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大型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引用陈独秀的这阕《醉江东》，把那些在沧海横流的岁月里敢为人先的时代弄潮儿一一展现在观众眼前。1927年，陈独秀的儿子、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被捕，在龙华刑场刽子手的喝令之下，陈延年高声回应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慷慨就义。
陈延年烈士的死，只是那个年代无数悲壮场面的惊鸿一瞥。近代中国涌现出的烈士数以千万计，具体数字已经无从查证，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大约有196万人。而根据民政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的不完全统计数字，当前能够查到的有名有姓烈士不到烈士总数的10%。这些烈士有的安葬于烈士陵园，但他们的家人不知道，更有一大批无名烈士连葬身何处都无从查起。
今年四月份，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媒体公布了100位烈士的寻亲线索，开展了“烈士寻亲”活动。这100位烈士的牺牲时间跨度非常大，生前工作、职务也不同，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由于是战争时期，年代久远，不少烈士的出生年份等关键信息缺失，甚至有的连照片都没有留下。
在这份名单中，有一个我眼熟的名字——孙大安。
他是莘县人，我的同乡。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那时我从图书馆的县文史资料里，得知了他是我们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他还是中共鲁西早期党的基层组织创建者，曾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等人共事过。
而我们的故事，便从这位烈士说起。
孙大安，字仁山，莘县城关老宅村人。他在19岁的时候考入了黄埔军校四期生，1925年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不久被接纳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一团四连见习官，参与北伐。1927年，他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年3月6日晚，蒋介石指使赣州警备司令倪弼将中共赣州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陈赞贤绑架，限令陈签字解散赣州总工会，陈断然拒绝，于是敌人开枪，陈身中十八弹壮烈牺牲，史称“三·六”惨案，而这也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先声。孙大安得知消息后，在学校公开发表了题为《蒋介石指使倪弼枪杀陈赞贤》的演说。
1927年秋，组织命孙大安以军事特派员身份回到聊城，开始地下活动，并在1928年以军事部主任的身份指挥了我党领导的山东省内最早的一次农民革命——坡里暴动。暴动失败后，孙大安的工作转入地下，进入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高等教育班学习，并在1930年毕业后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三师十七团任少校团副兼二营营长。
这个二十六路军，是蒋介石中原大战的“战利品”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它还有个更为响亮的名字——红五军团。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局势已明，反蒋联军全线崩溃，相继倒戈投蒋，二十六路军就是蒋介石收拢这些降军而设置的。第二年，二十六路军奉命前往江西，参与第二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在江西战场，这支“降军降将”拼凑的杂牌军队受尽歧视，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还时不时被克扣军饷。二十六路军出身西北军，本和红军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背井离乡结果遭此待遇，自然对不久之前还是敌人的国民党南京中央颇有怨言。
面对红军，二十六路军胜少败多，损失颇大。1931年5月，打完了第二次“围剿”的二十六路军官兵自以为此次劫后余生，可以返回北方了，但蒋介石却在6月又组织了第三次“围剿”，并继续让二十六路军担任主攻。于是他们再次被红军击败。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之后，二十六路军被安排驻防在深入中央苏区腹地的宁都县城。随着周围其他部队的撤离，二十六路军成为孤军，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多为北方人的二十六路军官兵闻讯之后人心动摇，希望返回北方抗日，保卫家园，但蒋介石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坚决不准他们撤离。
而此时，不习惯江南水土的二十六路军中爆发疟疾，司令孙连仲离开队伍去广州养病，而负责全军事务的参谋长赵博生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于是我党开始主动联络这支孤军，赵博生按照党的指示，开始筹划并执行二十六路军的起义。1931年12月14日夜晚，宁都城内以约定好的枪响为号，正式宣布起义，全军上下除少部分人之外，其余一万七千余官兵全部加入红军，史称宁都起义。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即大名鼎鼎的红五军团。而孙大安，就是在这次起义中结束了地下工作正式转入红军的，并在不久后升任师长。
1932年，孙大安被派往福建闽侯一带做地下工作。同年秋，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青龙山的龙船坑，年仅26岁。“烈士寻亲”活动发布后不久，莘县方面发布消息，孙大安烈士已于2016年4月魂归故里，安葬在聊城莘县张寨镇苏村烈士陵园。
今年5月，江西上饶德兴县在通往白沙关的狮山上，发现了280座红军无名烈士墓群，这些用石头堆起的坟墓没有碑文，而且大多数连墓碑都没有，他们是谁、牺牲于何时，不得而知。
1932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江西省委决定攻打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华埠镇，狮山处在通往白沙关、进入华埠镇的必经之路上。从1931年到1934年之间，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龙志光等人先后率领红十军经过此处，两次攻打华埠，一次攻打开化。而这次发现的280名红军无名烈士，也许就是牺牲在这时。
1934年7月，红七军团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兼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寻淮洲，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团长，他在1933年12月担任军团长时仅21岁。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四省，同年11月，率部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汇合。随后，抗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继续向皖南进军，行至太平县谭家桥镇，遭国民党王耀武部队追剿，我军损失惨重，寻淮洲战死沙场，方志敏被俘，先遣队一万多名战士，仅有粟裕率领400多人突出重围，转入浙江展开游击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粟裕这四百余人在浙闽边界上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战斗序列，驰骋于江淮大地，在苏中、苏北展开了一场场保家卫国的殊死战斗。
孙大安烈士当初所在的那支红五军团，故事远没有结束，队伍里诞生了很多英雄人物，发生了很多悲壮的故事。他们在后来参与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随后在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之后，由刘伯承兼任参谋长，担任全军总后卫。
1934年12月初，湘江血战，红五军团34师担任总殿后，死守阵地，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鏖战四天四夜，直到中央红军主力全军突围渡过湘江。被阻于湘江东岸突围无望的34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不幸被俘。随后，国民党军抬着他前往长沙请功，躺在担架上的他撕开腹部的伤口，扯断肠子，壮烈牺牲。
陈树湘牺牲后，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长沙城门示众。头颅正对着一条小街，那条街上有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屋，那是他的家，屋子里躺着他多病的母亲。
1935年6月12日，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等一系列恶战之后的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此时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预谋分裂，在两河口会议上公然发难反对北上，提议南下，企图另立中央。
当时朱德总司令劝说张国焘北上，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赞同朱老总的意见，却遭到了持反对意见的张国焘的秘书长黄超掌掴，狂妄悖逆一至如斯。然而红五军团却坚定不移地同中央站在一起，继续北上，最终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完成了万里长征。
其后董振堂率部西征，进退失据，被困于甘肃高台县，被马家军两万余人团团围住。1937年1月20日，在九天九夜的血战之后，高台失陷，董振堂和三千多名红军将士全部壮烈殉难，血洒河西。
董振堂牺牲后，马家军把他的头颅割下，悬在高台县东城门上示众，之后头颅下落不明。直到2015年，原西宁市档案局副局长陈庆春经过大量考证，才最终确定了董振堂以及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的头颅在西宁市的埋葬之处。而此时，董振堂烈士已经牺牲78年了。
而孙大安烈士归葬的山东莘县苏村烈士陵园，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场阻击战中牺牲烈士的埋身之所。
1941年1月，侵华日军出动7000余人、伪军1万余人，坦克20余辆、汽车300余辆，在10余架飞机支援下，向晋冀鲁豫边区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为掩护鲁西军区首脑机关安全转移，八路军115师教导第三旅特务营营长钟铭新率九、十两个连队，在苏村阻击敌人。特务营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激战数日，牵制了十几倍于己的日伪军，成功完成了掩护任务，鲁西军区直属机关政治处主任邱以发、特务营营长钟铭新等123人壮烈牺牲，仅有八名昏迷在尸山血海中的战士，在日军撤走后被群众救起。
1943年3月18日，在刘老庄，新四军第三师所属四连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和大批群众转移，同敌人从拂晓战至黄昏，直至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最后，82位战士全部战死。乡亲们用自家棉被收殓烈士，为他们建起一座高高坟茔。刘老庄人挑出82个子弟接替烈士，组建起新的四连。从此，四连被命名为“刘老庄连”。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曾在红五军团担任军政委。1942年5月，日军突袭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左权负责断后，5月25日在山西辽县十字岭突围战斗中被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成为我党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他牺牲时，女儿还不到两岁。
1946年，河北邯郸解放，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决议修建一座烈士陵园，以安葬牺牲的革命烈士，并在1950年10月将安葬在涉县莲花山下的左权将军灵柩迁入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而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也成为我国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的烈士陵园。
同左权将军一起安葬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还有一位叫郑鲁的烈士。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略华北，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有一名叫郑鲁的18岁青年弃笔从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队伍。世乱时艰，郑鲁一走整整十年没有音讯，在家的老母亲日日想夜夜盼：“你大哥呢？别人的娃都回来了，你大哥咋不回来呢？”而郑鲁的弟弟却只能一遍遍地重复“快回来了，一定能回来”这样的话来安慰老人。
1947年的一天，十年未归的郑鲁突然回来了，但他回来却只是为了解除十年前的婚约，敌人未灭，何以家为？郑鲁表示不能耽误了人家姑娘，这次回来要把婚约解除。第二天一早，在家只住了一晚上的郑鲁又离开了。
1947年8月27日，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历时21天，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而郑鲁的这次回家探视，竟成与家人的永诀。四年后，郑鲁的父亲在《人民日报》刊登的解放战争中牺牲团级以上的烈士名单里，找到了那个牵挂的名字——郑鲁。第二年，家里收到了郑鲁的烈士证书，证书上写着：1948年12月，郑鲁在淮海战役中不幸牺牲。
从此，郑鲁的家人开始了寻找这位亲人的历程。将近七十年过去了，终于在2021年4月，郑鲁烈士安葬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消息通过“烈士寻亲”活动，为郑鲁的侄子郑民得知，随后立即前往探视，这位牵挂了郑家三代人七十年的烈士至此归家。
1947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共13000余人，发动了对苏中解放区的进攻，冰天雪地里，解放军与敌激战四天四夜，两千余名健儿血洒疆场。战役结束后，我军主力奔赴新的战场，所有后事移交地方处理。棺木不够，民兵和群众把烈士遗体用白布、芦席包裹后，将一具具烈士遗体匆匆掩埋在江苏盐城东南约30公里的一片盐碱地里。五条东西向的壕沟，烈士们被以叠葬的方式掩埋其中，没有留下一个名字、一块墓碑，只有5道长长的土堆。此后的六十年间，苏中大地河清海晏，他们的墓地却荒草丛生，事迹湮没无闻。唯因这五条土岭，在当地留下一个叫“五条岭”的地名。
2009年2月，当地政府开工建设五条岭烈士陵园，这一烈士埋骨地才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当初策划实施宁都起义的参谋长赵博生，于1933年1月牺牲在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而负责联络接应他起义的中国红军士兵委员会主任朱瑞，经历了长征、抗战，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1948年10月，在攻取义县的战斗中，朱瑞不幸触雷牺牲，倒在了黎明前的最后黑暗里。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正面镌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则是毛泽东亲自书写的三个永垂不朽。
两千万烈士，从江南到塞北，从朝鲜半岛到帕米尔高原，铺就了中华崛起的基石。每位烈士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有自己的父母妻儿，也有自己本来的生活。放下尊严，忍辱偷生，也许他们可以继续苟活下去，可这样的活法，能算活着吗？他们是时代的勇士。
七十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浴血奋战、保家卫国，19万7653名志愿军血洒疆场英勇捐躯。
朝鲜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这是朝鲜最大的一座志愿军烈士墓，安葬着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志愿军烈士。1958年2月，周恩来、陈毅、粟裕在漫天大雪中，看望了这些最可爱的人。
朝鲜战争，一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当时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亿万同胞蹈死不顾，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只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拥军拥属，爱党爱国，须知今日的歌舞升平，正是昨日烈士们可望不可及的未来。今年值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6月20日至6月30日、7月2日，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20：00档每晚两集连播。整整二十四集大篇幅，将百年党史娓娓道来，让我们意识到，“共产主义”从来不是一句虚无缥缈的空话，它就是由一个个熟悉和不熟悉的有血有肉的姓名、故事拼起来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并将一直在我们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