河而建，由前后几个院子、东西向楼屋、偏屋

和南北向小偏屋组成。

楼上是五开间，正中的房间是朱生豪二弟文振结婚时的新房，一应家具

俱全。当时文振一家已入川，朱生豪和宋清如便在此间安顿下来。房内

东西首各有一排小窗，东面的小窗正对小院，南北各开一扇便门，通向

两旁楼梯。

东首窗前一张栗色榉木桌，一把旧式靠椅，一盏小油灯，一支破旧不堪

的钢笔和一套莎翁全集、两本辞典【9】，这些就是朱生豪译莎的全部家

当。

朱生豪回到嘉兴后，即把姑母和表姐从上海接回，朱生豪的三弟文奎也

失业在家。当时物价飞涨，家里五口人的生活全仰赖朱生豪微薄的稿

酬。

世界书局最初和朱生豪商定的稿酬为每千字2元，出版后再按销售数量

给予一定比例的版税，1942年初改为每千字5元。1943年6月，朱生豪去

信商讨后，又增加为每千字10元。书局经理陆高谊对朱生豪历时多年、

在如此艰苦环境下仍然坚持译莎表示“佩慰”，并告诉他日后如有困难可

以再去信商榷。不过，鉴于书局方面也是困难重重，朱生豪无论如何是

不愿意再开口了。

朱家的房客、早年在之江大学工作过的何鸣歧好心地建议朱生豪：“某

县的教育局长也是之江毕业的同学，你们不如去找他谋一个教师的职

位，大概不成问题。”朱生豪沉默不予应答，待何走后，方向宋清如

道：“要我到日本人手下去要饭吃，我宁愿到我妈妈那里去。”

宋清如回忆说：“他在故乡闭户译作，专心致志，不说是足不涉市，没

有必要时简直连楼都懒得走下来。而实际物质生活压力，依旧追随着我

们，以极低微的收入，苟延着残喘。所以译述的成果一天天增加，而精

神体力却一天天的损减了。”

朱生豪专注于工作，一切生计和家务自然就落到了宋清如的肩上。那时

用水要到井里或门外的河里去提，宋清如每天打扫房屋庭院，买菜做饭

汲水洗衣，还时常去隔壁的裁缝铺揽些活计，晚上凑在朱生豪用来翻译

的那盏小油灯旁做些针线活儿，以补贴家用。朱生豪的姑母等人则无所

事事，整天沉湎于麻将之中。

虽然对于朱生豪来说，饭可以不吃，莎剧不能不译，并曾批评“中国不

会产生甚么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从古以来多如此，事实上还是因为中国

人太不浪漫，务实际到心理卑琐的地步，因此情感与想象，两俱缺

乏”，但宋清如始终把握着另一个原则：为了实现理想，她必须在现实

生活层面给朱生豪以依托——别的可以省，饭不能不吃。

所以每拿到一笔收入，宋清如总是首先把米买好，剩下的再酌量着买些

油盐酱醋和蔬菜等。菜肴常以青菜豆腐为主，宋清如谑称“一清二白”。

为了节省买牙膏的钱，大家刷牙只好用盐，朱生豪的头发长了也不去理

发店，由宋清如操剪修剪一番。

回到嘉兴不久，宋清如就怀孕了。看到妻子拖着身孕日夜操劳，朱生豪

心中愧疚。有几次，宋清如夜里醒来，发现丈夫都在暗暗哭泣，她赶紧

好言安慰。只要自己嫁的人没有错，其他的她并不太在意。

一次，朱生豪翻译得比较顺利，便趁着心情好下楼生了一次炉子，本意

是想让妻子轻省一些，结果却弄得满屋子都是烟。

在翻译莎士比亚的过程当中，朱生豪曾经想让妻子参与翻译一两个剧

本，宋清如因为家务负担太重而未能接手。不过稍有空闲，朱生豪就会

把翻译好的一些段落读给宋清如听，让她从读者或观众的角度提出意

见。一次，对于选用一个什么词，来最简洁地表达出《罗密欧与朱丽

叶》中蒙太古、凯普莱特两大家族长久以来的仇视关系，朱生豪颇费斟

酌。他说给正在做家务的宋清如，宋清如灵机一动，说：“交恶？”朱生

豪闻言，大喜过望。

这一年的阴历新年，宋清如返回娘家，住了20多天，这是婚后她和朱生

豪最长的一次别离。临行前，宋清如特意做好一些可以放久些的菜，又

煮上一大锅的饭，左叮咛，右嘱咐，方才离开。

独自在家等待妻子归来的朱生豪度日如年，那些天阴雨连绵，后院里的

一株杏梅被雨打落花瓣，朱生豪捡起几片花瓣，就在纸上写下一段对妻

子的相思。

心头像刀割一样痛苦，十八天了，她还没有回来。

我知道我太不配接受她伟大而又纯真的爱，因此所享受的每一份幸福，

必须付出十倍于此的痛苦做代价……

* * * *

我一点不乖，希望你回来骂我，受你的打骂，也胜于受别人的抚爱。要

是我们现在还不曾结婚，我一定自己也不会知道我爱你是多么的深。

* * * *

只要仍然能够看见你，无论挨受怎样的痛苦都是值得的，可是我们不能

不为我们浪费的年华而悲惜。我们的最初二十年是在不知道彼此存在中

过去的。一年的同学，也只是难得在一起玩玩，噩梦似的十年，完全给

无情的离别占夺了去。大半段的生命已经这样完结了，怎么还禁得起零

星的磨蚀呢？

一次次满怀希望地到车站去迎候，一次次地失望而归，花瓣积了一堆，

信笺也写了一叠，终于宋清如回来了。朱生豪手捧着枯萎的花瓣，像个

天真的孩子一样站在妻子面前，似有无尽委屈地说：“你看，这每一瓣

花都是我对你的思念。”

此后，宋清如再也舍不得离开他。

因为此事，她曾写过一首题为《杏梅》的短诗。虽然感动于朱生豪的爱

情，但是对于“新来的正待排演的命运”，不知为什么，她总带着一些迟

疑的神情。

写我在你心上

苏轼有语云：“生死穷达，不易其操。”朱生豪非要调皮地改成：“不易

其操者，有死无生，有穷无达。”想想这话虽是玩笑，却像足了他的一

生。

朱生豪当年使用的书桌

1944年初，朱生豪已经翻译完近三十部莎翁剧作，如果进展顺利，年底

他就能完成全部翻译工作。世界书局方面也开始筹划出版事宜，当时的

惯例是由作者（译者）来进行最后一次校订，为了节省朱生豪的时间，

宋清如在担当家务、照顾孩子之外，把这项工作承担了下来。1948年世

界书局《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出版海报上如此写道：“校对极精细，

堪信无错字”，这可以说是对宋清如辛苦付出的最大肯定。

著作出版，照例是要写序的，而且大多数人会找一些名家，可朱生豪偏

偏说：“我不要请什么臭名人来给我写序。”相反，他屡次商之于妻子，

希望她能为自己作一篇序，因为这套译作本来就是要献给她的，里面又

凝结着两个人共同的心血，但宋清如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名人学者，别人

不会稀罕她的笔墨，于是一再推脱。最后朱生豪在书局的要求下，只得

写了一篇自序，历述莎士比亚的历史地位，自己译莎的缘由、经过以及

宗旨，其中写道：

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

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这时是1944年4月，其时因为多年劳累，再加上没有必要的营养补充，

朱生豪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他还是支撑着陆续翻译完了英国史剧

《约翰王》、《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并且抱着乐观的心态。他

在写给二弟文振的信中说：

这两天好容易把《亨利四世》译完，精神疲惫不堪，暂停工作，稍事修

养……这一年来，尤其是去年九月以后到现在，身体大非昔比……因为

终日伏案，已经形成消化永远不良的现象。走一趟北门简直有如爬山。

幸喜莎剧已大部分译好，至多再过半年，这一件负山的工作，可以告一

交代，以后或许可以找一点轻松的事做……

孰料病势日重，到了6月，朱生豪终于一病不起。宋清如在1946年为

《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作的“译者介绍”中写道：

三十二年秋，他日益虚弱的身体，因为过于辛苦而患着齿病。好几个牙

齿都发着炎，热度很高，但为了穷，他抵死不肯医治，我没法勉强他。

结果齿病是痊可了，身体元气，却从此大伤。恶毒的结核种子，偷偷地

在他身上茁长。那年冬天，他老是被小病牵缠着，隔不到半个月，便连

续有发热现象。他不但不肯医治，只要略有一些精神，就继续他那唯一

的工作。可恨的是我在那时候，忙着照管孩子，全不曾意识到他病势的

严重性。直至三十三年六月一日，他突然患着肋骨疼痛，发着高热，而

且有手足痉挛的现象，这下我才着了慌，征得他的同意初次延医诊治。

诊断的结果，据说是结核性胸膜炎，加有肺结核肠结核合并症。“肺

病，像我这样的人不患肺病，哪有更合适的患者？”他苦笑着说。我知

道痛苦啮着他的心，正如啮着我的一样。像生豪那样的敏感，一切的欺

骗，都是无所施其技的。

5月25日，朱生豪曾经写信给世界书局，想要支取一部分稿费和校对

费，以应付日常生活开支，世界书局方面回信并附上了稿费和校对费，

只是还没等收到，朱生豪便突然病重。宋清如只得写信给陆高谊，交涉

稿酬事并告知朱生豪的病情。陆收到信后，立即以书局的名义另外寄来

奖金5000元。从宋清如表示感谢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她还是心存

着希望的。

不过朱生豪并未像她希望的那样，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而是日渐病重。

勉强挨到年底，朱生豪对宋清如说：“莎翁剧作还有5个半史剧没翻译完

毕，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有几次，朱生豪躺在床上，口中念念有词，原来他是在背诵莎剧原著中

的一些段落，清楚而投入，背过后却神志漠然。

最后几天，朱生豪大便失禁，宋清如帮他擦洗，发现流出的全是鲜血。

宋清如心如刀绞，赶紧把擦布藏到一边，但朱生豪知道自己大限已至。

他告诉宋清如，到时不要悲伤哭喊，让他平静地离去，并告诉她，在他

死后，一定要坚强。

1944年12月26日午后，朱生豪轻轻地喊了一声：“小青青，我要去

了。”宋清如赶紧过去，紧紧地拉住他的手。他嘴唇颤动，像在呼唤“青

青，旸旸——”；她忍住悲痛，努力安慰他，让他安心离去。

这一年，朱生豪和宋清如都是32岁，他们的稚子朱尚刚（小名旸旸）刚

满13个月。

在朱生豪辞世一年后，宋清如写下了哀挽他的《周年祭》。

似梦非梦地，这一幕太凄凉，太悲惨的事实，竟已过去有一年了。

谁说时间的老人，会医治沉重的创伤，我不信这悲痛的印象，会有一天

在我记忆里淡忘……

实在是，像你这样的人，太天真，太纯洁……我觉得你的本身就是一首

诗，一件艺术品，不懂得人间的把戏。要你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已是

多事的，残酷的，何况要把家人的生活，压在你自己身上。我知道你最

后仍不能放下我和孩子，而我却为了竭力减少你的痛苦起见，勉强说

着“我们总不致走上绝路”，要你放心……

你的死亡，带走了我的快乐，我的希望，我的敏感。一年来，我失去了

你，也失去了自己……

1947年秋，上海世界书局分三辑（喜剧、悲剧、杂剧）出版朱生豪的莎

剧译稿，计27部剧本；1954年，作家出版社【10】出版朱生豪翻译的

《莎士比亚戏剧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

集》，内收朱生豪翻译的31部剧本。

世界书局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虽然20世纪中国先后有多位莎士比亚译者，但朱生豪译本是第一部近于

完整的莎氏译本，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莎剧翻译的巅峰之作。许多人是

因为朱生豪，才走进了莎士比亚的世界。诗人卞之琳称赞朱生豪

说：“他译笔流畅，为在我国普及莎士比亚戏剧作出了最大的贡献。”罗

新璋说：“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词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

剧的气派，译著问世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台湾大学教授虞尔

昌说：“1947年秋，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传

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的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

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认为，20世纪中国翻

译界可以传世的名译有三部：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的《巴

尔扎克选集》和杨必的《名利场》。

朱生豪生前寂寂，死后则声名日隆，很难说这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对于

现实人世的嘲讽。

综观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书信，从不讳言死亡。生命的单纯的快乐他

有，但是对于现实的清醒透彻，对于人性的洞烛幽微，使得他对生活本

身并无热望。和古往今来的许多智者一样，他们行走于这个世界，但他

们的心灵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生命的最后两年，因为有倾注身心的译莎事业，有爱妻、稚子，那大概

是他对自己寄居的这个世界最为眷恋的时光。

1936年暑期，朱生豪去常熟家中探望宋清如后，归来后曾在信中写道：

要是我死了，好友，请你亲手替我写一墓铭，因为我只爱你的那一

手“孩子字”，不要写在什么碑版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

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

朱生豪在大学时曾经写过一首英文诗《吹笛人》，宋清如非常喜欢这首

诗。据她的儿子朱尚刚回忆，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她常常给孩子背诵

这些陪伴了她一生的诗句。

The Piper 　吹笛人（大意）

Sing us a song—— 请给我们唱一支歌——

Sing us a song of May, 唱一支五月的歌，

Sweet swallow will return, 可爱的燕子将要回来，

From seas far, far, away. 来自那辽远的大海。

Sing us a song—— 请给我们唱一支歌——

Sing us a song of cheers, 唱一支欢乐的歌，

Forget not the winter, 不要忘记冬天，

The winter had our tears. 那个浸着我们泪水的冬天。

Sing us a song—— 请给我们唱一支歌——

Sing us love that can't die, 歌唱那永不凋零的爱，

Dew-drops glitter on grass, 露珠在青草上闪亮，

There's light in lady's eye. 女人的眼中有光芒在闪耀。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傅雷的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

有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许还可能。大家把朋友这个名称

随便滥用了，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的人所能

有的福气。这种幸福太美满了，一朝得而复失的时候你简直活不下去。

它无形中充实了你的生活。它消灭了，生活就变得空虚：不但丧失了所

爱的人，并且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为什么世界上有过这样的一个人

（朋友）呢？为什么要有我呢？……”

在经过半年多和死神的争夺，而终于失去丈夫之后，宋清如便陷入了这

种极度痛苦之中。书桌灯影，小楼庭院，到处都是朱生豪的身影气息，

后院里的杏梅再次吐露芳菲，但是那个曾经伫立花下、捡拾落梅的人却

再也找寻不到了。

一次又一次，宋清如想到了死亡。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追寻朱生豪，即使

跋涉千山万水，在她，大约也是幸福的吧？她曾经买下毒药，但有两

样，却让她割舍不下：一个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一个是凝聚了丈夫一生

心血却尚未出版的译著。

再不要发狂，

你瞧，这漫天的风里，

谁信能不动摇，因为太微细的

一粒尘，本身

能有多少力，想飞

上天，谁说不该？

奈这风是猖狂，

不经心会跌落地

叫人踩，变泥

……

虽说春天是真

值得迷醉，

因为有更真的

金刚石样坚硬的

信心，不灭的

刚强的结晶

在灵魂里转，

不经心会被火焚

成灰烬，你可甘心？【11】

宋清如是倔强的，这在她当初退掉婚约、矢志求学上就看得出来，虽然

她自比为漫天风里的一粒微尘，但那份即使被焚为灰烬、也不甘心向命

运低头的倔强却救了她。

孤儿寡母的生活是艰难的，朱家上辈就有过欺负孤儿寡妇、争夺家产之

事。当初宋清如随着朱生豪一贫如洗地回到老家，又深居简出地苦熬着

清贫的日子，在一般族人看来也很难理解，风言风语也就在所难免。在

宋清如1946年春写给朱生豪二弟文振的信中，大略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处

境。

为了生豪在这种环境里被虐待，被压迫而死，我对于一切的看法，都以

与生豪的关系为标准。至于说对于生豪的贫富，我可从来没有计较过。

生豪在日，我每劝他不必介意目前的困苦，竭力在精神方面给他安慰。

婚后的家庭经济，我总竭力弥补得使他安心。我对于朱家虽说无功，但

对于生豪至少是问心无愧。不幸的是生豪经不起环境的折磨，竟演成如

此的惨剧，更不幸留下这一个孩子，使我生死两难。朱府的家事，说复

杂也行，说简单也成；我决不因朱氏的贫困而有所歧视，不过更使我痛

惜生豪的忠厚正直，而终于为了担不起如此重担而牺牲。而名义上不是

一家人的家人们，竟忍心在有人病已垂危，有人以泪洗面的场合下，天

天聚赌饮酒，心肝如何生法，非我所能理解。但是惯会装假面具，整天

说假话，使我一想起就愿意诅咒地球早日毁灭，让劫灰烧一个干净。大

房二房的分歧，决不是自我而始，几年来我受过多少的讥讽，不只是生

豪才知道……

朱生豪病重之时，其他人因为怕传染，避之唯恐不及，其时只有三弟文

奎虽然也已患上肺病，却依旧帮忙照顾张罗。朱生豪去世一个月后，朱

文奎亦即病逝。因为贫困无力安葬，两人的灵柩只得暂时存放在嘉兴广

东会馆。

以宋清如的才学，当时出去找点事情做并不是不可能，但朱生豪至死不

愿意为敌伪做事，如今丈夫已去，宋清如更不愿意为了五斗米而败坏他

坚持至死的操守。当时从豆腐店到棺材店，到处都欠着账，所幸左邻右

舍都很同情宋清如的难处，在那样物价一天三涨的情况下，竟没有人急

于追讨。

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投降，持续了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

利宣告结束。

这让宋清如看到生活的一线希望，同时也为朱生豪没有等到这一天而倍

感痛心。很快，宋清如带着儿子返回常熟，并在当地中学找到一个教师

的职位。不久，命运再次奇特地将她带到了秀州中学——朱生豪中学时

的母校。

白天，宋清如给学生上课时，她的幼子通常就在外面的走廊里玩儿，晚

上她就带着孩子一起去上晚课，学生们都亲昵地叫孩子“小班主任”。每

周，宋清如都要给学生修改四五十篇到上百篇作文，常常到深更半夜，

以至于孩子能依偎着她睡觉都成了一种奢侈。

尽管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了学生和孩子身上，但记忆有时还会隐隐作痛。

阴霾的风，阴霾的云，是大雪纷飞的预兆，这不是在你逝世之后，又将

过着第三个冬天了吗？……你的死亡，带走了我的快乐，也带走了我的

悲哀。人间哪有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由病痛而致绝命时那样

更惨痛的事！痛苦撕毁了我的灵魂，煎干了我的眼泪。活着的不再是我

自己，只似烧残了的灰烬，枯竭了的古泉，再爆不起火花，漾不起涟

漪……

你的忠厚纯洁，正直天真，卓特的智慧，锐敏的感觉，坚强的意志，清

白的操守，不都是你自己的罪状，判定你得一辈子困守吗？为着不爱活

动，使你不能跟着同事上重庆。为了保守清白，你在沦陷区得熬着贫

苦。你的埋头苦干，宁愿饿死不肯丝毫苟且的气节，除了同甘患难的

我，谁会明白你，同情你？可是，你毕竟是个弱者，受不住贫病的摧

残，终于给压倒了……

苦难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又把更深重的苦难扔给我独自享受。当我受到

更残酷的考验时，我会衷心地祝福你，朋友，对于你，任何苦难都已经

无所用其力了……

更大的不幸，是我们还留下这一个苦难的孩子……我知道他对于你，也

是极大的遗憾，只是你临终时无可奈何地唤着他的小名，便能想象到痛

苦是怎样地啮着你的心。我们自己不能避免不幸的命运，却想不到还把

这不幸遗给无罪的小生命……固然我们不知道他将来的遭遇会是什么，

但早期的苦难，我们总该担起相当的责任。假使现在的环境没有改变，

将来的读书费用，我就无法承担。而且像我这样柔弱的体质，活上三年

五年，都是难有把握的，将来丢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如其真有灵魂的

话，不知又将怎样地为他挂着心，许多事不忍想也不堪想，我总觉得想

下去会使我发疯的……

虽则生活的鞭捶，毫不松弛在向我鞭抽……但是，生豪，为了你的孩

子，我必须使他生活下去，我决不会在苦难前畏缩。我唯一的信念是灵

魂的确实存在，因为只有这一线希望，能增加我活着的勇气，在渺茫的

岁月里，我将依持着这一点微光的照耀。当我走完了这命定的路程——

不如说是过完了徒刑的岁月，反正世界并不胜似囚笼——时，会看见你

含着笑向我招手。那时候，我将怎样轻快地跟着你的踪迹，哪管是天堂

或是地狱。【12】

这一时期，宋清如也还写过少量诗歌，但很明显地，她早期诗歌中那种

独特的灵秀之气、敏锐的才思，都已经不见了。

生活稳定下来后，宋清如立刻开始联系莎氏剧作的出版事宜。1947年，

世界书局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出版，立刻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好

评，宋清如为该书所写的《译者介绍》更是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曾经于

20世纪40年代担任过东北大学校长的樊哲民给宋清如来信说：

“朱生豪的短短一生殚心竭虑，译出莎士比亚全集，作出惊人的伟大贡

献，是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

我在中学时代曾跟英人学过《莎士比亚本事》，三十年代留学日本。当

时日本学者坪内逍遥曾译出《莎士比亚全集》（绿漆布面，金边）一时

轰动英、日文教界，英人惊叹说：‘这是毕生的事业，伟大的功绩。’坪

内逍遥的大名风靡全国，至今不衰，并认为这是日本的骄傲，引为自

豪。须知坪内至少活到七八十岁，留英多年，过着优裕而安静的生活；

而我们的朱生豪只活到三十二岁，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以

惊人的毅力，以短短的十年工夫竟替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整地出色地

完成了这部艰巨而宏伟的工程。这是嘉兴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难

道不更使我们中国人骄傲而引为自豪吗？”

《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出版的消息传到秀州中学，在校园里更是引起了

不小的轰动，宋清如所教班级的学生亲眼看过她为全集出版所付出的心

血，因此都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而此时，宋清如正在考虑剩下的5部

半莎氏史剧。朱生豪临终嘱托，让二弟文振替他完成剩下的工作，之后

文振翻译了两部，不过是按照他一贯的主张，用元曲的形式译出来的。

宋清如看过后，觉得和朱生豪译文的体例风格相差太大，因而动了一个

念头：亲自动手翻译余下的莎剧，替丈夫完成遗愿。

为了搜寻资料、找人探讨都比较方便，1949年，宋清如来到省城的杭州

高级中学任教。

文学评论家骆寒超回忆说：

“宋清如先生是我45年前读杭高时的班主任。

那时，我还是个不满17岁的少年，大着胆子在《当代日报》的《湖滨》

副刊、《浙江文艺》杂志等上面发表诗歌。有一次，同学们在她面前讲

起我这方面的活动。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写诗是美丽的，你们的年纪

都应该写诗，做美丽的人。’说这些话时，她柔情的目光凝视着窗外的

蓝天，神情恍惚。我们很少看到宋先生这样，所以这种神情像一个特写

镜头，一直来浮映在我的心里。”

宋清如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起过自己写诗的事情，所以学生们对此也一

无所知，只是觉得她对诗歌非常熟悉，将古诗、新体诗、西方诗都讲解

得丝丝入扣。

据朱尚刚回忆，母亲体质一直较弱，这一时期更是经常生病，常常发着

低烧还去上课，到晚上就烧到三十八九度，休息一夜，第二天仍然坚持

去上课。此外，宋清如还闹着相当厉害的胃病，饭食只能吃馒头就一碗

糖水。有一次发作起来非常严重，同事们赶紧把她送进医院，一检查才

发现她胆囊里长着二十多颗石子，于是做手术取出了结石。

手术后宋清如的身体依然不是很好，总是面黄肌瘦，病态恹恹。有一次

她忍不住问儿子，如果她死了，他以后怎么办？并嘱咐他，实在没有办

法可以去摆个香烟摊，如果每天能卖掉10包香烟的话，以每包烟可以赚

1分钱算，那么一天就可以买1斤米了，没有菜吃就到河里去摸点螺蛳什

么的。朱尚刚回忆说：“我那时虽然似懂非懂，但母亲说这番话时那关

切而又无奈的眼神却一直难以忘怀。”

在当时，宋清如不多的收入不仅要养活自己和孩子，还要供养土改后失

去土地的母亲和弟弟的一对子女，再加上工作繁重，体弱多病，各方面

的压力可想而知。

时任杭高总务主任的骆允治是宋清如之江大学的同学，宋清如之所以来

到杭高，就是源于他的介绍。看到宋清如的艰难，他不时给予帮助，宋

清如生病无法上课时，就常常是他为宋清如代课。他对宋清如说：“朱

生豪比我有才，生前我不与他争。他死了，我要娶你。”

朱尚刚在《诗侣莎魂——我的父亲母亲朱生豪宋清如》中写道：“骆先

生和母亲在那一段时间相处的确是比较融洽的，也曾考虑过今后走到一

起来的事。”但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骆允

治由家庭包办，在乡下娶有妻子，名毛玉碧。骆曾多次写信回家要求与

毛离婚，但毛死活不肯，最后宋清如选择了离开，但是这段交往却留下

了一枚苦果。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1951年暑期，宋清如回常熟

生下了女儿宋芳芳，并暂时寄养在常熟一家熟人家里，一年后才带回杭

州，其时宋清如已经离开杭高，调到杭州师范学校工作。

1967年，骆允治患心脏病去世。宋芳芳曾给同父异母的哥哥骆成祖写信，希望去看看父亲的墓，但被哥哥以“母亲尚在”拒绝了。

直到1994年，毛玉碧去世后，骆成祖说道：“如果宋芳芳尚不嫌弃，欢迎来这里叙叙兄妹之情，父亲的土坟还在。”

1997年，在宋清如的追悼会上，宋芳芳哭得特别伤心。

当年杭师的学生赵桂素回忆宋清如说：“她很有学问，书也教得非常

好……她在教学中除完成课本中的内容外，还给我们补选上儿童文学和

古典文学作品，当时她给我们上的屈原的作品《橘颂》、《离骚》等古

代名著，至今我印象依然很深！……我很少见她有欢笑的时候，她眉毛

中间有两条深深竖立着的皱纹，告诉我们她的生活道路上有坎坷的经

历，但她从不和我们谈她自己的事。”

1950年，世界书局宣告结束，宋清如开始联系新的出版社。她先是找到

上海开明书店，但没谈成，后来她又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

峰亲笔回信，原来他们也正在打听宋清如的下落，想和她联系。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当收到两万元

钱稿费的时候，宋清如震惊了，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她觉得承

受不了这笔丈夫用毕生心血换来的发烫的财富，而且自己现在有稳定的

工作，基本生活有保障，这笔钱还是不要了吧。获得儿子朱尚刚的同意

后，宋清如把钱寄还给出版社，并写信说，书能出版自己和孩子就很满

意了，这笔钱他们不需要。

出版社再次把钱退回来，并告诉宋清如，这笔稿费按规定是一定要付

的，不然账面上没法处理。

宋清如经过考虑后，买了10000元的国家建设公债，以回报社会；捐款

5000元给嘉兴市政府，一部分用于嘉兴市有线广播网的建设，一部分用

于嘉兴图书馆；给朱生豪母校秀州中学捐款1000元；还有4000元给了朱

生豪的弟弟朱文振。

在临安幼师时，宋清如开始尝试翻译剩下的莎剧，每天熬夜到很晚，并

染上了烟瘾。对于母亲抽烟，朱尚刚曾经一度很反感：“怎么女人也抽

烟，老是抽烟，总归不是好事。实际上我母亲，当时一个同事告诉我，

她就是为了要准备翻译莎士比亚，每天要花好大的心思、工夫，精神支

持不住，她才抽上烟的。所以对她的抽烟，后来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1955年，宋清如向当时所在的单位杭州商校请了一年事假，前往四川，

在朱文振的协助下，潜心翻译。

也许是在事情还没有做成之前不愿意张扬，宋清如没有接受儿子先行和

出版社联系的建议，当她经过三年时间的翻译、整理、校勘，终于感到

满意，与出版社联系之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出版社方面已落实了剩下的

翻译稿源，不再需要她的译文了。

回信到的那天，宋清如拿给儿子看。朱尚刚回忆说：“按说，这样的答

复对母亲来说是近于残酷的。不过那时母亲显得异常平静，什么也没

说，只是把一大堆译稿收了起来，又像过去一样投入了忙忙碌碌的教学

工作。”

1957年“反右”后，宋清如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遭到批判。她

讲课时常喜欢脱口而出一些古文、唐诗宋词，有时交谈爱带上几句英

语，近于天真地喜欢帮助人，这些都成为了罪状，甚至是《莎士比亚全

集》出版后，手头比较宽裕，经常出手散漫地借钱给人，后来也被说

成“腐蚀年轻人”。对于各种批评的声音，她只是默默地听着，虽然有些

讲法她觉得十分幼稚，但也很少争辩。

“文革”中，因为娘家曾经算在她名下50亩土地，作为“赠嫁田”，宋清如

被定性为“地主分子”，遭到抄家。她多年来收集的各种莎士比亚译本、

注释本、参考书以及她翻译的莎剧手稿，全部被抄了个一干二净。“红

卫兵”还要她交代“家中哪些书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宋清如感到实

在难以回答，最后只能告诉他们：除了毛泽东著作外，都不符合毛泽东

思想。

宋清如随后加入了商校“劳改队”。每天除了“请罪”、接受批斗、“陪

斗”之外，还要在早上戴上一块写有“地主婆宋清如”的硬纸牌子，打扫

居民区的卫生。当时居民区里别的“牛鬼蛇神”提出起得太早，身体吃不

消，造反派申斥说：“你们只要勤快一点不就行了？”宋清如告诉儿子

说，这让她颇受“教育”。因为这几十年来她虽然也没闲着，但毕竟干的

不是体力劳动，确实变得不“勤快”了，是该好好“锻炼”得“勤快”一点。

她说这些话时总是轻描淡写，显得非常轻松。每逢儿子问她有没有挨

打，她总是矢口否认，说商校里还是坚持“文斗”的，虽然儿子多次看到

她手臂和腿上有大块的青色淤血，有一次手表带也断了。

那时商校和附近学校里经常有熟人因为承受不了屈辱和折磨而自杀，每

次宋清如听闻，总是替他们感叹惋惜：“何必呢？”

商校老师历晓放回忆说：“老宋以‘地主婆’的罪名被打入牛棚，我因莫须

有的历史问题与她一起成了牛鬼蛇神，这意外的风暴顷刻把我打蔫了；

倒是老宋，这个比我体弱，比我年长十一岁的老宋时时抚慰我几句，劝

我想得宽，想得远。她臂上飘着写有罪行的白臂章，进进出出的毫不掩

饰，毫不在意。我想这也许是以前的逆境锻炼了她，但又觉得不尽

是……

在劳改队里，大家心里都憋着冤气，怨气，在劳动操作时手脚虽机械地

动着，心里却上下翻腾胡思不停，只有老宋倒是极为专心地干这干那

的。拔草，扫地，打扫厕所，挖掘阴沟等等都是呼之即去，尽心尽力

的。有一次她悄悄对我说，落在这棚里比一个人熬在家里要安全多了。

在家里半夜也有人来敲门，来搜查，来勒索强借，日夜都悬着心，落入

棚里知道反正已到了底，众目昭昭，谁也不敢私自破门来欺负……”

也正是这种从容淡定、宽宏豁达的心态，帮助她奇迹般地度过了那段岁

月，而且体质还好了些。以至于后来宋清如说，少用脑子，多活动身

体，对健康还是大有好处的。

儿子被分配到了新疆最南端的和田，女儿去了黑龙江依兰。宋清如好容

易脱去“地主婆”的帽子，又在60岁年纪上，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孙子，离

开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江南，越过戈壁，跨过天山。

晚年的宋清如对一切都看得很淡了，“与世无争，忘旧忘我”，在一页遗

留下的诗稿上她写道：

我愿意抖落浑身的尘埃

我愿意拔除斑斓的羽衣

我愿意抚平残余的梦痕

我愿意驱逐沉重的灵魂

没有叶没有根没有花朵

没有爱没有恨没有追求

能像轻烟一样无拘无束？

能像清风一样自由自在？

春天已轻轻地流过

1978年，在外漂泊近三十年后，67岁的宋清如终于和儿子一家回到了嘉

兴东米棚下的朱氏老屋。

老屋年久失修，已经破损不堪，一部分还充作了公房。宋清如把儿子一

家安排在楼上，自己就住楼下厢房里朱生豪曾经住过的床上，床头挂着

一幅朱生豪的炭画像。

伴随着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再次出版，吴杰敏、朱宏达的《朱生

豪传》问世，朱生豪也开始为更多读者、世人所了解和关注。文坛前辈

黄源老人为《朱生豪传》作序说：“朱生豪，在我的心目中，早该是一

位树碑立传的人物。”

宋清如为友人在《朱生豪传》扉页上题诗云：

是是非非梦耶真，白云苍狗几浮沉。

西风一日辞落叶，海角天涯了无痕。

1934年春天，宋清如曾写过一首诗给朱生豪：“假如你是一阵过路的西

风／我是西风中飘零的败叶／你悄悄的来又悄悄的去了／寂寞的路上只

留下落叶寂寞的叹息。”

朱生豪读过后，填了一首《蝶恋花》：“不道飘零成久别，卿似秋风，

侬似萧萧叶。叶落寒阶生暗泣，秋风一去无消息。　　倘有悲秋寒婕

蝶，飞到天涯，为向那人说。别泪倘随归思绝，他乡梦好休相忆。”

宋清如后来说，“我的诗后来竟成了我与生豪两个人一生的写照。”

晚年宋清如

董桥在《朱生豪夫人宋清如》中写道：“问宋清如：朱生豪译《莎士比

亚全集》是不是爱情的力量？宋清如说：‘有一部分。我们结婚了，他

的心也定了。其他原因也有：一、詹文浒对他的鼓励；二、他想赚钱结

婚；三、他对莎剧的笃嗜。’有人准备写一本《宋清如传奇》，她听了

说：‘写什么？值得吗？’因为朱生豪吧。她答得简洁：‘他译莎，我烧

饭。’”

朱生豪旧日好友彭重熙的来访，对于晚年宋清如来说，是个难得惊喜。

彭重熙将朱生豪亲手抄写赠送给他的、录有之江诗社众人诗作的《芳草

撷集》，还赠给宋清如。彭重熙询问她这些年的诗作，宋清如回复

道：“清如多逢忧患，历经运动。幸素性疏旷，与世无争。退休以来，

益复心灰意懒，得过且过。庸碌一生，愧对亲友。离校之后，略无长

进，即或偶有写作，曾无惬意之笔，且随写随弃，从未留稿……”

至于留存下来的朱生豪写给她的信件，曾经有人建议她出版，宋清如

说：“那是我与生豪两个人的情愫，不准备发表。将来把它烧掉。”

在众人的劝说下，终于没有烧掉，于是有了《寄在信封里的灵魂》。但

宋清如还是删除了许多属于私人感情的内容，在信件的数量上也有所保

留。

三塔福安公墓处两座朱家祖坟已被毁，在公墓原址上建起了工厂，原有

的“无主”遗骨均被集中在附近某处深埋。这个消息让宋清如痛心而无

奈，因为她曾经想着百年后能够跟朱生豪合葬。朱尚刚回忆说：“我们

回到嘉兴的开始一些年里，母亲还多次让我和她一起到三塔一带去走

走，设法辨认一下当年父亲坟墓的所在，然后在那里静静地留连一会

儿……后来母亲体力日益衰弱了，虽然一直念叨着还想去三塔走走看

看，但毕竟力不从心了。”

1991年，宋清如在写给朱文振的一封信中说，她自幼不信鬼神，但有几

件奇异的感应，她至今无法解释，其一是：

生豪病危时，神志依然清楚，但险象已呈。聚和店【13】里诸人都说，

夜里听到堂楼下“人”声嘈杂，似有大事聚议纷纷。十二月二十六日早

晨，邻居何鸣岐先生告诉我们：“朱先生可能今天要去了。”他说，“昨

夜梦见朱家祖先聚集后边厅上，大概是来迎接的。”结果生豪在午后未

时气绝。

朱生豪在写给宋清如的信中曾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永远在一起，不

再分离，即使是在很老很老的时候也好，甚或在死后也好，如果人死后

灵魂尚存在的话，不知道这是不是奢望。”

老年宋清如思路仍然非常清晰敏捷，她曾多次叮嘱儿子，到病重的时

候，千万不要抢救，让她爽爽快快地离开这个世界。1997年6月27日，

历经风雨沧桑的宋清如平静离去。

在她与朱生豪合葬的墓碑上【14】，写着婚后那次她回娘家，朱生豪写

给她的一段思念的话：“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

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2003年，朱生豪、宋清如的诗歌合集《秋风与萧萧叶的歌》出版，骆寒

超为之作序，其中记述了他见到施蛰存时的情形：

当施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办《现代》杂志的情况时，我插问了一

句：“请问施先生，《现代》杂志常有诗发表的‘清如’，是不是姓宋，之

江大学的？”

“怎么，你认识宋清如？”施先生腾地从古旧的圈椅里站了起来，眼直瞪

着我好一会儿，接着有点自言自语地说了下去，“她到哪里去了呢？”

在听完骆寒超的介绍后，施蛰存沉吟起来：“宋清如真有诗才，可惜朱

生豪要她不要发表新诗，她也就写都不写了。如果继续写下去，她不会

比冰心差！”

不过，这一切对于宋清如来说，应该都已经不重要了。一切不过都是浮

名。人们总愿意有更多的传奇，来供自己咀嚼缅怀，其实对于亲历者，

那不过是一种风干了的纪念，而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实在

不足为外人道。

年轻时的宋清如曾在诗作《寂寞的地上》中写道：

而风浪是永远不停地吹荡，

浮萍不清楚自己的飘荡，

忘记了吧，

春天已轻轻地流过，

深夜里埋了流莺的讴唱。

注释

【1】　因为钱塘江在杭州城南接连拐弯两次，形成“之”字，由此而

得“之江”雅号。

【2】　宋清如写给朱生豪的信毁于战火，而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信

件，时值抗战，宋清如逃难至四川时的那一部分她后来返乡时没能带

回，还有一部分毁于“文革”，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有朱生豪写于1933—

1937年间的信件。

【3】　朱生豪对宋清如的昵称之一，其他称呼还有宝贝、好人、姐

姐、二哥、老弟、澄、青女、好孩子、宋神经、女皇陛下等，而他的署

名更是机俏百出：朱、伤心的保罗、快乐的亨利十三、你脚下的蚂蚁、

小癞痢头、综合牛津字典、和尚、吃笔者、绝望者、堂·吉可德、兴登

堡将军、哺乳类脊椎动物之一、臭灰鸭蛋、叽里咕噜……

【4】　朱生豪频繁地来信，让宋清如一度嗔怪他打扰了自己的学业。

【5】　这首《高阳台》是朱生豪为应和宋清如而作。彼时宋清如随家

逃难到了陪都重庆，朱生豪先避难于嘉兴等地的乡下，后冒险返回已成

孤岛的上海，找到重新开业的世界书局，后又应邀去了《中美日报》，

故词中有“蜀山应比吴山好”之句。

【6】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8日，日军对上海租界发起

攻击，当天凌晨，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冲进朱生豪供职的《中美日报》

报社，尚在睡梦中的朱生豪被人叫醒，随着大家一起匆匆逃出。之后，

报社方面设法付给朱生豪一笔相当于3个月工资的遣散费。

宋清如逃亡至四川后，一度在重庆北碚的国立四川中学女子部任教，后

转往成都女中，返回上海后，在上海私立锡珍女中代课，1941年寒假后

失业。

【7】　指日本人。

【8】 这句是《暴风雨》中小精灵爱丽儿的唱词：“快活地快活地我要

如今，向垂在枝头的花底安身。”

【9】　一本《牛津词典》，一本是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自己参加编

著的《英汉四用词典》。

【10】　当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社。

【11】　出自宋清如1933年发表于《现代》上的诗歌《再不要》。

【12】 宋清如：《两周年祭生豪》，见《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

豪书信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13】 朱家前院是原属朱生豪祖父仙洲公名下的“聚和”油瓷店。

【14】 因为朱生豪骨骸被毁，后人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一册朱

生豪的《书信集》与宋清如合葬。

张可：人淡如菊

张可，翻译家、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学者，著名学者王元化之妻。

1919年出生于苏州一个显赫家族，曾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孙大雨等学

习英法文学。翻译出版有《莎士比亚研究》、《莎剧解读》。

1948年3月，与王元化在上海慕尔堂举行基督教婚礼。

1955年，王元化因“胡风案”遭到隔离审查，后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其间精神失常，幸得张可精心照料调养。待王元化康复后，张可又和丈

夫一起研究莎士比亚，努力在政治风暴中带给他一介人文庇护下的心灵

方舟。

1979年6月，度尽劫波的张可突然昏迷七日七夜，醒后虽生命无碍，但

思维与脑力严重受损，从此只能进行简单的言语表达，读写俱废。

在王元化的精心照料下，张可平静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多年，于

2006年8月6日病逝于上海，时年88岁。

张可：人淡如菊

一切消逝的，不过是象征；那不美满的，在这里完成；

不可言喻的，在这里实行；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

——歌德·《浮士德》

曾经有很多人用“完美”来形容过她。

显要富裕的家世，美丽的容貌，过人的才华，与心爱的人一生相知相

守，她拥有一个女人想要的一切。

丈夫蒙冤，精神失常，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养家教子，用柔弱的肩膀

扛起时代的重负，终于守到雨过天晴自己却突然身患重病，她又经历了

一个女人害怕的一切。

然而，无论是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她都那样平静、恬淡、优雅地走过

去了。也许，在她眼里，她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一切：一个妻子、一个

母亲、一位学者。

男人用他们的智慧、勇武、豁达、正直创造着世界，而那些美好的女

性，则用她们的爱和美德守护着这个世界。

人淡如菊

提起张氏一族，在苏州可谓声名显赫。

张一麐，少称神童，虚岁11中秀才，捷报到门时，他正同弟弟一鹏在天

井中用碎砖瓦玩搭房子游戏。18岁中举人。为张之洞激赏，后入袁世凯

幕府，跟随袁十余年，颇得袁的信任和重用。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

去世，袁世凯被光绪的胞弟、摄政王载沣罢官免职，几罹杀头之祸。袁

将写下后秘藏十余年、为自己辩诬的《戊戌日记》交给即将南归的张一

麐，嘱其伺机发表。1913年，袁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张一麐为机

麐lín，部首是鹿，字义同“麟”。

要局长。当袁欲称帝时，张一麐百般苦劝，几至泪下。不久蔡锷在云南

起义，全国响应，袁对张一麐说：“我昏愦不听你言，以至于此。”并委

托张起草取消帝制的文告。张一麐后来还做过冯国璋总统府的秘书长，

抗战期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晚年定居苏州，著书立说，兴办教

育，因为公正耿直，深受当地人的敬重。

张一鹏，一麐弟，光绪举人。据传他与陆锦燧把张一麐两篇在书院考试

获甲等的文章夹带进考场，恰巧题目相同，便各抄一篇缴上去，榜发俱

中，故苏州当地有张一麐一人中了三个举人之说。张一鹏随兄入京后，

有时外出狎妓，张一麐得知后大怒，举起旱烟筒把弟弟额角打破流血，

之后兄弟相抱痛哭。袁世凯闻声出问，得知缘由后，派张一鹏去日本法

政大学官费留学，与汪精卫、胡汉民同学。张一鹏归国后历任地方、省

检察厅长，北洋政府代司法总长。张一鹏是苏州当时最富的士绅，曾创

设了苏州人自办的第一个新式小学堂——唐家巷小学堂。

而张可的父亲张伟如，是张一鹏的次子，南洋公学毕业后，在美国斯坦

福大学获化学工程硕士，归国后任河海工科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教

授，后供职于上海商品检验局，与蔡元培之子蔡无忌共事。

据张可的兄长满涛【1】回忆，那时父亲月薪400银洋，祖父的收入还要

高些。他和弟妹们各有一个奶妈、一个粗作仆人服侍，家中还有其他佣

仆，每天光下人就要开两桌饭。

不过，从小锦衣玉食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在张可身上留下太多的烙印。

暨南大学时的她平和文静，经常穿一身淡蓝竹布袍子，一双普通皮鞋，

简单而素净，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张可喜

欢文艺，而在各种文艺形式中，她尤其喜爱戏剧。她18岁时就在老师李

健吾的提议指导下，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并在该剧中

扮演女主角。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作为暨南大学演剧队的主要成员，

张可经常跟随剧社到各处演出抗战救亡的戏剧，她和王元化的相识正是

源于这样的机缘。

当时，从小成长于清华园的王元化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刚刚背着家

人，偷偷参加了地下党，在平津流亡同学会中做一些文艺方面的工作。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清华来的一位黄姓同学家里，商讨演剧方面的事

情。2006年9月，张可逝世一个月后，王元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

者李宗陶专访，回忆了他初次见到张可时的样子：“她很朴素的，剪一

个不长不短的齐肩发，穿一件旗袍吧，也不是很考究的布料。从我认识

她到结婚到后来，她都是不喜欢修饰的，擦粉啦，口红啦，都不大弄

的。偶尔把头发梳成个辫子盘在头上，就算很时髦了。”

王元化生长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王芳荃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

毕业生，后又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任教，

与王国维、陈寅恪等同事。王元化的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

读，后随夫去过日本，诗词歌赋样样都来得，为人刚毅而有见识。王元

化是家中的独子，上有三位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可谓备受宠爱。在清华

园时，幼年的王元化因为异常顽皮淘气，曾被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称

为“老天爷”。曾任夏衍秘书的李子云在谈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王元化时

说：“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说老实话，我对他不但没有好感，而且还

相当反感……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少年得志’（听说他十七岁入党就得

到地下党领导人的另眼相看了）。恃才而骄、颇为自负，甚至有一股凌

人的盛气。平时不苟言笑，发言每每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神

态用普通话说是‘很凶’还不传神，要用俗语说‘很飙’才行。”王元化的父

亲是湖北人，王元化也常说自己具有典型的楚人性格，用西汉扬雄的话

形容就是“风飙以悍，气锐以刚”。由此可以想见，1938年，那个只有18

岁的青年该是怎样的锐气难当。但这一切，似乎和张可温和沉静的性格

并不相合。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男，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1938年初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元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

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

标志性领军人物。

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7月至198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同志是党的十二

大代表，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常委。

年轻时的王元化

初次见面后，王元化开始注意张可发表的文章，随着交往日深，王元化

渐渐对她心生爱慕。回忆自己和张可的第一次约会，王元化说：“小时

候也不懂，20岁不到，有点愣头愣脑的，只是对她很好啊。我对她说，

我要约你谈谈。她说，好。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我没

有带钱，说你买两张票。所以她后来笑我，‘你约女朋友谈话，倒要人

家买门票’。在公园里我就说，我对你怎样怎样。她当时非常冷静，说

你怎么会……当时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哑口无言，于是大家就散掉

了。”

不过，王元化和张可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因此中断，而且他和随后认识的

张可的哥哥满涛，因为爱好相同，很快成为挚友。满涛早年因为思

想“左”倾，参加抗日救国会以及共青团街道支部的工作，先后两次被

捕。祖父和父亲将他营救出来后，决定送他到日本留学。当时满涛刚从

日、美、德留学归来。王元化和满涛都非常喜欢鲁迅，那是他们之间不

倦的话题。在美术馆对面裕和坊的满涛家里，他们也常常谈论当时在西

方名噪一时的《尤利西斯》，探讨契诃夫与莎士比亚的艺术特色，还争

辩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思基的优劣等问题。这时候，张可也大多在

场。

对于自己的妹妹，满涛曾经有4字的评语：轻描淡写。王元化后来回忆

张可也说：“她一生都没有什么很激烈的情绪，她都是很淡的。”包括后

来重病，她的性格依然如此。张可晚年中风之前曾有些前兆，王元化

说：“她血压高，但一直不喜欢看病，每次都是我跟儿子催她去医院检

查。她无所谓，用4个字讲就是‘轻描淡写’，她对世事的态度就是轻描淡

写。看病回来，吃几天药她就不吃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张可主

演过很多戏剧，并获得好评，甚至连王元化的姐姐看过后，都夸赞张可

演得好，但王元化却认为，以张可文静含蓄而又恬淡的气质，其实并不

太适合演戏。

在哥哥与王元化的密切交往过程中，张可对王元化也渐渐地有了更深的

了解，感情也随之慢慢起了变化。8年之后，有追求者追问张可到底喜

欢谁，她坦然地说：“我喜欢王元化。”而理由，则简单得不能再简

单：“王元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至于王元化的真诚到了怎样的程度，

又将带给他和爱他的人怎样的命运，历史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给出答案。

1948年3月，在上海慕尔堂，王元化与张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婚

礼。

上海慕尔堂，现叫沐恩堂。拱门上书：真理使尔自由

王元化一向不拘小节，对衣饰更不讲究。和张可已经很熟后，有一次，

他身上穿着一条当中没有裤缝的西裤，去张可正在排戏的京都剧院看

她，张可看后说：“你怎么穿了一条卓别林式的裤子就来了，这样不

好。”

在婚礼当天，作为新郎的王元化破例穿上了正式的礼服，事后他笑向朋

友说：“他们要把我打扮成小丑啊！”话语中掩饰不住的是新婚的喜悦和

幸福。在教堂圣洁而温暖的灯光里，张可身穿洁白的婚纱，颈上带着十

字架，手捧花束，踏上长长的红地毯，纯洁美好得仿佛降临到人间的天

使。而张可的父亲张伟如，尽管并不认为王元化是所有候选人里最出众

的，但深受欧美文化影响的他，还是像早年对待子女的教育和爱好一

样，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和宽容，依照女儿的意愿，将她的手交到了王

元化手里。

沐恩堂位于黄浦区西藏中路316号

张可身着婚纱的照片

两位新人在神前定下誓言：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相爱相

敬不离不弃，直到死亡把他们分离。

那一转身的沉寂

1949年，伴随着时代的重大转折，王元化和张可的唯一儿子王承义出生

了。

次年，上海的所有地下党员要重新进行登记，张可放弃了这次机会，也

自动放弃了党籍。当年她抛弃优裕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只

是为了创造一个理想中的社会，而不是想要从中追求某种资历或者好

处。现在既然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张可淡然告别了多年东躲西藏、提心

吊胆的日子，“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重新拾起对文艺的爱好，到

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做了一名老师，在当时还比

较寥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开始了她新的人生旅程。

王承义周岁时，张可与婆婆、王元化三姐桂碧清留影

王元化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文人，不喜欢，也不善长处理日常琐事，结

婚后，家里的一切事务都落到了张可的肩上。王元化后来说：“有一点

我是内疚的，同我结婚以后，她（张可）为家庭付出很多，相夫教子，

安排家庭各种事务，我都不管的。我拿了工资就全部交给她，要用钱

了，就问她要，‘给我两块’或者‘给我4块’，没有超过4块的。她也讲我

的，‘你怎么两块钱也要问我要，一个铜板都没有。你应该放一点在袋

袋里的’，但是我没有这个习惯。”

20世纪50年代初，王元化先被调到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不久又就任新

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和副社长，那时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好多朋友回忆起

当日的情形，总是对张可做菜的手艺念念不忘：意大利茄汁面、俄国浓

汤、葡国鸡……对此，王元化说：“她很会烧菜的。其实一开始她不

会，她在父母家里不烧菜的。同我结婚以后，她说：‘我来试试。’她学

她母亲汪毓秀，喜欢弄胡适也很喜欢吃的安徽人的那种一品锅，弄个蹄

髈啊，弄只鸡啊，很多鸡蛋啊，火腿啊，白菜啊，放在一起。我们刚结

婚在北平的时候，她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个锅，备齐这些东西，烧好端出

来。我一吃，不对啊，整个是苦的。可是后来她很会烧菜……我们家买

了个大的圆台面，有客人就支起来。”

李子云在《我所认识的王元化》中写道：“我眼中的王元化有三个‘母

亲’，一个是他自己坚强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姐姐桂碧清，还有一个就

是张可。张可不仅有美丽、从容、温婉的大家风度，而且有浓郁的书卷

气，但美丽的才女能像她这样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的，又是少之又

少。”

王元化的父母都是楚人，同时也都是基督徒。王元化的母亲曾给儿子讲

过，他的外祖父——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中国会长桂美鹏，负责长江一带

的传教会务，有一次因事和外国人发生争执，脸涨得通红，一气喝了三

大碗凉茶才勉强压住火气。而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虽然人品正直，淡泊

名利，但性情却十分刚烈。王元化小时非常顽皮，常常骑着个大竹竿在

清华南院后门的广场上乱跑，有一次甚至恶作剧地把坐在秋千上的女孩

子推到地上，恰巧被清华当时的总务处处长李广成看见。他把王元化叫

到办公室，用尺子轻轻地在他手心打了三下，温言告诫说：“下次不可

以噢，你把人摔疼了。”一天在家中客厅，父亲王芳荃大约又因为儿子

的顽劣突然生了气，当着客人的面，抓起一个盘子就扔了过来，吓得在

场的一位姨夫赶紧抱住王元化的头，结果盘子落在地上，哗啦碎了一

地。

王元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刚直，同时还有他的烈性，他甚至自认脾气比

父亲还要不好。他说：“我有楚蛮的血液，这是不好的，而且有些可

怕，我也觉得不好，但很难克服。”即使在英锐激烈之气已渐渐消退的

晚年，王元化的姐姐桂碧清回忆和他一起到珠海白藤湖避寒，“当地有

条野狗弟弟也很喜欢。有一天，小狗不听话，他对那狗发了脾气，又过

了几天，他想跟那狗和好，去找那条狗，狗却不理他。我就趁机和他开

玩笑说：‘你看你这脾气，狗都不理你！’”

但王元化与张可的婚姻生活却非常幸福和谐，很少有矛盾争执，这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张可文静温和的性格。王元化说：“她（张可）很好，

我们不大有（争执）。我有时候会急躁，她从来不，她不作声。她从来

没有跟人脸红过，很善良的一个人。她是不大喜欢表露自己内心世界

的，话很少……我的性格比较容易跟人吵架，跟她从来没有。她脾气

好，吵不起来，她顶多不来理睬你。”

王元化和张可的唯一分歧是在对于儿子的教育上。王元化教子很严，对

儿子在书法、外语和古文的学习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一旦遇到小孩子

懈怠或调皮，“打手心”是他经常采取的惩罚方式，而性格温和的张可从

来不赞成、更舍不得打孩子。

王承义回忆说：“妈妈很慈爱，我学小提琴，她就到处托人帮我找琴

谱，‘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特地去医院为我开营养品。但她对我从不

溺爱。从小要求我剃平头，让我穿当时已经很少有人穿的圆口布鞋，不

给我买漂亮书包，也绝对不给我零花钱。事实上，她自己的生活也很朴

素。这还不仅仅因为‘文革’时我们家比较艰苦，她到晚年都一直保持这

样的风格。她兴趣广泛，对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京剧也很喜欢，常常把

《论语》、《大学》、《中庸》用白话文翻译给我听，可以说，是母亲

奠定了我的文学修养和欣赏品位。

她对人真的很温暖。1963年到1980年我们家住在皋兰路的时候，也是我

们家最困难时期。但当时我们里弄里有个施师傅，每次看到我就

说：‘你母亲真是个菩萨，不是凡人。’因为她总是把水果、冰砖分给弄

堂里穷苦人家的孩子们。由于母亲的善良和好人缘，我们家在‘文革’中

遭难的时候，没有一个邻居来趁火打劫，大家都用眼神默默地支持

她。”

王元化最喜欢的张可的照片

在中国传统女性的善良和婉隐忍之外，张可还有着一个知识女性特有的

清醒和慧黠。每当丈夫面对客人激情飞扬、侃侃而谈时，张可总是准备

好点心水果，然后坐在丈夫身边安静地聆听。有时，她会玩笑地竖起一

根大拇指，对王元化说：“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如果没有历史的剧变，张可也许就会一直这样偏安一隅，隐身幕后，从

容地传教杏坛，安静地相夫教子。唯一遗憾的是，美好如她，却没能遇

上一个可以容得下一个女子最平凡的幸福的年代。

一个温情主义者的坚毅

在王元化家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个条幅，上录刘禹锡的《浪淘

沙》：“莫道谗言逐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

沙始到金。”这是李锐手书赠给王元化的，王元化对其甚为珍爱。

胡风，湖北蕲春人，1925年考入北大预科，后转入清华英文系。1929年

留学日本，并加入共产党，后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

出境，返回上海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49年7月，胡风因为被高层认

为“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而暂时没有被安排工作。在与

胡乔木等人的沟通过程中，胡风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对于文艺界公式化、

形式化盛行的担心，认为这样下去，“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在

1951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改造中，胡风再次表达了不同的看法。1952年6

月8日，《人民日报》发文对他展开批判，这种批判随后被扩大到全

国。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为自己

进行辩护。1955年5月16日，胡风在家中被拘捕，旋即被判处有期徒刑

14年，1969年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不准上诉。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的“反胡风”运动中，先后有2000多人受到牵连。

王元化与胡风相识于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当时王在党内的直接领导者即

认为胡风“有政治问题”，王认为缺乏证据，二人发生争辩，王元化被误

认为和胡风关系甚密，1949年后，王元化因此一度没有被安排工作。后

来，王元化主持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胡风的两部作品，王元化并在建

社之初，通过朋友的介绍，举荐了日后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张中

晓。

1955年初，当王元化坐在家中温暖明亮的客厅里，和朋友们纵声笑谈的

时候，全然没有想到，厄运正在悄悄地向他逼近。

那时王元化住在上海武康路“一百弄”【2】，一条幽静的西班牙风格小巷

子里的三层小洋楼里。他被叫走离开家的那天，院子里的大树上集满了

老鸹，响亮地叫成一片。当时他是步行去文委的，由一位同僚陪同，走

到华山路的偏僻处，一队送葬队伍吹吹打打而来，有人披麻戴孝扶着黑

棺前行。那天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同寻常，仿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诡

异命运的某种奇特暗示，在王元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虽然当

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当天，王元化因受“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李子云记述道：“我在

好几篇文章中谈到过我目睹他（王元化）在被检抄办公室时以臂掩面直

挺挺地躺在帆布床上（当年处长以上干部都在办公室配一帆布床，供午

休之用）的情景的感受。尽管后来在‘文革’中我自己也反复被抄家，但

那第一次亲眼看抄家所受到的精神震撼至今仍难忘。由此不仅看到党内

斗争的残酷，同时，还看到人作为个体脆弱的一面。王元化，还有一些

所谓‘胡风分子’，都是当时已很少见的‘飞扬跋扈’、骜傲不驯的文人，

但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只要政治机器压过来，毫无挣扎余

地只能束手待毙，甚至化为齑粉。后者给我的震动尤大。”

几天后，苦等丈夫不归的张可领着儿子找到单位，得到的答复是：不能

见王元化。年方6岁的儿子攀上院墙，希望能够一瞥父亲的踪迹。院墙

外，心急如焚的张可担心着儿子，也担心着丈夫；院墙里，王元化隔着

窗户，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摇摇晃晃地在高高的院墙上面行走，担心他会

摔坏，却无能为力。咫尺天涯。

随后，王元化被置于完全孤独的隔离之中，连家人也不知晓他的去处。

四个看守和他挤在一间房子里，不分昼夜，24小时轮流监视。他们向王

元化投来敌意的眼光，并且时常口出不逊，让他感到难以忍受的人格侮

辱。

抱着一线希望，王元化每天清晨在墙上划上一道线，代表一天，就这

样，他在焦躁和煎熬之中度过了四个月。天天都是写不完的交代，无休

止的审问。许多事情本来毫无问题，在捕风捉影之下，都成了重大的疑

案或罪证，王元化觉得越说越说不清，索性不再申辩。若干年后，王元

化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的被我

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被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

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不安。”而

伴随着内心世界的轰毁，王元化整个人彻底地绝望了。他想自杀，用头

撞墙，却没能死去。

与此同时，王元化家中被抄。上海戏剧学院开会批判张可，会上有人逼

迫她承认丈夫是反革命。那个被王元化在上海储能中学的学生偷偷一瞥

间称赞为“她真美，没有哪个电影女明星比得上她”的张可被人以书打

脸。尽管如此，张可依然拒绝承认。

这时，事情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周扬和夏衍都很

器重、欣赏王元化，周扬发话：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

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亲自到隔离

室里向王元化交代了上面的政策，并说：“我们这里碰到的人多喽！什

么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托派，都没有你这么顽固。”

“反胡风”运动一开始，王元化曾经在组织要求下写过一篇批判胡风的文

章，他后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所写的至今内心深以为疚的文章。”面对

自己逃脱厄运的唯一机会，这一次，王元化选择了坚持。他说：“我不

能证实，就不能随便说别人是反革命。”

《旧约箴言》上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而坚守

是要付出代价的。

王元化被隔离后，他们家即被要求迁出武康路，搬到高安路100弄一个

很蹩脚的新工房里去，张可带着儿子与另一户人家合住一套房子。而在

王元化拒绝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后，他又被开除党籍，行政直降6

级。1957年年初，已经一年多时间，到处打听不着丈夫下落的张可意外

地获得了王元化的消息。

王元化的姐姐桂碧清记述道，王元化被隔离审查，失去音讯之后，“信

基督教的妈妈只好整天做祷告，说弟弟是个好人，祈求上帝为他洗清冤

屈……弟弟从新康花园被转移到香山路龚品梅神父的花园洋房里进行隔

离，与原来是军长、后来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彭柏山一起。真

的像上帝显灵一般，弟弟被关的那个花园正对着我妈妈家厕所的窗户，

中间仅隔着一条马路。一次，我妈妈抱着刚会说话的大外孙女透过窗户

看马路，正好看见弟弟在那个院子里放风，妈妈激动地喊：‘你看，舅

舅，舅舅！’小女孩儿也跟着叫。从那以后，我们家里人常常透过那扇

窗户看弟弟。有一天，天非常冷，我看到弟弟只穿了一条米色的单裤，

木头木脑的，赶紧对妈妈说：‘他可能脑子不好了。’后来，张可找到看

管弟弟的人，要求让弟弟出来看病，医生一看，果然是不对了。”

1957年2月，王元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却已是物是人非。他被

确诊患有心因性精神病，丧失了辨别真假的能力，幻听幻觉，需要靠服

用安眠药来入睡。当他歪斜着嘴去抱儿子时，日夜思念爸爸的承义竟然

吓得瑟瑟发抖，陌生地望着他。不变的只有家里的温馨，还有温柔清雅

的妻子。她总是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桌子上铺着干净的桌布，衣橱

里放有熏香，过年时，依旧会在花瓶里插上梅花。

王元化后来曾充满感激地说：“没有张可，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家庭

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女性。尤其是母性和传统妻性的温情与特有的力量。

没有女性情感所浸润的生命，是一种枯槁甚至某种病态的生命。传统女

性的温良和婉贤惠，其实是很值得珍惜的品性。”

儿子王承义则说：“1955年，我父亲由于‘胡风事件’被隔离，这是我母亲

蒙难的开始。这以后的24年间，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她一直都是我

们的中流砥柱，从来没有将苦难露于言表。”

那时的王元化发起病来就会骂人，儿子承义常常怕得逃到姑姑家里。有

一回，王元化跑到人民广场，在马路上一边乱跑，一边乱嚷乱闹，张可

在后面追着才把他带回了家。

同那些隐于历史背后的一切伟大女性一样，张可没有留下片言只语，让

我们看到她的承受和痛苦。她只是一如既往，做着她该做的一切，授

业、教子、持家，照顾生病的丈夫。当年王元化风华正茂，向她表达爱

意，以及后来春风得意之时，她看得到他的缺点；如今举世皆谤，她知

道他坚守的可贵和价值。

李子云说：“王元化被隔离审查中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他‘结案’时的表

现，却让我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前面提到过，夏公对他一直很欣

赏很器重，周扬同志似乎也如此。周扬曾说过他是党内不多的文艺理论

家。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听说，周扬提出，只

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但他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拒绝。领导曾给了他逃

出‘阶级敌人’厄运的机会，他居然不接受。结果他是戴上胡风反革命分

子的帽子出来的。许多人为之惋惜，我则为之一惊！这是什么样的骨

气！这种傲骨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我不由得修正了过去对他的成

见。我开始悟到不能以某些浮面的表现来论人。他身上的‘骄横’之气，

并非无端的自负，其实包容着一副不屈的傲骨。人是需要骨气的，这样

才能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

其实，有一个人值得为他（她）付出是幸福的，哪怕是生命。相反，拥

有一切，却没有一个人值得为他（她）付出才是可怜和不幸的，因为除

了物质上的占有，这个人注定一无所有。

在张可的精心照料下，王元化的身体渐渐地得到了恢复。不过，张可了

解丈夫，他是一个为了精神生活而生的人，丰富高雅的精神生活才是他

内心真正渴求的，而这一次的患病，正是源于他精神世界的坍塌。所以

张可不只照顾王元化的身体，更为他拿来了精神食粮：莎士比亚。

遨游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

在乱世当中，如果人能够有选择的机会，那么选择被这个世界遗忘，倒

不失为一种幸福。

1957年，当一场比“反胡风”运动更大的政治风暴——反右运动来临时，

王元化因为精神失常，而得以偏安一隅。

在精神和身体基本得到康复后，他开始了新的求学，向韦卓民学习西方

哲学，向熊十力问道。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王元化开始了一生

中和妻子的唯一一次合作，共同研究莎士比亚。

王元化后来回忆说：

“一开始我是不大喜欢莎士比亚的，觉得他语言雕琢得太厉害，将他归

入‘夸张、做作、过时的伟大天才’一类。我喜欢契诃夫，着迷于俄罗斯

文学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

“战前我买到生活书店出版的《别林斯基文学批评集》，读到他对自然

派文学技巧的一段概括，大意是说，一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

越显出作者过人的才华；那些响亮的独白，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

是庸才依靠博学、教养和生活经验所得来欺骗读者的，他们不会描写日

常的平凡的生活。这段话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对艺术的看

法。

“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

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年，王元化获准读书。他以极其刻板的方式，为自

己规定出每天的读书进程。在阅读莎士比亚的过程中，奥赛罗在第四幕

的一段独白，使身陷囹圄、日渐绝望的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要是上天的意思，要让我受尽种种的折磨；要是他用诸般的痛苦和耻

辱在我毫无防卫的头上，把我浸没在贫困的泥沼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

和希望，我也可以在我灵魂的一隅之中，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可是

唉！在这尖酸刻薄的世上，做一个被人戳指笑骂的目标，我还可以容

忍，可是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托，我的活力的源泉

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地！……”

王元化被《奥赛罗》深深地吸引了，并开始重新认识莎士比亚的价

值。“他（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浩瀚的，他对人类的Passion（情和欲）

有极深刻的洞察和揭示，不晓得他是怎样窥见世上各种人的内心秘密

的，这些话想要让本人讲出来，我说是‘威胁以刀锯鼎镬也不肯吐露

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到家后、身体逐渐康复的王元化写了一组论哈

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斯的论文，张可用她娟秀的小楷抄在

朵云轩的稿笺上，再用磁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可惜的是，这本手

稿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王元化后来坦承：“我在青年时代并不理解莎士比亚，对于他的古老的

语言表达方式不能接受，对于他那洞见人类心灵的深邃观察力也几乎茫

然无知。后来我倾心于莎剧，主要是受到张可的启发。”

当时王元化常去四马路的一家外文旧书店淘书，一个礼拜总会去上几

次，凡是爱书的人，大都体会过其中的乐趣。因为张可在学校里教莎士

比亚，所以看到有关莎士比亚的东西，王元化就会买回来，Charles

Jasper Sisson编的《莎士比亚》全集、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凡隆的

英译本）、柯勒律治的莎士比亚研究专著等，就这样一一被搬回家。随

着阅读和讨论，张可和王元化渐渐达成一种共识，就是莎剧研究最好先

从西方莎剧评论的翻译入手，而这方面的工作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当资

料逐渐丰富起来之后，夫妻两人决定自己动手。

王元化说：“我们在翻译中，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评论中所引用的莎士

比亚原文，究竟由我们自己翻译出来，还是借用别人已有的翻译。我们

决定借用别人的译文。当时译出的莎剧已经不少，译者大多都是名家。

但我们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朱生豪的译本。”

三年大饥荒开始了，在物质最贫乏的时代，王元化和张可却在莎士比亚

的世界里携手遨游，享受着一场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张可担当了大部分资料的翻译工作，王元化则负责全书的润色和校阅，

并写了5篇译文题记。因为当时这些文章不可能出版，王元化和张可把

它们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

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

王元化说：“在译这本书时，我正处在漫长的苦难日子里。没有社会交

往，没有工作，在政治上沦为贱民，我感到了人生的无趣和冷酷。但是

幸亏我有个温暖的家，家人没有嫌弃我、抛弃我，是她们鼓励我重新恢

复了希望和勇气。张可拉我和她一同研究莎士比亚，使我逐渐燃起了工

作热忱。这本书是以她为主编译成的。她为了让我那颓丧的心重新显发

出光来，用这种方式使我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去。”

1957年回家后，王元化一直没有工作，直到1960年才被安排到文学研究

所。那时，家里的生活主要依靠张可的工资。由于生活物质匮乏，极度

缺乏营养，王元化得了肝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足够的黄

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后身体就完全康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

译。不久，王元化少年时期所患的静脉周围炎复发，导致右眼突然失

明，当时正是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高潮期。家人为王元化找来

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王元化80岁的老父天天步行前来，为儿子阅读

资料，笔录口述，有8大本之多。

1995年11月28日，王元化受邀参加上海莎士比亚塑像揭幕仪式，在致辞

中他说：“每个把德行与艺术看得比金钱和权力更为重要，认为美必将

战胜邪恶的人，都会为莎士比亚塑像在中国的树立感到庆幸，引为骄

傲。”

在王元化88岁生日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份最可心的生日礼物。上海书店

出版社送来了30本羊皮精装本的《读莎士比亚》，那是他和张可相濡以

沫走过风云岁月的见证。王元化感叹说：“和张可一起在莎士比亚的艺

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几生修得梅花福

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在王元化眼疾刚刚有所好转之时，1966年，又一场浩劫席卷神州大

地。这一次，王元化没有再能幸免，他再次被隔离审查，后被送往上海

郊区奉贤的农场进行改造。

李子云记述道：“‘文革’开始，我们这些人通通被赶进‘牛棚’，他（王元

化）算是算过旧账的‘死老虎’，与我们这些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还有

些不同。如果他‘老实服罪’，埋头劳动，一切遵守命令，也许不会发生

大问题。但是他按捺不住‘破门而出’。

1970年，我们都在郊县劳动，在张春桥命令下，上海要进行一次深

挖‘黑线人物’运动。上海作家协会（当时叫‘文化四连’）造反派、革命

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将我重新‘挖’出来批斗。我事先得到几位‘革命群

众’的内部消息……因此我倒事先有思想准备。斗争会进行到最后，班

组‘天天读’的负责人照例要做一个‘杀一儆百’的总结发言，当他声色俱

厉地喝道，我警告你们全体牛鬼蛇神，不要翘尾巴，翘尾巴是没有好下

场的。话还没有落音，只见王元化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报告，我

不但有翘尾巴思想，我还想翻案！’一下子全场鸦雀无声。时在隆冬，

我却感到全身冷汗淋淋。

我抬起头，定定地望着他，真想大声喊，你这是干什么！他们只是要把

我重新‘揪’出来，有你什么事！而他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还接着往下

说，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机

会。这几年我埋头研究莎士比亚，我又担心我对马克白斯、李尔王、奥

赛罗的分析被怀疑为自己不满情绪的流露——这时会场上有人带头喊起

口号：痛击翻案风、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等等，打断了他的话，于

是，本来针对我的批斗新高潮转向了他……他的问题自然升级，‘死老

虎’变成‘活老虎’。抄家、审问又重新来过。他居然将他‘翻案’的心理过

程、他十几年来的苦闷情绪全无保留地倾泻出来，弄得所有的人都目瞪

口呆。然后有一天下午，他突然离干校出走了。造反派去追，原来他准

备回上海去取《莎士比亚全集》。不少人都觉得他精神崩溃了……”

果然，王元化的心因性精神病再次复发，而且比1955年的那一次更为严

重。他在奉贤农场的田野里狂走，在小河滩上看到一些螃蟹，举石悉数

砸烂，以驱赶心中的不平和痛苦。桂碧清回忆说：“有一天，外头下着

雪，结着冰，杨村彬【3】听到浴室里有人在洗冷水澡，推门一看，正是

我弟弟——他的脑子又不正常了，说了很多胡话。工宣队就常常到家里

找王承义，对着他拍桌子、骂他，说：‘你爸爸听短波，他自己都承认

了，你还不承认？’就这样，逼孩子承认他爸爸是反革命。王承义那时

才十几岁，但还是顶住了，说：‘我和爸爸妈妈住一个房间，从来没听

他说过反革命的话，也没听到过他听短波。’”

这一次，张可也受到了牵连，她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系两个造反派头头

非法隔离，连因高血压晕厥也不准看病，落下严重的病根。

李子云在《我所认识的王元化》中记述：“自从这次事件之后，我与他

家庭有了进一步的接近。我不仅去他在皋兰路上的他自己的家，有时还

去富民路上他母亲的家。当然是秘密的。两个家庭，三个保护神般的女

性。张可自不必说，关于这位出身名门、才貌双全、性情温厚的女性，

近来介绍得够多了，我在此不再多说。他的母亲当时已过八旬，头脑不

仅清楚而且冷静，对儿子的关切溢于言表，但对他的处境也清清楚楚，

在‘四人帮’粉碎之后，谋求平反办法的时候，她的意见都极有见地，而

且她还直接给周扬写了申诉书。这真是一位刚毅而有见识的老太太。和

他母亲同住的是他未婚的三姐桂碧清（从母姓）。她干练豁达，不但照

顾着父母，而且以照顾元化全家为己任，简直像半个母亲。这个家庭真

是遮风雨避严寒，她们让人想起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不但是由于她们

对于亲人的义无反顾的奉献精神，还有她们的教养。这也就是元化所以

近乎天真地害怕‘恶’、厌恶粗俗，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崇尚

美好精致的来源了……

每次进入这个温馨的小天地（这个家庭的室内布置也始终是雅致整洁

的），我们不但反反复复研究国家、个人的将来的命运，讨论元化的文

章（如《韩非论稿》）和他的请求平反的报告，有时她们还有好饭招

待。无论张可还是碧清姐姐，都做得一手好菜，无论中式西式都来得。

吃着碧清姐姐做的意大利式沙拉，张可做的乡下浓汤和咖喱鸡饭，悄悄

地讲着话（那时大家都总是觉得隔墙有耳，说话都是轻轻的）。‘文

革’以来，多年没有这种‘聚会’了。加以我又是个喜欢西餐的人，简直不

知今夕是何年了。真不知该说元化幸欤、不幸欤？在政治上，他半生坎

坷，而在家庭生活中，他却得到幸福女神的如此垂青和眷顾。”

王元化说：“她（张可）把家庭理得非常好，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家里

经济上有危机。‘文革’的时候，她把呢袍子夹在中式棉袄里，很舒服、

很大方，也很暖和。家庭这副担子都是她挑的……”

“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依靠的是家庭。如果张可想与我划出一点

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李子云还记述了这样一件趣事。“文革”刚刚结束，一天早上她有事去王

元化家。只见王元化正拥被坐在床上（当时王家没有客厅，登堂即入卧

室），面前置放一个托盘，在床上用英式早餐呢！在那种非常时期，王

元化居然仍旧保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

在当时残酷政治风暴的冲击下，多少恩爱夫妻劳燕分飞？多少家庭顷刻

间家破人亡？王元化能够得到张可，许多人羡慕他“几生修得梅花福”！

20世纪70年代末，当王元化读到巴金《往事与随想》中的这样一段

话：“没有人（除了女人）敢于表达同情，敢于替那些昨天还同他们握

过手、可是在夜里就给逮捕的亲戚、朋友说一句好话……只有女人不曾

参与这种抛弃亲近的人的可耻行为。”他的心情曾为之激荡不已。王元

化在《女性赞》中写道：“我并不认为在我们这里也只有女性才具有这

种可贵的品质，但是确实……她们要比具有同样品格的男人多得多。这

些女性是足以引为我们民族自豪的。”

涉江采莲人

从1955年到1979年，二十多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其间王元

化两次精神失常，两次奇迹般地康复。而每一次，面临人生的绝境，都

有张可陪伴在侧，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我在你身边……我一直在你

身边。”

在穿过人生最凶险的激流暗礁，将丈夫平安护送到一处较为平缓的浅滩

之后，她自己却要疲乏地小憩一下了。

1979年6月，不堪重负的张可在系里开会时突然中风，昏迷七天七夜，

醒来后，虽然神志恢复，但脑力严重受损，丧失了读写的能力，从此只

能进行简单的言语表达。守在床边、衣不解带的王元化望着病中的妻

子，一时百感交集，忍不住孩子般地号啕大哭。

那个用一手隽秀的小楷为丈夫抄写《文心雕龙·神思篇》，被傅东华看

到后，惊叹为“真没想到王元化夫人还是个书法家”的女子，不再能写

了；那个当欧洲的一个戏剧代表团来上戏，一身兼做英语和法语翻译，

听得举座皆惊“不知道居然埋没了你这么多年”的女子，不再能说一口流

利的外语了；甚至连丈夫多年郁积、一朝喷发的后二三十年，直至与钱

钟书并称为“南王北钱”的成就，她也不甚能明了了。【4】她寂然淡出历

史，再次独立于世俗、名利之外，也站在曾经折辱她的痛苦之上，以清

净、优雅的姿态，俯瞰着红尘。

他们的位置发生了调换。那个曾经英锐激烈的青年褪尽青春的枝条和花

朵，变得雍容而沉潜，而她，则变成了一个处处需要他照顾保护的孩

子。

他到哪里，都要带着她，她走不动，他就用轮椅推着她。有时出国访

问，她实在不能随行，只要必须参加的会议一结束，他一定马上返程回

家。

到杭州，她特别喜欢吃一道酥嫩的蹄髈，他担心她的胆固醇太高，不肯

让她多吃，她却偏要吃。僵持一阵后，他只好挟给她一小块，还一边叮

嘱说不准再吃了，可是过一会儿，她又像小孩似的讨着要吃。

家中条件不好，为了方便写作和会客，他晚年借住在庆余别墅，那里全

天有热水供应。每天他让阿姨送她来泡温热水浴，以活络血脉，清洁皮

肤，防止她因长期卧床而生褥疮。

待到她身体日益衰弱，难以自己进食时，他便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很

耐心地一口一口地喂她。

晚年的王元化和张可

张可病后，桂碧清说：“弟弟原本是个专心致志做学问的人，最怕一些

家务琐事。家里的煤气坏了，请来的修理工看了一下说，很麻烦，要大

修。弟弟问那该怎么办，工人就问家里还有没有别的管事的人。弟弟

说：‘没有了，我就是管事的。’结果，两人面对面坐了半天，工人最后

实在耐不住，起身走了。其实人家就是想多要点钱，那就给钱让快点修

就是了，可他就是听不懂人家的话。尽管家务百事不懂，弟弟对张可的

爱却是深沉的。后来张可病得不能走了，他还是上哪儿都推着她。”

他不太喜欢用语言表达自己对张可的感情，看到后辈的文章，说《莎剧

解读》是他和张可半个世纪爱情的见证，他毫不犹豫地把“爱情”两个字

删掉，一边删还一边说，不要肉麻。

那也是她的习惯。谈恋爱的时候，王元化给张可写信，有时去掉姓氏，

只称呼她“可”。张可收到信后说：以后不要这样称，还是叫张可。以至

于他们新婚时在北平，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那个二房东就笑：“王先生

啊，你们两个真奇怪，你叫她张可，她叫你王元化，怎么都是直呼其名

啊？”

现在，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总是亲切地称她为“可”。她是他的骄傲。

提起她，他的语气总是充满了自豪。

跟张可同时得同样病的人，很多人老早就过世了。王元化说，这可能跟

她的性格有关系，她对生命没有那么紧张；也或许，她知道，爱她的人

是那样地不愿意她离去。最后相守的27年当中，张可和王元化可以说是

互相依赖。张可的日常生活仰赖王元化的照顾，而照顾她，对王元化来

说，又未尝不是一种安慰和精神支撑。

2006年8月，张可平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王元化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

拜堂送别了自己相濡以沫六十余载的妻子。

王承义在缅怀词中感谢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们感到忧愁和悲伤，而总

是带给我们亲切和快乐。”

王元化的学生胡晓明回忆师母说：

“清秀的脸盘，清澈的眼神，而又是那一头的银发，俨然大家闺秀。我

们在先生面前童言无忌，常常夸先生何等福气，现在你到哪里去找一个

这样气分的女孩子来？有一回与师兄一起帮先生清理柜子，清出一帧师

母年轻时的照片，那一瞬间，相觑无言，我们都被镇住了。

去先生家，师母总是要留饭的。她留饭的方式跟一般人不大一样。如果

她不说，就表明你是要在这里吃饭的了，而且往往有好菜。如果她说：

没有什么菜，你吃饭不？这是表明她希望你留下来，却因真的没有什么

菜而又感到有点不安……

师母吴人，先生楚人；师母如吴侬软语，先生如楚骚汉赋。师母是静

的，先生是动的。有了师母在边上，显得先生的性格尤为鲜明。先生有

时会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发脾气，师母总是不吭声，那一副眼神，依然平

静如常。这时候，我们总是暗地里很欣赏师母的慈慧与品性。”

“从1955年到1979年她中风前的24年，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她以她的

坚韧、仁爱、悲悯与苦难担当精神，支撑着一个弱小家庭的生存，支持

着一个人文学者的坚守，支援着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她相夫、教

子、敬老，以妇道守人道；译莎评、编刊物、教学生，以文明驱野蛮。

没有一句怨语，没有一点倦意，没有一丝放弃……不仅是基督徒的道成

肉身，而且是中国文化的妇道庄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和胡晓明一样，同样属于“母党”，受教于王元

化，却最拥戴师母张可，凡事站在师母一边，他形容师母：“润物细无

声”。

王元化的博士研究生、如今身在美国的吴琦幸回忆说：“王先生常常要

我们到他的客厅中授课谈话。王先生往往高谈阔论，激动的时候站起

来，甚至在狭小的客厅中走来走去，张可老师则坐在一边含着笑意听

着，有的时候还会插几句，无非是让王先生不要太激动……每次到了我

要走的时候，师母总是要留饭……在餐桌上，张老师总要呵护着为我挟

菜，吃完一碗还要我再吃一碗。常常是王先生为我解围，人家吃不了那

么多，你就不要勉强他。这时候她的话也就多了，她会问起我的家庭，

女儿，经济情况。有张老师在，气氛永远是那样的和谐，饭桌上也充满

了笑声。她说话的语调永远是那样的温柔，轻轻的，从来没有见到她高

声说话，也没有见到她板过脸，她总是含着笑意。有的时候，我跟师母

对话，回答得风趣一点，她总是会笑，笑，一边还用手指着我，你调

皮。她说。”

旧知故友在谈及张可时，都赞叹她的人格力量、气质和才华，称她代表

了一个时代的完美。

晚年长期像女儿一般照顾张可、王元化的蓝云说：“人们称她是中国莎

士比亚研究的权威，但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个贤良温婉的传统女性典

范，跟她在一起就会觉得生活非常美好。张阿姨自己是个学问家，但回

到家中之后依然将一个饱受政治磨难的家庭营造得温馨、优雅，把家庭

当作保护王伯伯的港湾，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我最怀念的就是小时候在王伯伯家客厅度过的日子了，那里总是充满着

张阿姨、王伯伯和他朋友同事们的欢声笑语，虽然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

岁月。”谈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对王元化一家的冲击

时，蓝云回忆道，因为有了张可，你感觉不到政治冲击的阴影。“王伯

伯总是跟朋友高谈阔论，张阿姨则在一旁预备了最好的点心水果。在张

阿姨家的客厅里，你永远也感受不到窗外的政治风暴，那里总是那样的

温馨。张阿姨用自己的坚毅和忍让、乐观和豁达，保护着这间温暖的客

厅，也保护着遭受迫害的王伯伯。”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

“张可老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名媛。在王元化老师家

做客的日子里，我们看到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化世家最典范的优秀、

儒雅和大家风度。她永远那么安详、平静，70多岁的老人了，见人还是

很害羞地笑，像十几岁的少女一样纯真，这种气质现在只有在他们那一

代人身上才能依稀看到。

她跟随元化先生经历那么多风雨摧残，身上却没有任何戾气，对人仍然

那样善良、纯真，这不是后天可以轻易养成的，更多出于一种在文化世

家中浸润的天性。

她也让我们看到贵族并不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她早年参加革命，党龄比

元化老师还长【5】，富有激情，关心人民的不易。但像她那样把革命的

激情与贵族天性中的儒雅完全自然地结合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也

是今天许多暴发户想在各种‘贵族秀’中体现而达不到的。

…………

皋兰路原名高乃依路，为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修筑，以法国诗人高乃依命名。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时改名文

安路。1946年改名皋兰路。皋兰路是黄浦区的一条街道。东西走向，东到复兴公园，西至瑞金二路，长278米，宽12米。

是上海永不拓宽的64条马路之一。

皋兰路1号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LW-J-015-III；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945190000056 皋兰路1号花园住宅 民国 瑞金二路街道

原名称/原（曾）使用单位：赵四小姐故居；现名称/现使用单位：花园住宅

老年张可

现在大家常常把翻译、研究看做工匠活，但事实上翻译也好，研究也

好，都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世界上的贵族精神是会相通的，我想

张可老师是真正体验到了莎剧中所沉淀的欧洲贵族文化，莎剧也就是她

的生命和人生。”

王元化在讣告中说：

“我的妻子、知音、伴侣张可，于八月六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永远离开

我们了。她因骨折、失语、吞咽功能的丧失，躺在病榻上，度过了痛苦

的一年多。虽然在这以前医生就已多次宣告她病危，已无生存希望，可

是她一次一次地闯过了死亡的关口。她那被病痛折磨得十分孱弱衰竭的

躯体，若有神助。她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力量，是不

是因为她知道我们不愿她离去？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还不能平静地阐

述有关她的一切以及我们共同生活中许多值得纪念的事迹，现在我只能

把我过去说过的有关她性格特征的一些话再抄录如下：

张可心里几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待人，也

没有一次听见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

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

伤害，她都默默忍受了。受过屈辱的人会变得敏感，对于任何一个不易

觉察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

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

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能听

凭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主展全能羽翼护你，主赐日用粮食养你。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礼拜

堂里为张可送别的亲友同声歌唱。

王元化的晚年挚友、远在海外的著名学者林毓生寄来挽联，把张可比为

古代的涉江采莲人：

嵚巇一生、夷然一心，立身不系一丝尘；

音徽如昨、华笺如新，望乡每悼涉江人。

在白玫瑰、白百合、白菊花做成的花圈中间，86岁高龄的王元化身着丧

服，庄严地等到牧师长长的祷告完毕，才忍不住抱住胡晓明失声恸哭。

哦，多么痛心！

我们从何而来？为何而生？要在这舞台

作什么戏的演员或观众？无论尊卑，

终必把生命借来的一切交还死亡。

只要天空一朝蔚蓝，田野一朝碧绿，

黄昏必引来黑夜，黑夜必督促晨光，

月月黯然更替，一年唤醒另一年的忧伤。

送别张可后，王元化明显地老了。虽然，他还是忧虑着这个世界，担心

着文化的衰落、精神世界的空虚以及传统的消失【6】，但他的心已经逐

渐从这个世界抽离。

王承义说：“母亲走后的这一年多里，我经常去看父亲，跟他谈心，甚

至带着京剧琴师一起去，他喜欢听我唱余派。”但王承义心里知道，失

去母亲的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那么值得父亲留恋，“他私下里跟我说，希

望自己能早点走，‘可以到你妈妈那里去看她’”。

那个喜欢不停地行走思考、思想永远像年轻人一样活跃、鼓励学生灵魂

要粗糙一些的老人，开始孩子气地抱怨皮肤病的困扰。对于医生提出的

不要每天洗澡的建议，他说：“这怎么行呢，我和张可，我们一生都是

每天洗澡的。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冬天洗冷水，也要每天洗澡。现在

不让我洗澡，我真做不到。”“我不喜欢自己这样，好像癞皮狗一样。”

重病中的王元化说：“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唯精神’者，可是现在的状

态，成为纯粹生理意义上的人了，因此我很痛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

刻，医生曾询问家属是否要进行抢救，家属回答：不需要。

王承义后来对记者说：“父亲曾一再嘱咐，并要我向他保证，在最后阶

段，千万不可同意实施创伤性抢救的方案。”

王元化曾不止一次地说：“一个人临死之前，若是浑身插着各种管子，

甚至被开膛破肚，那景象多么狼狈呀。人活着要有尊严，死的时候也要

有尊严。”

因晚期肺癌住院的他，半年来每天早起要认真梳头，穿戴得整整齐齐。

最后，他亦选择从容而有尊严地远行。

张可比王元化早来到这个世界两年，然后开始等待他；王元化比张可晚

离开这个世界两年，然后去追寻她。

李子云说：“她（张可）和王元化在很年轻的时候相遇，在政治风波冲

击家庭的时候给了王元化始终如一的家的宁馨。他们一生相濡以沫，彼

此没有遗憾，这样现代版的古典式爱情实在难得。”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

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王元化晚年反复向学生强调：理论不仅是求知，学问不仅是博闻，更重

要的是人格力量，燃烧自己，让学问融化到思想中去，让生命放出光

来，这才是求学的真谛。

王元化也的确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对真理和道义的担

当，实践着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当年曾兰友为王元化取名时说：“从

《周易》中取出‘元化’二字，每字四画，加上姓氏共十二画，寓意以耶

稣基督十二门徒为学习榜样。另一方面，《周易》上说：‘日月得天而

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

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愿这孩子持恒久之道，代圣人立言。”而作为一

个用笔工作的人，王元化“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

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7】。

《圣经·旧约》里说：水里照出的是自己的脸，内心反映的是自己的为

人。

1998年，王元化为江陵万寿塔护壁碑廊手书碑文“呕血心事无成败，拔

地苍松有远声”

张可也许并不完全清楚丈夫的晚岁峥嵘，但当年当她说出“王元化是个

真诚的人。我喜欢王元化”，并决定将终身托付给他的那一刻，她就已

经知道了他今生会成为怎样的人。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自上世纪90年代痛失钱钟书,中国学界泰斗北钱南王,剩下王元化独倚一角,

仍在进行思想的探索与反思。

　　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因病医治无效,

于2008年5月9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

　　王元化小时候住清华南院,住1号的是赵元任,2号是陈寅恪,7号是王国

维,他的父亲王芳荃与这3个邻居在当时有“清华四导师”之称,闻一多、余

上沅、梁实秋等我国一批现代著名学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在清华南院一直

住到7岁。王元化至今不忘儿时趣事,“王国维的脑后拖着一条奇怪的小辫

子,南院的小孩子们就给王国维起了个外号“王小辫”。每当王国维走过,他

们就追在后面喊:“王小辫、王小辫!”王元化的母亲对他说:“你不要笑他,

他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这是所有人对于爱情的最深切的向往。而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

对此作出了更简洁透彻的表述：“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

当历史的风云渐渐散去，当一切伤痛都已经成为记忆，只有真爱不曾褪

色，永驻人间。

注释

【1】　原名张万杰，后更名张逸侯，满涛是其笔名。

【2】　那是上海市委部级领导居住的高干小区。

【3】　桂碧清的二姐夫，和王元化同在农场改造。

【4】 进入90年代，王元化由文学转向文化史、思想史研究，尤其是

对政治民主和新文化传统进行了再思考。在《与友人（李锐）论公意

书》和《社约论三篇》中，王元化对于一直被人们尊为法国大革命宪

章、民主法典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卢梭所主张的“公意说”，提出

了质疑和深入探究。他说“公意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

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

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

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

预”。“卢梭在设想公意超越了私意和众意，从而可以通过它来体现全体

公众的权利、意愿和要求的时候，他原来是想通过它来为人类建立一个

理想的美好社会，可是没有料到竟流为乌托邦的空想，并且逐渐演变为

独裁制度的依据。”这些观点在今日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5】 此处似为失误。据王元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我

是1938年入党的，她比我稍微晚一点点。”

【6】　这是王元化晚年最关心的话题。在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思辨

录》的扉页上写着：“人文精神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更不能直接产生经

济效益，但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育出来的责任伦理、公民

意识、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质越来越

低下，那么，这个社会纵使是消费发达、物品丰茂，也不能算是一个文

明社会，而且终将一天一天衰败下去。”

【7】 巴金的反思性文章《随笔录》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后，引起

高层某人物不满，授意当时任上海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寻找借口，换掉

巴金上海市作协主席的职务。王元化回答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

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此事后来作罢。

1983年，王元化与王若水等人协助周扬起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

论问题的探讨》，文章发表后，遭到高层某些人士的指责，后引发了全

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任上海宣传部长的王元化被要求检

讨，王不愿，避走广州。1988年，王元化与李慎之、李锐等人创立《新

启蒙丛刊》，意在重举五四运动中“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以进一步

解放思想，造成全民族的新启蒙运动。次年，《新启蒙》出至第五期即

被勒令停刊。

朱梅馥：有一种爱叫浩荡

朱梅馥，著名翻译家傅雷之妻，著名钢琴演奏家傅聪之母。

原名朱梅福，结婚时，傅雷嫌“福”字太俗，遂取陆游《卜算子·咏

梅》“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之意，

改其名为梅馥。

1913年2月20日出生于上海。

1932年与傅雷结婚。长子傅聪，次子傅敏。

1966年9月3日凌晨，与傅雷双双自缢于家中，年53岁。

朱梅馥：有一种爱叫浩荡

但使相思不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明）汤显祖·《牡丹亭》

一个一生温柔宽厚的女子，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显示出内在的坚强，每

一思及就让人莫名地感动和哀伤。都说女人是为爱而生的，朱梅馥大约

就是对此最好的一个诠释：为爱而忍耐，为爱而牺牲，为爱而放弃一

切。

她不耀眼，所以不足以点燃他如火的激情，只如一颗星辰，心甘情愿地

隐没在他的光芒里，以自己的方式，静静地陪伴、温暖着他的生命，生

死相依，不离不弃。

她对傅雷说：“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

青梅竹马

1913年2月20日，癸丑年正月十五，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上海南汇县

城一户朱姓人家里，一个女孩子呱呱坠地。当时正值腊梅盛开的时节，

父母给孩子取名“梅福”，希望她将来能像梅花一样美丽，同时又一生如

意多福，那是每个为人父母者希望给予女儿的最甜美的祝福。

梅福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虽然还只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少女，却已经出

落得秀丽端庄，亭亭玉立。她的美如寒冬里悄然绽放的梅花，不事张

扬，却于不经意间散发出缕缕幽香。更难得的是她的性情，善良敦厚，

温柔和平，对人、对事总是抱着一份善意。梅福初中、高中就读的都是

教会学校，接受过正统的西洋教育，懂英文、绘画，还弹得一手好钢

琴，可骨子里她仍然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中国女子，一切才华都

不足以让她来逞才使能。她生来就是要爱人的。她所受的一切教育都是

在作好准备，在未来做一个贤淑温柔的妻子，用自己的才能、德行和爱

来成就那个命中注定要成为她夫君的男人。

少女时代的朱梅馥

他和她从小就相识，说起来，虽然不近，却有点儿亲属关系，她要称呼

他一声“表哥”。

表哥比梅福年长5岁，幼年失怙，由寡母抚养成人。一个年轻女人在失

去丈夫后，又眼看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夭折，心中的哀苦可想而知。

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成为她的整个世界，也是她生存下去的依托。她爱

儿子，但她的爱就是用严厉到残酷的方式，教育他，让他成才。

一个夏季的早晨，顽皮的他逃学去玩儿，学堂的先生找到家里。送走先

生，母亲在亡夫灵前大哭一场，发了好一会儿愣，然后竟然下了一个谁

也想不到的决心。

晚上，玩累的孩子已经睡沉，母亲跪在亡夫的灵前又哭了一阵。之后，

她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包袱皮，将睡梦中的孩子捆绑好，把他掀下

床。孩子从梦中惊醒，首先看到的是一双疯狂的眼睛，这双眼睛孩子一

生都不能忘记——布满血丝，像要瞪裂一般，充满了杀机。

孩子吓得大叫，开始声泪俱下地恳求母亲饶了自己这一回，但母亲一言

不发，开始向外拖他。离他家不远，有一个很深的池塘。孩子意识到母

亲的疯狂念头：万念俱灰之下，要带不争气的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他

拼命地扭动身体，但无济于事，于是他开始叫喊。几位邻居听到喊叫声

奔出来，他们把母亲推倒，解开包袱皮，救出了孩子。

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逃学。不过，他还是不喜欢那些枯燥的八股文

章。有一次在家念书的时候，他睡着了。忽然，他感到一阵疼痛，低头

一看，母亲拿着蜡烛，让流下的蜡泪淌在他的肚子上。母亲告诉他，那

是为了驱除他的睡意。

乡下孤独寂寞的时光，偶尔看看窗外，春天时有时一只蝴蝶飞来，那已

是他最美好的回忆。成年后的他回忆自己的童年说：只见愁容，不闻笑

声。

他的童年不仅是没有欢乐，相反还充满了恐惧，而这种恐惧的制造者却

是他最亲的人，那是他一生无法逃脱的梦魇，包括母亲遗传给他的暴烈

的性格。那些都只能在后来，等待在艺术中超脱，等待另一个女人温柔

的手，将它们一一抚平。

他母亲的娘家与梅福家是邻居，两家又有点远亲，所以他和梅福从小便

在一块儿玩耍。她了解他残缺的童年，也许小小的、温暖的心灵里早就

埋下了一点点疼惜。随着年龄渐长，他们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天

生的艺术禀赋让他对美具有与生俱来的敏感，而她天生丽质，美得毋庸

置疑。他刚烈正直的个性，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品格，虽然年少却已然喷

薄欲出的才华，也让她崇敬和仰视。她知道这个璞玉般的男子的价值。

在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梦中》里面，我们约略可以看见二人当初

相恋的情形：“她在偷偷的望我，因为好多次我无意中看她，她也正无

意地看我，四目相触，又是痴痴一笑。”

而他的母亲，尽管用自己的严苛给儿子的童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但却为他作出了两个重大的、对他影响深远的正确选择：一，在家境艰

难的情况下，同意儿子的请求，自费送他到法国留学。二，为他选择了

一个好妻子。她早就相中了梅福。“朱家姑娘文静。”她说。

于是，在他留法前夕，14岁的她与19岁的他正式订婚。

想想那个时候寡母抚孤的大有人在，却似乎没有几个子女拥有这样的幸

运。胡适称赞自己的母亲最仁慈、最温和，鲁迅说自己的母亲如果年轻

二三十岁也许会成为一位女英雄，但两位母亲却都为自己的儿子包办下

了一桩不幸的婚姻，让一个半生苦闷，另一个终生遗恨。独有他，在童

年的不幸后，意外地获得了某种补偿。人欤？命欤？

太过圆满了，就不是人生；太过缺憾，又会让人对生命无所留恋。于是

上天就在举重若轻间，拿捏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既使人不会恶生轻死，

能够在世间存活，又不至对人生太过眷恋，而彻底忘记了翘首尘外。

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是中国传统爱情里最模范的样本。在童话故事

里，说到公主和王子相爱了，从此快活地生活在城堡里，故事也就该结

束了。但是在我们的主人公身上，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因为她爱的人叫傅雷，他的人生还有许多高峰需要攀越，而她陪他，也

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爱情路上的第一场风波

1927年12月31日，19岁的傅雷辞别寡母和未婚妻梅福，踌躇满志地乘法

国邮船“昂达雷·力篷”号离开上海，于次年2月3日，抵达马赛港，然后

转乘火车，前往世界著名的文化艺术之都——巴黎。

初到异国，人生地不熟，傅雷的目标是进入巴黎大学文科，首先要过的

就是语言关。虽然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法语，赴法途中又抓紧补习，但

他的法语水平还不足以应付巴黎大学的入学考试。因此，通过严济慈的

介绍认识了正在法国留学的郑振铎，并在他的帮助下住进了伏尔泰旅

馆，用一周时间办完了相关手续之后，傅雷旋即赶往法国西部的古城贝

底埃。

贝底埃是13世纪的古城，古色古香的街道，北欧哥特式的建筑，众多的

教堂、桥梁……到处充满着古老的欧洲文化气息。清晨或黄昏，无论在

城中徘徊，还是去近郊散步，都足以令人产生幽远古朴的情思。

为了便于学习，傅雷膳宿在一位法国老太太家里。这位老太太既是傅雷

的房东，又是他的法语教师。她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丈

夫是一位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老太太慈祥善良，待人热

诚，因为膝下没有儿女，所以对傅雷格外喜爱。她教傅雷发音和会话，

不过不用正式上课的方式，而是随便地和傅雷谈话，对他的错误随时予

以纠正。傅雷还另外请了一位法语教师，来专门讲授课本和文法。

天资聪颖，再加上虚心勤奋，傅雷进步神速。半年以后，他如愿以偿，

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学习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留在故乡的梅福依然

度着简单平静的岁月，一往情深地等待着表哥学成归来。在她心里，他

永远是她“亲爱的哥哥”、“至爱的怒安”，而此时，傅雷的心却已如一只

风筝，在广阔无垠的天空里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20世纪20年代末的巴黎聚集了不少中国游子，傅雷在这里结交了刘海

粟、刘抗、朱光潜、梁宗岱、张弦等人。他们过从甚密，有时在咖啡馆

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最后总要归结到文学艺术

上来。

正当傅雷醉心地徜徉于艺术的海洋时，爱神丘比特已经鼓动翅膀，在弓

上搭起一支神箭，悄悄地瞄准了他。

那是一位法国女郎，名字叫玛德琳。她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有如

地中海的海水一样碧蓝，能弹会唱，略通绘画，喜欢探讨艺术，虽然理

解上并不深刻，说起话来，声如珠玉落盘。而年轻的傅雷穿着当时艺术

家流行的服装，打着花式领结，其昂首天外的神态，以及中西合璧的风

度，让浪漫的玛德琳时常为傅雷卓越的艺术见解折服的同时，也对这个

来自东方的男子充满了深深的好奇。在日渐频繁的接触过程当中，玛德

琳迥异于东方女性的热情开朗帮助傅雷脱下了羞涩腼腆的外衣，和她在

一起，一切都是那么地简单快乐，她点燃了他心中暗藏且不时涌动的激

情。他把她视为理想的女神，她则称呼他为“傻孩子”，他们的感情炽热

起来，逐渐变得形影不离。

刘海粟夫人张韵士见此情景，曾诧异地问刘海粟：“傅雷见了生人那样

腼腆，一个浪漫的法国女郎，怎么会看中这位文弱的东方青年呢？从气

质与禀性方面看，他俩怎么也不相配啊！”刘海粟说：“大概也正是由于

这个缘故吧，风流的巴黎少女就觉得新鲜有趣。”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傅雷决定向玛德琳求婚，于是他给母亲写了一封

信。在信中，傅雷向母亲表示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婚姻之事不应由母亲

操心，同时要表妹梅福不必再等他。因为心怀愧疚，缺乏勇气的他把这

封信交给刘海粟，请他帮忙发出去，他自己则去找玛德琳，想要把自己

写信退婚的消息尽快告诉她。

当傅雷急切地赶到玛德琳的住处时，看到的一切却让他目瞪口呆。玛德

琳正和另一个男人拥抱在一起。傅雷大怒，抓起一张椅子向那个男人砸

去。

傅雷和玛德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直到两个人都落下了眼泪，泪水又让

他们明白了彼此间的感情。傅雷向玛德琳求婚，但在玛德琳看来，婚姻

只是一道世俗的手续，她回答说：“我们明天就搬到一起吧，你是我

的，我是你的，但同时我们又都是自由的。”她的话再次让傅雷暴怒。

他们开始陷入争吵、和好、再争吵的怪圈。无疑，他们是爱着彼此的，

但这种爱让人痛不欲生，终于有一次，傅雷拿起手枪对准了自己。

当傅雷最终放下手中的枪的时候，同时放下的，还有他甘愿为玛德琳付

出生命的一片痴情。有些人，可以共一段情，却无法共一生；可以同享

世间的美满欢乐，却无法相互理解支持，更谈不上共度人生的苦难艰

危。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感悟，1960年8月，在得知身在英国的长子

傅聪已经坠入爱河后，对于如何选择终身伴侣，傅雷在家书中这样写

道：“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

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而且有了这三样，将来即使遇到大大

小小的风波也不致变成悲剧。”

既然自己的忠诚和热情都被玛德琳视为束缚和负担，不能让她改变一点

自己的自由放任，傅雷对她已经了无遗憾。他内心唯一的愧疚是对母亲

和梅福，他深深地了解表妹的善良，不知道自己的信会带给她们怎样的

伤害。恰在此时，刘海粟告诉他，那封要求退婚的信他并没有帮助傅雷

寄出，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距，早就让朋友们觉得傅雷和玛德琳之

间难有善果。

1931年秋天，留法4年的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坐“香楠沙”号轮船回

国。次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在上海吕班路201弄53号有了属于自

己的家。结婚时，因为嫌梅福这个名字太俗，傅雷取陆游《卜算子·咏

梅》“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之意，

改“福”为“馥”。

朱梅馥后来在写给傅聪的家书中提及傅雷在法国的这一场恋爱时

说：“在他（傅雷）出国的四年中，虽然不免也有波动，可是他主意

牢，觉悟得快，所以回国后就结婚。”

无疑，朱梅馥是知道这一切的。那么，她究竟是在婚前就心知肚明，还

是在婚后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才知晓的呢？或许，这些都并不重要。因为

她爱傅雷，这种爱到底有多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朱梅馥在婚后生

活中的一切表明，她对傅雷的爱足以让她包容一切。

傅雷和朱梅馥的结婚照

站在他成功的背影里

回国之初，傅雷一度应刘海粟之邀，到刘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

校办公室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傅雷和刘

海粟之间逐渐出现了裂痕。

傅雷疾恶如仇、耿直刚烈的个性，使他对刘海粟的一些行为很看不惯，

在心理上逐渐与刘拉开了距离，而最后的导火索是傅雷极为敬重、视为

人生挚友的张弦。

张弦与傅雷、刘海粟等人同时期留法，归国后也在上海美专任教。傅雷

在《悼张弦》中评价其人说：“他的生活与常人并没有分别，不过比常

人更淳朴而淡泊，那是拥有孤洁不移的道德力与坚而不骄的自信力的

人，始能具备的恬静与淡泊。”

据说，刘海粟回到上海后，因为忙于和达官显贵应酬交际，很少有时间

画画，经常找人代笔，张弦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事情傅雷当然知道。

张弦在上海美专工作繁重，工资又低，经常连基本的伙食开支都不够，

但又不愿意说出来。傅雷看不下去，多次要求刘海粟给张弦加工钱，刘

海粟没有同意。

1933年9月，傅雷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回来便辞去美专的一切职务。

刘海粟真诚地予以挽留，傅雷对他表示：“说过的话不能改，不但现在

不教，将来也不教，若在别的学校教一节课，我对不起你。”

1957年7月18日，傅雷在其写的《自述》中解释这次辞职事件说：“刘海

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

故母亲一死即辞职。【1】”

1936年夏，张弦一病而亡，傅雷深为痛惜。傅雷号“怒庵”，在向刘海粟

提议登讣告、变卖张弦作品为其遗孤筹措教育费用等未果后，傅雷忍不

住拍案大怒，当众宣布与刘海粟绝交。

傅雷的内兄朱人秀在他去世后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的性格刚直，看

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就合不来。后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

职业，恐怕就是这样的原因。”

离开上海美专后，傅雷完全退回到书斋里，专心译述。在他的书房里，

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不用站起身，伸手就能够得到。转动的圆架上摊着

几种大字典，架子都是傅雷自己设计的。沿墙的书橱里排满了书，书架

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朱梅馥的照片，还有一张傅雷自己的照

片，是他当年赠给朱梅馥的。

年轻时的傅雷

傅雷做事非常认真。喜欢文学的人大都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

朵夫》，这本书傅雷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翻译过一遍，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50年代重读之后，傅雷不满意自己当年的译著，于是全盘推翻，又

把这本一百多万字的书重新译了一遍。在这部恢弘如交响乐的巨著里，

傅雷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罗曼·罗兰笔下的主人公在精神上取得了高度的

契合，他把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生命贯注于其中。傅雷次子傅敏说：“有

一位法国专家，是个中国通，来到中国，发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柜

里，都放着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在法国，这本书几乎

见不到了。他觉得很奇怪，于是买了一套来读，读后他才明白为什么这

部书在中国那么流行。他说，这部书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傅雷的翻译

比原文还好，傅雷吃透了罗曼·罗兰的心！”

在艺术的王国里，傅雷是一个苦修者，虔诚刻苦，向着理想的境界，不

停地迈进。而在他身后，是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名字，巴尔扎克、罗

曼·罗兰、梅里美……大师笔下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借助傅雷

的妙笔，在中文世界中复活了。

傅雷翻译作品不仅追求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富于色彩变化，同时他还

主张传神，力图使“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对此，施蛰存在《纪念傅雷》中说：“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

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

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

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

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

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

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

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

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不行，因为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傅雷有一本《国

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方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

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

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我也

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

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在书房里，傅雷经常头也不抬地工作着，几个小时一动不动；而在书房

外面，另一个身影则在不停地忙碌着。朱梅馥的一天分为三部曲：上午

做家务；下午帮助傅雷查字典、整理文稿、查资料、打字，为了傅雷查

阅资料方便，还要替他做图书馆那样的图书卡片；晚上是最舒服的时

间，劳累了一天的她终于可以透口气，静下来看看自己喜欢的书了。

在家中，傅雷用法文称呼梅馥“玛格丽特”，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女

主角，一个为爱付出了一切，乃至生命的女人。杨绛在《忆傅雷》一文

中写道：“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

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

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

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

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的次子傅敏说：“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傅雷的一切成就。父亲是

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与外界常常格格不入，母亲就充当起妻子、秘书、

公关人员等多重角色，与外界交往主要靠我母亲来维系。父亲不愿见的

人，就由母亲出去挡驾、接待，一些很棘手的问题都由她处理，她因此

也练就了一套待人接物的本事，使我父亲一生中没有后顾之忧。”

傅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她从29岁起就来到傅家工作，和

傅雷夫妇朝夕相处十余年，如同一家人。她说：“傅先生正正派派，整

天埋头于书房写作。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

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

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

方，就当面‘开销’。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我在傅家

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

结婚之初，傅雷夫妇闲时常与人打麻将或桥牌。本来玩牌不过是种休闲

娱乐，可是傅雷认真倔强的脾气在玩儿上也不肯放松，每次输了，都非

得继续打下去，直到赢回来不可。他这种脾气，只有朱梅馥与他做对

家。每逢己方处于被动，朱梅馥就开始紧张，而越紧张就越容易出错

牌，这时傅雷就会大声诃斥：“怎么可以这么出！”然后轻则摔牌不打，

重则掀掉牌桌，搞得众人都很狼狈。这其中最难做的当然是朱梅馥了，

她不仅得对傅雷忍气吞声，还得堆着笑脸向朋友们赔礼道歉。

傅雷老友周朝桢这样评价朱梅馥：“像梅馥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

第二人。在体型、性格，一切方面，都与傅雷有着强烈的对比，是傅雷

的反面。用上海人的话讲，她是阿弥陀佛，活菩萨。她受的是西式教

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没一点

文化的贤妻良母的典型。我曾问她发过脾气没有，她说年轻的时候也有

脾气的，后来慢慢地改了。她为人热情，讲话很急，一切都顺着傅雷。

我觉得，梅馥是因为傅雷而改变了自己的性格，以迁就傅雷。”

朱梅馥对傅雷的爱中，融合着怜惜与崇拜的复杂情愫。她了解他残缺的

童年，原谅他不由自主的冲动和暴躁性情，她更珍重他的品格和才华，

甘愿为他牺牲。忙于家务的同时，有时抬头看一眼他静默的、用功的背

影，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时间在静谧中不知不觉地流逝，有自己爱

的人，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所谓幸福，大约也就是如此。

除了在生活上对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外，朱梅馥在精神上也尽量提供给

傅雷休息和愉悦。她是傅雷忠实的听众和最佳的谈话对象，他常在与她

的聊天中整理、提炼出自己的艺术观点，获得灵感，而她也从中得到了

滋养和熏陶。傅雷喜欢音乐，工作之余，朱梅馥经常给傅雷弹奏一曲。

傅雷爱花，朱梅馥就时常陪丈夫半夜起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

行嫁接实验。

傅雷说：“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

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作为一个翻译家，有人说傅雷：“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而

如果我们愿意将聚光灯的灯光打大一些，让它照到傅雷的身后，就可以

看到那个成就傅雷，却永远站在他背影里的美好温婉的女性。

“你看他多么沉着，多么高贵，多么隐藏！他从来没有把他的艺术来作

为倾吐心腹的对象，也没有用他的艺术给我们留下一个证据，让我们知

道他的苦难，他的作品只表现他长时期的耐性和天使般的温柔。他把他

的艺术保持着笑容可掬和清明平静的面貌，决不让人生的考验印上一个

烙印，决不让眼泪把它沾湿……

丹纳说得非常好：‘他的本性爱好完全的美。’这种美只有在上帝身上才

有，只能是上帝本身。只有在上帝旁边，在上帝身上，我们才能找到这

种美，才会用那种不留余地的爱去爱这种美。但莫扎特在尘世上已经在

爱那种美了。在许多原因中间，尤其是这个原因，使莫扎特有资格称为

超凡入圣的。”

“贝多芬奋斗了一生，到了那个地方，莫扎特一生下来就在那儿了。”

这是傅雷评价莫扎特的话。

不知道傅雷写下这段话的时候，眼里是否掠过自己妻子的倩影？抛却艺

术成就不论，单就品性而言，这段话大概也可以用在朱梅馥身上吧。

严父慈母

1933年，亦即傅雷夫妇婚后第二年，朱梅馥生下一个男婴，但随即夭折

了，这对年轻的傅雷夫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所幸一年后，他们又

诞下一个儿子，取“听觉灵敏”、“高度智慧”之意，取名傅聪。傅聪三岁

多时，又添一子，取“分辨力强”、“灵活”之意，取名傅敏。

傅聪（Fou Ts'ong，1934年3月10日-2020年12月28

日），生于上海。英籍华裔钢琴演奏者。

傅敏（1937年4月15日-2023年5月19日），男，生于上海市，特

级英语教师，是中国现代翻译家傅雷次子。

2023年5月19日，傅敏在上海离世，享年86岁。

为纪念长子傅聪出生，傅雷夫妇合影留念

在家中，如果说傅雷是铁锤，朱梅馥则是一团棉花，一锤敲上去不会发

出一点声音。二人刚柔相济，相得益彰。

傅雷做事认真细致，他藏书甚多，什么书放在哪里，都有一定之规。每

次看完书之后，必定放回原处。不仅如此，傅家连热水瓶的摆放都十分

有规律，把手一律朝右，总是从第一个热水瓶开始用，用完之后放到最

后去，再轮流用。保姆熟悉情况后，灌热水瓶的时候就从最后的一瓶开

始灌。而朱梅馥的性情与傅雷恰好相反，她很随便，看完书后随手一

放，过后就忘了放在哪儿了，傅雷经常因此批评她，她总是笑着说“保

证改正”。过了几天忘了，她又随手乱放，于是又“保证改正”。

有了孩子之后，傅雷在家中定了好多规矩，比如吃饭时不得讲话，咀嚼

时不准出声，饭菜不能掉在餐桌上，用餐后椅子要归位，等等。

傅聪作为家里的长子，傅雷对于他的教育可谓倾尽心血。还在傅聪三四

岁时，傅雷便已经开始留心傅聪天赋中的闪光点，并着手加以引导。

起先，傅雷想让傅聪学习美术，因为自己精通美术理论，许多朋友又是

中国画坛名家，如果傅聪能拜他们为师，博采众家之长，再加上自己的

指导，必定会在绘画上大有作为。

但傅聪并没有像预想中的那样表现出绘画的天分，相反，他的另外一些

细微爱好引起了傅雷的注意。傅雷夫妇都喜欢音乐，家中有一台手摇留

声机。傅聪平日里很调皮，但每当留声机播放音乐唱片时，他总是立刻

变得异常安静。傅雷后来在文章中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

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

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

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傅

聪回忆说：有一天，他正在跟别的孩子玩，忽然有人传令“叫侬回来，

叫侬回来”，他不知“啥事体”。回到家里才知道，父亲在跟几位音乐界

的朋友商量，要让他学钢琴。傅雷好友雷垣说：“孩子有没有音乐天

分，要试试绝对音感，一试就灵。”经过不长时间的学习后，由雷垣弹

钢琴，叫傅聪听辨音名，没想到傅聪都说对了，大家都很惊讶，雷垣肯

定傅聪“有一对音乐的耳朵”，傅雷于是让傅聪正式转学钢琴。

为了让傅聪可以专心学钢琴，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语文自己教，其

他课程另请家教。傅雷从孔孟、先秦诸子、史记、汉书等书上选取教

材，亲自用小楷誊抄。1954年，傅雷在给傅聪的家书中写道：“你别忘

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

很少很少。哪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上这

么多的道德呢？我完全信任你，我多少年播的种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

开花结果——我指的是一个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敏说：“尽管父亲自己在翻译界、艺术界有很高的地位，但他在家里

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家人的爱是很细腻很

具体的。他会用蝇头小楷细细地抄下《艺术概论》的全文来给他的孩子

作为艺术教材。每当我的哥哥要弹奏什么世界名曲，我的父亲总是提前

为他准备好许多关于作者和曲子的背景材料，很多是从法文直接翻译过

来的。做这些工作，我的父亲是在他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翻译工作之外挤

出时间来的，有时甚至是拖着沉重的病体。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

的中国父亲，他嘴上不会多说，但他在行动上，在《家书》的字里行间

表达了一位父亲最热烈、最真挚的爱。”

时至今日，傅敏仍然记得父亲讲授文天祥、岳飞、魏征时壮怀激烈的神

态，“他对这些为国捐躯的大丈夫一咏三叹”。

对于孩子，傅雷用的是启发式教育。他从不正面给答案，以启发孩子独

立思考为要。而对于两个孩子，傅雷也因材施教。

也许从小濡染了哥哥在黑白琴键上弹出的美妙琴声，次子傅敏也曾一度

学拉小提琴，但当傅敏提出要上音乐学院附中，将来专业学习音乐时，

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面对傅敏伤心的质问，傅雷对他解释说：“第

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

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

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最后，傅雷补充了一句：“你

呀，是块教书的料！”后来傅敏果然教书35年，作为“特级教师”从北京

七中退休。至于父亲当年怎么看出他是块教书的料，傅敏遗憾地

说：“没来得及问。”他承认父亲看人能看到骨子里，赏文鉴画也一针见

血。

在孩子的教育上，傅雷不仅表现出爱护和理解，他性情中的严格认真也

同样有所体现。

傅聪说自己那时候是“一个上了发条的钟”。发条紧了，认真练琴；发条

松了，就会贪玩。傅家在上海巴黎新村时的房子书房在三楼，钢琴则摆

在底楼客厅里。傅聪说：“我爱音乐，可弹琴是苦差事。小时候我也爱

玩——也难怪父亲要生气，我要是他，发现儿子这么干我一样会生气：

琴上放着谱子，我有本事同时看《水浒》，样子好像在弹琴，手指好像

自动在弹，眼睛却全神贯注地在看黑旋风李逵怎么样怎么样。爸爸的耳

朵很灵，听着不大对，下楼来一看，抓住了，大喝一声，真的像李逵大

喝一声一样！”

傅聪的鼻梁上有道疤痕。关于这道伤疤的来历，傅聪说：“那天我弹琴

的时候走神了，爸爸手中有什么就向我扔过来了。那天正好扔了个盘子

过来，所以脸上划破了，留下了这道疤痕。”

傅敏也说：“的确，在小时候，父亲打我们，而且父亲有这样的特点，

你越哭，他越打，我当时真的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每一次挨打，我都

明白原因，有时是调皮捣蛋，有时是做错事，比如撒谎。我的父亲严在

哪儿？严在对做人原则的坚持，像撒谎，做事不认真、不负责任——对

这些，他从不姑息。在《傅雷家书》中，父亲也提到了这些往事，他有

心痛和忏悔，他在给我哥哥的一封信里曾经很坦诚地告白，‘跟着你痛

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

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

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

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拥抱你才能表示我

的悔恨与热爱呢！’”

杨绛回忆说：“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

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

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

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

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

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

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

一声呵斥，两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

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

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

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

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

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

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

楼适夷在为《傅雷家书》所作的序中说：“有的人对幼童的教育，主张

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

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的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

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

朱梅馥爱丈夫、儿子胜过自己的生命。面对丈夫教子的严苛，作为妻子

的朱梅馥不愿责备丈夫，但身为母亲的她又心疼儿子，因此内心长期忍

受着煎熬，常一个人悄悄落泪。

傅敏说：“父亲做人很讲原则，自律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

人，一个讲真话的人。他的性格非常暴躁，对我们要求也非常严厉，我

们小时候挨的打可不少，母亲则往往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邻居们说，

母亲是一个‘菩萨’，善良、宽容，大慈大悲。”

而在傅聪的心目中，妈妈是个温柔的保护者，“总是堆着笑脸，心地善

良得不得了”。他说：“妈妈是家庭的‘神’，是温暖的来源，只要她在，

就有融融和和的人情味。”“她才是家里最伟大的人，一切的人性，一切

的爱，一切的联系都是从她温柔的身躯产生出来的。”

杨绛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

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

朱梅馥怀抱傅聪、傅敏

对于自己的包容隐忍，朱梅馥在给傅聪的家信中如是说：“你是最爱妈

妈的，也应该是最理解妈妈的。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

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疾恶如仇，

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上就郁闷而

死，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

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

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

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

局……”

她在1961年4月给傅聪的信中写道：“我是一家中最不重要的人，还自认

为身体最棒，能省下来给你爸爸与弟弟吃是我的乐处，我这个作风你在

家也看惯的。”为了追求音乐的梦想，傅聪21岁即离家前往波兰，后又

因为傅雷被划为右派而出走英国。朱梅馥对儿子浓浓的思念只能化成饱

含深情的家书漂洋过海：“我常常凭回忆思念你，悲欢离合，有甜蜜，

有辛酸，人生犹如梦境，一霎眼我们半世过去了。”“我们常常沉浸在回

忆中，把你的一生重新温过一遍，想着你在襁褓中的痴肥胖，又淘气又

可爱的童年，顽强而多事的少年，一直到半生不熟的去罗马尼亚，出发

去参加肖邦的比赛为止。”在傅聪和妻子弥拉生下凌霄后，朱梅馥赶织

衣物给从未谋面的孙子寄去，一天一天算着孙子的生日，盼望着有朝一

日能“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

朱梅馥和傅雷、傅聪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聪从海外好不容易与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傅聪

只叫得一声“姆妈”，梅馥只叫得一声“阿聪”，便一起失声痛哭，到哽咽

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他们母子的最后一次通话。

而彼时，深知傅雷性格的母子，都已经看到了那难逃的命运。

有一种爱叫浩荡

一般说来，艺术家的感情总要比普通人来得更热烈、丰富、细腻一些，

这一点在傅雷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

1936年冬，傅雷应朋友滕固之邀前往洛阳，担任“中央古物保管专门委

员会洛阳办事处主任”，研究古代文物、制定龙门石窟的保护规划。在

那里，傅雷偶然结识了一位开封（宋称汴梁）姑娘，她是当时洛阳春光

舞台著名的豫剧演员，两人互生好感，傅雷为她写下了如下诗句：

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灵光。

柔和的气氛，罩住了离人——游魂。

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青春。

娇憨的姿态，惊醒了浪子——倦眼。

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火焰。

躲在深处的眼瞳，蕴藏着威力无限。

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欢欣。

浊世不曾湮及你的慧心，风尘玷污不了你的灵魂。

啊，汴梁的姑娘，

但愿你灵光永在，青春长驻！

但愿你光焰恒新，欢欣不散！

……

傅雷诗中的汴梁女子

在给友人刘抗的信中，傅雷说：“你将不相信在中原会有如是娇艳的人

儿，那是准明星派，有些像嘉宝……我的爱她亦如爱一件‘艺术品’，爱

一个无可奈何的可怜虫，爱一个不幸运而落在这环境里的弱女子。”同

时表示“不用担心，朋友！这决没有不幸的后果，我太爱梅馥了，决无

什么危险。我感谢我的玛德琳，把我渡过了青春的最大难关，如今不过

当作喝酒一般寻求麻醉罢了。何况：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识！”

如果说，这次傅雷的情感中更多还是对美的欣赏、对年轻女子遭际的同

情，那么三年之后，经历婚姻七年之痒的傅雷却真的陷入了一场爱情狂

飙。

她是上海美专一位学生的妹妹，叫陈家鎏，一位堪称绝色的女高音歌唱

家。

在谈到李白和杜甫的区别时，傅雷曾经说：“写实正如其他的宗派一

样，有长处也有短处。短处就是雕琢太甚，缺少天然和灵动的韵致……

写实可学，浪漫底克不可学；故杜可学，李不可学；国人谈诗的尊杜的

多于尊李的，也是这个缘故。而且究竟像太白那样的天纵之才不多，共

鸣的人也少。所谓曲高和寡也。同时，积雪的高峰也令人有‘琼楼玉

宇，高处不胜寒’之感，平常人也不敢随便瞻仰。”

而陈家鎏和傅雷都是缪斯钟爱的宠儿，他们是艺术上的知音，彼此激发

出对方的灵性之光。

那时，他们每天见面，艺术、音乐是他们不倦的话题。每一次，朱梅馥

开门迎进这位丈夫爱慕的女子，为他们端上茶水，然后带上书房的门悄

悄离去。傅雷和陈家鎏之间有太多的共同语言，相处的时间太短，要说

的话总是太长，说不完的，他们就写在信上，等到见面时交给对方。有

时，会从书房传出陈家鎏的歌声，美如天籁。在艺术的美妙世界中，傅

雷和陈家鎏流连忘返。而朱梅馥只能继续做她的家庭主妇，辗转于孩子

和油盐酱醋之间。笑容展现给别人，泪水只能留给自己。那一年，傅聪

五岁，傅敏两岁。

陈家鎏到云南，一生主张“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

二”的傅雷百事无心，连工作也做不下去，一路追到云南。

傅敏说：“上世纪40年代不少人都知道，父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

友，只要她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

给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

三个人都在经历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并努力挣脱，化蛹为蝶。

朱梅馥明白陈家鎏能够带给傅雷自己所不能给予他的东西，在他的精神

跋涉中，自己更多的是一个追随者，她想过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傅雷一生追求艺术和人格的完美境界，艺术是他的生命，而他最终追求

的是在艺术中不断地完善自我、实现人格的超越，妻子天性中自然而然

流露出的善良、宽容、隐忍，正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像他评价

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那句话：“贝多芬奋斗了一生，到了那个地方，莫扎

特一生下来就在那儿了。”以傅雷的明智和透彻，他不可能对此视而不

见。陈家鎏能够带给他灵感和热情，而妻子给予他的则是“乐天的心

情”、“精神的健康，理智与感情的平衡”，生命的过程固然重要，但朱

梅馥才命中注定是他的终点。

陈家鎏珍惜她与傅雷艺术和精神上的息息相通，但却无法面对朱梅馥那

纯净得无一丝杂质的目光，她被这个无辜、善良、宽容的灵魂所震撼，

最终选择远走香港。

傅聪后来说：“她（陈家鎏）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人，像我

的父亲一样有火一般的热情，两个人热到了一起，爱得死去活来。”

20世纪70年代，傅敏在香港邂逅陈家鎏。站在彼岸，回首来路时的惊涛

骇浪，已有银发却依旧美得惊人的女子说：“你父亲好爱我……你母亲

太伟大了！”

傅雷夫妇在自家庭院里

傅敏说母亲“一辈子受了不少苦”，但她“非常善良，非常浩荡，也能

忍”。

朱梅馥在1954年7月15日写给傅聪的家书中说：“我虽不智，天性懦弱，

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傅雷）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

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

的。”

执子之手

傅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义），给自己的住所取名

叫“疾风迅雨楼”，并印在自用的稿纸上。然而，《道德经》上早就说

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傅聪评价父亲说：“他是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

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我永远不能忘记

他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

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ry（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

karma（命运）。”

傅敏说：“父亲既然欣赏‘抬着棺材见皇帝’的死谏品德，在历次政治运动

中，做人气节上，他思齐。”

杨绛在《忆傅雷》中说：“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

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

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

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

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

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

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

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

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

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

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

顾视地下的泥淖。”

1957年，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先后发表文章点名批评傅

雷，上海作协、政协等也先后开会批判傅雷，罪名是“亲美”“反苏”。次

年4月30日，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当天夜里很晚，下午就已经离家

去参加批判大会的傅雷仍然不见归来，朱梅馥焦急地等待着，每分每秒

都是一种煎熬。终于，响起了敲门声，朱梅馥急忙过去打开门，傅雷站

在门口，神情疲惫而沉重。“如果不是因为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

天我就……”傅雷对妻子说。

两个月后，傅聪在国外得知父亲被划为“右派”的消息，从波兰出走英

国。1980年回忆这段往事时，傅聪说明了自己当年的处境和心情：“我

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

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的。我写了个检查，

后来我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

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

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

这样做。”“我出走的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那时候国内没有艺术，而

我离开艺术就没法活下来！”

朱梅馥与傅聪

当傅雷好友周煦良把傅聪出走英国的消息告诉给他时，傅雷整个人当时

傻在那里。一向工作起来分秒必争的他在家躺了好几天，不吃不喝。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本来是人

民文学出版社向傅雷约稿的，但当傅雷翻译完成，将书稿寄到人民文学

出版社，却被束之高阁。原因就是他头上的“右派”帽子。

傅雷没有工资，完全以稿费作为经济来源，这对他不啻致命的打击。

“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出版社方面向傅雷建议。而傅雷表示，用

笔名本无不可，但若因为“右派”而用笔名，不行。

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后来谈及此事说：

“1958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不能出书。我们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

（当时是周扬和林默涵），据指示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必须

改名。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

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坚决拒绝。

“上边坚持要傅雷改名，而傅雷坚持不改，这下子怎么办呢？经人民文

学出版社内部商定，一面仍请傅雷译书，并按规定支送稿酬，以维持他

的生活；一面把他的译稿压下，不发排，准备等他‘摘帽’后出版。当时

压下来的，就有《幻灭》等译稿。这事是我决定的。这样做，为的是既

不违反上级决定，又能照顾傅雷。傅雷果真一直坚持不改名。后来，他

终于‘摘帽’，一大批积压的译稿才陆续印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

1961年，“反右”结束，报上宣布：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对于这

一消息，傅雷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欣喜。

傅敏亲见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面无表情，继续伏案，对此他说：“如

果父亲为摘帽而感恩戴德，则说明父亲承认自己是右派。因为父亲不承

认强加给自己头上的莫须有，所以对帽子来去漠然视之。”

朱梅馥与傅敏

傅敏回忆说：还有一件事儿发生在反右运动结束时，“有一天，领导来

找我，说要为父亲‘摘帽’，问我为何父亲不出现。我于是问父亲，他

说：‘当初戴也是你们，现在摘也是你们，这和我毫无关系。既然戴

了，就戴着吧。’这不仅体现出他自己的骨气，在面对原则性问题时，

父亲永远一笔一划，纯粹讲理”。

傅雷在1960年8月5日写给傅聪的家书中曾说：“我素来对死看得极淡，

只有鞠躬尽瘁，活一天就做一天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

笔的时候才休息。如是而已。”

施蛰存说：“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

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

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

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

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

时间的脚步终于不可阻挡地来到了196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老友周煦

良来看傅雷，傅雷对他说：“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

准备再活的。”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傅雷的命运其实也就是朱梅馥的

命运。

1966年8月30日，地区房屋管理局在傅家从下午搜查到晚上7点多钟。夜

里11点多，傅家的房门再次被疯狂砸响，这次来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

卫兵，他们是来搜查上海音乐学院老师李翠珍藏匿在傅雷家的“证

据”的。

1965年，朱梅馥在自家阳台上

李翠珍，上海南汇人，和傅雷同乡，念中学的时候和朱梅馥是同学，后

考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国，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并任

钢琴系主任。李翠珍的先生后来去了香港，1949年后，李翠珍曾一度前

往香港和丈夫团聚，然而终究难舍故土，就在踌躇两难之间，她写信给

傅雷，说明心中的种种顾虑。傅雷给她去了一封长信，叫她回来。“文

革”中，李翠珍被怀疑成“特务”，因其素来注重仪表，更被称为“资产阶

级太太”，她最终自杀身亡。李翠珍在自杀前，还仔细化好妆，穿上高

跟鞋，然后才打开煤气开关，坐在椅子上。

李翠珍死后，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在搜查她家时，发现了傅雷写给她

的劝她回来的那封长信，于是他们转而奔向傅家。

据傅家保姆周菊娣回忆，红卫兵叫傅雷夫妇站在家门口的长板凳上面，

批斗了很长时间。在搜查过程中，连傅家的地板都被撬了起来，最后，

红卫兵在傅家阁楼上有了“惊人”的发现：一面老掉牙的小镜子，背面嵌

着蒋介石像；一本旧画报，上面有一张宋美龄的照片。这两样东西是放

在朱梅馥姐姐寄存在傅家的箱子里的，因为是亲属寄存的东西，傅雷夫

妇从来都没有打开过。有此“反党罪证”，红卫兵于是对傅雷夫妇开始了

长达四天三夜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对他们罚跪、辱骂、殴打。

1966年9月2日下午，红卫兵离开后，面对抄家之后的满地狼藉，已经几

夜没有合过眼的朱梅馥对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

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当天

晚上，傅雷夫妇俩静默地吃着晚饭，朱梅馥想起什么，叮嘱周菊娣

说：“明天小菜少买点。”大约8点，周菊娣到书房去，看到傅雷正在伏

案写东西，朱梅馥也在那里，周菊娣和他们一起待了一会儿，约9点不

到，朱梅馥关照周菊娣早点休息。

周菊娣并不知道，傅雷当时写的，是他们夫妇俩的遗书。遗书是写给朱

梅馥的哥哥朱人秀的。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

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

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

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

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

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

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

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

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

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600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

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

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

箱二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一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

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

×××，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在遗书中，傅雷夫妇平静、细致地交代了身后之事，为了不牵连、拖累

他人，甚至连火葬的费用都特意打听好了，预先留出钱款。这让人想起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据柏拉图回忆，当苏格拉底接过盛有毒鸩的酒杯

时，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和恐惧。不仅如此，在毒药发作到腰部时，苏

格拉底还镇静地掀开脸上的白布，嘱咐他的学生克里托：“我们应该还

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不同的是，

苏格拉底的死，使雅典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也给

整个西方留下了重视公平、理性的法律文化，避免了类似冤案在西方的

再次发生。而傅雷夫妇的悲剧在中国，不过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个缩

影，同时又仅止于一个悲剧，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之负责，甚至哪怕进行

真正意义上的反思，这样的悲剧注定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道长条，打成

结，分别悬挂在阳台铁窗横框的两侧。在踏上凳子前，他们还特意在凳

子下面的地板上垫上厚厚的棉花，以免踢倒凳子的声音惊扰到邻居。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李白《长干行二首》其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朱梅馥在家书中对傅聪谈到自己和傅雷：“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

一不可的。”

朱梅馥对傅雷说：“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

1966年9月3日傍晚，傅敏接到舅舅朱人秀的电报，没看电文，他便知父

母已去：“按父亲的性格，别碰他，一碰就走，他太刚烈了。他是典型

的宁折不弯。”

施蛰存在《纪念傅雷》中写道：

“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

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

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

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

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

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

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

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聪是在两个月后才得知父母死讯的。他深知，依父亲的性格，他的死

是必然的结局，只是这个结局不应该属于妈妈，“我知道，其实妈妈在

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受得过去……”

中华民族从来都不缺少优秀而美好的人物，只是缺少保护、激励他们的

环境和土壤，尤其近几十年来，我们似乎更倾向于折磨、摧残甚至毁灭

他们。只是，当真理、正义、美好、善良都被彻底打翻在地，那时的我

们乃至整个民族究竟想要走向哪里？

幸而民间还有良知的微光。谨录网友郑不邪纪念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的

诗歌于下。

孩子，别弹奏那首《安魂曲》

爸爸妈妈，真的不想离开你

只要这个世界

仍旧存在孩子

我们就

永远永远

不会死去

干涸的

是淤泥

亡故的

是冤屈

洁白的

是纸

我们生活在

黑亮的字里

余　声

1979年4月26日，傅雷夫妇平反昭雪，其骨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去国二十多年的傅聪再次踏上故土，面对的不是父母的音容笑貌，而是

两撮寒灰，心中的感受可想而知，正所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文革’之后我就没有家了，也无法描述家的感觉了。”傅聪说。

1979年4月26日，傅聪、傅敏参加父母骨灰安葬仪式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文豪赫尔曼·黑塞在去世前两年，从电台中听

到傅聪演奏的肖邦，激动地写下了《致一位音乐家》的公开信。信中开

门见山地说：“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位叫傅聪的中国钢琴

家，他把肖邦弹活了！”而傅聪自己则说：“肖邦好像是我的命运，我的

天生的气质，就好像肖邦就是我。”“肖邦的音乐最主要的就是‘故国之

情’，还深一些的，是一种无限的惋惜，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一种无

穷尽的怀念！”

1981年，经历重重波折后，三联书店出版了《傅雷家书》。由傅敏整

理，收录了99封家信，主要是傅雷写给傅聪的，其中谈到艺术、人生、

爱情等种种话题。《傅雷家书》一经出版即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仅在

香港一地，发行不到三天，全港书店即告售罄。迄今为止，仅三联版的

《傅雷家书》累计印数就已经达到了150万册。

傅聪说：“凭良心说，《家书》我很少看。为什么？我不忍卒读啊！一

翻家书，我就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就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

作下去。”

对于《傅雷家书》中只有几封自己和父亲的通信，傅敏解释说，1966

年，他已经隐约预感到会出事儿，有一天晚上，他含着泪默默地将与父

亲、哥哥的所有书信，扔进火炉烧了。“这就是为什么《傅雷家书》中

只有我和父亲的三封通信，这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后来傅

敏果然遭到批斗，他两次自杀未遂。一次是跳河，河水太浅，被发现

后，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被送到医院后，由于他的

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至

今他脑袋左边留着一个碗口大的伤疤。一次是趁上厕所的时候，他手摸

电门，偏偏脚上穿着胶鞋。“文革”结束后，傅敏开始收集父母的家

信，“这其中主要是傅聪从英国回来带回来的。其实，就算我当时没有

把信烧掉，父亲和傅聪的来信相对来说还是精彩一些。毕竟，他和傅聪

有更多共同的语言，音乐是最主要的。”

傅雷故居——上海市江苏路284弄5号

1956年，傅雷、傅聪切磋琴艺

据采访过傅家兄弟的叶永烈说，兄弟俩性格截然相反。傅聪像妈妈，性

格随和、不拘小节，连长相也像朱梅馥。叶永烈去宾馆看傅聪，进到房

间，看到他所有的箱子都开着，这里放着话梅，那里又随手放着什么东

西……但他说话富含哲理，非常有思想。而傅敏非常细致，完全是傅雷

的拷贝，做事情非常认真。“上海江苏路傅雷住过的房子……原先是什

么样子的呢？傅敏就画了张原先的家的平面图给我，那张图纸经过了反

复修改，上面有红墨水画的、绿墨水画的，画得非常仔细。哪些是巴尔

扎克原著的书架，哪些是放父亲译著的地方，他和聪哥的床在哪里，三

角钢琴放在哪里……”

而兄弟俩性情中共同的真率刚直【2】、不畏权贵、朴素淡泊，又让我们

看到了傅雷身上最宝贵的精神的延续。

关于在那段灾难岁月里，傅雷夫妇的骨灰如何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一个

不得不提的故事和一位值得尊敬的女子。

她高中毕业后无业在家。究其原因，是因为1958年其俄语教师被打

成“右派分子”，她不但没有遵照校方授意写检举揭发材料，相反还为其

辩护，因而被定为“右倾分子”，那年她19岁。

她喜爱傅雷的译著，也很喜欢音乐，听过傅聪的钢琴演奏会。当时在家

闲居10年、已经29岁的她正在离傅家不远的一个地方学习钢琴，从钢琴

老师嘴里得知傅雷夫妇自杀身亡的消息，她非常震惊。眼见身边已有数

人自杀，她“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

姓的遭遇”，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夫妇骨灰无人领取、在

殡仪馆又不允许保留。于是她戴上大口罩，到殡仪馆，向工作人员真诚

恳求，以傅雷夫妇干女儿的名义将夫妇俩的骨灰领走，保存在上海永安

公墓。因为没有钱买骨灰盒，她曾找到朱人秀，也正是因为留下这一线

索，在她写的信没出上海就被截留下后，一天她回家，发现家里坐满了

陌生人。她被拘押、审讯，虽然最后得以脱身，但“从1967年6月22日

（头一晚10点多钟她被抓）到1982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

中”，她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

（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

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

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而且因为19岁那年的经

历，导致她一生蹉跎艰难。

傅家兄弟得知她的义举后，曾多次想要找到并感谢她，都被她回绝了。

她说：“我既然能在他们厄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

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她的名字叫江小燕，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说：“我们的《圣经》上有

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谈到父母的死，傅敏说：“后来听父母的老朋友讲，在他（傅雷）自杀

前两周，曾经与朋友聚会商量过，大家知道要劝我父亲留下是不可能

的，竭力劝他让我妈妈留下，这也是不可能的。”

男人的世界可以很大，而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心爱的那个男人就是她们

的整个世界。

青年时期的朱梅馥

细看朱梅馥的照片，少女时虽然秀丽，却还带些青涩，稍显拙朴，及至

为人妻、为人母，由内而外地散发出灵慧秀美、慈爱温良，人也越来越

美丽、越来越有韵致，到了晚年，则越发地开朗、乐观、豁达。她和傅

雷，是彼此成全：她成全的是傅雷的事业和品格，傅雷成全的是她水一

样的慈柔。

生前，她用自己温柔的气息浸润、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身后，关于

她，依旧有暗香流动。谨以宋代晁补之的《盐角儿·亳社观梅》献给这

个美好而温婉的女子。

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

占溪风，留溪月，堪羞损，山桃如血。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

别。

注释

【1】　同样在《自述》中，傅雷解释当初到上海美专教学主要是因为

母亲：“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

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

不自己谋生。”所以母亲去世后，傅雷立刻辞去了自己并不喜欢的教

职。

【2】　附傅敏写给学校校长的信。

刘校长：您批评戴、冯两位同志表现不好。难道说话直率、敢于揭露矛

盾，就是表现不好吗？我这个人就是爱提意见，心里有话就得说。有人

劝我：“管他呢，你管得着吗，回头给你穿小鞋。”说实话，我要怕给我

穿小鞋，我就什么也不说了，我该俯首时俯首，该帖耳时帖耳，不该时

就用牛角尖顶你！我为什么不怕？因为我没有什么奢望，我只想为了学

生教好书。我做的一切只要对得起学生，能把学生培养成对国家对人民

有用的人才，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这一辈子也就没白过。当我离开这个

世界时，我就敢于去见我的父母。

1984年8月25日凌晨二点

张充和：彩蝶随意到天涯

张充和，“合肥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位，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1914年生于上海，曾祖父是清末名臣张树声，父亲是苏州著名教育家张

武龄。

张充和自幼被叔祖母收养，受到传统文化方面的严格训练。16岁返回苏

州父母家中，开始学习昆曲。1934年，张充和参加北大入学考试，虽然

数学得了零分，但因为国文获得满分，被北大破格录取。

抗战爆发后，一度流寓昆明、重庆等地，与当时著名的文人曲人诗曲唱

和。

1947年，充和受聘于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次年，她与德裔美籍

汉学家傅汉思结婚，随后定居美国。先供职于加州大学图书馆，后在耶

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现居于康涅狄格州的北港。

合肥这四姐妹为民国时期生人，分别为：

张元和，96岁，昆剧名角顾传玠

张允和，93岁，周有光（112岁）

张兆和，93岁，沈从文

张充和，101岁，傅汉思�

张充和：彩蝶随意到天涯

苏老堤边玉一林，六桥风月是知音。

任他桃李争欢赏，不为繁华易素心。

——（元）冯子振·《湖梅》

在人世间行走，家庭中、社会上，有多少只手在拽着人跌落尘埃，更何

况还有时代的翻云覆雨。“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份自食其力

的生活，一段简单宁静的岁月，那是多少人心底的渴望和梦想，却没有

几个真的能够实现。

不过，总有人是被命运之神所偏爱的，比如张充和。

长于繁华，却清淡素雅，历经离乱，却依然明媚如花。人世的纷扰、战

争的硝烟，似乎只是一抹背景，却无法真正侵扰到她的人生。而当真正

的危险来袭，连她也无从逃避，又有他及时出现，带她振翮高飞。

她，是闲云野鹤；他们，是神仙眷侣。

一支毛笔，一方古砚，一段昆曲，她为曾经的时代和文化留下一个最完

美的背影，也提供给我们对于人生的另一种想象。

张家有女初长成

1914年5月17日，上海法租界的一栋两层小楼里，空气里一片肃穆，男

人们在焦急地等待，女人们则在不停地忙碌，终于，一声孩子的啼哭打

破了这种寂静。不过她的出生带给这个家庭的，更多的不是喜悦，而是

失望，因为在她之前，这个家庭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她的父母、包括家

族中的其他长辈，都在急切地盼望着一个男孩的降临。和当时中国社会

中的其他大家族一样，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孩

子，更是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子嗣。

母亲陆英在生下三女儿兆和的时候，曾经忍不住哭泣，这次知道自己又

生下一个女孩后，她一整天一言不发。帮佣的人知道产妇的心事，也没

有人敢给她贺喜。连她的丈夫，一向以性情乐观著称的张武龄，也郁郁

寡欢，眉头紧锁。

张家的兴旺发达，始于张武龄的嗣祖父张树声。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和

捻军的过程中，张树声率领团练投入后来成为清朝重臣的李鸿章门下，

因战功显赫获得“卓勇巴图鲁”的称号，并在李鸿章的保举下，任直隶按

察使，后历任广西巡抚、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最后官至直隶总

督。这个曾经批评“笃实纯谨、斤斤自守之士”和“急功近利之徒”皆不堪

托以大任的人，自身倒是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他的理想，能够将学问道

德和善于行动结合在一起。张树声的长子因为没有子嗣，将张家第五房

中的张武龄过继过来，作为自己这一房的继承人。张武龄8岁时，他的

嗣父去世，17岁时，在家族中长辈的安排下，他迎娶了扬州姑娘陆英。

张武龄和陆英的四个女儿分别取名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曾经有人

说，四个女儿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将来是要离开父母远走的，这句话应

在四姐妹身上果然不错。只是充和的第一次离家远走，实在是有点太

早。

那一天，张充和和母亲陆英都在哭，八个月大的充和是因为奶水不够

吃，母亲则是因为太累和没有生下儿子。正在张武龄家做客的充和的叔

祖母听到她们的哭声，便问陆英自己能不能过继这个孩子，把她当成亲

孙女抚养，陆英同意了。叔祖母法名“识修”，她的父亲是李鸿章的四

弟，在李鸿章做主下，她嫁给了张树声的二儿子张华轸，后生下一个女

儿。不过在过继充和之前，她的丈夫、女儿连同外孙女都过世了，识修

认为那是源于自己前世的罪孽，所以她皈依了佛教，并对一切生命竭尽

爱护。

在正式过继之前，识修想要找一个算命先生掐算一下，看她和充和的命

是否相合，因为女儿和外孙女的夭亡，使她担心自己会妨克到充和。不

过陆英说：“充和有她自己的命。该她的就是她的，别人妨不了她。”就

这样，充和在尚未谙事之前，就离开父母，随同叔祖母回到张家的合肥

老宅。

张武龄的生父妻妾成群，子女众多，家里总是矛盾纷争不断。子弟不少

追求安逸，有的甚至染上放纵的恶习。张武龄过继给长房，脱离开本来

属于他的环境，可以说这改变了他的生活。而充和的三姐兆和，身为女

孩，因为不再能像姐姐那样得到家庭的接纳和宠爱，总觉得自己在家中

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感到被忽略的痛苦，她成年后的孤介、固执，

很大程度上都与童年时的这种成长感受有关。如果充和留下，没有人知

道她是否会比兆和更幸运，不过和她父亲当年一样，叔祖母将她过继收

养，却为她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决定了她命运

的走向。

识修长年孀居，每年除了和张家其他亲戚的走动，她来往的主要是一些

尼姑和居士。在自己的生日或佛教节日，她会叫仆人买回鱼虾或其他活

物，用来放生。她是一个非常开通明理的人，并没有给充和预设任何约

束，要求她信佛或者吃素。

而在孙女的教育上，她却殚精竭虑，竭尽所能。充和刚刚学会说话的时

候，祖母就开始教她背诗，待充和稍长后，又教她学习写字，并背诵

《三字经》和《千字文》。在充和写字的时候，旁边有祖母专门雇来的

人给她磨墨。充和6岁后，祖母四处为她延请良师，其中吴昌硕的弟

子、山东考古学家朱谟钦，从充和11岁到16岁，在张家教了她5年。充

和说：“他教得非常好，用新的学习方法教旧知识，而且总是告诉我不

要学他。”

充和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大多是在书房中度过的，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

点，先生负责教授她各种中国古代典籍，中午休息1小时。除了重要节

日外，每10天仅有半天的休息时间，这样的学习持续了10年之久。不

过，张充和用力更勤的却是在书法上，在由颜体打基础后，她又兼学诸

家，进步神速，少年时便已开始为人题匾写字。

每年充和都会回父母家小住一段时间，这时他们已经从上海搬到苏州，

住在一个有假山、亭台和池塘的大房子里。陆英一度在家里发起教保姆

们识字的运动，女儿们也都被动员起来帮忙，而二姐允和还被指定为回

来暂住的小妹的老师。

允和从小任性要强，不服管教，经常欺负三妹兆和，一旦受到责骂，她

就吵吵嚷嚷，让所有人不得安宁。母亲陆英经常无奈地说：“这二猫

子，谁也管不了她。”不过，这次在最小的妹妹充和这里，允和却遭遇

到了挫折。对此，允和记述道：

“妈妈也买了蓝布，教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做一个书包，再替学生起个学

名。我们三个大姐姐欢喜得要命，每人都对自己的学生特别巴结。尤其

是我，我认为我的学生最难对付。她虽然只有七岁，可是她在合肥有两

位老学究教她念古文，古文的底子比姐姐们强。但是姐姐们知道胡适

之，她就不知道。我们的新文学水平比她高。于是我信心大增。我左思

右想，要替小四妹改上一个名字，叫‘王觉悟’。不但改了名字，连姓也

改了。我在四妹书包上用粉红丝线，小心地绣上了‘王觉悟’三个字，我

好得意。

“小四妹并不领情。有一天，小四妹突然问我：‘我为什么要改名叫觉

悟？’我说：‘觉悟么，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她又

问：‘明白了什么？’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便煞有介事地回答：‘现

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她摇

摇头说：‘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

你为什么要改我的姓？我姓张，为什么要姓王？王是‘皇帝’的意思。皇

帝和土匪是一样的人，俗话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是说，土匪也

觉悟了吗？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她撇撇嘴：‘还是老师

呢，姓名都起得不通，哈哈！’这一笑可把我气坏了，我不能打她、骂

她。我说：‘把书包还我，我不当你的老师了！’我拿了一把小剪刀，一

面剪，一面哭……”

在苏州的大宅里，陆英接连生下5个女孩，在怀着又一个女婴的时候，

她因为牙疮感染而病殁，生下的女孩在一息尚存的情况下，就被保姆们

扔到了垃圾堆上。

这一年充和9岁，她模糊记得母亲去世的消息传到养祖母家中的情

形：“从苏州来了封电报。读完后，祖母默坐了一会儿。然后她注意到

我穿了一件印花衫子，就让保姆帮我把衣服翻过来穿，让素色的里子露

在外面。”

此后，充和依旧在祖母的庇护下，度着简单宁静的岁月，她有的是时间

可以沉思，或者自由自在地幻想。

充和的玩伴不多，最亲密的朋友是祖母供养的盲尼姑长生。一个寒冷的

冬天里，两三岁的长生被遗弃在张家祠堂门口，充和的祖母救下她，并

把她送到寺庙里，同时定期送去钱米衣物。充和说：“我想，大家都知

道，如果孩子天生命苦，我祖母会尽力帮助他们找到活路，所以才有那

么多人把孩子遗弃在我们家院子里。”

长生常唱佛经给充和听，作为回报，充和将她带到城墙上：“告诉

她……太阳这时正照在塔尖上，护城河中行过的小船，船上有孩子，孩

子赤着脚，正在啃一块西瓜皮。”长生热切地想要知道一切事物的颜

色，天空、云彩，包括充和的衣服，充和后来说：“现在假如我能描写

一点颜色的美丽，还全是出于那时候的一点练习。”

另一件能给充和带来极大乐趣的事情，就是祖母家有一个藏书室，她可

以在那里随便地阅览闲书。

“我跟养祖母住在合肥老宅，楼上的大库房里，有一间是养祖父母的私

人藏书室。我从没见过养祖父，只知道凡是应考要用到的书，他都没兴

趣，只喜欢读佛经和小说——读书人大都认为那是不足观的小道。这些

书不能放在大书房里，大书房只能放十三经、二十四史以及清代经学的

总汇《皇清经解》——都是大书。

小时候，我可以去楼上书室随便翻阅书籍。不管我找什么戏曲小说来

看，祖母从不加阻挠，其实作品里十之八九都有艳史，香艳的场面和对

话比比皆是。我的第一部长篇是（清代传奇剧本）《桃花扇》，接着读

了《牡丹亭》和一些古典小说。我很爱读这些作品，但不知道这些剧是

可以唱的……”

那个有时会面对着书房高墙上的裂缝，感叹“我好像有许多不能告诉人

家的悲哀藏在那缝里面”的孤单少女，在高大黝暗的藏书楼里，读着那

些绮丽的文字：“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那一

刻，书上那个叫杜丽娘的女子独处深闺的寂寥和哀怨何尝不也是深深地

刻在她心上？

不过，总的来说，充和的童年和少女时光虽然近乎与世隔绝，却是富足

而悠然自在的。虽然祖母也会严格教导她待人接物之道，以及坐立行走

的姿态，但这些就像园丁给小树施以必要的修剪，只是为了她更好地成

长，却丝毫没有妨碍到她本真的天性。

在张充和16岁时，祖母去世了。在离开人世之前，这位为人慈悲公正又

具有远见卓识的老人又为充和做了最后一件事情。

在充和过继给祖母的第三年，张氏家族中的第九房为了获取识修的财

产，提出将自己家中一个11岁大的男孩过继给识修，作为她和丈夫遗产

的继承人。追求多子多福的中国人，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向

来在遗产争夺上必有大战。前者争夺皇位权力，后者争夺钱财、房屋、

田地，虽然争夺对象因人、因势而定，但究其本质却并无太大差异，因

为一切都是源于人性的自私、残忍和贪婪。审慎明理如识修，依然逃脱

不了这样的算计，而且和传统社会中的大多数寡妇一样，她不得不屈从

于这种家族的压力。

虽然和充和一样，那个男孩的大部分时间也在藏书楼和先生一起度过，

但他不喜欢读书，而且天性懒惰，学无所长。等到成年后，他开始想尽

一切办法逃避养母和老师的管教，肆意挥霍，并染上了赌博和逛妓院的

恶习。

识修对嗣子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却又无能为力。虽然嗣子和充和在名

义上算做父女，但识修知道，一旦自己不在，她的嗣子不会分给充和任

何遗产。为了保障自己心爱的孙女将来生活无忧，识修在遗嘱中特别指

定，其他财产由嗣子继承，但田产本来是要留给自己的女儿和后代的，

现在就改由充和继承。

于是，充和在16岁时回到苏州家中定居下来，进入父亲于1921年创办的

乐益女中读书。

张家四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而且兼得新旧文化的熏陶。大姐元和因为是

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深得祖母的喜爱，断奶后便和祖母同吃同

住，在家中最受娇宠，个性也最为矜持持重；老二允和纤细瘦弱，但个

性却最激烈好斗，快人快语，敢作敢当；老三兆和沉默内向，具有一种

孩子气的任性固执，对人生充满悲观的疑虑。不过，姐姐们都能明显地

感觉到充和的不同，不仅因为小妹妹国学根底更深，还因为她的天性更

为自然圆融，而且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清越之气。

张家四姐妹，前排左起为：允和、元和。

后排左起为：充和、兆和

在二姐允和看来，乐益女中是一片乐土，“和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姑娘

们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课堂上我们学诗词歌赋、唐宋

八大家，也学翻译作品……”但是充和对于这种生活却并不十分满意，

文学和历史老师都不能教给她什么新东西，而能令众人欢欣鼓舞的很多

事情，充和也都不感兴趣。逢上各种纪念日，她说“红旗白旗轮番挥

舞，加上冗长的演说，把我的头都搞晕了”。

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等人都曾在乐益女中教过书。叶圣陶说：“九

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和昆曲结缘

充和的父亲张武龄虽然生长于富裕优越的家庭，但却无意于仕途。他性

情随和乐观，虽然不善言辞，却兴趣广泛，喜欢读书读报，对于当时激

进人士的观点思想，他都有兴趣去了解。允和说父亲“当时能订到或买

到的报纸他都要看……至于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的，据讲不是

数一也是数二……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父亲不薄古人也爱

今人。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

进。尤其是‘五四’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作品

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漏”。

张武龄对孩子的教育也非常开明通达，凡是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只要正

当，他都会加以鼓励，还时常和孩子一起探讨。他认为女孩子也应该受

到良好的教育。张允和说：“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

满足，他想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

知识和文化的力量，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

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是张武龄利用自己的资产创办乐益女中

的初衷。不过，他的很多想法并不被时人理解，他的本家就嘲笑他

说：“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

上。”

充和曾这样评价自己的父母：“爸爸从来就弄不清谁不是好人，谁做了

什么事，而妈妈却什么都知道，只是不声张。”并说父亲：“他没有任何

意识形态，也不属于任何政党。他认识的人有了麻烦，他一定设法帮

忙，从无例外。”

虽然待人宽容，但张武龄也有不能容忍的事情，比如说赌博和生活放

浪。二女儿张允和这样记述她们姐妹学习昆曲的缘起：“那天是除夕。

准备年夜饭是件大工程。因为我们家里少说也有四十人。那晚我们吵吵

闹闹，开心极了。孩子跟一些工人在一旁丢骰子、玩骨牌、赶老羊，买

一盘下几分钱的注。爸爸看到我们在玩这个，很不高兴。凡是赌博，他

都讨厌，即使只是赌着玩，或一年只赌一次也不行。所以那晚他和我们

谈了个条件。他说，如果我们不玩骨牌、赶老羊等，就可以跟老师学昆

曲，等到可以上台唱戏了，就给我们做漂亮衣服。过了两天，他就为我

们请来了老师，从此每星期我们都在爸爸书房里学唱昆曲。”

而充和虽然早就在祖母家中读过《牡丹亭》等传奇，但却不知道这些都

是用来演唱的戏曲的脚本，“直到回到苏州，父亲带我去戏园看昆曲，

我才发现许多曲本我都读过。我常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