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文學朱家是「稿紙糊成的家」，上下三代七位作家是談及台灣文學無可繞過的文學家族。2022年，由目宿媒體推出的「他們在島嶼寫作」電影系列：上集《願未央》、下集《我記得》，兩部紀錄片分別以朱西甯、劉慕沙，以及朱天文、朱天心姊妹為傳主，為這「稿紙糊成的家」裁開了一扇大門，讓人得以對這低調的文學家族一窺究竟。
稿紙背後的朱家
人未到聲先到。想像即將見到的朱天文應是印象中鏡頭前優雅卻拘謹、字字斟酌、可能有距離感的女神形象，沒想到朱天文甫出現，便是熱情招呼，侃侃而談方才在家中為老貓吊點滴、剪裁尿布墊的貓奴日常。隨著她的語句，紀錄片中那貓的身影在腦海裡躍然而起，對朱家的空間記憶也再度被召喚了出來。
《願未央》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那是朱西甯、劉慕沙寫作的書桌，首尾相連呈現L型，平日兩人埋首寫作，劉慕沙翻譯到一半總會問朱西甯哪個字怎麼寫，朱西甯往往也停筆回應。寫作是何其孤獨之事，這L型空間允讓兩位作家、翻譯家的個人創作世界搭架了一座橋，鶼鰈情深的情感流淌其中；《我記得》朱天文在被朱天心戲稱「禪房」的房間書桌寫作，書桌倚著孤窗，而窗外的一方天地則倒映在玻璃桌墊上，稿紙小方格的文學宇宙映著廣袤的大千世界。
法國哲學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其著作《空間詩學》提到，「所有偉大而簡單的意象都在透露一種靈魂狀態。而家屋要比地景更接近一種『靈魂狀態』。」這種靈魂狀態是什麼？有什麼樣的文學精神在朱家被傳承了下來？
「專心致志，」朱天文說，「直到這次紀錄片出來，我們才覺得父母給我們最大的Legacy（遺產）就是專心致志過最簡單的生活，不要說簡樸，簡樸好像帶一個道德壓力或價值判斷，就是過一個非常簡單的生活。」把生活中的不必要與追求都化約至簡，投注全心與凝鍊時間於一藝，這是她認為父母最大的影響。
然而，朱天文卻說，「我們都分心了，我所謂的分心就是我們做動保、做社運這些，其實都分心了，這也是要到我們活過了五六十歲之後才知道。父親是對小說家、小說這個行當，他是專心致志到底。」
兩大幽靈：朱西甯、胡蘭成
這分心的背後，有兩股不同的力量在作用。製片林靜億在紀錄片製作過程中曾跟《我記得》導演林俊頴討論，影片中有兩大「幽靈」勢必要處理：一是朱西甯、二是胡蘭成。這其實也是深深影響朱天文、朱天心對於文學的立場與態度。
「我覺得我們會分心，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受胡蘭成的影響，」朱天文談起這個剪不進的片段。年輕時接收胡蘭成的觀念，認為小說只是一藝、士要志在天下，「所謂士，讓年輕一代比較理解的就是公共知識分子，我們受他影響非常大，而看輕了小說的技藝的部分、看輕了小說這一門行當，這是我深切的感慨。」
朱天文引述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所說，我對技藝情有獨鍾，因為它是人類在宇宙間立足之點。她認為，人一生只能實踐一種人生，你就是走到底、做到徹底，這就是一藝、就是技藝。
她娓娓道出她與父親過去乃是身為「同道、同業、同行，可是不同路數」的創作者，他們之間的想法分歧，「我們有時候會出言不遜，對於看法，但我爸都是笑笑，他從來不說什麼。」直到她重讀父親的作品，「有非常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可是他就是一再地跟現實對話，即便父親在當時人家說他寫的是所謂的懷鄉之作，他都不只是懷鄉之作，否則不會有這麼大的省思與批判力，因為不斷與現實對話，所以才使得他的小說一路變化，這麼多樣性。」
朱西甯晚年開始寫《華太平家傳》時甚至祈求上天再給他個十年，「回首做這紀錄片三年，我會覺得幸好做了，幸好迎上去了，」朱天文感性地說，「紀錄片算不算我一個懺悔錄呢？也許是還父親一個公道。」
食情傳承：呼群保義
相較朱家姊妹對父親朱西甯的懺情，《願未央》對母親劉慕沙的著墨顯得少得多了。不過或許能在「朱家食堂」略見一二。
不只文學精神的傳承，文學朱家的熱情好客也透過「食」在上下兩代有了承繼。從朱西甯的結拜兄弟，到後來辦《三三集刊》，朱家大門當時也一直為年輕學子、文人、為眾人敞開。客廳是飯廳，亦是思沙龍，文藝哲思、飲食情誼都在其中滋養。
支撐文學朱家，那背後的「偉大的無」是劉慕沙。
朱天文回憶，父親朱西甯的結拜兄弟們都是軍人，這些她們姊妹以兒話音暱稱「大堵嘟、二堵嘟」的叔叔伯伯們，因身為軍人蛙人隨時生死一線、不敢結婚，更不用說當時連要結婚都需要申請，所以自小有記憶來，這些叔叔伯伯過年過節就時常以朱家為家聚餐，「我媽媽好像太陽一樣，跟這些兄弟們好得不得了，他們一來也就三哥三姊這樣叫，學平劇裡頭薛平貴與王寶釧，所以他們早年戲稱我媽媽『三姊』。」
身為朱天文、朱天心的幾十年好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盧非易自小就在朱家成長，《願未央》、《我記得》對他而言都「太熟了」，然而唯一讓他產生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謂的「刺點」，進而牽起他與「阿姨」劉慕沙過往回憶的，便是紀錄片中的背景音樂〈我住長江頭〉，那是劉慕沙以前常在廚房為客人做菜時哼唱的歌曲。
「那時候我是理工男，文學底子很差，別人在客廳高談闊論，我就會跑進廚房，這是為什麼林俊頴說我跟阿姨很熟，因為我都在旁邊幫她炒菜，」盧非易笑著回憶，「我專門負責湖南珍珠丸子，甩丸子、甩到肉團子有彈性；也因為隨時都有客人來，阿姨會做豬腳花生凍，凍一鍋放在冰箱，馬上就有涼菜可以出來招待。豬腳要有人拔毛，因為丁亞民很愛講話，他拔一拔就跑走了，所以後來阿姨就叫我拔。」
不只飲食，劉慕沙的「無」也體現在文學。作為日本文學翻譯者，她是隱身在原著後的推手；作為母親與妻子，她是支撐朱家的偉大存在。
「其實阿姨寫作非常厲害，我沒有讀過那麼好的日文翻譯，」盧非易列舉井上靖、川端康成、三浦綾子等日本大家的文學作品為例，他認為讀其他的日文作品翻譯就是翻譯，讀不到其中的家庭感、人際關係感，然而劉慕沙卻可以把日文原著中人與人的關係以分毫不差的口吻如實地寫出來，這種文字功力是少見的。
盧非易說，「阿姨從來不叫天心、天文做家事，她覺得她們一定要寫作，阿姨覺得自己要讓出所有時間，讓她們好好寫作。」
對朱天文來說，「朱家食堂」在上下兩代的價值傳承與父母的影響其實是「呼群保義」，如同孟子所謂的集義養氣，她認為好的事情、對的事情，一件兩件累積起來做，如同培養浩然之氣，而文學的技藝也是如此積累。
鏡頭背後的朱家
朱天文與林俊頴都是作家首次執導演筒。一個是「巫」，想讓父母的身影復活；一個是「鏡」，想讓自己眼裡的朱家姊妹形象如實折射。
對朱天文來說，揭開父母塵封已久、多達三十萬字的「非情書」，讓朱天心念爸爸的信、朱天衣念媽媽的信，而她作為大姊在一旁指揮，這是她導演角色的首度發揮，也讓原本沒有靈魂的片子有了一線生機，「在我們的聲音裡頭，我們彷彿是《巫言》作為一個巫，施展魔法，讓他們好像是復活了。」
對林俊頴來說，朱天文、朱天心是他認識超過四十年的好友，「她們對文學是這樣子的堅持，甚至是潔癖，」他想做的就是讓大眾看看朱天文、朱天心這樣的文學作家的一個真實面目。
與傳主的熟識、生命經驗的高度交織，無需額外耗時建立信任關係，是林俊頴作為導演的優勢，亦是挑戰。
林俊頴說，朱天心面對鏡頭相較自然，然而有些時候，避開了鏡頭，反而能得到好東西。這時只見他一字一句、分毫不差地道出朱天心在片中的金句，「我覺得寫作對我是最好最好的選擇，它讓我個性中好的部分，像我的那種嫉惡如仇；壞的部分，像我的不與人為善、暴躁、壞脾氣，可是因為寫作，它都變成我最好最好的柴薪，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能夠比它更善待我了。」林俊頴笑說，這是他臨時要求團隊只單純收音才錄到的，「這很棒齁！」
「天文是跟侯導已經合作編劇30年了，她跟電影很有淵源的，但她一開始還是非常排斥鏡頭，你就看得出來她就是很尷尬。」林俊頴適時請製片林靜憶提問，在與被攝者既有信任關係下又拉開一段距離，才得以捕捉更多畫面。
不僅朱天文排斥鏡頭，連侯孝賢也是。「因為他自己當導演，我們訪問他、請他講，面對鏡頭他也是講不太出來，」林俊頴笑說，「他們對攝影機很敏感，卸不下那個心防。」
記得片中一個畫面是侯孝賢在日本鎌倉的川喜多電影紀念館，手拿著《最好的時光：侯孝賢電影記錄》一書，念著作家阿城寫的序，這背後也有個小故事。「我們試著要請他講天文的編劇，他試了兩三次，老是不成功，」林俊頴分享，是製片林靜憶突發奇想了一個辦法，為他製造了情境，才成功談起。那時、那刻、那個場景，所有的人坐在榻榻米上，聽侯孝賢講話，對林俊頴也是一個難忘的時刻。
作為導演，不僅要會「取」，也要懂得「捨」。林俊頴說自己擔任導演的好處是可以很快把整部片子的結構藍圖畫出來，譬如朱天文的編劇、朱家共同的政治參與、社會實踐、對街貓做TNR等敘事主脈絡，可以「取」得精準；但「捨」就不是那麼容易，讓他直呼「剪接真是一門學問」！
譬如，他的遺珠之憾就是，有段影像素材是朱天文、朱天心救助浪貓，拍到朱天文在談論貓是友伴動物的觀念，並不是人類的寵物。
「天文就講：『寵物是髒名詞！』」林俊頴把語氣形容得維妙維肖，她們對貓的感情已經不是停留在「寵物」那麼私人的層次上，動物有自己的獨立生命、是獨立的個體，不是私人的所有物。你愛牠，你也要尊敬牠。所以說「寵物」是個髒名詞，是有這背後的脈絡在。「貓是友伴動物，她說我從貓身上也學習到很多東西。我覺得她那個想法可能就是莊子所謂的齊物論，不要以為人是高高在上，整個生物界其實是大家平等互相共生在一起的。」
「可是這些東西你就是剪不進去，我覺得好可惜，」這是林俊頴作為導演看到亮點卻錯過的惋惜，「用不進來，就是要割捨，沒辦法的事情。」
朱天文的邊境
看完《願未央》、《我記得》，想起朱天文曾藉《荒人手記》中來自死境的拉撒路作為隱喻，來描述創作者「將永遠站在邊境上，以他的雙重視角，向邊境裡的人陳述著他所看見的事物。」
身為女兒、導演、傳主、小說與電影編劇創作者等多重身分，對朱天文而言，此次的紀錄片無疑是她站在「邊境」上意圖以影像與觀眾開啟對話。
這次朱天文的邊境是什麼？「我覺得邊境裡的世界就是現在所有的網絡世界，閱讀已經變成門檻好高、變成是一個專業了，」她認為，邊境裡的人，是指處於網路世代，離文學、離閱讀遙遠的人；而邊境外的人，就是指文學寫作者，「已經越來越變成一個像京都做紡織的人，文學已經變成一個像做西陣織的職人了，在從事文學已經變成這樣子了。」因此，如果參與「他們在島嶼寫作」紀錄片拍攝，能夠讓境內的人在看了影像後，產生某種感動，進而去閱讀文學作品，那這就是紀錄片的意義了。
《願未央》正式預告：
《我記得》正式預告：
瀏覽次數：2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