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王美珍、蘇惠昭 文／蘇惠昭 攝影／日常散步‧李盈靜 內文圖片／目宿媒體提供
編按：歲月帶給人什麼？「我感覺，最好的時光要來了！」作為小說家的朱天文，60歲後如此感受。這裡的最好，指的是自己一路閱讀與人生歷練的累積。朱天文首度執導「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朱家紀錄片《願未央》，記錄父母朱西寗與劉慕沙的故事，令她特別欽佩的是父親「一生只做一件事，實踐一種人生」的精神。
反正這次我豁出去了！
朱天文說，笑出一種雨過天青的開朗。
向來很難被找到，傳說中的高冷女神作家╱劇作家，這2個月，不害怕把一輩子的話都講光光似地豁出去了，溫暖熱切，無所不談，還可以閒話家常聊一點吃泡麵和洗菜之類的生活瑣事，「怎麼辦？我連洗菜都覺得浪費時間……」她告訴我們。
而我們稀奇地看著她擱在桌上的諾基亞手機如研究出土古物。
紀錄片中，總是拒採訪者於門外的辛亥路朱家終於曝光。
百無禁忌的家 住著各自讀書寫作的孤狼
老屋子如今庇護著4位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姊妹，朱天心的丈夫謝材俊，他們的兒子謝海盟，加上已經移居天國的父親朱西甯、母親劉慕沙。朱西甯過世後，「很自然，不需要討論地」，骨灰罈就一直放在劉慕沙床頭直到十多年後她也離世，有時貓就蹲在骨灰罈上頭，無人覺得這有什麼不妥或觸犯到什麼，
但父親其實也不在那裡面，父親在他的著作裡。
不只有人的骨灰罈，還有貓族的。
朱天文回憶，一直以來，這就是個百無禁忌的家，收入甚儉，可月底米缸空了亦不憂慮，五湖四海的朋友流水一般地來，貓狗自由出入，植物任意生長，蜘蛛結網，萬物平等。父親、母親對女兒們的教育名曰放牛吃草，成績一律不過問，大學畢業後沒去工作上班的，亦無發出任何「以後該怎麼辦」之類的親情勒索。
他們敷衍著做父母，我們也敷衍著做女兒。
她結論道。
家可以有各種面貌，但這個無法以世俗定義，不像一家人的家人，還是有基本分工。朱天心負責洗衣兼朱天文的小秘書，把日日外出走路吸食的人間煙火帶回來分享給社會化嚴重不足的姊姊。「而我就是個檔案管理員」，蔡琴有一次到朱家玩，掃描一番後讚嘆，真是井然有序的家啊，所有的東西都在它們該在的位置。那一日朱天文就像做了很多家事終於有人細心看出來的家庭主婦，好欣慰。
總要有人買菜燒飯，這差事則由謝材俊一肩擔下。
串起家人的那一根線，就是各自去讀書寫作，「像強碰在一個屋子裡的幾匹孤狼。」
曾看輕小說 卻在父母的「非情書」重新理解
讀書、寫作、開外掛照顧貓，時光靜靜流過，但生命總會走到意想不到的彎岔之路，對朱天文來說，這條路正是3年前開拍的紀錄片電影《願未央》。從點頭應允擔任導演那一刻起，她一路倒退往回走，走回到父親母親初識的青春，遇到了還沒有成為小說家的朱西甯，也還沒有翻譯日本文學的劉慕沙，以及他們奉為一生志業的文學夢想，那是「文學朱家」故事的胚胎期。
任務艱困如蜀道之難。傳主皆已不在人世，留下的影音資料幾近於零，而故事的男主角朱西甯，又是導演女兒曾經背叛過的父親，「辦三三之後，父親寫的東西我是不看的。」
《三三集刊》是1970年代文青的聖堂。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短暫姻緣乃華文文學史重量級外一章。朱西甯中學時代就著迷於張愛玲作品，以致後來供養過從日本來台教學的胡蘭成，而朱天文、朱天心受影響之深，被植入「文章小道，壯夫不為也」價值觀。要做就做天下事，做公共知識分子，小說算老幾？胡蘭成遂成了朱天文「精神上的父親」。她崇拜過父親，但《八二三注》之後，再也沒有讀過父親的小說，「我們開始看輕小說，認定這只是工匠技藝」。
紀錄片逼迫朱天文揭開封印，她必須讀父親的書，或重讀或未曾讀過的，同時研究所有相關評論，吸收消化，寫成大綱，擬定受訪者名單，但卻要直到跌入父親母親的書信中，一再迷焦的紀錄片才找到敘述主調。
那一疊書信，是父母親私奔結婚前上百封通信，檔案名曰「非情書」，朱西甯過世後，除了這批書信，其餘文學遺物皆捐給國家文學館，女兒們也一致同意，信件純屬個人隱私，後代無權翻看，但紀綠片缺乏影音資料實在進行不下去，「奉紀錄片之名」，她決意涉險走一趟不知是否能夠得到上帝原諒的路：拆開父母的「非情書」，以及父親1949年來台日記。
從結果論，好在朱天文越過了那一條線。她讀到母親說信已藏到無處可藏必須燒毀，而父親回信說，
若還未燒掉可以寄還回來，保存到晚年，給我們的孩子讀，讓下一代知道我們曾經的經歷與奮鬥。
原來是願意讓我們讀的啊，朱天文看到了暗夜中的光。
懺悔小看父親做的事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工匠精神
幾十萬字，承載的不只是父母的青春戀情，更多是對文學的堅定誓言，「就讓女兒輪流朗讀挑選出來的書信吧」，紀錄片的敘述主調就這樣成立。
透過書信，朱天文讀到父親對文學的執念、信仰，文學不是為了回報，或者為名為利做的事，文學本身，就是應該做的事。
她想起小時候父親的身影，「那時候全家睡在一張大床上，半夜醒來，從蚊帳看出去，黑漆漆的屋子，一張小書桌上亮著一盞小檯燈，父親背對著我們坐在那裡寫作……」。
朱西甯苦於寫作時間太少，這樣的現實對創作者如同酷刑，於是46歲那年，他從軍職退休，全職寫作，而只要父親一動筆，「母親就有辦法讓家裡鴉雀無聲，沒有比寫作更重要的事，這個家裡每一個人都知道。」
「我對技藝情有獨鐘。」朱天文引用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的話。
她於是回頭理解並尊敬父親「一生只做一件事，實踐一種人生，日復一日錘鍊琢磨，一條路走到底」的工匠精神，「父親對小說家這件事充滿了意識和自覺，並且不斷實踐與嘗試，他的眼睛一直盯著現實，現代社會變化如此之大，怎麼可以用寫《鐵漿》、《旱魃》的語言來寫現代台灣社會？」
落幕時刻，朱西甯以「小說的冶金者」蓋棺論定。
所以到後來，
我覺得拍紀錄片拍成了懺悔錄，懺悔我們年輕時，乃至到中壯年，對父親作品的不看，以及小看他在做的事。
熟年是最好的時光 一個煙灰缸都可以寫出一篇小說
朱天文雖然是小說家，但也長期擔任導演侯孝賢的編劇，對於寫小說，也不曾立下生死不渝的契約。謝材俊就一直認為朱家姊妹「把重要的東西放在一邊」，「距離職業小說家，永遠就差那麼一步」。但另一方面，受胡蘭成的啟發，政治經濟社會人類學……，她們的閱讀光譜寬廣，知識肌肉結實，「也許這成就了我們的獨特性，可以寫到別人寫不到之處。」
14年前出版《巫言》時，朱天文有短暫的覺醒，要紀律地寫小說，像父親一樣每天到書桌前報到，「唯有寫小說，以小說這個容器，才可以讓妳對一件事情思索到幽微止盡處，也是至今為止妳所有的閱讀以及觀察的，一個出口……」，「某個意義上，我需要小說多過小說需要我」，理想很美，但後來除了編劇，又做貓志工和TNR，接下來就是此部紀錄片。
苦無時間，進行多年的小說《在民國的黃昏裡》，完成之日已不知何年何月……。
然而懺悔之後，朱天文依稀看到了希望，
最好的時光現在就要來了。
她興奮到簡直要起舞。
此話從何說起？
為聯合報副刊寫《致父親母親和他們的一代》一文時，朱天文驚覺，原來只想寫一篇短文，一下筆卻發現可動用的背景知識多到不擇地皆可出。
到了60多歲，也一路讀書讀到這個年紀，累積的資料庫夠大，該有的世故都有，該懂得人性複雜也懂，就像契訶夫說的，一個桌上的煙灰缸我都可以寫出一篇小說，我現在就處於這樣的狀態……
「一定要閱讀，書終將會成為人的支撐，你不再是單獨的存在。」她喊話。
正是胸中書墨與寫作技藝，讓朱天文有了立足之地，安穩、定靜，紅塵是非不到我。
她一點也沒在怕老，不化妝，拍攝宣傳海報不避諱臉上紋路，她怕的是沒有時間，沒有體力，「希望可以活到像楊絳的年紀，100多歲，寫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如果有來世更好，
我恨不得有來世，不斷輪迴，在每一個輪迴中去嘗試，去鑽研某一門知識，做好一種行業，一生只走一條路。
（原文刊載於《50+》；本文獲授權轉載；內容僅反映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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