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散文大家，柳宗元的文章作得相当好，他在当时就已经相当知名。凭借文章与才气，吸引了不少粉丝。——“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千里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旧唐书·柳宗元传》里的记载足以见柳宗元其人其文的魅力。而他文章中的传记一类，更是散文史上的一朵奇葩。

传记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都是不能忽视的存在。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著作如《左传》《战国策》《国语》等中有零散的人物故事，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一种叫做“纪传体”作史体裁，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的经历带出宏大的历史变换。

司马公的人物传记主要是帝王将相，当然一些诸如商贾、游侠、刺客等的小人物也可以入传，已经体现了一定的进步历史观。而到了唐代，柳宗元写人物传记，把眼光从历史转向现实。主要描写社会上被压迫的、被看轻的“真正的小人物”，给传记文学画廊增色不少。

柳宗元的人物传记的主人公大多是下层人物、普通百姓，如《宋清传》中的药商、《种树郭橐驼传》中的园丁、《童区奇传》中的放牛娃等，都是些“小人物”。即便有一些人物传记以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为主人公，如《段太尉逸事状》《南府君睢阳庙碑》等，但是这两篇传记的主人公，更像是一种反叛英雄，代表普通百姓的立场。（柳宗元的这类传记除了题目为“传”的以外，还包括碑志、行状中的一部分作品以及一些带有传记性质的文字。）

而柳宗元在文中讲述他们的故事时，也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写作手法。

柳宗元的这类人物传记，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他创新了传记文写作手法。主要体现在：

其一，题材选择上：小人物入传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映社会矛盾。

《宋清传》中的宋清是一个乐善好施、不斤斤计较的药商，经常烧毁欠条，而被他帮助的人中后来有不少飞黄腾达的，就回报他很多，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好；《梓人传》中的杨潜是很另类的建筑工匠，他只有指挥人的本事，动手能力却很低。面对一项工程时，他全部按照自己的“专业”视角，不受别人干涉，指挥最合适的人完成各项工作，建成以后留下自己的名字做保证；

《童区寄传》讲了一个名叫区寄的11岁孩子，被人贩子绑架以后利用心理战术和各种机智的应变能力手刃两名盗贼并报告给官府。区寄的名声因此传播开来，再也没有人贩子敢打他的主意；《种树郭橐驼传》中的郭橐驼种的树总是比别人的长得好，主要因为他种树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

柳宗元选择这样的题材，当然与他深入社会生活，较多接触人民群众的生活经历有关，同时也反映出他独特的审美观。

柳宗元为人物作传不是有闻必录，不是面面俱到，他不是纯粹地叙写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原始材料进行剪裁加工，提炼选取典型的三两件事例进行描写。

柳宗元的这类传记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把人物放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映作者生活的中唐时期社会矛盾交织，政治弊端百出、人民生活痛苦的现实。如《童区寄传》为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所作，表面上是赞扬11岁的区寄不畏强暴、英勇自救的斗争精神，深层次上反映了人口贩子横行街里，贪官污吏容忍包庇，人民群众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黑暗生存状况。

其二，虚实关系的处理上：在基于现实上运用了虚构手法。

传记具备一定的历史写作因素，因而应该具备“实录”精神的。但是我们知道，《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虚构和想象的。传记不完全等同于历史，这主要因为传记再现的对象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一个或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且还需要表现传主的个性。

也就是说，除事实的真实外，传记还需要另一种真实，即虚构的真实。柳宗元的这类传记，虽然多数是基于真人真事的现实，但也可以看出有不少虚构成分。

如《捕蛇者说》中的蛇之毒与奇：“（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

当然还有，这个故事、人物、事件都充满了奇异之处，但是读到最后，当柳宗元引用孔子所说“苛政猛于虎”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似乎确有其人其事。

而这种重情节、重虚构的描写手法，可以看作受当时新兴的传奇小说的影响。清代学者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说：“柳文如《宋清传》《蝜蝂传》等篇，未免小说气……所谓小说气，不专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纤太刻，则亦近小说。”

其三，叙述主体干预。

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在末尾加论赞，表现为：“太史公赞曰：……”，柳宗元把这种结尾方式移用，他在文末经常用“柳先生曰”表明自己的评论、态度，如《河间传》的结尾：

柳先生曰：天下之士为修洁者，有如河间之始为妻妇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间与其夫之密切者乎……则凡以情爱相恋结者，得不有邪利之猜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难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可见，“柳先生曰”是一段作者本人的议论：由河间与其丈夫关系的变化，想到朋友间的不信任，想到节操高洁的士人的变节，表明了对一些士大夫为个人利益而变节的愤怒和谴责。

当然，“柳先生”的话也会出现在文章开头，如《童区寄传》开头就说：“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开篇即点出柳州人缺少骨肉亲情的事实，既是叙述真相，同时也暗含着对区寄的同情。

除此之外，有些时候“柳先生”也会隐去，借别人之口道出他的看法，如《种树郭橐驼传》中有一个采访郭橐驼的“问者”，结尾是这样写的：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种树的秘诀在于顺应“木之性”，这个道理同样适应于为官治民。这同样是柳宗元本人的思考与看法。

当然，柳宗元写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并不仅仅是记录有趣的故事。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柳宗元认为写作的目的是“文以明道”。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在上一篇详细讲过，详情见文末拓展阅读）的领军人物，柳宗元对于作文的目的有很清楚的认识，他的观点和韩愈类似，认为文是要承担“道”的——“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

柳宗元认为“文以明道”，这里的“道”，是“辅时及物之道”，即对时政有用，与客观事物联系；他要求“文有二道”，即有“辞令褒贬”和“导扬讽谕”的作用。

《种树郭橐驼传》和《梓人传》是柳宗元在长安任职期间所作，《种树郭橐驼传》写郭橐驼种树的秘诀就在于“顺木之天以得性”，由此引到官吏对于百姓过度“关心”、过度干涉的话题；《梓人传》通过一个善于分配任务的匠人“统领”的故事，与宰相治国的道理通连。

贬官永州之后，柳宗元依旧关注社会现实，针对当时纳税的种种弊端，他写下《捕蛇者说》，（这篇“说”，可以视为广泛意义上的“传”。）通过蒋氏的叙述，引出“赋税比毒蛇可怕”的结论，期待观民风者读到后会有所反思；作为“罪人”，贬官之后许多“同僚”逐渐与柳宗元疏远，所以这时期创作的《宋清传》可以看作通过宋清这样一个不计小利的药商形象对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官员以讽刺。

贬到柳州时，当地拐卖奴婢之风盛行，而且因为有利可图官员会包庇这样的罪行。他写下《童区寄传》，用勇敢的区寄的故事揭露不合理的买卖行为。他不仅写，而且有实际行动。柳宗元对此规定：凡是沦为奴婢者，可以用劳动力抵债，劳动期限足够以后，就可以脱身为自由的农民。可见，区寄的故事广泛传播，就为柳宗元的政策制造了不小的声势。

……

正是这些小人物的故事，闪现着柳宗元对于当时社会的看法，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

柳宗元在对生活的细致体验中，对那些小人物和他们的事迹，见之于目，默之于心，挖掘到他们有值得“传”的地方，然后形诸笔端。其描写形神具备，入木三分，今天读这些作品，其中的小人物形象仍然很鲜活。

柳宗元的人物传记，不仅仅是打破传统纪传文学的束缚，在写人的同时，更在于讽刺时事、抒发自己对于时事的见解，同时也为散文写作指明一条可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