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书法史观往往以汉末为肇始，即所谓“翰墨之道兴焉”，又以魏晋二王为高峰，此后则为以笔法谱系、名家传承为中心的叙史方式。

清代碑学突破了这种一贯的史观，把书法的源头追溯到文字之初的形态；而晚近以来文字书迹以及相关工具、材料的陆续出土，不仅支撑了文字学的发展，更将文字创构、演进中诸多内在因素直观地展现出来。契刻，即为此种内在因素的重要内容。

一、汉字起源说与刻画符号

1.诸种文字起源说及内在联系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代先民、部落之间的交流较少，语言己经完全可以满足社会生活以及交流的需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无法传播、记录等局限，语言己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了。经过古代先民们长时间的努力与摸索，逐渐形成了一套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即文字体系。我国的文字称为“汉字”，而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我们称之为“汉字体系”。文字作为语言的书面形式，其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过程，逐步发展、演进，达到今天的面目。

古代的许多文献资料都曾提到汉字是在黄帝时代由仓额创造的，如《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

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是由“一”字演变而来的，并认为“一”字有五种变化，不同的曲折方式以及“引以而绕合之”为“方”或“圆”等形态，通过变化角度等方式从而产生更多的变化，组合起来就能构成汉字的各种经结构。他这种认识是根据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到的：“始一终亥”。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将文字的起源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庖犠氏作八卦；第二阶段：神农氏结绳；第三阶段：仓颉造字；第四阶段：三王五帝改易殊体。许慎分阶段的将汉字起源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这种对文字起源的观点大致可以代表自战国以来古代学者们对汉字起源的认识。简言之为：八卦一一结绳一一整理文字一一改易殊体。

2.契刻图画——指事象形

关于汉字的起源，黄亚平、孟华生：“文字的形成因子绝不会是单个的、唯一的，相反，是多元共存的……应以‘文字形成’的概念取代‘起源’的含混概念。”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文字的产生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创造的，而应该是多元的，是古代先民们共同努力的产物。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圣一功，亦凭臆之说也。”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时期，古代先民们利用结绳方法来计数和记录一些简单的事情，是符合史实和常理的，目前甚至有些不发达的地区仍在使用结绳记事。但其有着较大的局限性，仅能帮助记录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能用来交流思想、表达感情和传递复杂的信息，与文字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别。

3.考古发现的刻画符号

上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考古工作者彳门在龙山、仰韶、大汶口、良渚、大溪、马家窑等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这些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早于甲骨文，是目前与汉字起源有关的时间最早的资料。

抽象刻画符号的出现时间最早，分布最广，时间延绵最长。抽象刻画符号大致由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溪文化、西樵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小河沿文化、崧泽文化、双墩新石器、良渚文化等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构成。

仰韶文化刻画符号在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仰韶村，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有1000多处，大概时间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范围在甘肃到河南之间，以河南、山西、陕西为中心。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画符号，多为刻在陶钵外口沿黑宽带纹上的几何形符号，一器一符号，同一符号出现的频率很高，以线条的简单排列穿插组合为特点，象形意味较少，有些符号的结体与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中的某些字形相似。

二、异形原始文字

异形原始文字主要代表是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刻画符号。现已发掘的龙山文化刻画符号，主要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1928年）、青岛白沙赵村（1964年）以及在山东邹平丁公村（1992年）等龙山文化遗址中。其中在丁公村发现的一件刻陶器残片上刻有12个书写符号，简称“丁公陶文”，年代距今4100——4200年。

龙山文化陶器刻画符号中的丁公陶文，是唯一被学术界公认的原始文字。王恩田先生认为丁公陶文是“东夷文化系统的字”；严文明先生认为它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田昌五建议将这种由成组文字组成的陶文称为“陶书”。

三、商代契刻文字

上古社会，人类最基本的、第一位的精神活动即是原始宗教。《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殷商时期的先民们把祭祀看做国家的头等大事，即是最好的证明。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代先民们以玄鸟为图腾，以天、神、鬼为信仰，创造了以宗神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殷商文化。在商代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对原始宗教狂热而执着，可谓无时不见，无处不在。原始宗教充斥、主宰着一切。从商代甲骨卜辞的内容看，大到王位继承、官阶升迁、祭祀、战争，小到农作物耕作收割、婚配、生育、疾病、田猎、牲畜使用、起居出门，都要经过占卜。

1.商代甲骨文

所谓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和兽骨等动物骨骼上的，以贞卜等宗教活动为主要记录内容的文字。甲骨文的名称的由来：“因为它是契刻的，出于殷墟，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殷墟书契，简称殷契。也有人从书写内容上考虑，认为它是殷人的占卜遗物，所以把它称为殷代贞卜文字。然而，它最通行的名称是甲骨文，这是就书契材料而言的。

商代甲骨文的主要功能，即占卜与记录卜辞。现已发掘的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许多新石器晚期的遗址里都发现有未刻辞的卜骨，可见占卜并非始于商代。至殷商时期，先民们幵始在甲骨上契刻卜辞，以记录占卜的内容与结果等。甲骨文的主要功能，即是占卜和记录卜辞。

2.商代甲骨文的“分期”、“分组”

纵观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其早期与晚期的文字风格变化非常明显，可以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把握甲骨文的风格变化。早期的甲骨文更多的保留了象形意味，而后甲骨文中象形的意味逐渐减少而渐致规范统一。

所有甲骨文中的象形部分，都有一个由初期象形意味浓厚的“原型”向符号化方面发展演进的过程，其文字中所有复杂的结构，都有简化的轨迹；部分体现不同构字思想的异体字，都进行了初步的淘汰和规范，包括偏旁数量、组合位置、书刻式样等等。甲骨文风格变化的轨迹，“也是书写从客观仿形到主观象征仿形的转变与进步”。

除上述特点外，甲骨文从早期风格的多样化到晚期风格渐趋单一，是甲骨文风格变化的另一个特点。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贞人集团规模的缩小，从而影响到了卜辞的刻手，其数量随之减少，使帝乙、帝辛时期的甲骨文风格呈现较为统一的面貌。

对于文字起源的诸种学说（仓颉说、结绳说、图画说、八卦说、契刻说），东汉许慎作了初步的系统关联；在考古实物和文字学成果的支撑下，近来学者将之进一步系统化，指出契刻与六书中的“指事”密切关联，而“图画说’’则表现为“象形”，这充分表明契刻在文字创构中的重要作用。从实物来看，契刻自身或解散或创构的特性，成为甲骨文之后文字演进的参与因素。

基于此，本文又将近来考古发现新石器时期的刻画符号作了进一步考察，抛却“刻画符号”是否为“初文”的争议不论，而试图探宂契刻于刻画符号结构中的作用，及契刻手段自身的演进历程。

总结

纵观书法发展史，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上古至汉代，是以“实用性”为目的的文字发展，即以“象形”为基调而连续发生的书体演进，书法艺术依附于书体演进而发展；后期为汉末至清，是体现“翰墨之道”的书法风格变迁史，书家群体起楷模作用，笔法谱系成为史述中心。

后期书法史中，契刻较多的表现为准确地反映墨迹形态，但在前期书法史中，汉字的起源、发展与演变都在这一时期完成，这时期的契刻文字风格与手书墨迹风格迥异。

参考文献：

《说文解字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