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德国人和日本人哪个残忍？

个人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先上干货。在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后，我认为二战期间纳粹的战争罪行比旧日本帝国要深重（纳粹的活人实验，大规模虐杀战俘和平民，性犯罪等等比旧日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且由于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屠杀的军民更多），但残暴程度则不相上下（因为二者的手段都同样残忍）。所谓的“纳粹秩序屠杀，旧日帝杀人取乐”其实并不是绝对的，比如731部队就是秩序杀人，而纳粹在集中营内也有很多杀人取乐的现象。德日两国在二战期间实为一丘之貉，侵华日军做过的事，德军（包括国防军和党卫军）一样不少。

纳粹性犯罪相关链接：

接下来开始正式回答：

如对引用资料有异议的网友欢迎上干货。

首先来看两个个例。

资料一：

这两个个例都是党卫军成员，一个是上过前线的党卫军军医，一个是头脑灵活度一般却心狠手辣的盖世太保成员。

第五章

“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尔

二、白衣恶魔

约瑟夫•门格尔与阿道夫•艾希曼不同，他的家庭在德国有比较显赫的地位，家境也很富裕。门格尔生于1911年3月，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大。其父卡尔•门格尔所经营的农业机械公司在20年代是德国三大享有盛名的生产企业之一，门格尔家庭是其家乡贡茨堡最有威望的家庭。这种豪华和权贵的生活背景，不但使约瑟夫•门格尔受到完整的教育，而且也从小就助长了他的表现欲。作为长子，他注定要继承父业，可约瑟夫却不甘于只在贡茨堡做一名当地绅士，他从小就萌发了一种高远的抱负。1930年4月他高中毕业后，决定从事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方向的医学，他对他的同学称，他的志向是能够载入世界大百科全书。10月，他来到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城求学。

此时，正值希特勒的纳粹党在此煽动种族怪论，提出纯化日耳曼民族的疯狂热潮之际。年轻的约瑟夫被这种虚伪的奇谈怪论深深吸引住了，他很快被吸收为慕尼黑大学医学哲学学会会员。1931年，他又急不可待地加入了纳粹党组织下的青年同盟。正如门格尔在以后的自传回忆中所自白的那样：“我确确实实被国家社会主义所有组织和活动强烈吸引着。……我不可能停留在作为一个政治的旁观者，我们的祖国将不会屈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攻，这个简单的政治概念最终会作为我一生的决断因素。”

门格尔的生活由此发生了逆转，他开始把自己的野心与纳粹运动结合起来。他不但积极参与纳粹运动，而且把主要学习精力花在文化起源及人类发展上，把医学作为他致力于人类学的补充。因为这正好投合了希特勒所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即人种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点。1935年，门格尔在臭名昭著的种族优劣论者莫里森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题为“四组种族下颏骨的形态学研究”论文，取得了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

现在，门格尔认为自己已不是那种只凭一腔热情为人走卒的愚钝之辈，他的理想就是人为地用医学手段去纯化它们优良的雅利安民族。对这种“理想”的追求使他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种族屠杀与迫害之路。1937年5月，他正式加入纳粹党，注册号为五五七四九七四。

1938年7月，他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在法兰克福研究所从事种族遗传学研究，其导师就是冯•弗斯库尔教授。他们认为，遗传可以“改进”种族。时隔不久，这种观念就被疯狂地扩大并应用在奥斯维辛实验室中。

1939年9月，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门格尔兴奋异常，跃跃欲试。后来他加入希特勒最得力的冲锋队———韦弗党卫队，成为一名军队医官。1942年年底，门格尔由于“出色”的表现而被调到柏林工作。此时，他原来的导师冯•弗斯库尔已经是柏林凯泽—威廉研究所所长，监督执行种族纯化研究。冯•弗斯库尔怂恿门格尔去奥斯维辛：“就科学而言这是个绝好的机会。那里有许多种族的人，你何不前往？它包含有科学的乐趣！”

1943年5月，门格尔怀着一种“使命感”踏上了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从此开始了他的罪恶生涯。

当门格尔一进入这个整日烟尘低垂，空气中充满焦煳肉恶臭的集中营，就立即把自己与其他那些平庸的党卫队医生区别开来。的确，他是集中营里仅有的一个上过炮火前线，荣获铁十字勋章的医官。同时，他来此地还负有特殊的“使命”，他可不是一般的治病救人的医生。

他一到达集中营，马上就树立起了自己的名声。当时正值营区伤寒病流行高峰期，其他医生对此束手无策，而门格尔却显示了他独一无二的才华，他把一千六百多名怀疑患有伤寒的吉普赛人、犹太人送入了毒气室。门格尔的观点是，像吉普赛人、犹太人这样的劣等种族是无需正视和仁慈的。伤寒消灭了，门格尔声誉也从此大振。

门格尔在营中的职责之一就是充当生死判官，他忠于职守并为此而自得。

在奥斯维辛火车站，新的死亡列车到达后，人们总能看到一个中等身材，面容修饰整洁的人，穿着合身的党卫队军服和乌黑发亮的皮靴，戴着白手套，拿着一根精美手杖，注视着那些命运早已注定了的可怜的人们。他时而自信地微笑，时而冷酷地呵斥，用手杖点拨着将人们分成左右两排。左边为老弱病残，没有利用价值，被立即赶往毒气室，右边为壮劳力或者有医学价值的实验对象，被暂时保全生命。此人就是约瑟夫•门格尔。他的神情表露：他乐于这项恐怖的差使。

门格尔一项主要的研究就是对孪生子进行“医学研究”，他的许多实验都是为此目的。有关孪生子的研究占据了纳粹伪科学的大部分。门格尔的实验就是企图通过医学手段增加孪生子的出生数，以提高日耳曼民族的出生率。

门格尔在奥斯维辛的遗传研究经费是由德国研究委员会提供的，他是作为德国遗传研究所所长冯•弗斯库尔的助手而从事这项工作的。

门格尔的另一个实验项目是眼球变色。他异想天开地想用注射不同的颜料改变眼睛的颜色。他对三十六名儿童注射了不同颜色、不同剂量的颜料，其结果是造成这些儿童眼球感染和眼睛失明。实验后这些孩子没有用途，便全部被送进了毒气室。据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一位证人维拉•克里格尔证实，门格尔的一间实验室的墙上满是眼球。“就像蝴蝶标本”，她说，“我当时还以为我已成了孤魂野鬼，正在阴曹地府里游荡。”这些眼球后被送往冯•弗斯库尔在柏林的研究所。

在做关于孪生子的实验中，门格尔“天才”的幻想充分得到了展示，其手段之残忍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944年4月，一批匈牙利犹太人被押到了死亡营，于是，门格尔就开始了新一轮惨无人道的实验。门格尔对孪生子进行了一系列无麻醉状态下的外科手术和实验，如无必要的截肢、腰穿、伤寒菌注射、伤口的人为感染等，以此来对比观察每个孪生子的不同反应情况。在门格尔实验物死亡记载中，许多是死于非常荒诞离奇的实验，如孪生子之间的相互换血。门格尔还强迫一对孪生姐妹和一对孪生兄弟进行性交，以试图发现孪生子间的结合能否再生孪生子。艾琳•斯洛特金和她的孪生妹妹就是门格尔活体实验阶段的幸存者。她后来回忆说：“在我头脑的任何部位都保存着深刻的印象……一个医生本应该治病救人，他不该残害我们，可他却做了丧尽天良的一切。”

其实这不是丧尽天良的全部内容。活体实验仅给门格尔提供表面的不完整的结果。他的欲望是获得孪生子体内相同的和不同的一切特征。因此，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实验是解剖她们以取得脏器进行对照研究。

在联邦德国法庭对战犯的指控中，涉及控告门格尔杀死一百五十多名孩子为解剖而用。他们被氯气毒死后，眼睛和其他脏器被取下，门格尔把这些标本以“战争物品———加急”的形式送往冯•弗斯库尔在柏林的研究所。

门格尔非常喜欢展示一些独特的、与种族有关的稀罕物件。他在囚徒中找到一个驼背父亲和他的十五岁的右足有残疾的儿子，枪毙后进行了解剖。为了得到他们的骨骼，他命令把尸体放入开水里煮熬，这样易使骨肉分离，然后再把尸骨用汽油泡过，待汽油挥发后，便得到无味的、洁白无垢的标本了。

门格尔还经常做一些其他离奇而残忍的实验。他对五十多名来自比克瑙女营的犯人进行抽血和受血实验，造成多人死亡；他进行异体骨髓移植，结果因感染使受试者不得不右腿截肢；他对男性囚犯进行外生殖器手术，造成他们阉割和不育；他把众多女囚枪杀，将她们的乳房和大腿肌肉割下，用作实验材料；他把一个母亲的乳房用带子绑住，“要看看婴儿不进食能活多久”；他站在一个孕妇的腹上，直至胎儿和胎盘从她下体脱出；他还曾活活解剖了一个一岁的幼儿……

在这里，门格尔已经完全疯狂了，为了达到他的实验目的，他无所不用其极。他毫无人性可言，在他眼里，这些囚徒只是一种材料，是一些可用于不同实验的材料而已。

但有时门格尔也会表露出“仁慈”与“善意”。一次，一群犹太孩子患了非常严重的口腔溃疡，疼痛难忍。门格尔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以探求病因，并成功治好孩子们的溃疡。但随后就把这些治愈的孩子送进了毒气室。在门格尔看来，这些实验活动重要的是成功，而不是给孩子治病本身。一旦被治愈，这些孩子作为犹太人，便会对雅利安种族的纯洁产生威胁，因此必须消灭他们。出于同样的心态，他曾为一位犹太妇女接生，倾其所能使她顺利分娩，一小时后他就把母子送入毒气室。

为了获得效果更佳的实验结果，他需要健康的实验对象，他常常给孩子们糖果，甚至在他建的幼儿园与孩子们一起玩耍。门格尔为此所做的一切，根本不是人性的表现，而是出于对实验对象的保护，与对待将用作实验的动物毫无二致。

1944年秋，门格尔开始变得郁郁不乐和沮丧消沉，因为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苏联红军开始了战略反攻，德军节节后退。10月13日，盟军的轰炸机飞临集中营上空扔下两枚炸弹。奥斯维辛的统治者们心里开始崩溃了。他们加快了往毒气室送人的步伐，并开始着手销毁档案，做后撤的准备。门格尔也认识到，进一步提升和在战后进行惊人的学术事业的希望渐成泡影。但他仍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实验”。12月5日，他从医院带走十六名女性侏儒用于实验，三天以后只有五名生还，另十一人由于实验直接致死。

1945年1月17日，在苏联红军将攻入奥斯维辛的前十天，灭绝营党卫队最高长官下令销毁所有的病历记录、试验数据以及种族大屠杀的材料，但门格尔却冒险抢出他的实验记录，装了两大箱。他仍幻想着有朝一日，这些材料能帮助他在学术上功成名就。

随着红军炮火的日渐逼近，约瑟夫•门格尔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第六章

“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

二、里昂屠夫

现在掌握的关于巴比罪行和历史的每一情况都说明他是一个惯于撒谎的人。巴比时常在出生日、出生地和结婚时间这些基本的个人情况上隐瞒真相，闪烁其词。

从在德国、法国和美国获得的翔实记录和档案来看，克劳斯•巴比1913年10月25日出生于德国的伯德哥茨伯格，这是波恩和莱茵河之间一座美丽的度假城市。他的父亲一度当过政府职员，后来又改行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巴比后来轻蔑地说，他的父亲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教员。由于在二战中负过伤，他的父亲四十五岁就死去了。据说巴比后来之所以如此仇视法国人，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其父亲是在法国受的伤。

巴比小学毕业后，来到特里尔市读中学。特里尔是德国历史上群星闪烁、伟人辈出的地方。一个最耀眼的例子就是1818年诞生于此后来激浊扬清于世界的马克思。巴比似乎没有从那些卓越的先辈们那里借到一点儿灵光，他就读的费雷德里希•威廉中学以学风严谨、英才辈出享誉全国。但克劳斯•巴比在学校的表现确实令人不敢恭维。

他在学校里是个劣等生。他的思维迟钝，德语、数学、法语常常不及格，留级蹲班的苦恼曾深深羞辱了这位年轻人，同时也使得巴比对读书求学感到极度厌倦。直到1934年，二十一岁的巴比通过法语补考及格后，才勉强从威廉中学毕业。从此他再也不愿踏进学校半步。

如果仅仅是因为头脑简单而导致巴比最终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抱负，那么谁也无法断定他日后的前程。不幸的是，巴比是在法西斯势力极度膨胀的岁月中长大起来的，这给他幼稚的思想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早在毕业前即1933年4月希特勒上台三个月后，他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他对纳粹党表现出来的忠诚和狂热很快就引起了党的基层领袖的注意。尽管他只有一米六七的个子，一点也不符合希特勒关于雅利安人的种族标准，但还是在二十四岁时即被破格选入纳粹党卫军，并很快被选拔到柏林负责情报的第四处工作。

1937年巴比被调到杜塞尔多夫。这年5月他加入了纳粹党，证件号码是四五八四零八五。在这里，他结识了纳粹妇女支前队的积极分子里贾纳•玛格蕾•威尔梅斯。两人一见钟情，1940年4月25日经纳粹党组织批准在柏林结婚。

由于某种原因，当时他的新婚妻子不能参加专为党卫队头目家属们准备的必修课。巴比后来抱歉说她是因为没有时间。实际上，巴比是结婚前五天才从一名一衔不挂的军人升为党卫队少尉的。很显然巴比在这里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巴比这一次在同事们面前公开撒谎，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不过是他撒谎生涯中的一个亮点而已。

1940年5月，巴比被调到刚被占领的荷兰。他受命在那里的保安处控制犹太人，现是在海牙，后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在此期间，他又晋升为中尉。他的心狠手辣很受上司赞赏。1941年因为“成功清除了一个三百多人的犹太区”，他获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佩剑勋章。从1941年1月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巴比活跃在阿姆斯特丹，其任务是继续围剿犹太人。

巴比于1942年5月被调到了法国，开始被分配到小镇杰克西的反间谍部门工作，后于1942年下半年到了里昂，具体负责第四处的盖世太保和情报工作。他在这里豢养了一百二十多名法奸，并把这些人训练成残暴搜捕和屠杀犹太人和抵抗运动战士的鹰犬。他对法国游击队曾多次发动疯狂的清剿，从而紧紧地把法国东南六省控制在自己的铁腕淫威之下。

于是，不满三十岁的巴比被他的同事们亲热地誉为“党卫军的发动机”、“最优秀的同志”和“盖世太保的灵魂”。1943年巴比晋升为盖世太保第四部队首脑，其总部就设在法国抵抗运动的中心里昂市。同年，他又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佩剑，党卫队首脑希姆莱也为此特意向他表示祝贺，这给年轻的巴比带来了空前的荣誉。这枚佩剑勋章后来就一直挂在巴比胸前，许多年以后，巴比还常常在其同伙面前大肆炫耀此事。

巴比是个死硬的纳粹分子，既死心塌地又十分凶恶，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性虐待狂。无论是在海牙、阿姆斯特丹还是在里昂，他对女人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毫无羞耻之态。他常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边在膝上玩弄着一位妇女，一边命令部下轮番毒打另一名妇女取乐。有时候，他让人把她们脱光泡在冰水中，使她们受尽折磨。他的瑞士籍情妇海迪，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姑娘，对巴比可谓是百依百顺，可是他却觉得不过瘾，在玩腻了她之后竟然开枪将她打死了。

在巴比身上凝聚了纳粹党卫队暴徒的一切凶残特征。然而也只是在他那儿，这些丑恶的东西才发挥得淋漓尽致。

每天，他都像一位监工那样，挽着袖子在管区内，大摇大摆地踱步，厉声呵斥手下人。他还经常手拿一根小棍子抽打犹太囚犯。有一次，他竟从一位犹太母亲怀中抓起她的婴儿，像丢垃圾一样，随手扔上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伤心欲绝的母亲在一旁拼命痛哭悲号，巴比听着听着就不耐烦了，只见他挥了挥手，一名党卫队士兵马上跑过来，机械般地向这位犹太妇女扣动了扳机。

巴比一来到里昂，就狂妄地宣称：“要让抵抗运动的中心变成反对抵抗运动的中心，如果里昂人不明白这一点，我就强迫他们明白”。巴比经常亲自参加在他的总部和关押所谓“恐怖分子”的蒙吕克堡监狱对犹太人和法国爱国者进行的审讯。他采用了各种惨无人道的刑法，亲自把被捕者强按在水中溺死，或用绳子活活勒毙。

除了严刑拷打之外，巴比还有更阴险的一手。据一名法奸回忆，巴比有时会把宁死不屈的抵抗运动战士突然释放。“这个小伙子被盖世太保放出去以后，地下组织就会认为他已经叛变，因此，他会被地下组织毫不留情地抛弃。这样一来，他就成为巴比的口中之食，不得不为巴比效力。”这种毒辣的手段不仅造成当时抵抗运动内部的混乱，还留下了许多至今没有澄清的悬案。

巴比还常常征募法国维希政府中的投敌分子充当其“民兵”，去枪杀游击队自由战士，来考验他们对纳粹的忠诚。在给这些法国“民兵”分配任务之前，他通常让他们先穿上德国国防军的军服。

他就是用这种手段保证有足够的法国投降者与纳粹合作，这些人为表示忠心而被迫进攻抵抗战士，枪杀自己的同胞。如果发现某一投降者枪口没对准法国人，巴比就会立即用枪毙来惩罚其不忠。

每当有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抵抗运动组织的成员，或者犯人逃跑的时候，他便下令扣押人质并在不久之后将其枪毙。他最喜欢使用的毒计是把监狱的牢门打开，有意在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架起几挺机关枪。空袭警报响起来的时候，犯人们以为德国士兵都忙于躲避空袭，便会试图越狱逃跑。但刚冲出牢门，他们便遭到猛烈的机枪扫射，大街上犯人们立刻血肉横飞。后来，巴比声称：“确实，我不相信能将欧洲六百万犹太人斩尽杀绝，但我为没能杀死所有的犹太人而感到遗憾。”

巴比死心塌地为纳粹效劳，丧心病狂地迫害犹太人，其罪恶和暴行罄竹难书。

1944年8月20日，他亲自指挥了圣热尼拉瓦的大屠杀。当时一百一十名“犯人”被反绑双手赶进圣热尼拉瓦城堡的一幢房子，法西斯暴徒用机枪对他们扫射以后，放火烧掉了尸体，最后炸毁了这幢房屋。

他曾一口咬定在一个女修道院里发现了弹药，并以此为口实，调来刑侦队枪杀了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女。

最令人发指的一次暴行是，有一次他将一百名小学生锁进一所学校的一间教室，然后放火把他们活活烧死。

在被巴比杀害的抵抗运动战士中，最受法国人民崇敬的是抵抗运动的著名领袖让•莫兰。1943年6月21日，莫兰在里昂郊区召集抵抗运动领导人开会时被叛徒出卖，巴比亲率党卫队进行突然袭击，将莫兰和其他八人逮捕。这些人遭受严酷的拷打和折磨后不久便一一死去了。

现居瑞士的这一事件目击者戈特利布•富克斯当时是巴比的翻译，当时他曾经目睹了巴比迫害让•莫兰的经过。他回忆说：

“那是6月25日下午4时，我独自去里昂盖世太保总部的接待室。这时，从二楼巴比的办公室传来一阵声响。有人拖着沉重的东西走向楼梯，接着便见巴比身穿便服，拽着一个人的双脚往外拖。那人的外衣已经破烂不堪，双手反铐着。巴比气得发疯，喊道：‘这杂种再不开口，我就宰了他。’巴比把那人扔进地下室，还将他的脸往铁杆上撞。那人奄奄一息，背上被剥了皮，肋骨一根根都断了。后来，巴比又回到楼上，还气得像疯狗一样，说：‘要是这家伙明天还不招，我就亲自宰了他。’”

让•莫兰遭受了巴比的野蛮折磨之后，被押往德国，途中因伤重悲惨死去。后来遗体被运回巴黎安葬。然而，法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自己的英雄的。戴高乐将军执政期间莫兰的遗骨被移到巴黎的先贤祠，和其他民族英雄并列安葬在一起。在骨灰安放仪式上，戴高乐的好友安得烈•马尔劳把这位可敬的抵抗战士尊称为“战斗在黑暗中的人民斗士”。

法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巴比胸前的勋章，也同时记录下了巴比犯下的累累罪恶。据统计，1942年8月到1944年底，他担任德国党卫队保安处驻里昂的情报部主任期间，在他盘踞里昂的短短二十个月中，他曾参与策划和组织了四百三十四次屠杀活动，共有一万四千三百一十一名法国人被逮捕，七千五百九十一名犹太人和抵抗运动战士被送进死亡集中营，有四千三百四十二人惨遭杀害。他的罪行还远不止这些。另据文件记载，他还亲自参与了多次消灭犹太孤儿的暴行，一次将捕获的四十四名犹太儿童以及五位教师全部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战后，有许多许多的纳粹分子都曾为自己战时的罪孽深深忏悔。可是巴比就是巴比，1978年，一名记者在玻利维亚采访他时，这个铁杆纳粹分子仍然毫无羞愧之色，他大大咧咧地回答记者说：

“有什么好后悔的？我是个已被法庭判决过的纳粹分子。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会再做一千次巴比！”

接着是纳粹国防军与党卫军普遍的战争罪行，资料来源于《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该书（2002版，网上有电子书的完整版本，诸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下载阅读）。

资料二：

希特勒之流的胃口并不局限于欧洲大陆，1941年2 月，希特勒派遣隆美尔率领的由2 个德国师组成的“非洲兵团”和第十航空队登陆北非突尼斯，攻入利比亚，大败英军，控制住北非局面；并将英军一直赶到埃及边境，兵锋直逼吉萨大金字塔。在亚洲，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之流软硬兼施，迫使亲德的土耳其政府和一些西亚国家保证，只要德军攻占斯大林格勒，他们便迅即对苏联宣战，并向苏联的高加索地区进军。1942年8 月，当纳粹军队在苏联领土上推进到最大限度——登上高加索山脉的顶点厄尔布士峰之时，希特勒又野心勃勃地制定了登陆拉丁美洲，与日本会师印度、共占天山的计划，妄图称霸全世界，奴役各国人民。一时间，欧洲和北非上空乌云密布，狂风怒号，炮火纷飞，血流成河。广大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在战争和纳粹暴政下，欧洲先后有4000多万人丧失了性命，其中2000万人左右牺牲于纳粹分子疯狂推行的恐怖政策，内1100万人上下丧生在集中营、灭绝营或强制劳动营。至于物质财富的损失，更是数不胜数。

第一章 “卐”字旗下，欧洲陷入空前灾难

第二节 褐色恐怖弥漫，欧洲处处飞来横祸

　　纳粹分子侵占了整个欧洲后，立即将其野蛮的“新秩序”在各个被占领国强行推广。其中的最突出的一条就是用高压手段镇压各个被占领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力图用暴力摧毁各国人民维护独立、主权和自由的斗志。他们犯下的罪行数不胜数，但最令欧洲各国刻骨铭心的是惨绝人寰的十几个惨案：即捷克首都布拉格附近的利迪策村惨案，南斯拉夫克拉古耶瓦茨市的屠杀小学生惨案，苏联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屠杀伤员和平民惨案，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哈丁村惨案，摧毁华沙犹太区惨案，法国里摩日市附近的奥拉都尔村惨案，希腊的七村惨案和意大利首都罗马附近的阿尔戴阿蒂纳山洞惨案，比利时的孟塞尔一基泽盖姆村惨案，荷兰的普滕村惨案，对波兰高级知识分子的集体灭绝案（略）和集体屠杀美军战俘的马尔梅迪惨案和集体屠杀英军俘虏的拉巴拉迪惨案：正．拉巴拉迪惨案。1940年5 月26日，英国陆军第二师第二诺福克大队奉命在法国缪斯河附近的拉巴拉迪阻击德军。战至弹尽粮绝、部队减员，被迫向德国武装党卫军骷髅师第二旅某部投降。但该部中队长弗利茨•克诺亨当即下令将所有的98名英军战俘全部枪决。经机枪扫射后，尚未断气者又被残忍地用刺刀捅死。事后，98名英军战俘仅2 人幸免，战后成为该惨案的见证人。克诺亨犯下如此重罪后，不但没有被德军当局追究违反日内瓦国际战争公约的刑事责任，反而以后接连获得铁十字勋章和骑士勋章，并被晋升为党卫军中校。二战后，英军司法当局收集了充分的人证和确凿的物证后，将克诺亨追捕归案。经英军驻德国汉堡军事法庭审理，确认他为集体屠杀英军战俘的主谋，于1948年10月判处死刑，并在汉堡执行绞刑。

　　2 ．克拉古耶瓦次惨案。1941年10月18日，纳粹德国亚历山大•莱尔将军辖下的陆军第三师，在南斯拉夫克拉古耶瓦茨市郊区中了人民军游击队的伏击，阵亡10人，伤20人。恼羞成怒的德国驻塞尔维亚最高军政长官弗兰茨•帕梅将军根据大本营总参谋长凯特尔的直接指令，下令进行加倍的报复。10月20日，全城16—60岁的男性居民均遭逮捕并分批被押至刑场杀害。被德军野蛮杀害的不仅有成年人，而且还包括100 多名不肯屈服的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到10月底，被屠杀的和平居民已达5000人以上。

　　3 ．希腊七村惨案。同年10月，德军当局因怀疑有抵抗运动人士在此活动，下令将希腊中部的7 个村庄——阿梅罗菲托、克里斯顿、吉左尼亚、梅索福诺斯、塞利、阿诺一凯尔吉隆和卡托一凯尔吉隆所有16—60岁的男性居民一律抓去全部枪毙。前后共计416 人无辜遇害。

　　4 ．利迪策惨案。1942年5 月27日，帝国驻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屠杀犹太人的元凶之一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他在两月内就亲自签署了对400 名捷克爱国志士的死刑判决书），在布拉格郊外受到正义的惩罚，被一小组自英国空投回国的捷克爱国志士击毙。希特勒立即下令严惩捷克人。截止同年7 月3 日，就有1331名无辜居民被纳粹法庭宣判死刑并杀害，就连与此事件毫无牵连的利迪策村也横遭飞来之祸。6 月9 日夜，根据海德里希的第一助手弗兰克的命令，由党卫军上尉马科斯•罗斯托夫带领的一个连纳粹保安警察包围了距布拉格20多公里的利迪策村。他们抓走了全部村民，集中在村长霍拉克的宅院中。次日清早，184 个15岁以上的男子统统被就地枪决；195 名妇女被送往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作奴隶；105 名儿童，少数经纳粹的种族专家鉴定后，被送到德国强制“日尔曼化”，大部分关押到罗兹集中营。以后，几十个妇女和在营中出生的婴儿被杀害；罗兹集中营内的儿童，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堪虐待而死。整个村庄也被夷为平地。海德里希死后，除去利迪策和莱扎吉村外，还有657 人未经审判被就地枪决，1700人在布拉格的庞克拉茨监狱被杀害，1300人在布尔诺的原米克学校被杀害，30500 人作为人质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每月处决100 名。就连柏林狱中的125 名风马牛不相及的犹太人，也被押送刑场执行枪决。至于行动小组的8 名成员，除卡雷尔一人当了出卖同志的可耻叛徒外，其余7 人全部在抗拒盖世太保的围捕中英勇牺牲；他们的亲属、朋友以及掩护者共计250 人，统统被纳粹分子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绞死；他们藏身的卡尔•勃罗万斯教堂里供职的一百多个教士，也尽数被杀害。

　　5 ．塞瓦斯托波尔惨案。1942年7 月初，经过半年多围困和猛攻，法西斯德军终于攻陷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杀红了眼的德寇拼命报复。他们不仅残杀苏军战俘和伤病员，而且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对于妇女所犯下的罪行更其残暴，不但将她们强奸、轮奸，事后还割掉乳房、挖眼睛。剖腹、截肢，令人发指。最能显现德军暴行的是，他们把800 多个苏军伤员装到一艘破船上，再把船送到海上，然后万炮齐轰，使伤员们尽数身葬鱼腹。在德军的报复中惨遭杀害的苏联军民大概在3 万人以上。

　　6 ．哈丁村惨案。1943年3 月22日，距明斯克60公里外的哈丁村惨遭毒手，全村29户149 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被纳粹保安警察活活烧死。

　　7 ．华沙犹太人区惨案。1943年5 月，进入华沙犹太区滥杀无辜的党卫军和保安警察，受到为求生存而战的犹太居民的英勇抵抗，被迫退出。党卫军司令官于尔根•斯特鲁普大为震怒，他下令出动重炮、坦克和火焰喷射器来对付不肯屈服的犹太人。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华沙犹太区被夷为平地，除几百个抵抗战士机智脱逃外，不是被当场枪决，就是被集体送进特列布林卡灭绝营杀害，共约五六万人遇难。战后，于尔根•斯特鲁普被引渡交给波兰政府。他以违反人道罪被判处极刑，并在他犯下滔天大罪的华沙犹太区遗址执行死刑。

　　8 ．阿斯克镇惨案。阿斯克镇位于法国东部重镇里尔近郊，为布鲁塞尔一里尔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1944年4 月二日深夜，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坦克师所部数百人，因所乘列车在附近出轨，大肆屠杀该镇的无辜群众。共计86人被杀害，其中20余人为铁路员工。该事件激起法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9 ．奥拉都尔惨案。1944年6 月9 日夜，武装党卫军帝国师的一支由十余人组成的特遣支队在法国南部城市里摩日附近的公路上遭到游击队的袭击，除一人外全部被击毙。距事发地点4 公里处的村庄奥拉都尔，被武断地认为有袭击德军的嫌疑。于是，根据武装党卫军帝国师师长海因茨•拉麦丁将军的命令，由该师师部副官、党卫军少校奥托•狄克曼率领的120 名党卫军官兵将村庄层层包围。全村642 人奉命集合，随后男子被驱入六个谷仓中枪决；妇女和儿童被驱赶到教堂内，点火焚烧。企图跳窗逃跑者，也被密集的机枪射死。最终，除一名被枪击受重伤的妇女洛芳西夫人和3 个男子侥幸逃生外，全村居民都被烧成了焦炭，整个村庄成为一片废墟。制造这一惨案的主要刽子手有不少逃脱了正义的惩罚。例如，拉麦丁将军在战后为美军抓获，但只经过不长时间的监禁后即被释放；迪克曼少校则在制造惨案的数天后，赴诺曼底前线参战并被盟军击毙；直接下令对奥拉都尔村民开枪的党卫军上尉卡恩，二战后逃避了审判。据可靠信息，他至少在80年代末还活着，改名换姓隐居在瑞典的一个小城市中。另一个积极参与屠杀的党卫军刽子手拉乌尔，已于1984年死于癌症。由于美国政府的庇护和战后几届亲美色彩很重的法国政府的姑息，参与策划奥拉都尔惨案的122 名党卫军刽子手只有2 人被判处死刑，只有十数人受审，受到的惩罚也都比较轻。

　　10．孟塞尔一基泽盖姆事件。1944年7 月底，比利时孟塞尔一基泽盖姆村的居民主动掩护被德军击落的加拿大空军飞行员布兰金索普。为此，党卫军于8 月1 日和8 月11日两次对该村进行搜捕，抓走了布兰金索普和所有掩护他的村民。党卫军杀害了68名村民，布兰金索普也同时遇难。

　　11．普滕村惨案。1944年9 月30日，一辆德国军车在荷兰格尔德兰省的普膝村附近遭到袭击，一名德国军官受伤。10月2 日，德国占领当局派来大批保安警察进行报复。他们将该村全体男子押送出境，所有妇女均被赶出家园，并将全村付之一炬。8 名男子试图逃脱被当场枪杀，被押送的男子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12．阿尔戴阿蒂纳山洞惨案。1944年3 月23日，驻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支纳粹党卫军部队在城内遭到意大利游击队的袭击，死亡33人。希特勒和希姆莱下令当地党卫军的首领在24小时内以 10 ：1 的比例加倍进行报复。次日，被关押在党卫军监狱中的游击队员、抵抗运动成员、犹太人被拉出330 人，党卫军上尉普里布克仍不解恨，又挑出5 个人，这样共有335 人被押解到罗马近郊的阿尔戴阿蒂纳山洞杀害。这是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意大利人民欠下的最大的一笔血债。普里布克上尉在潜藏50年之后，终于在1996年被引渡回意大利，判处15年监禁。

　　13．马尔梅迪惨案（详见第六章第一节，第254 页）。

　　处决人质，是德国法西斯对被占领各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桩野蛮暴行。这一暴行主要实施于法国和波兰、捷克等东欧非日尔曼国家。应当说，杀害人质并非纳粹分子的创举，而是源于上古的奴隶制时代。但奴隶主和暴君们尽管再凶残，他们所处决的人质毕竟相当有限，充其量数以百记；而纳粹刽子手却是大规模地杀害人质，他们在法国巴黎、波尔多、南特、沙多布里昂等地共杀害了40000 多个人质，在南斯拉夫共杀害了5000个人质；在波兰杀害了17000 多个人质，在白俄罗斯、立陶宛等地也曾大批杀害人质。

对大批杀害人质应承担直接责任的罪魁祸首是德军最高统师部负责人威廉•凯特尔。他曾经下令给前线德军，授意他们推行残无人道的人质制度。这一命令已被盟军缴获，全文如下：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国防军东南战区司令官：各被占领区近来多次发生袭击国防军成员的事件，为此有必要指出，军事长官应经常掌握一定数量的人质，采取这一措施是适宜的，人质可包括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士，即：1 ．民族主义的；2 ．民主资产阶级的；3 ．共产主义的。

　　重要的是，其中应有知名的头面人物或其家属，他们的名字应公布于众。

　　如再发生袭击事件，可按作案者的所属派别把相应的人质处决。

　　请各司令官按此作出相应安排。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

　　相对而言，秘密警察在西、北欧等日尔曼国家推行表面上不那末野蛮的“雾与夜”政策，即对那些在当地卓有名望的抵抗战士或不肯屈服的社会名流，秘密加以逮捕或秘密运往德国处死，而不通知其亲朋故旧，使他们长期处于惊恐与忧愁之中，从而收到震慑的效果。这一法令是头号战犯希特勒于1941年12月7 日亲自秘密颁发的。

　　各国坚持武装斗争的游击队员，被纳粹党卫军甚至正规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蛮横地宣称，对抓获的游击队员，将不作为战俘对待。对于被捕的游击队员，德寇不仅会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杀害。在苏联白俄罗斯，被纳粹军队绞死的游击队员中，竟包括年仅11岁的少年。1941年11月被德军第 197步兵师 332团抓获的苏联女游击队员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被捕后坚贞不屈，于是受到灌煤油、鞭笞、火烤、冷冻等酷刑，左侧整个一只乳房竟遭惨忍的敌人用烙铁完全烧掉；她遭到野蛮的轮奸，被绞死后，又被赤身裸体地置于雪地上不准收尸。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径激怒了苏联领袖斯大林，他下令，折磨和杀害卓娅的那一个团的德军，均不得作为战俘对待，一经俘虏后立即处决。

1944年夏，纳粹党卫军对法国西南部一支游击队的一个营地奔袭成功，他们把抓获的对多个伤员和女护士全部杀害。

第三节 “新秩序”敲骨吸脆，沦陷区求生艰难

三、强征劳力不遗余力，数百万青年沦为奴隶。

纳粹德国不仅如此敲骨吸髓地搜刮被占领国家的物质资源，还竭泽而渔地强掠被占领国的劳动力，自1941—1944年，德寇从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抓走了500 多万个劳动力，从捷克抓走75万人，从荷兰抓走约50万人，从比利时抓走15万人，强迫他们到德国的工厂和矿山中从事奴隶般的苦役；仅在1942年二、三月间，就有156000法国青年、31000 比利时青年、16000 荷兰青年被强制运送德国，从事超负荷的繁重体力劳动。同年5 月，德国占领当局又把荷兰所有的男性大学生赶到德国强迫劳动。以上这些青年，大概有四分之一因不堪重荷与营养不良而死于德国。为了镇压被占领国家居民对强征劳工的抵制，纳粹分子采取了不断升级的暴力，他们在城市中采取分街区封锁的办法，对农村采用包围后逐户搜索的办法，一发现年轻男女，即强行抓走，违抗者往往被就地处决。到1944年9 月底，在德国的外籍劳工已达750万人，战俘已达200 多万人，合计已占德国全部劳动力总数的 20 ％以上。役使外国劳工的不仅是纳粹德国政府，而且有德国的许多大企业，例如西门子公司一家就役使外国劳工30 万人，其中2 ．5 万人死于劳累过度；克鲁伯公司一家役使外国劳工 10 多万人。纳粹军队也是奴隶劳动的积极使用者。1942年下半年，应德军北非战区总司令隆美尔元帅的要求，纳粹当局将2 万名苏军战俘强行运抵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从事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致使其中1 ／3 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攻占苏联中部的德军中央集团军还奉命强征5 万名12—14岁的少年，送到德国各个大军工企业充当廉价的学徒工。外国劳工的境遇固然优越于战俘和集中营囚犯，但同样处于当牛做马的地位：他们的工钱往往只相当于同工种德国工人的半数，而劳动强度却比德国工人高几倍；一些德国地方当局公然同意，将狗窝和小便处充当外国劳工的住所；外国女劳工分娩后，婴儿竟被夺走后象垃圾一样丢弃；男性劳工一旦同爱慕他们的德国妇女发生性关系，等待他们的便是上绞架的命运。德国劳工部门还明文规定，劳工不允许休假，也不提供各种娱乐活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劳工不堪重荷大批死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纳粹德国对被占领国家的横征暴敛，使这些地区的居民顿时陷入极度贫困之中，经济状况倒退回几十年以前，以致既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也难以抗拒疾病和寒冷的侵袭，最终只有死路一条，成为一无所有的鬼魂。他们总共有700 多万人。

第二章 无与伦比的大屠杀

第三节 公然践踏日内瓦公约，肆意杀害战俘

　　二战期间，盟国战俘特别是苏联战俘也早于犹太民族而遭到系统的大屠杀，这类的集体屠杀始于1941年夏。

　　整个战争期间，惨遭纳粹分子毒手——直接杀害或蓄意谋害致死的盟国战俘，数量大约150 万以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有580 万苏军官兵遭到合围。突围失利后成为德军的战俘。由于苏联政府未曾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纳粹当局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不肯给予苏军战俘以应有的战俘待遇。多方面的档案材料已经证实，无论是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还是党卫军、盖世太保当局，均曾下达秘密指令杀害不肯屈服就范的苏军战俘。1941年3 月，纳粹德国对苏进攻前夕，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秉承希特勒的意图，制定了“特殊纲领”，其中规定：对苏军战俘中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政委，一经发现即可就地处决。1941年11月9 日，盖世太保的总头目海因利希•密勒对其部下发布指示：苏军战俘中凡明显不能干活或不能进行短暂行军者，今后不必送往集中营处死，允许对其就地处决。1942年初，德军大本营战俘事务局在柏林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由该局局长冯•格雷维尼茨将军主持，议题是讨论如何处置那些因病弱伤残而已失去劳动能力的苏军战俘。许多出席该会议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些医生均声称，应该把这样的俘虏集中在营地或战地医院，并且把他们毒死。根据会议精神，冯•格雷维尼茨将军下达命令，把丧失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战俘处死，为此目的可以使用医务人员。至迟到同年夏天，“毒死俄国战俘的办法已经被付诸实施”。此举给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官兵对苏军战俘大开杀戒提供了堂而皇之的依据，导致无数起虐待、折磨、拷打、杀害苏军战俘的事件。仅在白俄罗斯，就有70多万战俘被德军以各种方式虐杀。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德国陆军驻白俄罗斯部队司令官古斯塔夫•弗雷海尔将军、纳粹中央保安总局驻白俄罗斯警察长官爱德华•瓦格纳将军和盖世太保驻明斯克地区首领盖奥尔格•豪泽尔。

　　纳粹分子大肆杀害盟军战俘特别是苏军战俘的罪恶行经，大部分是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内完成的。在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苏军战俘作为极端的异己势力被蓄意大量杀害。1941年9 月3 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部门负责人、党卫军上尉弗利奇，在主营进行新型毒气奇克隆—B 的功能试验。他挑选出来的试验对象不是犹太人，而是600 名苏军战俘和250 名波兰重病囚犯。集中营当局还故意加重苏军战俘的劳动强度，削减其营养标准，甚至只因轻微的过错，就把他们作为对抗当局、破坏营内秩序的罪名送往政治部严刑拷打，直至大批处决。从1941年8 月到1945年初，仅在奥斯维辛一处，非正常死亡的苏军战俘即多达15万人以上。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的纳粹医生还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简便易行且不易为受害者觉察的日常杀人方法，专门以苏军战俘为对象：每天，都有一批苏军战俘接到通知，要求他们逐个进入医疗所测量身高。一进入指定房间，站好位置后，医生就开始按电钮。不过，落到他们头顶上的不是卡尺，而是一块急速下降的下端极为尖锐的圆锥型大铁块，一经扎人脑颅，就造成测量者当场毙命。党卫军护士只需拉走尸体，再擦去少许溅在墙上、地上的血迹，就笑盈盈地叫喊下一个受害者进来接受检测。每天，受害者的数量都往往在5 人以上。

在斯莫棱斯克，德国军医舍姆、盖特勒、米勒、奥特、施泰芬、瓦格纳，在其他军医部门人员协助下，在给予新药的幌子下，对被俘的苏军官兵肆意进行各种医学试验。其后，又通过注射砒霜和羊角拗质等剧毒制剂将他们杀害。驻扎在斯莫棱斯克的德军第551 战地医院卫生员莫迪什，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段杀害了24个苏军伤病战俘。此外，他还从6 —8 岁的苏联儿童身上抽取大量血液输入到德军伤员体内，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大量因过度失血死去。在1944年8 月开始的华沙起义中，不少德军军医也对战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德军在华沙切尔尼亚科夫斯卡大街的奇特罗恩工厂俘获了一个起义者的医院，德国军医舒尔策发现了两名需要立即进行手术的重伤员。然而，他不但拒绝给他们做手术，反而掏出手枪将2 人击毙。至于德军枪杀被俘的盟军医院军医和护士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在德国三军对被俘人员实施人体试验的罪行中，空军是最积极、参与最广泛的一家。在空军医务系统内，上至空军元帅米尔希、医务总教授希普克博士，下至军医中尉奥斯卡•施罗德，许多医生、教授、博士都参与了使用集中营囚犯进行高压仓试验和冷冻试验的残暴行为，他们的“科学研究”直接造成至少数以百计的战俘痛苦不堪地死亡。

苏军战俘尤其是其中的女战俘，还被大量用于代替豚鼠作为惨无人道的活人试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布纳分营，纳粹的医生、药剂师和化学家，使用苏军女战俘进行新药和新型制剂的试验，每次被试验人数都在100 人以上。此前，这些新药和新试剂往往未经任何动物试验，因此带有极大的风险。从战后盟国人员掌握的部分材料分析，至少有三批接受注射荷尔蒙新型制剂的苏军女战俘在经过注射后数日内全部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50 人、170 人和200 人。另有确凿证据证实，至少有数十名年龄在26岁以下的苏军被俘女官兵，被送进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接受舒曼和克劳贝格医生的绝育试验手术，并在多次试验后，因不再具有试验价值，而被驱赶到比克瑙分营的几个毒气室杀害。在布亨瓦尔特、达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苏军女战俘在经历其他种类的医学试验后，又被特列宾斯基等纳粹医生注射毒剂杀死灭口。有些面貌出众的女战俘，还被集中营当局选中，强迫她们在营中妓院充当营妓。其中染上性病的不幸者或被迫怀孕者，最后依然逃脱不了被毒杀的悲惨命运。

　　1944年11月，纳粹德军奉命将手中的所有苏军战俘移交给盖世太保。此举进一步加快了苏军战俘被杀害的规模和速度。

　　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对其手下肆意杀害苏军战俘的行为持纵容和支持的态度。1944年9 月，他竟亲临毛特豪森集中营视察，观赏集中营司令官特意为他安排的一场“处死50名苏军军官的精彩表演”。到战争结束，被纳粹德军俘虏的580 万苏军战俘中，除100 多万人参加了卖国贼安德烈•弗拉索夫的伪军——俄罗斯民族解放军或充当纳粹集中营看守外，只有100 多万人幸存，另外的300 多万人全部被有组织地杀害或死于疾病与饥寒交迫。

　　美、英以及西欧国家落入纳粹德国手中的战俘，其生活待遇一般来讲要明显优越于苏军战俘，但也多次遭到被杀害的结局。突出的一例是47名美、英、荷兰被俘飞行员的悲惨境遇。1944年夏天，上述47名飞行员在对德国的一次轰炸中飞机被击落，跳伞后被俘。他们全部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并押送到素以杀害战俘闻名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执行死刑。集中营司令官马克斯•齐莱斯认为，无论使用枪决还是绞刑，都对飞行员们太便宜了。他于是采用了一种让他们吃尽苦头的处决办法，送他们去采石场做工，让不堪忍受的苦役和毒打把他们慢慢地折磨死。他们惨死的情景是后来由幸存的战俘讲述的：毛特豪森集中营的采石场是一个巨大的盆地，从地面上有一条用80块粗糙的大岩石块垒起的阶梯通往盆地底部。这47名空军战俘，每天光着脚，只穿衬衣和短裤，有的光着膀子。他们抱着或扛着25公斤到30公斤重的石块，沿着石台阶往上走，时不时地饱尝拳打脚踢，甚至被有意投下的石块砸伤。搬到地面还来不及放下，就又被赶下去，强迫他们搬一块比前一回更重的大石块。这样折腾了一天，到晚上收工时，已有21人活活累死。次日，党卫军又用同样的手法对付还活着的人。到第二天晚上，就只剩下一个活人了。

　　闻知战友们惨遭杀害，被关押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萨冈分部“3 号空军战俘营”的数百名美英飞行员决定越狱。他们以难以想象的毅力，挖通了1 条越狱隧道。1945年3 月24日，80名英国飞行员越狱成功。希特勒闻讯大怒，亲自下令杀害敢于逃跑的飞行员。3 月26日，盖世太保总头子缪勒下命令给布雷斯劳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突击队中队长沙尔贝文克，要他执行杀害重新被捕的飞行员的任务。尽管不少纳粹大员出面做希特勒的工作，还是有50名飞行员被杀害。这就是二战中有名的萨冈事件。战后，这两起惨案的罪魁祸首、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司令官马克斯•齐莱斯及其主要帮凶，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在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几十名文身的法国年轻战俘被集中营司令官汉斯•科赫的妻子伊尔丝挑选出来。她以注射防疫针的幌子给他们注射了致命的毒剂。其实，这些法国青年完全是无辜的，伊尔丝之所以杀害他们，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剥取他们的人皮，去制作各种工艺品，以满足自己酷爱“艺术”的嗜好。

　　在纳茨维勒集中营，汉斯•罗德等纳粹医生甚至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抓获到盟军的女官兵，一律使用注射毒剂的办法处死。为此，战后盟军法庭曾对这些沦为战犯的纳粹医生进行过严正的审判，直至判处死刑。这就是闻名欧洲的纳茨维勒集中营罪犯审判案。

第三章 吞噬上千万生命的人间地狱 —— 纳粹集中营

第二节 大屠杀之集大成者——奥斯维辛集中营

三、其他杀人手段

毒气杀人是奥营当局处死犹太人最普遍的方式，其它杀人手段还包括：对于企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过的囚犯，则有经常性的枪决和绞刑在等待着他们。至于因劳累过度造成重病或身体极其虚弱的囚犯，怀孕的女囚，尚不能参加劳动的幼儿，则被送入集中营医院特设的诊室，由党卫军的医生、护士给他们的心脏内用长针注入致命毒剂，使他们在几分钟内命归黄泉。对于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则使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奥斯维辛主营的7 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经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对象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型注射室。凡是到7 号楼就诊的病人，一入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者，则给予治疗；其他人编入另一组，送到“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疗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集中营当局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是因为这种方法简便、省钱、快速。被送人20号楼的囚犯，一进门就被护士扒光衣服；随后逐个被带进死型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CC；经过注射后，受害者需要经过20多分钟才会死亡。集中营当局认为这种杀人的方法速度仍然较慢，不能适宜大屠杀的需要，因而医生们改进了杀人技术：他们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入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接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 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 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 他曾在 4 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 300 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 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赛夫•克莱尔和赫伯 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克莱尔，常常认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选中的病人之后，还经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对象，即使 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经克莱尔用长针注射方法杀害的病人多达万人，他自己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 1200 多人。 他的两名囚犯助手特塞尔和潘辛格，也分别杀死了 12000 和 10000 名病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可是，凶残的克莱尔仍不肯罢休，如果在医院挑不出足够的病人，他还会深入各个囚室，把不幸的中选者强行拉进注射室，—一把他们杀死。以至在很长时间内，整个医院到处充满了恐怖的气氛。1942 年 7 月到 1943 年 2 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 20 多人，多时 120 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 20 号楼或 13 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 5 —6 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1944年春天，为了实施对匈牙利犹太人的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加快毒杀和焚尸的进度，集中营当局把对元首忠心耿耿的党卫军中士奥托•莫尔派来担任比克瑙四大焚尸场的总负责人。他是个典型的纳粹狂热分子，奉行的座右铭如下：“命令就是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即使是元首命令他烧死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照办。由于他对在焚尸场工作的囚犯和即将被送入毒气室杀害的男女囚犯异常的凶狠、残暴、粗野，囚犯们在暗地里都称他为“魔鬼”。他几乎没有常人的嗜好：喝酒、抽烟。嫖女人、去教堂礼拜……，人们见到的只是他无时无刻地肆意杀人。然而，说他全无嗜好也不是事实；至少他经常饶有乐趣地从事三样勾当：第一是想方设法地把人活活烧死。他刚一接管焚尸场，就对焚尸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更新，命令除使用原有的焚尸方法外，还要在场区内的空地上挖上许多大坑，以便在焚尸炉不敷使用时马上采用土法焚尸。莫尔的嗅觉还很灵，没有多久，3 个月内被纳粹医生们挑选出来准备处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到40万人的空前记录，有时医生们一日内竟必须进行5 次挑选，接受检查的犹太人数高达2 万多。当源源不断的匈牙利犹太人行列走进比克瑙的八大毒气室时，奥斯维辛创下每天毒死16000 人的记录，是1943年同期焚尸数量的4 倍；而焚尸场即使24小时连轴转，至多也只能烧掉8000具尸体。于是，莫尔备下的焚尸大坑立刻火势熊熊，浓烟滚滚，成百上千具尸体被投入其中。莫尔积极主动地为司令官分忧，他把相当一部分等待进毒气室的候选者，分流到烟火弥漫的焚尸大坑旁边。对身强力壮的中青年，莫尔及其部下进行排枪扫射。把他们解决以后，再把那些走向焚尸场的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和幼儿，和颜悦色地请过来。或用糖果把他们引诱过来，待他们靠近了焚尸大坑，他便一把抓住他们，推入或抛入坑中，然后双手叉腰地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垂死的惨叫。有时，他在集中营内发现了一些被纳粹医生进行了绝育试验后并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年轻女囚，她们从主营10号楼被淘汰到比克瑙女营。因为身体受到爱克司光强辐射或宫内反复注射的严重摧残，体质明显下降，变得周身伤痛，软弱无力，步履蹒跚。没等医生作出生死判决，莫尔就以分配轻工作为诱饵，主动把这些小姐骗到焚尸场，凶残地把她们一个个地推入火坑。在一阵脂肪被烧化的卿卿声中，少女们怀着满腔悲愤，化做缕缕清烟。第二，莫尔骨子里是一个淫虐狂。他多次命令几百个犹太妇女同时在自己面前一起把衣服脱光，待他过足了“裸体艺术”的欣赏瘾之后，再把她们推进毒气室。谁要是对他的欣赏加以拒绝，他就以皮鞭、棍棒和狼狗迫使她们屈从自己。第三，他随时会闯进毒气室的前站——妇女脱衣室，把那些年轻美貌的犹太妇女赤条条地拖出来，但不是豁免她们进毒气室的厄运，只不过是变换一下屠杀的手法。笃信纳粹种族卫生信条的莫尔，自然不会强奸被列为劣等种族的犹太妇女，尽管他承认被他挑出来的个个都是美女。这是他精心策划的打活靶的“奇妙极了”的游戏：他命令这些少女和少妇在场区内的草地上狂跑，欺骗她们说只要跑足里程即可免死。当她们跑得筋疲力尽，速度越来越慢时，莫尔随即掏出手枪向她们射击，把她们一个个击倒。过一会，再穿过一片片血迹，走来猛踢她们的裸体，并向那些还在喘息的妇女补上几枪。饱受他折磨的囚犯们当然不会忘记他，战后在奥斯维辛和他曾供职的其他集中营的审判中，莫尔都被判处死刑。最后，他罪有应得地走上了绞架。

据被迫在比克瑙分营医院担任门格尔医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医生尼斯利揭发，奥斯维辛的刽子手们还有一种经常性的杀人方法：每天晚上挑出 70 名失去 劳动能力的女囚，命令她们逐个脱衣走进诊室进行体格检查。她们刚一走进 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向她们的后脑射击，一枪即可毕命。被这种方法杀害的妇女足有数万人。

总计，被纳粹用毒气以外手段杀害的各国居民也在 60 万人以上。奥斯维辛 已成为 160 —200 万欧洲各国人民的坟墓。1945 年 1 月 27 日，当苏军解放奥斯维辛主营和两个分营时，总共只有 7600 名囚犯还活着（其中比克瑙分营5000 人， 内 3000 多个是女囚），而且其中不少人已经奄奄一息。这无疑可以载入吉尼斯记录。

四、奴隶劳动——缓期执行的死刑

当然，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于特列勃林卡那种绝对意义的灭绝营，它在大量灭绝犹太人的同时，又暂时留下为数不少的犹太人服苦役，当牛做马，允许他们筋疲力尽后自然地死去。每当新来到一批囚犯，党卫军的医生就会赶到火车站台上，对他们进行挑选：适合从事繁重劳动的青壮年男女被挑出来排成一队，走向劳役营。 经过剃发和消毒、刺上囚犯号码后，发给囚衣入营劳动；而老人、15 岁以下的儿童、孕妇、病人、残疾者则排成另一队，走向毒气室内被消灭。被选中准予入营参加劳动者，一般均低于被送往毒气室处死的人数；前者往往只占抵达者总数的 1 ／4 到 1 ／3 ，有时甚至只有 1 ／10 左右。纳粹医生对女性劳动能力的要求往往高于男性，有时即使是年富力强的少妇，只要拖儿带女，也会被认为不 适合劳动，而被医生赶进走向死亡的队列。即使被纳粹医生送进劳役营，也不意 味着绝对安全：医生们一般每月一次到劳役营内进行抽查，发现了因超负荷劳动而体质明显下降者，就随时把这些人带走，补充到下一批走向毒气室的人群中。

被纳粹医生准许入营充当奴隶者，过的完全是一种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无怪乎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军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后晋升为主营副司令官）在向新进入劳动营的囚犯们致欢迎辞时，毫不掩饰地对他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由于女囚的生活、劳动条件往往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1943年 1 月 27 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瓦扬一古久里，两年半以后在 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做的证词，足以勾勒出女囚在该营中的悲惨遭遇：“我是与 230 名法国妇女同车被押往该地的……，230 个人当中，只有 49 人在战后重返 法国。一位 67 岁的老太太，入营 4 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一位女歌唱家，因 为安装了一条假腿，在进行挑选时，立刻被纳粹医生驱赶进毒气室。还有一名年仅 16 岁的女学生，也很快被摧残死了……到了比克瑙分营，我们被带去进行消毒。我们都被剃光头发，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编号；随后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 再洗冷水澡。当着男女党卫军的面，我们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给我们分发 了肮脏的破旧衣服，一条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被带进居住的囚舍。屋里没有床，地上只有一 块两米见方的铺板，没有草垫，更没有被褥。“

“我们在这样的囚室里熬了好几个月，整夜都难以入睡，9 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动弹一下就会打扰别人。凌晨 3 点半，女看守的嚎叫声就把我们吵醒了。我们在棍棒的殴打下从铺板上爬起来，被驱赶着去参加集合与点名，连濒临死亡的人都 要被拖出去。 我们被分成五人一行站队，一直站到东方破晓，在严寒的冬夜中要站到七八点钟。”

“如果碰上雾天，有时要站到正午，等待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女看守来点名。她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人手持棍棒，随意打人凌辱人。一个名叫热尔梅娜• 勒诺的法国女教师，在集合时，竟被女看守打得头破血流。点名之后，才编成大队去上工。”

“我们在比克瑙的劳动主要是清理被拆毁的房舍、筑路，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活儿是排干沼泽。这项工作也最具危险性，整天要赤脚站在水里，随时都有陷下去的危险。”

“政治部的盖世太保和男女看守时时刻刻都在监督着我们，随便用棍棒打人，指使狗咬人，很多女囚犯活活被咬死。而那个纵狗咬人的女看守陶贝尔却站在一 旁幸灾乐祸地狞笑着。”

“妇女落到比克瑙这种地方，致死的原因实在太多了，但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最起码的卫生条件。我们 12000 名女囚仅有一个供水龙头，水还不能饮用，而 且时有时无。这个水龙头偏偏又安装在德国女囚的盥洗室里，要通过一道岗哨才能达到。 ”

“站岗的都是些罪犯出身的德国女卡波（即囚犯工头），她们寻找一切借口拼命毒打我们。因此，对女人来说不可缺少的洗澡和洗衣，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 3 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未能穿上一件干净衣服。碰上有积雪，我们就化雪水洗涤；春天来了，我们就在上工路上找个水坑，连洗带喝，洗衬衫又洗裤子，最后还要 洗手洗脸。”

“ 我们渴得要命，由于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次 1 ／8 升的草汤水喝，有的难友活活渴死了。”

不要以为进毒气室只是犹太妇女的专利。1943年以来，集中营当局出台了新政策，所有国家的女囚，包括德国女囚中的政治犯，一旦染上重病，同样要被选送到毒气室处死。古久里女士叙述到：“1943年2 月5 日清晨3 点半，整个集中营的人都被叫醒，集中在营区外的一块开阔地上，而平时的集合地点是在营区内。天上下着雪，我们一直等到5 点钟，都饿着肚子。突然，随着发出的一声信号，每个女囚都必须一个接一个地穿过一道门。党卫军强迫我们尽力跑快，每个人身上都挨了棍子。那些因太衰老和太虚弱而跑不快的妇女，都被一个个用挠钩勾住，并押送25号囚舍，也就是进毒气室的等候室，女囚们称之为升天之门。这一天，仅我们组就有10个法国妇女被送到25号囚舍。死在25号囚室会比死在其他地方更加恐怖。因为关在这里的都是注定要死的女囚，所以只有当伙房有了多余的残汤剩饭时，才拿过来给这里的女囚吃。这意味着她们可能一连几天也喝不到一滴水。许多党卫军都是些淫虐成性的家伙，比如比克瑙女营的长官赫斯勒、党卫军班长刁巴尔，他们连这些即将死亡的女人也不轻易放过。对这些浑身赤裸的女囚又踢又打，放纵凶狠的狼狗，把她们咬得血肉模糊，则是他们取乐的惯常手段。25号囚室的院子里，经常摆着成堆的尸体。尸堆中间，不时会伸出一支手或一颗脑袋，试图从尸堆中挣扎出来。如果有的女囚擅自去照料关进25号囚室的女囚，一经发现，她们就会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关进25号囚室，成为同样不幸的受害者。法国女囚的地位，在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中是比较高的，享受的待遇尚且如此。那些处于最底层的犹太女囚的命运就更加猪狗不如。法国女囚的居住条件虽然相当简陋，但一间四室内，毕竟只安排9 个女囚住。而比克瑙的犹太女囚们，住的是不经改造的仓库或马厩，一个国室内要安排1500—2000人。许多人因面积过于狭小，夜里根本不能躺下，只能缩成一团地坐着。如果像法国女囚那样，每天每人得到两次八分之一的草汤，她们必定会欢呼跳跃，因为她们一千多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桶水，连喝带洗都用它。她们每天不管犯不犯过失，也会遭到鞭打，党卫军为的是让她们不要忘记自己是犹太人。她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也更高。一旦患上疾病，她们没有权利去医院就诊，也不敢求助于纳粹医生，他们正巴不得发现有病的犹太人，以便随时对她们进行特别处理——也就是送进25号囚室等死，或带到20号囚室接受心脏注射。因此，患病的犹太妇女只能强忍苦痛，继续劳动，直至筋疲力尽毙倒在地。由于她们是种族灭绝的重点对象，根本就没有生育的权利。不到出现临产前的阵痛，党卫军女看守决不会准许她们中止劳作。婴儿出生后，平时根本不在囚室露面的党卫军医生护士，就闻讯赶来。但他们不是来照料产妇，而是来给婴儿注射毒药针的，这是他们的一项必须履行的职责。遇到喜爱恶作剧的纳粹护士，婴儿的命运就更悲惨，她会把婴儿放到一个僻静无人的房间，听任婴儿活活饿死或冻死；或者把婴儿送到焚尸场的恶魔奥托•莫尔那里，由他把婴儿抛入火势熊熊的焚尸炉。碰上门格尔这样的杀人医生，生孩子也足以构成死罪，产妇只剩下进毒气室一条路。因此，不少临产的犹太孕妇往往横下一条心，宁可由同情她们的女囚医生秘密做人工流产，也不愿让无辜的胎儿到世间活受罪。其实，集中营中的囚犯早已一无所有了。一到奥斯维辛的站台，他们所携带的一切物品即被强行夺走。获准留下工作者，被榨干全部血汗。他们的人格与尊严，根本无人考虑。不但被看守们打来骂去，还被强迫吃掉别人的粪尿。更有甚者，一些党卫军别出心裁地搞“人狗结婚”，即唆使受过特殊训练的大型警犬，对三四岁的茨冈女孩进行强暴。不仅如此，恶棍看守还强迫女孩的母亲到现场观看。

负责维护集中营的恐怖统治、镇压囚犯反抗的职能机构是政治部。它是盖世太保的派出机构，设在奥斯维辛主营。政治部主任是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马克西米连•格拉布纳，他和属下卡杜克、勃格尔、布罗德、霍夫曼、胡斯台克、拉赫曼、维南德等十余人，个个都是对囚犯如狼似虎的杀手和恶棍。政治部的第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执行死刑。主营10、11号楼之间的一大片空场被辟为专用行刑地。每天，政治部人员都会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苏军战俘、政治犯、企图逃跑或其他犯有重罪的囚犯从牢房带到这里，执行枪决。有时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尤其是对试图逃跑又被抓回者，要在全营进行大点名时，把他们公开绞死。其次，是对犯有过错的囚犯进行刑讯。他们实施的刑法五花八门，据格拉布纳战后在克拉科夫法庭交代：根据集中营司令官霍斯的命令，政治部在进行审讯时，经常使用如下刑罚：1 ．荡秋千。即绑住囚犯的双手，然后让囚犯蜷曲起双腿，再把捆绑的双手放在上面，在腰窝和双手之间穿一根竹竿，让囚犯头朝下摇晃，同时用鞭子和木棍抽打。

　　2 ．摧残男女囚犯的生殖器。用长针刺入他们的睾丸，或者狠命地踩睾丸；对于死不吐口的囚犯，就干脆踏碎睾丸，使他们在难以忍受的巨痛中死亡。对女囚，则把作用强烈的坐药，塞迸她们的阴道，叫她们领受近似下地狱的滋味。

　　3 ．灌水。捏住囚犯的鼻子，强行往嘴里灌水，经常要灌进10公斤一桶的水。

　　同时，对其进行抽打。

　　4 ．骨折。即打断囚犯的肋骨、颔骨。

　　5 ．关入地牢。所谓地牢，其实只是一个烟囱型的特殊建筑。里面暗无天日，不见一丝光线。由于空间极为狭窄，囚犯们只能站立或蹲着，而无法躺下。看守们不提供任何饮食，囚犯们饿得发慌时只得吃食死去难友的尸体，最后仍不免一死。

　　培养卡波，也是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卡波，即是卖力地干活，同时又能模范遵守集中营各项纪律甚至甘心充当纳粹分子走狗的囚犯。一旦获得政治部的认可，给他们带上黄色臂章，他们立刻就获得监督、拷打、折磨甚至杀害其他囚犯乃至自己同胞的特权。他们的特权还在于可以蓄长发，完全不参加劳动，饮食也比一般囚犯的标准高10倍以上；非犹太人的卡波甚至经允许后，可以进入焚尸场的女脱衣室，挑出犹太美女，供自己发泄兽欲后，再把她们推进毒气室；或者进入供党卫军一般士兵有权进入的营中妓院享乐。一经尝到甜头，卡波们就以倍加的忠诚来回报主子，折磨囚犯的招数，无所不用其极。战后不少幸存的囚犯证实，对于捅娄子的囚犯而言，落到卡波手里甚至比落到党卫军手里更惨。卡波们明知所犯的不过是小错，却往往按大过加重惩处，以此向主子表明自己尽职尽责。卡波对有过失囚犯的惩罚办法包括：1 ．最轻的过失也要打25鞭子；2 ．过错较重的囚犯送进惩罚室，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死亡；3 ．不给发全份伙食，整夜拷打，使之无法睡觉，患病也不准治疗；4 ．罚女囚裸膝跪在棱角尖锐的碎石上，双手各举一块大石头，而且必须高高举过头顶，稍一弯动，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通过卡波制度，纳粹分子既分化了囚犯营垒，又给自己培养出一批得力的走狗，从而加强了对各个囚犯的监管，在集中营的各个层面安插了耳目。

　　政治部的再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广大囚犯队伍进行监督，制止其逃跑、抗争、怠工、建立地下组织，严防囚犯和内部工作人员泄露集中营的各项秘密。他们以威逼利诱的种种手段，在主营、两个分营和39个卫星营中，布下一张特情密探网，在各国囚犯、监工乃至党卫军男女看守中都安插了耳目，日夜监视着全营各方面人员的一举一动，盖世太保的影子可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天，盖世太保指挥的巡逻队24小时乘坐汽车或摩托车往返巡逻，随时搜查他们认为可疑的囚犯，并禁止男女囚犯、各营舍之间的囚犯、不同民族之间的囚犯进行接触和串联。为了更加直接、密切、及时地监督。跟踪不轨行动，盖世太保采用各式各样的卑劣手法，收买囚犯中的败类充当奸细，破坏了不少酝酿中的抵抗斗争。不过，一旦内奸的身份被囚犯们揭破，他们的主子马上就会打发他们进毒气室，丝毫不心疼手软。尤为阴险的是，盖世太保为了侦破某些重大案件，往往屈尊冒充囚犯。他们穿上破旧的囚衣，故意让同伙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进入囚室以后，就大骂卡波和看守，引来他们把自己痛打一顿，以骗取囚犯们的信任。果然，有不少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囚犯上当，他们甚至在走向刑场的前夕，把埋在心底多年的机密，吐露给这些伪装成勇士的险恶敌人。　

五、以“劣等种族”代替豚鼠进行惨绝人寰的医学试验。

　　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纳粹医生还允许一些年轻的犹太男女、吉普塞人和非犹太政治犯不从事苦役，也不杀死他们，但他们的命运却往往比迅即被毒杀者更悲惨——他们将像试验用豚鼠一样，被纳粹医生和专家、教授们多次进行活体试验。即使在惨无人道的手术中没有因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去，也往往会在失去试验价值后被杀害，或者枪杀，或者驱入毒气室。就算极少数幸运者苟全了性命，也必然会变成终身残废或至少丧失掉生育能力。

　　根据主管部门——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的指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可以由全国的纳粹医务工作者共享。医生们只要向集中营当局支付6 —15马克，即可任意支配一名健康的男女囚犯的生死。这样，在奥斯维辛主营以及比克瑙、莫诺维茨分营的医院和手术室、试验室，经常有数十名党卫军或大学、研究所的医生或科研人员，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和各种器官进行名目繁多的残酷试验。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医生和科学家进行活人试验的最大场所，战后据纽伦堡国际法庭确认，这里至少进行过21种医学科学实验：1 ．从女囚的子宫颈上切下人体组织，直至切除掉子宫颈甚至整个子宫；2 ．借助专用特殊器械通过高压将一些未经试验的新制剂注射进女囚子宫内，继而对其子宫和输卵管拍摄爱克司光照片，然后进行性器官功能检查；3 ．对年轻女囚的盆腔照射超大剂量的爱克司光射线，以后并摘除她们的两侧卵巢；4 ．子宫颈癌细胞接种试验；5 ．腹腔局部炎症手术；6 ．对年轻犹太男子进行睾丸部位爱克司光超大剂量辐射，以后并切除睾丸；7 ．根据法本、拜尔等德国化学公司的要求，将多种新药和新型化学制剂注入年轻女囚体内，观察其反应，研究相应的完善办法；8 ．在男囚的腿部皮肤上使用化学刺激试剂，造成人工溃疡和发炎性肿瘤试验；9 ．强制遭受绝育试验的男女同健康的异性囚犯进行性交，以检测绝育手术的成效；10．人工剥离活人的皮肤；11．人工传播疟疾；12．人体高压仓负压试验；13．被冷冻人体的回暖试验；14．人工受孕试验；15．人体心脏对酚类药物的反映试验；16．制作人体医用标本；17．化脓性蜂窝组织发炎的人工培养；18．孪生儿童的测量与研究；19．强制性改变性别试验；20 ．人体皮下注入煤油的敏感性试验；21．眼球颜色变色试验。最大宗的一项医学试验是强制绝育。

　　以德国著名妇科专家卡尔•克劳贝格为首的一批纳粹医生，受希姆莱的委托，旨在发明一种经济、便捷的女性绝育方法。他们以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为由，骗取了大批女囚的合作。随后使用一种超长的注射器，将一种效果尚不肯定的溶液，通过宫腔强行注射到她们的输卵管内。这种溶液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它是借助腐蚀输卵管内壁造成堵塞引起绝育效果的，因而，承受这一试验的众多犹太妇女遭受到极其疼痛的侵袭，有的人还因医生们草率形成的宫腔创伤导致大出血而死亡。战后，据一名曾为克劳贝格医生服务过的党卫军小队长回忆，在他任职期间，每周都要从克劳贝格医生工作的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内，运走几具已被解剖过的女尸送往焚尸场烧掉。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康采恩也没有放过奥斯维辛的廉价囚犯。他们与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药剂师勾结起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种种正在开发的新药。服务于这一宗旨，纳粹药剂师克劳修斯给200 名苏军女战俘注射了比正常剂量高十几倍的荷尔蒙。此举使这些姑娘的内分泌功能发生严重紊乱，几天内就在极度痛苦中全部死去。正在实习中的党卫军医生和德国医学院校的学生，也纷至沓来任意截下囚犯们的肢体和内脏，摘除女囚的乳房、子宫和卵巢，以便使自己的技能迅速提高。

第三节 各有千秋的其它集中营

三、达豪集中营。

　　位于德国西南部大城慕尼黑远郊的达豪集中营是纳粹德国最初的集中营。这里先后关押过25万（一说是206206人）欧洲各国的囚犯，其中7 万多人被害死。在该营被美军解放之前的一个月内，刽子手们达到疯狂的地步，平均每天杀人1800人。该营也是纳粹医生所谓医学试验的发端地，早在1940年初就开始进行罪恶的活人试验，共作过各种医学试验5000多次，数以千计的囚犯在试验中不堪忍受剧痛而死或事后死于后遗症。达豪集中营的纳粹医生所进行的海水代食试验堪称残忍的典型。他们挑选了100 多个强健的吉普赛小伙子作为试验对象。试验期间，吉普赛青年们得不到任何食物和饮水，而由纳粹医生将导管插入他们的肛门，把高浓度的海水灌注到他们的胃里。这一招往往导致青年们面容迅速衰老，脸上很快布满皱纹。此后，医生还要用长针穿刺他们的肝脏，抽取肝液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手术经常引起巨痛和内出血，所以即使强健的小伙子也常常难以忍受。有40多个小伙子在手术中当场死亡，当时侥幸未死的接受试验者，事后也大多逃不脱被枪决的下场。

　　这里孕育出以后各个集中营的司令长官、看守长以及其他骨干。例如，鲁道夫•霍斯，30年代中期还不过是达豪集中营的一名看守中的小头目，因工作积极有成效，被集中营长官艾克相中，以后被一再提拔，先担任达豪集中营的看守长，又担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司令官。

　　四、布亨瓦尔特集中营。

　　位于德国文化、艺术圣地——魏玛附近的布亨瓦尔特集中营，是来自欧洲25个国家的56000 多个犹太人、苏军战俘和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的墓场。德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台尔曼，经过11年的摧残后，被纳粹分子暗杀在这里。使这座集中营恶名昭彰的又一个因素是，女战犯伊尔丝•科赫伙同其他纳粹医生，在这里残杀囚犯，目的仅仅是剥取他们的皮，加工成高档工艺品。艾塞尔等医生“酷好人体造型艺术”，他们仿照拉丁美洲某些原始部落的做法，把英俊少年或美貌少女亲手杀死，割下他们的头；再往脑腔中灌进烧红的沙砾，使头颅逐渐萎缩，最后变得只有甜橙大小，而面容毫不改变。医生们把这种“艺术人头”当作珍品，逢年过节时，用来馈赠同事和密友；或者专门请同事们到家中欣赏。布亨瓦尔特集中营还是纳粹医生积极利用囚犯代替豚鼠进行残酷的活人试验的场所，除进行其他集中营搞过的各种试验外，还以对大量的同性恋男囚强制切除两侧睾丸而著称，大约有近百名男囚因此死于纳粹医生的手术刀下。1944年冬天到1945年初，囚犯当中流行疟疾。纳粹医生非但不予救治，反而视做大显淫威的好时机。丁格、瓦格纳、艾塞尔、布鲁纳（女）等医生，把大量病人带进注射室，给他们注射煤油和汽油，每天经他们这样“治疗”而死的妇女和儿童，少则上百人，多则300 多人。

　　五、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以其大批屠杀苏军战俘而闻名，估计有18万名苏军战俘在此毙命。屠杀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营内的医院中进行的：男战俘被叫去测量身高，一旦照准位置站到那里，一块沉甸甸的铁锥就会突然从空中“落到”他的后脑上，他甚至来不及喊一声，就悲惨地被夺去生命。对女战俘，医生们则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法将她们杀死。当苏军大踏步地向德国境内挺进时，屠杀便不再那样从容不迫，成群的战俘被赶去挖大坑或壕沟，事成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是机枪扫射，随后尸体又被踢入坑里埋掉。

　　六、瑙因加莫集中营。

　　位于汉堡附近的瑙因加莫集中营，因对犹太儿童进行惨无人道的医学试验并加以杀害而闻名。纳粹医生赫斯梅耶尔等使用100 多名15岁以下的欧洲各国犹太儿童进行肺结核新疗法试验。他给每个儿童都注射了超量的肺结核病菌，使他们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孩子们最后得到的报酬是被残酷地绞死。刽子手医生赫斯梅耶尔在二战后数次逃脱惩罚，直至60年代，才被民主德国司法部门捕获，判处终生监禁。

　　七、雅诺夫集中营。

还有一些知名度较低的小型集中营，然而其杀人规模之大和屠杀手法之残忍，同样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例如，设在波兰东部的雅诺夫集中营，在欧洲各国论述纳粹战争罪行的主要著作中鲜少提及。但是，在它存在的短短2 年时间内，竟有15万多男女囚犯死于非命，其中包括8000多个儿童。该营未设毒气室，杀人的方法是枪杀甚至更原始的方法。集中营的司令官名叫布鲁姆•维尔豪茨，军衔是党卫军上尉。这位长官的日常工作之一便是“打活靶”。他经常带着夫人来到高高的阳台上，观看囚犯们劳动。一旦觉得哪个人不顺眼，马上端起自动步枪对他开火。这种运动常常进行半天，几十名囚犯毙倒在地。他的妻子爱尔弗里德，也是一名残忍的纳粹女杀手。在阳台上，她经常从丈夫手中抢过枪来，同样向囚犯人群中频频射击，许多囚犯非死即伤。维尔豪茨哄女儿的游戏也充满血腥味，他拉上女儿来到犹太儿童附近，然后突然抓起一个三四岁的幼儿，使劲向上抛去，并在这一刹那向他开枪，鲜血从空中撒到地上。久而久之，4 岁的女儿也开始纳粹化，爱上了这种残忍的游戏，一再要求爸爸“再来一次”，而她的战犯爸爸从来不曾拒绝女儿的要求。上行下效，凶残的司令官必然带出一帮凶残的下属。党卫军中士维普克，正是一个这样的下属。他曾不止一地向同僚们夸口，自己一斧子就可以把人劈成两半。他的同行艾利希对此表示怀疑，提出以10瓶啤酒来打赌，随后就拉来一个八九岁的犹太男孩。维普克命令男孩跪在地上，闭上眼睛，随后抡起斧子比试一下，然后即铆足全身力气，抡圆了大斧，奋力从男孩的脖子旁边劈下去。无辜的男孩就果真被劈成两半。“棒极了”，艾利希带头喝彩；“好哇”，“太妙了”，刽子手们一齐欢呼；随后就在男孩血肉模糊的尸体旁边，痛饮起啤酒来。盖世太保警官海涅杀了人，还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因为他们太愚蠢，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回答不上来。他的那些问题其实既无聊也无边，不论你的答案如何，最后的结果都被他说成是错误，然后对准答题者就开枪，一枪未打死，就连续开枪；或者拿起刺刀在受害者身上乱割乱刺，折磨够了，再把他们开枪打死。除掉这些富有个人特色的杀人手段外，刽子手们也有共同使用的屠杀方法：在冬天，他们把受刑者捆住手脚，扔进装满冷水的大桶内，把他们生生地冻死；在夏天，凶犯们把受刑者绑在室外的水泥柱或电竿上，让他们成天顶着三四十度的高温酷暑，直到把他们晒死。他们也借助于军犬来行凶，把囚犯五花大绑再高高地吊起来，或者把囚犯打得半死，此时他们放出凶恶的军犬，在毫无抵抗能力的囚犯身上猛咬一通，把他们撕成碎块，刚才的活人迅即变成一具具骷髅。还有一种酷刑是，两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两腿，用力往不同方向拉扯，硬性把人撕裂。甚至3 岁以下的走路还不稳当的幼儿，也成了党卫军刽子手们滥施淫威的对象，他们抓住幼儿的双脚，把他头朝下地浸入水中呛死。如果需要处理的囚犯太多，刽子手们便改用简便的杀人方法：先把囚犯打得迈不开步，再抛入防范严密的惩罚室，让他们自然地冻死或饿死。

最终，该集中营的幸存者大概只有数百人。

第九章 灵魂错位 —— 医生竟以屠杀为己任

第一节 纳粹主义从精神上摧毁了德国医学界

古往今来，身披白色长衫的医生护士，始终以救死扶生为天职，成为倍受世人尊敬的楷模之一。谁曾想到，20 世纪 30 年代像瘟疫一般席卷德国的纳粹主义，以其有史以来罕见的异端邪说，摄取了数千万德国居民的灵魂，使他们沦为跟在纳粹侵略战车后面狂奔的炮灰。更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积极追随希特勒的大屠杀国策，甘心为虎作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大屠杀的方方面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可悲的是，其中就包括大批医生护士在内。1933 年 1 月底，在德国全部 52000 名获准开业的医生中，有 2786 名是民族社会主义医生联盟的正式成员。以后，同希特勒站在一条战壕中的德国医生日见增多。纳粹统治后期，大约有 45 ％的德国医生，参加了纳粹党；10％左右的医生是党卫军的成员；三分之二的女护士加入纳粹党或其妇女组织——全德少女同盟。那么，究竟有多少德国医务人员堕落成为战犯呢？大致看来，有 1000 多名医生（其中 350 多人曾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参与了“挑选”、死亡注射与活人试验；600 多人参与了“种族卫生”与“无痛死亡”）和 2000 多名护士。从犯罪行为看，他们大都参与了与“种族卫生”有关的各种罪恶活动。种族理论是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雅利安民族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才华，他们具有领导全世界的神圣职责，是不容置疑的统治民族。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卑劣、无耻、恶毒、贪婪、淫荡的民族，他们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是必须立即加以根除的败类。吉普赛民族对人类的危害只比犹太人稍好一些，可以缓期执行死刑；斯拉夫民族不具备任何创造力，只有在雅利安人管理下，才不会对世界发生负面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只配当奴隶。世界上最危险、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种族间的不负责任的混交，德国妇女只要同犹太男子发生一次性关系，她的后代就会全部退化为杂种。因此，纳粹的理论家告诉德国的医生护士，他们的首要任务还不是为病人解除病痛，而是维护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因此医务人员中的忠实党员应当不遗余力地从事以下四大任务：一是确保种族卫生，限制和缩小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劣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最终使用医药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二是研究各种科学高效的杀人手段，尽快推进“最后解决”；三是对那些暂时还需要他们的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和苏军战俘、异族劳工，必须对他们实施强制绝育，确保他们不致玷污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四是利用犹太人、茨冈人和斯拉夫人进行新技术、新疗法、新手术、新药品的实验，哪怕这些劣等种族在试验中死去。上述 3000 多名医生护士，就是以上 4 类非人道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参加者。“种族卫生”科学研究的全国性总负责人是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他对雅利安民族的极端盲目崇拜，促使他于 1935 年创立了遗传研究基金会，作为全国各个相关研究单位的领导和协调机关。希姆莱自任基金会主席，秘书长则始终由党卫军上校沃尔弗洛姆•希维尔斯担任；最关键部门一科研部，由忠实的纳粹党徒、党卫军准将瓦尔特•乌斯特担任，他也是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慕尼黑大学校长。他们依靠一个由相关学术领域内第一流学者、专家组成的顾问班子提供咨询和参谋。以研究种族卫生为主旨，立时使该基金会在党卫军内部处于中心地位，该基金会也是党卫军内部最机密的机构，进入其本部和下属各个研究所工作的成员均须经过特殊审查，并进行忠诚宣誓。即使到了 21 世纪之初，该系统究竟从事过多少罪恶勾当，世人也未必全部知晓。

遗传研究基金会成立不久，又建立了“人种研究中心”，它拥有 50 个分支研究机构，在其学术研究骨干中，大学教授和讲师占了很大比重，该中心的医学部由沙尔勃鲁赫教授领导，它在各大学有 214 名男性和 179 名女性研究人员，在各研究所有 81 名男性和 141 名女性研究人员。这还不包括党卫军武装部队、三军以及私人工业企业部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战争爆发后，遗传基金研究会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又成为进行军事科学特别是军事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心。它与武装党卫军卫生保健学院合伙，成为党卫军内部最恐怖的一个部门，其基本任务就是经常性地使用并非自愿的活人（主要是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进行罪恶的非人道医学试验，而完全不考虑接受试验者的基本权利。纳粹的研究人员甚至设计出许多“终极试验”，即这些试验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试验对象死亡。纳粹医生与科学家进行的活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于种族卫生的医学试验。绝育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30 年代以来，纳粹政权将绝育作为一种国策加以推行，实施于那些被认为患有难以治愈的重病人群身上。而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政权认为不允许繁殖的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为数众多，使用传统的绝育方法对付他们，变得既昂贵又无效率。因此，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下令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以求发现一种快速进行绝育同时又使受害者难以觉察的方法。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党卫军少将卡尔•克劳贝格致信希姆莱，称他可以通过将一种名叫贝母制剂的化学物质注入子宫的手段达到使大批妇女简便地被进行绝育的目的。由于宫内注射往往是常规妇科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偷换注射液的种类，受害妇女也不易感觉。这样，一个医生带领 10 名助手，在一日内即可给至少 1000 名妇女作完绝育手术。元首府办公厅负责人维克托•布拉克则向希姆莱推荐另一名研究绝育新方法的医生一霍斯特•舒曼。他使用爱克司光照射的办法对大批男性进行绝育，后来又把妇女也作为绝育对象。这两名专家均先后在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进行了反复试验，导致他们丧失生育能力、伤残甚至死亡。门格尔等纳粹医生也使用注射新制剂的办法，对女囚进行绝育试验。除上述两个集中营外，布亨瓦尔特、达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纳茨维勒和贝尔森等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和科学家也利用男女囚犯进行各种方法的绝育试验。尽管绝育试验造成男女囚犯大量伤亡，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没有一个纳粹医生和科学家停止绝育试验，一直于到第三帝国覆灭。限制非优等种族的人口增长，是纳粹党征服欧洲庞大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如果第三帝国再延续几年，斯拉夫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都将成为大规模绝育受害者。同时，纳粹医生们进行的绝育试验也是为纳粹德国化工与制药垄断财团服务的：直至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始终未能研制出具有广泛开发前景的避孕药剂，而全靠从英国进口。战争开始后，有眼光的德国垄断资本家发觉，开发研制国产避孕药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因此，他们不惜花费重金，委托许多纳粹医生和专家学者们积极进行开发。上述克劳贝格医生和门格尔医生都是直接的接受委托者。第二类医学试验的目的在于为纳粹德国的军事作战服务，并且是在武装部队或党卫军医学部门指导下由纳粹空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高压仓和人体忍受低温极值的试验；纳粹海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活人饮用海水可能性的试验。武装党卫军在布亨瓦尔特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伤寒、霍乱、天花、白喉以及黄热病的疫苗，同时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传染性黄疽病疫苗。党卫军的医生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治疗外伤的新手段，他们在试验对象身上故意制造创伤，再使用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从而测试药物的有效性；党卫军医生的试验还包括测试骨骼、肌肉、神经组织的再生能力以及接骨和骨骼移植；他们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测试人体抗御芥子气和碳酸氯气的方法，在布亨瓦尔特试验治疗黄磷烧灼人体和毒气弹损伤的新疗法。他们的试验当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为此惨死，其中一些囚犯直至被烧成焦炭。

因此，党卫军的医务人员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物学战士”。党卫军的医生大部分在武装党卫军各正规部队供职，只有 350 名左右被分配到各集中营工作，统归党卫军上校厄诺•罗令调遣使用。上述研究直接置于希姆莱的严密控制之下。在柏林，负责指导全国“科研”工作的是帝国卫生部专员卡尔•勃兰特和党卫军卫生处主任医师卡尔•格布哈特；协助此二人工作的是武装党卫军柏林卫生研究所所长约阿西姆•姆鲁果弗斯基。

英美等盟国专司调查纳粹战犯罪行的机构提供的报告表明，参与纳粹集中营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共计 350 人左右，他们进行“挑选”——把老、弱、病、残、孕等不适合劳动的囚犯挑出来，送往毒气室杀害；他们监督毒气室内的处决情况，发现有幸存者，则提醒有关党卫军把他们干掉；他们使用注射器直接杀害重病人和刚出世的犹太儿童；他们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从事各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在所有的供职于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医生中，只有威廉•明希是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难得好人，他宁可受到党卫军处分，也断然拒绝参加“挑选”、死亡注射和活人试验 。战后，几十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囚犯，听说他被美军占领当局列入战犯名单，急忙联名致信有关方面，坚决把他保释出来。而那另外的 349 人，恐怕都是战犯或犯有罪责的人。除此之外，战犯还应包括那些虽不曾在集中营工作，但积极支持上述医生的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例如门格尔的恩师一奥特马尔•弗许尔。

由于人们对白色工作服的传统理解，大致有半数左右的罪行达到战犯标准的纳粹医生逃脱了法网，至少是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受到应有的惩罚。

下面几节就是几个比较典型的医学战犯事例。

第二节 死亡天使 —— 尤塞夫•门格尔

1943 年夏，门格尔染上了斑疹伤寒，他刚一痊愈，马上以惯用的报复性的狂暴手段来对付传染病源——他把比克瑙分营整整十个囚舍的女囚 1500 多个女囚，不分清红皂白全部赶进毒气室杀害，而其中大部分人身体健康。对于其大规模挑选杀人罪恶，门格尔竟有一套诡辩理论：“当一个犹太人孩子出世时，或者当一个妇女来集中营时即已怀孕，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孩子。我不能给孩子自由，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再自由地生活下去。我不能让孩子留在集中营，因为这里没有能够使孩子们正常成长的便利条件。把孩子送进焚尸炉，而不让母亲在一旁亲眼目睹孩子的死亡，是不人道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母亲和孩子一同送进焚尸炉的原因。”其罪行之二是亲手杀害患病或接受其手术的女囚，多数人是被他注射了致命的毒剂；几个匈牙利犹太少女被他通上高压电流，电击而死；一位吉普赛少女在手术时昏迷，竟被他切下了脑袋。其罪行之三是给 3000—6000 名犹太女囚强行绝育，使用法本、拜耳公司刚刚研制出来且未经动物试验的避孕药或毒剂在她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注射；大部分人以后又被杀害，侥幸活下来的女囚也大都丧失了生殖能力。门格尔最感兴趣的科研活动是进行孪生子女的研究，其目的是发现一种简洁的途径，使德国妇女普遍生出双胞胎或多胞胎。为此，他对 2200 多个孪生子女逐个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除掉抽血和各项常规化验外，还要别出心裁地抽取骨髓和脊髓，切割她（他）们的性器官，刺穿他们的眼睛。经过上述极为残酷的试验，90％以上的孪生子女均因不堪折磨而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苏军解放时，只有 180 多个孪生子女还活着。而据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现居美国纽约的前罗马尼亚籍犹太人艾娃•莫泽什证实，自从她和孪生妹妹米丽雅姆被纳粹保安警察抓走、送进奥斯维辛比克瑙分营内门格尔的试验室以来，总共有 1500 对孪生子女被送到这里。不仅如此，他还不放过孪生子女的母亲，经过百般测试后，还要对她们进行活体解剖，仔细研究其子宫的结构与特征。曾经长期负责处理门格尔及其同伙进行试验后死去的囚犯尸体的前特别行动队员菲利普•米勒在战后作证说：“许多尸体惨不忍睹。这些尸体一般都被肢解，或经过解剖。许多是青年男女的尸体，身上留下各种各样的灼伤，睾丸上或躯体的较下各部位有溃烂处，或者腹部和大腿上有脓肿。另外一些尸体则呈红中透青色；或者面部发青，牙关紧咬。”

第三节 把囚犯当成豚鼠的恶魔 —— 霍斯特•舒曼

极为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使他不相信也不允许敌对种族中存在英俊少年和绝色美女，特别是在被纳粹认为属于十恶不赦的犹太人当中。因而，当他挑选用以作为试验对象的人选时，他尽可能地把所有犹太美男子和美女首先挑出来，这样他们的生命很快即将不复存在，至少美貌将荡然无存。据说希腊与荷兰盛产美少年和美女，他就把选择对象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的青年男女囚犯身上。的确，这些美貌的犹太青年男女只有 10％得以活到战争结束。他们纷纷死于伤痛、并发症、手术失误、体能耗尽和休克。一进入手术室，舒曼立即收敛起温文尔雅的假面貌，顿时变得凶狠。粗暴而野蛮，男女“病人”动作稍微慢了一拍，或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马上就要高声呵斥，对一丝不挂的男囚拳脚相待，对脱光衣服的少女推推搡搡，强使他们站在特制的爱克司光菱型灯泡前接受超剂量的照射，对男性照射睾丸，女性则照射下腹和盆腔。为测试不同强度的辐射效果，他经常变换照射剂量。经过5 —15 分钟的“治疗”，这些青年男女的生殖能力即遭破坏，不少人的阴囊或外阴被严重灼伤，变得发黑并很快溃烂。因白细胞大量受损和激素紊乱，接受手术的少女们呕吐不止，腹部皮肤被大面积烧伤，疼痛钻心，在地上打滚。然而，对这些不幸的男女而言，这不过才是第一关。此后，接受手术的男子在一个多月后，女子在 3 个月之后（此期间，不少少女和少年已经因照射过量而虚脱死亡），还要对他们再进行两次检查性手术，每次切除受害者一侧的睾丸或卵巢，送往柏林进行高倍显微镜下的病理病变研究。被摘除了一侧卵巢的姑娘们，通常在三四周之后，刀口刚刚有所愈合时，又必须接受第三次手术，即切除另一侧卵巢。摘除性腺本是一项高难度的妇科手术，但由于纳粹医生根本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待，手术作做的敷衍了事，往往造成感染或大出血或腹膜受损，因而又造成病人新一轮的死亡。来自希腊萨罗尼卡的 17 岁犹太少女贝拉，被舒曼作了辐射手术。在一侧卵巢被摘除还不到一个月，又被他强行摘除另一侧卵巢，结果几天后就死去了。舒曼甚至纵容属下的波兰医生德林毫无责任心和同情心的冒险之举一在 100 分钟之内给 10 个犹太少女切除一侧卵巢。手术是完成了，但因时间短促，只好既不消毒，也不注射麻醉剂，刀口也缝合得极不仔细，乃至 10 名少女在手术后全部因内出血死去。即使通过了两次手术切除，受害者仍然难逃死亡的劫难。男女病人在手术后往往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甚至行走困难。他们已经变得既无医学试验价值又无劳动能力，绝大多数人的归宿只能是被赶进毒气室。有些女囚被送回比克瑙分营后，因身体极度虚弱，行走困难，竟被焚尸场的负责人奥托•莫尔抛入火坑中活活烧死。舒曼究竟用绝育手术害死了多少人，显然已难以估算出准确数字。但根据舒曼医生的惯例——每周工作 3 天，每天可以给 30 名囚犯进行照射来估计，可以大致估算出，在他从事此项科研活动的 2 年半时间内，大致有六七千人被他和他的助手实施了这种极其残忍的手术，其中至少有 3000 多个男女死亡。仅在 1943 年11月1日，舒曼及其助手们就给 201 个经过照射手术的青年男子摘除了睾丸。1943 年 8 月，在比克瑙分营医院的中央病室，舒曼一伙一次也给 60 多个希腊青年男子作了摘除睾丸的手术。尤为残忍的是，舒曼在给男性囚犯摘除性腺时，经常不预先使用麻醉剂，使他们遭受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其他囚犯证实，受害者的凄惨嚎叫声传遍了整个营区。实践证明，这种绝育疗法不符合纳粹既要灭绝犹太人又要尽可能保存劳动力的初衷。1944年4 月29 日，党卫军医务局局长维尔那•布兰肯堡向希姆莱提交专项报告，认为借助爱克司光照射实行大规模绝育的方法是不适宜的。后来，舒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绝育新方法未获成功，一是试验对象在手术完成后非死即残，不能继续充当劳动力；二是成本太高，许多集中营拒绝使用、推广。但舒曼仍不死心，1944年 6 月他调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继续进行这种害人的勾当，他行医的 9 号楼立时变成残害数百名女囚的刑场。这一次，他的试验对象中，不仅有犹太姑娘，也包括吉普赛少女和女孩，其中最小的只有 6 岁。作为多年医生的舒曼，头脑中却全无保护儿童的观念，他把幼女和成年妇女同样作为试验对象。结果是，接受爱克斯光照射试验的 15 岁以下吉普赛女孩几乎无一生还；1945 年1月的一个下午，舒曼在 9 号楼给 2 名 15 岁的吉普赛女孩进行下腹部照射，结果她们都在声嘶力竭的哭叫中丧生。俩人的腹部均被严重烧伤，情景残不忍睹，就连党卫军女护士也不愿意多看一眼。而那些年龄大一些的少女即使能够侥幸活命，也永远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她们所得到的只有更多的下地狱的机会。1945年 4 月 30 日，当苏军解放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之时，罪恶累累的舒曼医生早已不知踪影。

第四节 一流专家也是超级屠户 —— 卡尔•克劳贝格

从 1942 年秋开始，10 号楼也就成了众多女囚受苦遭难的活地狱。先是遭受舒曼医生的宰割，以后又受到克劳贝格的摧残。克劳贝格医生的试验对象基本上是女性，只有在十分需要时，才临时拉来几个男囚进行睾丸切除或强迫他们同那些作过绝育手术的妇女进行性交，以验证绝育手术是否灵验。10 号楼是主营内被许多男囚营舍围绕的一座红色三层楼，砖木结构，从外表上看同集中营管理人员办公用的其他楼房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通过以下现象，囚犯们还是发现了它的神秘性：当局不允许任何囚犯接近10 号楼，10 号楼的各扇窗户除了被条条木版钉死以外，还要挂上厚厚的窗帘；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无论白天黑夜，这里时常传出妇女们声嘶力竭的尖厉哀叫。此外，医生和专家们到来时，所坐的汽车也要挂上窗帘，不使外人知悉。这里经常住着三四百个女囚，她们都是克劳贝格一人的试验品。克劳贝格医生选择试验对象的标准与舒曼医生不尽相同，他需要的是 20 岁以上、40 岁以下并有过生育经历的妇女，而不是妙龄的少女，也不很计较试验对象的相貌如何。不过，她们的结局往往也不比舒曼医生的试验对象更好些。克劳贝格医生究竟是怎样以妇科检查为由来残害众多的集中营女囚的？由于大多数受害者已在战争结束前惨死，人们主要是通过一位主要的纳粹知情者、前任奥斯维辛主营司令官霍斯在纽伦堡法庭上的供词，来了解这一过程的概况的：克劳贝格为他的试验，挑选了一批又一批年龄在 20—30 岁的妇女，她们都已经生育过，并且在集中营还来月经。被选中的妇女按照住院手续转到 10 号楼。根据 1943 年 4 月 30 日至 10 月 31 日之间纳粹医务人员张贴的接受试验者真实名单，10 号楼里通常要保持 200 —400名妇女，她们被登记在“供试验用女囚”的栏目下。由于有法本公司的大量赞助，克劳贝格医生出手大方，一次就向集中营当局买进 150 名到 200 名健康的青年女囚（有时也购买一些中年女囚）。一进入 10 号楼，这一群女囚就会遭受终生难忘的凌辱：衣服不容分说就被值班的党卫军扒个精光，随后党卫军护士剪掉她们的头发、剃光她们的阴毛，还要侮辱性地在她们的外阴部涂满所谓的消毒药膏，然后才准许她们住进病室。在此期间，经常有一些面貌娇好的青年女囚，遭到党卫军官兵和男性纳粹医生的无耻猥亵。就是在医生和护士对女囚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时，一些党卫军色鬼，也趁机去窥视，一得手就对女囚们的裸体动手动脚。其实，这不过是悲惨遭遇的的发端，更倒霉的痛苦还在进入克劳贝格的诊室之后。一开始，克劳贝格还会奈着性子，比较和蔼地对充任试验对象的女囚进行询问，收集到详细的情况后，就命令该妇女躺在妇科手术椅上接受“妇科检查”。他使用一根针头很长的注射器往该妇女的输卵管内注射对比物质。这个用电控制的注射器与爱克司光仪器相连通，因而他可以从屏幕上了解输卵管的导通性能。当输卵管被证实完全畅通时，他又命令这位妇女离开手术椅，在房间里跑上一阵。同时，克劳贝格又给下一个妇女进行同样的检查。第一个妇女跑步完毕，就又一次被要求躺在手术椅上，重新用爱克司光进行检查，向她的输卵管内注射一种类似甲醛溶液的粘稠液体——贝母制剂。这种液体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进入输卵管之后，它就会使管壁遭受严重创伤并粘连起来，不再通畅，从而达到绝育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使接受注射者带来极大的疼痛，迫使她们拼命地喊叫哭嚎，以求稍微缓解一下小腹内部难以忍受的伤痛。这时，克劳贝格就会恶狠狠地威胁她们：谁不听话，就立刻把她们送进比克瑙的毒气室去，迫使她们就范。克劳贝格医生知道，在对妇女进行贝母溶液注射后 6 周之内，输卵管会逐渐自行堵塞。因而，在此期间克劳贝格还要对上述妇女进行多次检查性研究，再次向妇女们的输卵管内注射对比溶液。所有作过这种手术的妇女，都出现了输卵管堵塞，也不再来月经。她们在手术后全部被留在 10 号楼内，以供克劳贝格医生继续观察。由克劳贝格作绝育手术，已属相当的不幸；但谁要是碰上格贝尔作手术，她就会十倍百倍的不幸：这是因为格贝尔根本不是医生，对妇科更是明显的外行。但是克劳贝格信任他，竟毫无根据地授权他给被试验的女囚进行宫内注射。他的第一次注射实践在一名年轻的荷兰犹太女囚身上进行。格贝尔拙劣地给她注射，竟因为紧张刺穿了她的子宫和腹膜，一眨眼的功夫，荷兰姑娘尖叫个不停，疼得在手术椅上翻来滚去，满身都沾上自己的鲜血。根据克劳贝格的研究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这些接受了手术的妇女应当同他选择出来的男子进行性交，以便证实这种绝育方法的有效性。另据美国的学者研究成果，克劳贝格也曾往接受试验的女囚的卵巢中注射有害物质，以破坏其排卵功能。最终，她们的卵巢也要被一侧或全部摘除掉，用于观察手术的效果。1943 年，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并付出十几名女囚死亡的代价，克劳贝格为已被绝育的妇女恢复生殖能力的试验又告成功。但这对于接受试验的女囚，并不是福音，因为她们接受“治疗”的疗程明显地延长了，接受注射和照射的次数也更加频繁，痛苦和死亡的机会更多了。不久，他又突发奇想，把一个刚刚被切除掉两侧睾丸的犹太青年，同一名丰满美貌的犹太妇女，一丝不挂地一起关在一间小屋里；并同他的助手考夫曼一起透过观察孔，一连几个小时地观察，以求了解刚刚被绝育的青年男子是否还有性欲，是否在短期内还具备残余的生殖能力。克劳贝格还有一个恶毒的计划，他要使那些不顺从或犯有重罪的犹太和吉普赛妇女在倍加的痛苦中屈辱地死去，为此，他多次进行向被试验女囚的子宫内或宫颈部位移植癌细胞的试验，企图使她们染上各种妇科癌，在极度痛苦中丧命。根据他的要求，到 1944 年底，集中营当局还为克劳贝格医生的新试验课题研究专门建造了一座新营舍，里面装配了爱克司光机和一系列手术装置、器械等。这些设备专门用于给女囚进行人工受孕的新试验目的。不过，由于苏军向波兰方向的迅速推进，克劳贝格匆忙撤往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这些器械原封未动，没有能充当克劳贝格进一步残害女囚的工具。曾被迫在 10 号楼内担任医生助手的女因克莱恩博士在纽伦堡法庭作证时证实了那些接受绝育试验的女囚们的最终命运：那些被医生们认为已丧失掉被实验的条件，不再适合充任试验对象的妇女，比如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妇女，很快就会被送到比克瑙分营的女囚营区。由于她们中的大多数已因试验的摧残不再具有劳动能力，所以毒气室便成为她们的最后归宿。她还证实，即使还活着的 10 号楼女囚，身心也已受到极度的损害：“在 10 号楼里，不论是党卫军官兵，还是纳粹的医生、护士，对待被试验的女囚们都极为粗野甚至是极端残酷的。我们这些‘人鼠’、‘实验用兔’，都意识到了谁也无法抗拒的被宰割的命运，前途难料。一种永恒的恐惧感，在每个人心中日益加深着。”

第五节 他把解剖刀变成凶器 —— 奥古斯特•希尔特

希尔特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立一个劣等种族骷髅和头骨收藏馆。这里，收藏品的内容之丰富达到了举世无双的地步，不仅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还涵盖拉丁人、斯拉夫人、希腊人、中亚人、亚洲人直至黑人。以官位只及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希尔特教授个人的力量，显然很难实现这个目的。但是，他有望得到一位强权人物的大力支持——那就是种族卫生研究事业的创立者和积极支持者，同时也是自己的最高司令官希姆莱。1941 年 12 月 27 日，满怀希望的希尔特致信党卫军帝国司令官：“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几乎把人类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头颅都已收集得完备无缺。不过，提供给科研使用的犹太人头骨还少得可怜，那是因为以前不太容易得到和对此进行加工。现在，东线的战争却给我们提供了消除这种缺陷的机会。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政委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但又典型的低等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设法弄到他们的头颅，以求获得一份具体的科学数据。”希姆莱果然不负众望，他见信后立刻向希尔特作出许诺：“今后，凡是抓到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委，均应活着交给保安警察，由他们严密监禁起来，直到希尔特的特使到达并将他们带走。特使收到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委后，要给他们逐个拍照，进行人体测量，并汇编有关他们职业和出身的全部资料，然后把他们杀死，并把他们的头颅割下来，经防腐处理，保存在特制的密封金属罐内，送往斯特拉斯堡大学。”1942 年，希尔特教授荣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病理解剖研究所所长。从此，该研究所就连续不断地收到用活人形成的‘材料’。不过，仅仅得到犹太人的头颅，只是这位教授的最低限度的目标。他进而又向有关方面要求得到犹太人完整的骨架。希姆莱再次批准，希尔特有权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得到 150 付完整的犹太人骨架。不过，奥斯维辛当局不具备将骨架制成标本的能力，而希尔特自己也不打算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对被杀害者进行活人躯体测量，所以，最佳方案还是由奥斯维辛方面把活着的“材料”运送到距斯特拉斯堡大学不远的纳茨维勒集中营，交由希尔特教授自行处理。1943 年 9 月，奥斯维辛集中营根据希尔特的要求，挑选出 115 名囚犯押送纳茨维勒集中营。这些“活材料”包括 79 名犹太男子，30 名犹太妇女，2 名波兰人和 4 名中亚人。活材料运抵纳茨维勒集中营，希尔特教授立即赶来，亲自对每个人逐项进行人类学的测量。可能是出于对犹太人很高的繁殖能力的恐惧和仇视，希尔特对 30 个犹太姑娘特别“关照”，除进行例行的检查外，又对她们专门作了妇科检查，并把有毒的制剂注射进每个人的卵巢内，以确保她们即使侥幸逃生，也不能再生育子女。至此，且 15 名材料的使用价值已经完结。在此后的一周内，他们被分批驱赶进纳茨维勒的毒气室，用希尔特亲自配制的氢氰酸毒剂杀死，一个也没有剩下。使用这种毒气杀人，可以受到受害者死亡迅速而又不损伤尸体的效果。

希尔特的另一个嗜好是收集人体的性腺。不论男女老幼，哪个民族，他都不辞辛苦地逐项收集。二战结束后，法国调查人员在他的一处秘密收藏室内，发现了数百双睾丸和卵巢；其中的八个小得出奇，只有樱桃那般大小，格外引人注意。以后，经过审问其助手才获悉，这是从四个未成年的犹太幼童和幼女身上摘除下来的。为了获取众多的性腺，希尔特教授对数百名犹太男女囚犯进行强制性手术摘除，对预后工作却极不在意，导致许多人因大出血、内出血或感染而意外死亡。与希尔特异曲同工的是另一个纳粹医生、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主任医师海因茨•鲍姆柯泰，他的兴趣是收集各个民族、各种年龄段男子的阴茎。他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终于将从初生儿到 80 多岁的老人的犹太人男性的阴茎收集齐全。有的纳粹医生提示他，最便捷的办法是从焚尸场内待火化的尸体上取得。然而，鲍姆科泰却不屑一顾地使劲摇头，“尸体上的器官往往已经失去生理特征，价值太低”。“那么你如何能搞齐全？”对方还是不理解，“从犹太人身上割，集中营里的犹太男人还少吗？”鲍姆科泰信心十足地回答。一发现合适的目标，这位医生就会把倒霉的囚犯强行拉去体检并随即宣布他们是“花柳病患者”，从而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阴茎剪下来。至于受害者的死活，他丝毫也不加考虑。这位医生怀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他要通过对年龄系列齐全的犹太人的阴茎构造的系统研究，探寻出犹太人天生具有纵欲、淫荡和邪恶的本性。

好景不常在，刚刚到 1944 年初秋，美国和法国的部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已收集得包罗万象的收藏室，眼看要成为反映他的一系列罪行的确凿证据。根据希姆莱的指示，他下令把研究所地下停尸室内刚刚杀死不久的 80 具尸体剥去肌肉，使死者的本来面目难以辨认，企图嫁祸给法国人。死到临头，希尔特教授还夸下海口说，盟国司法人员永远也不可能抓到他。后来，他确实失踪了。在纽伦堡医生审判审判以及后来各个受害国对纳粹战犯的历次审判中，人们都没有看到他那可憎的身影。不过，他的下场未必有多好，在各国受害者和正义人士的众目睽睽下，当时的整容技术又不象现在这般发达，因而他的豪言壮语不过是自杀身死、主动见阎王的委婉说法。

第六节 残害幼儿的恶棍 —— 库尔特•赫斯梅耶尔

在以儿童为试验对象的纳粹医生中，除掉门格尔之外，最突出的当数库尔特•赫斯梅耶尔。这位医生本是纳粹德国红十字会所属的霍亨利欣试验医院的医生（该医院的许多纳粹医生因从事人体试验而沦为战犯），1944 年被派驻到汉堡附近的瑙因加默集中营供职，军衔是党卫军中校。他从集中营内被关押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和法国的犹太儿童中，精心挑选 4 —12 岁的男女儿童各 10名充当试验对象，把他们从各自的母亲身边强行带走，名义是给他们医治慢性病。以后便经常地给他们定期注射剂量和浓度不同的肺结核病菌。试验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当英国军队逼近瑙因加默集中营之时，上述 20 名犹太儿童已被严重的肺病折磨得骨瘦如柴，呼吸艰难。但是，孩子们痛苦万状的景况并没有丝毫打动这位医生的良知，他仍然不肯放过这些幼小的生命。1945 年 4 月 20 日，就在集中营面临解放的前夕，孩子们被带到汉堡市郊外布伦豪泽镇国民学校的一间地下室内。赫斯梅耶尔给儿童们每人注射了一针吗啡，使他们昏睡过去。随后并恶狠狠地下令党卫军士兵将他们逐个勒死。同孩子们一起被杀害的还有 24 名苏军战俘。这样，英军得到的只是 20 个儿童的尸体，而赫斯梅耶尔踪影皆无。战后的大部分时间，赫斯梅耶尔是在民主德国的马格德堡市度过的。在长达 19 年的时间里，他以一个医术精湛、服务周到、态度热情的肺结核病专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相当成功地掩盖住自己的罪恶历史，直到 1964 年 12 月 13 日被当地法院拘留为止。

1966 年 6 月 21 日，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这起隐藏了 20 年的谋杀儿童案件。经过严正审判后，这个恶魔医生在铁证如山面前，不得不连连认罪，恳求宽大处理。同年 7 月 5 日，民主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庭以谋杀罪依法判处他终身监禁。

1967 年 8 月 27 日，库尔特•赫斯梅耶尔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狱中。

应当指出，上述杀害儿童案件的凶手并非库尔特•赫斯梅耶尔一人，而是与霍亨利欣医院的另一个纳粹医生汉斯•克莱因共同完成的。但是，后者的命运较之前者幸运得多：战争结束后，汉斯•克莱因从瑙因加默集中营逃到了德国的美军占领区。头两年，美军占领当局搞的人人过关式的非纳粹化运动，使克莱因医生每天心惊胆战，一听到汽车停车的声音就吓得一身冷汗，惟恐是美军宪兵对他实施逮捕来了。孰料这场运动竟是虎头蛇尾，除去一批臭名昭彰的头面人物外，对于大多数丙级战犯和大批乙级战犯，往往是重罪轻判甚至不予追究。克莱因不久就到海德尔堡大学任教，并成为病理学专家。以后，他又晋升为教授，经他教诲的学生多达万人以上。无论是同事还是学生，谁也想不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曾经对无辜的儿童狠下毒手。他的后半生真可谓风平浪静，即使赫斯梅耶尔被民主德国判了重刑的消息，也没有把他牵连出来。一直到 1985 年他病重逝世后很久，媒体才披露了他在纳粹时期的庐山真面貌。

党卫军中校艾塞尔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医生。他的名字在他供职的集中营的囚犯中就是恐怖和死亡的象征。他的拿手好戏是活体解剖。他时常守候在囚犯们上工的路边，遇到他感觉良好的男女目标，他马上命令他们出列，在他们的大腿或臀部使劲拧一把，达到标准的男女，就被党卫军士兵押进他的专用汽车，从此踏上不归之路。囚犯们因极度痛楚而发出的阵阵尖叫，丝毫也不能打动他那颗冷酷的心。他会毫不介意地继续进行切割手术，几个小时之后，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已被他分解成头颅。四肢、躯干、乳房和内脏，随后兴致勃勃地把这些器官一件件装入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器皿当中。不过，也不排除艾塞尔有发慈悲的时候，有几次他对试验对象的惨叫感到腻烦。于是就给他们注射了致命的苯酚，立刻送他们回了老家。他不仅自己喜欢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法杀人，还经常指使和鼓励党卫军女护士效仿他。不久以后，集中营的医院里就形成一股不给病重的囚犯进行治疗，而是用毒针注射快捷地打发他们的风潮。

战后，无论是美军或者英军主持的集中营审判案中，有关艾塞尔医生的判决只有唯一的下场——绞刑。照理说，艾塞尔该是死定了。但冷战救了他的性命，对他的惩处一减再减，总共坐了十来年监狱也就完事大吉，出狱后照样领取养老金。

希劳医生的专业是研究不足月婴儿的健康状况。他在集中营里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候诊室，收容的对象均为不同孕期的犹太孕妇或吉普赛孕妇。他安排大部分孕妇早产，残忍地给她们注射各种催产剂，或者敲击她们的腹部，强令她们流产。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分析和对比，产妇和婴儿的使用价值也就基本枯竭了。现在轮到希劳医生出手的时候了，当他收集了产妇最后的一次尿样后，一根长针就会毫不犹豫地刺入她们的静脉，随即毒液流遍周身，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婴儿的命运常常比他们的母亲更悲惨，希劳不屑于给这些小不点注射，他往往委托纳粹护士来执行。有时候，希劳心血来潮，又会抱起婴儿，径直跑到焚尸炉前，把婴儿抛入火势熊熊的炉膛里。

资料三：

第三章 战地屠场

党卫队员先用刺刀划开他们的腹腔，扯出他们8米长的肠子，然后又放开狼狗，去与他们争夺那流出来的肠子。狼狗和犹太人在旷野上展开生死搏斗，人与兽的叫声在荒野里经久不息……

1939年8月。柏林，希特勒办公室。

海德里希站得笔挺，两眼直视前方，倾耳细听着元首的训话。

刚才，希特勒已仔细地看过了海德里希制订的进攻波兰的计划，非常满意。不过，他还担心这位部下不能了解自己的整个意图，再一次踱到海德里希的面前，加重了语气：“记住，占领波兰之后，就绝不可再令波兰复活。为此，必须消灭波兰的贵族，消灭从小学教师至专家学者的波兰知识分子。这样，波兰人就会沦为奴隶，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海德里希仔细地聆听希特勒每一句话，见希特勒并没有说到犹太人的问题，便很委婉地询问对波兰犹太人的处理。

希特勒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新老帝国范围内，就是要清除犹太人、波兰人及其同伙。”

海德里希心领神会，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东方属于党卫军”。党卫军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东方将是“日耳曼狼”的猎区，它们将在那里散布死亡，使之充满难闻的尸体腐臭气味。

海德里希决定成立5个特别行动队，每个进攻性部队配备一队。每一特别行动队包括5个特遣队，每个特遣队约150人。这样，每个特别行动队的人数就是750人。特别行动队负有双重使命：一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秘密运动或游击地带的形成；二是负责组织情报活动，以配合希特勒提出的“将波兰从世界地图上抹去”的计划。

1939年11月的一天，华沙郊外的旷野。

瑟瑟的秋风夹着黄沙、硝烟和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一群党卫队士兵押着10名犹太男人来到这片荒地。他们被五花大绑着。党卫队士兵们牵着十几条狼狗。狼狗们拖着血红的舌头，等待着一顿美餐的开始。

忽然，党卫队小队长一声哨响，一场惨剧上演了；法西斯们一拥而上，剥掉犹太人的外衣，用刺刀惨无人性地划开他们的腹腔，扯出他们8米长的血淋淋的肠子，然后又放开狼狗，与犹太人争夺那流出来的血肠子。狼狗和犹太人在旷野上展开了残酷的生死搏斗，悲惨的、酷烈的人与兽的叫声在荒野里响彻不息。十几分钟之后，叫声平息下来，狼狗们得胜了。它们最终扯出并吃掉了全部的肠子。犹太人躺当在地上，抽搐着，正在痛苦地死去。犹太人的鲜血染红了战火后的废墟。秋风中的一草一木都在为这巨大的劫难而哭泣。

灾难似乎没有尽头，在第二个月，也就是1939年12月，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1939年12月底，华沙。

这一天，一个盖世太保暴尸街头。死者腹腔部被连扎数刀，血流不止。可以看出，杀手对于德国侵略者怀有刻骨的仇恨。

德国在占领区受到不屈的波兰人民的抵抗。德国人惊怒之余，下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严惩作案者。

调查发现，作案者藏匿在华沙附近瓦韦尔的一家饭店里。两名德国警官前去逮捕他。当警官正要走进这家饭店时，波兰人突然向他们开枪，其中一名被打死，另一名被打伤。

德国人更是怒不可遏。1939年12月26日，德国当局下令进行大规模血洗。

一支惩罚队连同一支地方保安部队开往瓦韦尔，并进驻阿宁疗养区。两地均被特别行动队士兵包围，出事地点的那家饭店的老板立即被绞死，尸体挂在屋前达三天之久。与此同时，村里所有的男子都被赶出家门。

德国法西斯以此方式集中了大约170人之后，把他们驱往火车站，命令他们面向车站的墙壁，双手叉在脑后，在那里站了好几个小时。证件被检查完毕后，仅有几个人被释放，大部分人则通知将被处决。随后，他们被带到野外，分成10至14个人一组，随即用机枪向他们扫射，有107人当场倒在了血泊中。被害者当中有2名医生，有30名不足16岁的孩子，有12名超过60岁的老人，还有一名波兰血统的美国人，他和他的儿子都无辜被害。

为了建立希特勒梦想的新秩序，彻底灭绝犹太人，彻底摧毁被占区人民的反抗意志，德国法西斯对被占领区的人民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这场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即使在今天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仍使人们感到阴森森、凄惨惨，心有余悸，倒抽冷气。而这些屠杀大部分都是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幕后操纵，而由特别行动队和骷髅队付诸实施的。

德国人在波兰刻意要制造“愚民”阶层，因此一开始，德军就对波兰的神职人员进行了残忍的迫害。

华沙被占领的第二天，大约就有330名神甫被捕，被关进集中营。精疲力竭、衣衫褴褛的神甫推着手推车在前面走，后面跟着党卫队刽子手，这是波兰的集中营和枪决地常见的现象。

在克拉科夫，萨皮哈大主教阁下最亲密的同事都被捕，并被押往德国。75岁高龄的切曽利兹基神甫和他的助手于1939年1月被处死。到1941年1月止约有700名神职人员被杀害，3000名神职人员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幸存下来。

大约自战争一开始，自法西斯踏上波兰第一寸土地时起，华沙就注定会成为一座灾难深重的城市。

1943年10月2日，纳粹波兰总督弗朗克制订并颁布了“打击总督辖区内对德国建设事业寻衅的法令”，于是德国人大批地公开地屠杀波兰人的行为就有了法律依据。

这种公开处决事件发生在城市各区，德国人就在公共交通的要道上杀人。执行处决以前，先由秘密警察把大街封锁包围，这样，波兰居民就必须在街上或从附近房舍的窗子里观望处决情况，或让他们站在秘密警察的包围外观看。被杀的人既有在大搜捕中从大街上抓来关进“帕维亚克”监狱的人；也有在行刑前不久刚抓来的人。那些饱经二战恶梦的波兰老人都记得，这种公开处决的次数和每次枪杀的人数越来越多。有时一次被枪杀的人数就达200人之多。

起初，德国特别行动队把波兰人装进封闭的卡车运往刑场。被运的人身穿波兰平民服装，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当这些受害者被带到刑场时，他们就立即高呼：“打倒希特勒！波兰万岁！打倒德国人！”等类似的口号。于是德国法西斯就用水泥塞住受害者的嘴，或用胶布粘住他们的嘴唇，还给犯人穿上特制的衣衫，然后再把他们从华沙的监狱押往刑场。在杀人之前，德国人常常在被判刑的人身上做手术，从他们身上抽血，给他们注射各种化学药剂，致使被押者体虚为衰，再不能逃脱和进行任何反抗。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看到被判刑的人在押往刑场的路上都是脸色苍白、虚弱异常、神情呆滞，几乎站立不住。

但是，这些赴死的人们，从未有人祈求宽宥。

被枪毙者的尸体由别的囚徒装上车，拉到原来的犹太人隔离区，在那里架起木柴把尸体烧掉。

那些搬运和焚烧尸体的囚徒主要来自帕维亚克监狱，他们在一定时间内被指定专干这种勾当。但是，当他们的“使命”一旦完成之后，等待他们的同样是熊熊的柴火，然后，灰飞烟灭。

但是，波兰人是不甘奴役的，即使在那样危险、恐怖的情况下，他们也敢于表达自己对于纳粹的憎恶和对遇难者的无限敬意：

在杀人后留下的血迹上立即就会发现波兰人撒上的鲜花，在被枪杀者的尸体上躺卧的地方点着的蜡烛在燃烧，附近的墙上不知是谁、何时挂上十字架和圣象。波兰地下运动的成员总会在显眼的地方写上“英雄们永垂不朽！”“为祖国牺牲的人永垂不朽！”等激发市民士气的标语。德国人为此深深感到不安。

希特勒对于波兰人的这种反抗情绪深感不安，于是再一次电话中指示希姆莱说：

自然，必须尽快绥靖这一片广大地区……实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把那些不驯顺的人统统枪毙。

凯特尔的一项指令同样是赤裸裸的：

……同时应考虑到，在涉及到的这些国家中，人的生命无任何价值可言，只有通过非常严厉的手段才能达到恐吓的效果。

于是，德国人一发现这些标语，就把站在那里围看的人抓起来，关进帕维亚克监狱。有时候，他们还把在行刑的地方跪着的人成群地枪杀。每次公开屠杀后，德国人就在市区的墙上张贴布告，公布被枪决者名单，其中还列有人质名单，如果不执行德国人的命令，就要把这些人质处死。

仅在华沙一地，德国人在公开屠杀中就枪杀了成千上万名波兰人。

同样的悲剧在法国也上演着。

法国南部里摩日。

美丽的格朗河蜿蜒伸向远方，河畔有一个大村庄，名叫奥拉杜。村里居住着352名农民，过着平静的日子。

村里有一座教堂，还有一所学校，邻近村子的孩子都在这儿上学。

这天是星期六，这里正举行几周一次的集市。由于奥拉杜是这一带最大的村子，所以，有300多名邻村的村民来这里赶集。村里热闹极了，到处都是购买物品的人群。24岁的珍妮·雷诺太太开设的理发店生意兴隆，十分高兴地忙碌着，招呼着顾客，想到今天能赚许多钱，脸上笑开了花。但她和许多赶集的村民们都没有想到，死神的手已经快要扼住他们的咽喉。

下午两点，一辆德军卡车突然驶入了奥拉杜村，车上的党卫队迅速包围了村庄。

这是一支由党卫队著名的“帝国师”派出的小分队。原来高高兴兴进行交易的人们惊慌失措，四处逃散。理发店中的一个顾客劝珍妮·雷诺太太躲起来，于是，她把四岁的女儿交给母亲照看，自己跑到村子的另一头，找到正在汽车修理店做工的丈夫，钻进了汽车修理店附近的菜园子里。

德军小分队司令官奥托·狄克曼勒令全体村民到村中心的广场上集合。在广场上，狄克曼对村民们说：“你们这些不老实的法国佬，居然在村里藏着炸药，现在我命令士兵们对你们进行搜查，并且核对你们的身分证。”

全村的男子被分成四五个小组，分别被关进谷仓，妇女和儿童被赶进教堂。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纳粹士兵们在几处农舍泼了汽油，并点燃火种。霎时间，大火着了起来，几乎所有农舍与谷仓都着了火。由于村子很大，大火持续了好几个钟头。几处大谷仓由于燃烧开始轰坍，大部分男子不是被烧死便是被砸死。待到谷仓的火势稍停，纳粹们用机枪向谷仓扫射。

被关押在教堂里的妇女与儿童听到机枪扫射声与大火的声音，惊恐万状。下午5点，德国士兵冲进教堂，在圣餐台上安置了一台特制的窒息器。它看上去像一个木板箱，但有一根导火线连接外面，只须点燃导火线，便立刻会使空气污浊。一位纳粹士兵用火点燃了导火线，接着便退到教堂外面。很快，窒息器开始工作了，空气变得已经不能呼吸，体弱的妇孺开始休克。

使纳粹没想到的是，一位身体健壮的妇人居然摇摇晃晃摸索到了圣餐室的门。她将这扇门打开，外面清新的空气进入教堂里面，有些已经休克的妇女儿童苏醒了过来。两个钟头后，纳粹士兵进入教堂，惊奇地发现人并没有全死。他们暴怒了，开始用机枪扫射，接着又在教堂里泼上汽油，点燃起来。

只有一位妇女幸免于机枪与大火，这就是洛芳西太太。昏昏沉沉之中，她被大火的气浪惊醒，爬上了教堂的一个窗子。正要跳下，只听下面有位妇女喊她，大声说：“洛芳西太太，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把我的孩子也带走吧！我不行了，但孩子要活下去。”洛芳西太太正要接孩子，一个纳粹士兵听到了喊声，向她开了枪，打中了洛芳西太太的胸部。机敏的洛芳西太太故意大叫一声，身子朝窗子外边一歪，倒了下去。纳粹士兵以为她死了，没有再补一枪就离开了。洛芳西太太这才免遭一死，成为教堂里唯一的生者。

傍晚6点左右，纳粹士兵拦截了附近过往的区间火车，命令所有的旅客在奥拉杜下车，用机枪将他们统统打死，然后，尸体被抛进大火之中。

夜间，雷诺太太和丈夫才斗胆跑出来，想寻找母亲与四岁的女儿，可哪有她们的影子呢？他们来到教堂附近，只看到全村都被烧光了，到处都是瓦砾，空气中满是臭味，几百具烧焦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他们的母亲和女儿显然被烧死了，但所有的死尸被烧成了黑炭，根本认不出谁是谁。

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晚上，附近村子的居民都能看得见。他们的孩子都在奥拉杜上学，可这天晚上偏偏又没有回家，他们预感到出了事，惊恐不安。他们中间有人连夜前往奥拉杜，但遭到守卫村口的德军士兵的射击，谁也不敢再去了。

星期天下午，被孩子失踪的消息弄得焦虑不安的人们再也顾不了什么，涌进了奥拉杜的废墟，一眼望去，到处都是烧焦并呈蜷曲状的尸体，一位目击者看到，教堂门口有一具母亲的尸体，手里还抱着一团烧焦了的东西，仔细一看，才知道那团模糊不清的黑东西是个婴儿。许多烧焦了的尸体还死死抓住祭坛的台子，有些尸体互相紧紧地抱着，分都分不开。外村的村民们号啕大哭，哪里还找得到自己的孩子呢？

这一消息开始在里摩日一带传开了，法国地方基层官员认为有必要巡视现场。区长与副区长向德军联络参谋部提出巡视奥拉杜的要求，但被拒绝了。联络参谋部迅即告诫党卫队的特遣队，说此事已引起各方关注，应立即清除现场，消灭罪迹。于是，特遣队又于星期天晚上回到奥拉杜，把那些妇女儿童的尸体草草地埋在教堂合唱台外侧。行动进行得太草率了，有15具尸体被遗忘于教堂里，另有一些尸体还未被完全埋掉。这天夜里，罗谢舒阿村的村长悄悄来到奥拉杜。第二天，他向区长报告了惨状；这个拥有85户人家的村庄已成废墟，200多栋房子被焚毁，绝大部分居民都已丧生。

区长按捺不住了，爱国义愤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向联络部强烈地提出巡视奥拉杜的要求。第三天，即6月21日，星期一，他终于领到通行证，在副区长与里摩日主教的陪同下到了奥拉杜。

他们在已被焚烧的教堂讲坛后面发现了15具尸体，大都已经烧焦。在满堆着坍塌的砖瓦下面，还能看到一些被烧黑的胳膊与大腿。地上散落着子弹壳。上面有S.T.K.A.M的工厂（德国兵工厂）商标。墙上一人高的地方弹痕累累。在教堂合唱台外侧，他们发现土新近被翻掘过，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烧焦的衣服与肢体露在外面。谷仓的情景更加惊人，虽然外面胡乱地盖了些破席烂网，但掀开一看，全是被烧焦了的尸体，有的甚至只剩下尸架。

纳粹在奥拉杜的暴行传了出去，当时驻守法国沿海的德军元帅隆美尔听说此事，立即打电报给希特勒，说帝国师在奥拉杜的暴行毫无意义，只会使法国人产生强烈的民族情绪，损害帝国利益，因此请求希特勒予以制止，而希特勒却回答说：“这事我管不着。”

很难说出奥拉杜的死难者的确切数目。当时大致的估计是800至1000人，因为死者除了本村的村民外，还有许多邻村的孩子，他们因为在奥拉杜上学而永远留在了那里。9年以后，即1953年，法国军事法庭确认，在奥拉杜的屠杀中，共有642人罹难，其中男子190人，妇女245人，儿童207人。只有10个人免于死难，他们都是靠装死而逃脱了纳粹的枪弹。

50年来，奥拉杜一直没有重建，那里的断垣残壁成了希特勒德国暴行的纪念碑。教堂，这个无数死难者的见证物，其钟楼仍然高耸着，在一片绿油油的田野中，它格外醒目，似乎在昭示人们不要忘记过去。奥拉杜村成了人们缅怀死难同胞的纪念地。在当年洛芳西太太跳跃的那扇教堂窗户口，现在挂着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洛芳西太太，当年教堂内唯一生还者，在这里逃脱。”牌子一侧，有一个小小的耶稣像钉在生锈的铁十字上。在村子外面的公路上，树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用英文与法文写着：“记住”。是的，对于奥拉杜，对于所有被纳粹毁灭的村镇，人们都应该记住。

第六章 战俘的悲剧

在法西斯士兵的眼里，这实在是一幅美妙的奇景：40多对丰满的乳房，40多个雪白的臀，80多条白皙的大腿，都一览无遗地对着他们……

与犹太人、平民不同的是，军人承担着消灭法西斯、保家卫国的重要责任。然而，当他们成为纳粹的战俘之后，悲惨的命运似乎与犹太人并无多大的区别。尤其是苏联战俘，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还没有到达集中营，就魂消骨散了。

苏联战俘的悲剧，与希特勒的思想意识紧密相关。

青年时期的希特勒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对种族主义理论的最大威胁，而马克思主义又是一个犹太人为全体犹太人创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预示着犹太人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合二为一，并且正欲征服欧洲，征服世界。

犹太人的确在国际共运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海涅、马克思、拉萨尔开始，犹太人就是欧洲革命的先锋。在俄国，情形更加突出。由于沙俄一直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犹太人长期不能享受有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公职机关的机会，促使许多犹太人走上革命道路。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俄国担任最高机构职务的24名领导人中，有16名是犹太人。比如托洛茨基、季洛维耶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照人斯基、卢那察尔斯基、斯维尔德洛夫、亚·伊·吕姆沙诺夫、尼·伊·波德沃依斯基、尤·拉林等等。在中欧、东欧各国又相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其中走在前面的，也有相当多的知名犹太人，比如德国共产党全国领袖罗莎·卢森堡，巴伐利亚革命的领导者库尔特·埃斯奈尔与欧根·列威纳、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者普鲁斯和拉铁诺，匈牙利革命领袖贝拉·库恩。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32名国务委员中，犹太人占了25名。然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全世界的工农革命，并非犹太人的民族自决。希特勒把他最感到恐怖与头痛的两桩事情——共产主义与犹太人有意放在一块，混淆两个不同的概念，将社会主义说成是犹太人的运动，以打击犹太人来达到消灭共产主义的目的。

1941年3月3日，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作战局长阿尔费雷德·约德尔将军口授了将要对苏联作战的计划，同时委托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负责灭绝“犹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员的事宜，要求他尽快消灭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与红军政委。在1941年6月21日到12月6日这一苏德战争的第一阶段，有大约390万苏军士兵被俘，之后又有大约400万人被押往德国。事实上，希姆莱已把屠杀战俘作为工作的重心。

纳粹最高统帅部草率地讨论了对苏军战俘的处置策略，其中文件曾说：“不承认军队中的政治委员为战俘，至迟要在临时战俘营中将他们干掉。”希特勒为了给部下打气，专门强调说：“苏联不是关于处置战俘的日内瓦公约签字国，因此不必对战俘承担道德义务。”1941年9月8日，最高统帅部战俘司司长赖内克签署了关于在所有战俘营中苏军战俘的待遇原则，他说：“布尔什维克士兵已经丧失了按日内瓦公约要求把他们当作受尊敬的军人来对待的一切权利。……对于不服从命令，无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抵抗，必须立即以武力（刺刀、枪托和火器）予以彻底粉碎……对于逃跑的战俘，可以不经事先警告立即开枪射击。开枪警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位司长甚至规定，纳粹士兵在对待战俘时不使用武器将受到军法严惩。

在战俘营中，纳粹首要任务是设立由国家秘密警察的基层官员组成的甄别小组。他们在战俘营中不断讯问、拷打，先把那些属于他们认为“首恶”的共产党员、苏军干部、知识分子与犹太人鉴别出来，或就地处决，或者送到需要特别处理的集中营。

为了防止红军战俘逃跑，纳粹国防军统帅部下令在战俘身上打上特殊的永久性印记。这个印记由一个45度左右的锐角构成，两边边长一公分，角尖向下。纳粹使用常见的手术刀，将记号打在每个战俘的左臀部，离股沟约一掌宽处。打上之后，再用刺血针刺出线条与形状，最后用中国墨汁作为颜料敷涂于上。这样，一个永远也抹不去的耻辱烙印便嵌在战俘身上了。即使他们逃跑，也能很快地凭此印记而抓获并辨认出来。

起先，纳粹试图让数百万战俘充作劳工，但随着战况吃紧，纳粹已抽不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去管理，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们根本不对战俘管理工作做任何努力。俄国的粮食是足够提供给战俘了，但战俘营长官故意不分发粮食。沿途俄国百姓看到为捍卫自己祖国的战士们无衣无粮，自愿将粮食运到战俘营，但纳粹军官却将他们赶走。饥饿吞噬了上百万战俘的生命。

在押解途中，战俘营的军事长官经常应国防军的要求，利用战俘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在大、小弗洛亚村地区，原来为了防御德寇入侵而布满了地雷，德国陆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下令：“为了在战斗行以外保存德军有生力量，搜索地雷和清除雷区均应由俄国战俘执行。”依照这一命令，纳粹战俘营军事人员将战俘编为密集队形，每几十人为一队，赶进雷区。不多时，便听到地雷轰隆隆的爆炸声，许多战俘被炸得粉身碎骨，一个雷区清除下来，战俘已经所剩无几。扫清雷区的工作进行了4天，只有上帝知道，有多少战俘的尸骨成为碎片。

1941年冬，俄国遇到少见的严寒，漫天风雪呼啸着。战俘只能睡在露天。其实，纳粹有足够的工具挖掘地道与洞，但他们根本不管。许多战俘在一夜之间便被活活冻死了。即使那些没有被饥饿与寒冷夺去生命的战俘，也由于长期饿冻与劳累跟不上队伍，纳粹便干脆将他们就地枪决。枪决的时候，纳粹故意将附近村庄的俄国百姓唤来，当着这些饱受惊吓的平民的面，玩乐般地肆意开枪，然后，尸体暴弃田野。纳粹的一个头目，绰号叫“秘密警察”的海因里希·缪勒干脆下令：“自即日起（1941年11月9日），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而连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动的，以后无需运到集中营处死。”言外之意是就地处决。

命令一下，无数的苏军俘虏又惨死在纳粹的屠刀下。

苏德战争初期，赛瓦斯托波尔海岸。

长长的汽笛声响过之后，三列首尾不能相见的火车在海岸边的小站停了下来。火车从刻赤把很多受伤的战俘运到赛瓦斯托波尔，他们原属刻赤的登陆部队。车门打开了，两万七千多名苏军战俘从车上走下来。他们当中有大多数人受了伤，或者头上缠了纱布，或者吊着绷带，或者拄着拐子，有的是躺在担架上，由受轻伤的难友们抬着。

德国人手里挥舞着鞭子，抽打着，把这些受伤的战俘送上一艘停泊在南湾的载重2500吨的舰艇上，随后，舰艇开出了海岸。船上的德国人坐上了橡皮划子，离开了舰艇。突然，划子上的德国人“嗷”地叫了一声，冲着舰艇架上了火焰喷射器。随后，一条火龙飞上了舰艇，大火在艇上熊熊焚烧起来。

岸上的人们听到了战俘们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共有两万七千人全部被烧死，只有15人得以死里逃生。

大火之后，这艘舰艇成了废物。但是德国人还不满足，最后还要利用一下。第二天，又有2000名来自刻赤的伤兵被押上同一艘舰艇。德国人把舰艇从赛瓦斯托波尔开进茫茫大海，可怜一船孤立无助的伤兵，全部被淹死在大海里。

在内格拉物质街战俘营，战俘们住在垃圾箱、狗棚、旧烤炉和自己搭的草屋里，伙食仅够充饥。在需要治疗的时候，没有必要的医疗处置，药品和绷带的供给情况更糟糕，这一事实成了战俘营的负担，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战俘在折磨和痛苦中死去……

战俘们从车站到俘虏营大约要步行一公里，他们在俘虏营过夜，没有食物供应，第二天晚上他们就被带去处决。

战俘们常常看到有三辆卡车在俘虏营里穿梭来往，不停地把犯人从内营拉走，拉到刑场。

内营离刑场大约四分之三公里。处决是在一处不久前为此目的而专门建造的棚屋里进行的。一间屋子是脱衣室，另一间是等候室。各间屋子都有把音量开得相当大的收音机，这样，俘虏们就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他们一个个地走出第二间屋子，穿过过道，走进一间隔出来的小屋。小屋的地上铺着铁格子网，下面设有排水沟。等把战俘们一杀死，就有2名德国犯人把尸体拖走，并把铁格子网上的血冲干净。小房间的墙上有一个50厘米的洞。动刑前先让战俘后脑靠着洞口站好，安在洞后的枪就朝他射击。但是实际上这个装置不好用，因为子弹往往不能击毙俘虏。后来，特别行动队又安了个新装置，战俘还用原先一样靠墙站着，然后把一铁板慢慢放下来顶在他的头上。战俘以为这是要给他量身高，铁板上有锥型铁，松开掉下来正好砸在俘虏的后脑上，这样他就倒地死去。铁板是用一根脚踏杆操纵的，脚踏杆装在这间屋子的角落里，使用这种装置的人都隶属于上面提到的特别行动队。用这一办法杀死的战俘分别被装在卡车拖车里的活动焚尸炉里烧掉，这种卡车，一夜得开十个来回，中间只有一次10分钟的间隙时间。

德国法西斯分子在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地区也建立了杀害苏联战俘的规模巨大的俘虏营，设在里加的佩尔诺夫斯卡亚和鲁道夫大街从前的兵营里建立了关押苏联战俘的第350号战俘营。这个战俘营从1941年7月一直存在到1944年10月。苏军战俘在那里过着非人的生活，拉脱维亚的冬天寒冷异常，战俘们住在没有窗户的房子里，不给生火取暖。虽然每天要干12至14小时的重活，可是供应的伙食只有150至200克黑面包，那种叫汤的东西只是草、烂土豆、树叶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残渣，这些东西是连猪也不会吃和喝的。可以想象，有很多战俘由于遭受折磨，体力不支而死去。

1941年的秋天，一批苏联俘虏被运到萨拉斯皮尔车站，足有五六十节车厢。车门一开，从老远就能闻到里面的腐尸味。有一半人都死了，另有一半人在垂死挣扎。那些拖着双腿勉强从车厢里走出来的人抢着去喝水，稍后，法西斯的枪响了，数十人当场死亡。

有许多苏联红军官兵在一个严寒的冬天被俘后，被赶到了射莫斯特罗伊村，关押他们的地方围着铁丝网。在饥寒交迫中，一些赤身露体的人很快死去。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非人待遇。一大片一大片的尸体好多天也不运走，活人同死人混杂窝居在一起。这情形使得集中营中的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俘虏们受到枪托、棍棒的殴打，吃的是残汤剩饭。有一些设法给俘虏送食品和面包的村民也都遇到毒打，而想接受食物的人则被他们开枪打死。

在拉瓦鲁斯卡市，苏军战俘所受到的残酷虐待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凌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卫军命令被关进集中营的战俘必须脱掉全部衣服、靴子等，就连便鞋也不准穿。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点名，战俘们就被押解去干活，一直在外面劳动到夜里10点。然后，党卫队把这些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人赶进营房。营房里的门窗已开了一整天，整个屋都冻透了，就在这寒冷的夜里，每夜都有几百名战俘冻死或因其他原因死去。第二天早上，俘虏们在德国兵的监督下把几百具冻死的同伴尸体装上拖拉机，运到沃尔科夫斯基林地，推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每当俘虏们被押去干活的时候，集中营门口都有一队荷枪持棍的士兵。他们用棍棒殴打那些由于饥饿寒冷而气息奄奄步履维艰的俘虏，用刺刀刺死他们，或用枪打死他们。

在战俘营党卫队看守心情最好的时候，配给苏联战俘的口粮是250克代用面包和2公升所谓的“巴三达”汤。给病人和伤员做面包用的面粉是从德国运来的，这种面粉中被有意掺上了谷糠粉。战俘们由于食用这种面包而引起消化器官和肠道的疾病，并由此引起其他各种疾病。再过不久，战俘就由于消化不好，日渐消瘦，最后体弱无力而死亡。

1942年3月，苏军大本营，斯大林办公室。

斯大林紧锁着浓眉，叼着烟斗，在他宽大的作战指挥室里走来走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其实烟斗早就灭了，只是他并无感觉。

正是这时候，一位大尉作战参谋把一份战报送到了斯大林的面前。这份战报是朱可夫元帅从前线签呈给斯大林的，这份战报报告斯大林同志这样一件令苏联军人无法容忍的事：

女游击队员卓娅在敌占区执行任务时不幸被德国人俘虏。被俘以后，她不仅遭到了残忍的严刑拷打，也不仅仅最后被吊死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雪之中。在这个无畏的姑娘生命的最后的那段时间里，她曾经被德国兵反复地强奸，轮奸。还不仅如此，德国人在刑讯卓娅时故意用铁烙她的乳房和下身。在她被带上刑场时，由于受到只有野兽才能干得出的那些暴行，她的下身重创累累，卓娅几乎迈不开双腿。德军当着被占领地的村民绞杀卓娅时，又故意让她赤身裸体，企图在精神上彻底摧毁卓娅的意志，更是对不屈服的苏联人民存心险恶的侮辱。

德国法西斯在杀死卓娅时拍了许多照片，她死后的那一张照片流传很广。在这张照片上，卓娅赤身躺在冰天雪地之中，她右边的乳房仍然高耸，而左边的乳房已经被德国人的烙铁烙成焦炭。

其实，朱可夫元帅并不知道在苏联游击队里有卓娅这个女队员。卓娅在死前并非是一个十分有名的人物，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女游击队员。只是由于在卓娅被害不久，她牺牲的地方被苏军夺回，那些记录了法西斯罪行的照片偶然落到了苏军手里，德国人在她身上干下的罪恶证据才偶然地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德国人的暴行彻底激怒了斯大林。斯大林握着烟斗的手在颤抖，他的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唇髭，甚至那两条浓浓的黑眉也在急剧地抖动。

好大一会儿，斯大林同志说不出话来。

突然，他抓起桌上的电话：“给我接朱可夫元帅指挥部！”

电话接通了，那头响起朱可夫元帅沙哑而略带疲惫的声音：“我是朱可夫。噢，斯大林同志，您一切都好吗？”

斯大林同志用朱可夫元帅听起来很陌生的僵硬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命令道：

“朱可夫同志，现在，我命令：号召前线的战士们为卓娅复仇而战。把德国人从苏联的土地上赶出去。特别要强调，其他的德国军队的头像可以接受，但是杀害了卓娅的这个团队决不赦免！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对这个团队所有的官兵，一律格杀勿论！”

然后，斯大林放下了电话。

朱可夫元帅却对着话筒发呆。作为拚杀在前线的一位将领，朱可夫知道的情况自然要比斯大林知道的多得多。他知道，事实上，有更多的苏联女兵或是女游击队员被德军俘获后受到了比卓娅更残暴更无耻的摧残。在苏联战场上，姑娘们总要留下一发子弹给自己，就是死，也不能让德国人俘虏。女兵们经常在一起谈起，最最可怕的是被德军抓去。和这个比起来，其余的都不可怕。无论是女兵还是女游击队员，甚至是被德国人怀疑为“反抗分子”的姑娘，在被德军严刑拷打时，无一例外地首先被剥光衣服。凡有照相机的地方，她们还要无一例外的被裸体拍照，德国法西斯们的这些“无一例外”，除去道德沦丧、下流无耻外，无法解释。

战争中被俘的即使是英美女战俘，也不能逃脱被凌辱、被屠杀的悲惨命运。

1944年的初秋。默林根战俘营。

这一天，大约有40名来自英美联军部队的女战俘（她们当中有一些是犹太人抵抗运动的女战士），被赶到集中营最西边的一块空地上去挖沟。这条沟是用来干什么的，她们谁也不知道，也许挖好后就是她们自己的坟墓，也许是用来铺设什么毒气管道，也许什么也不干，只是让她们无意义地挖。

初秋的天气，是东欧大地最好的季节。天空像这些女战俘的眼睛一样，碧蓝如洗，纤尘不杂。蓝天上的太阳高悬，灿烂明亮。

但是，阳光下的罪恶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女战俘们卖力地挖着土，谁也不敢怠慢和偷懒。因为在她们的身边站着几个端枪的党卫队骷髅队的士兵。她们耳闻目睹，已经深知这些德国法西斯的残暴和无情。德军在苏联战场上溃败的消息不断能通过各种渠道传入集中营。离胜利已经不远了。因此她们知道，只要坚持下去，活着走出集中营的希望还是有的。

谁会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各种各样的惩罚，战俘们总是咬着牙挺着。

她们的身上开始出汗了。这使女战俘们原本苍白的脸上变得红润起来。红润又使她们恢复了往日的美丽。风撩起她们金色、棕色，或者是褐色的长发，刮起她们灰色的囚衣，囚衣贴在身上，又凸现了她们原本动人的身躯：乳房、细腰、臀部，裙裾从她们修长的两腿之间向后飘去……

这一切，使法西斯的兽欲大发。

“停下！”党卫队士兵突然叫道。

“停下，快停下——”党卫队士兵挥动着手里的冲锋枪，冲她们嗷嗷地叫着。

女战俘们放下了手里的铁锹，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的这一群法西斯士兵，他们那怪异的笑让她们感到毛骨悚然。

“你们是一群犹太狗！”一个结实得像石滚子的小个子骷髅队的士兵叫道，引起其他几个法西斯士兵一阵尖声怪笑。

“我们是士兵，不全是犹太人，更不是狗！”一位褐发美军女中士抗议道。

她的抗议招致那个小个子法西斯的一枪托子。这一枪托打得好重，以致于她“扑”的一声趴在地上。

“对，就这样！”小个子指着这个趴着的战俘，对其他女犯说道：“你们都是狗，是狗就得趴下。快趴下！”

女犯们不敢不趴。她们放下手里的劳动工具，双手着地趴在地上。

“往前爬，快爬。干嘛不叫？狗是叫的，又不是哑巴狗，快叫！”

女犯们爬过她们刚挖上来的新鲜潮湿的泥土，边爬边学狗叫，一直爬到覆盖着枯草的空地上。

“狗是吃草的，快吃草。瞧，这里还有许多青草呢。”

女战俘们不敢辩解说狗是不吃草的。跟法西斯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这一年的秋天比较暖和，前几天刚下了场透雨，地上果然有些新长出的嫩绿的青草。女犯们一边学狗叫，一边用嘴啃地上的青草。青涩的难以下咽的苦汁，一直从嘴里流进她们的心里。

党卫队士兵站在那里哈哈大笑。

突然，又一个党卫队士兵淫笑着对她们命令道：

“都把裤子脱下来！你们是犹太狗，不是人，干嘛要像人一样穿着裤子呢？”他突然吼道：“都他妈的快脱！”

她们犹豫了，她们不想脱。但是，带有马刺的靴子和枪托像雨点一样踢打在她们的屁股上，不由得她们不脱。

她们的裤子、裙子、内裤都被迫脱下来了，放在一边，她们用眼神相互鼓励，用眼睛说：我们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裸露下身？法西斯并不是人，我们不用为他们感到害羞！她们伏下了身子，趴在地上，腿长臂短，上衣齐齐地向脖子方向滑落下去。因此，她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趴在地上。

在法西斯士兵的眼里，这实在是一幅美妙的奇景：40多对丰满的乳房，40多个撅起的雪白的臀，80多条白皙的大腿，都一览无遗地对着他们……

他们淫笑着褪下自己的裤子，扑向她们，他们才真的像狗一样，像没有人性的禽兽……

女战俘们好像突然明白过来，从地上爬起来，和德国人厮打在一起。德国兵现在似乎也突然明白过来，他们手中的枪响了……

几分钟后，所有的、总共40个女战俘，全部躺在了血泊中。很快，她们将消失在集中营那个巨大的焚尸炉中，消失在欧洲那无垠的蓝天之上，消失在无边的空气之中。但是，她们那不屈的英灵将永存。她们用死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战争后期，战场形势发生变化，盟军飞机频频空袭德军阵地。由于盟军掌握了制空权，希特勒一时措手不及，处于劣势。德国最高统帅部作出了几项规定，鼓励士兵杀被俘的指挥员，尤其是杀害盟军在德占领区跳伞被俘的飞行人员。1944年，英、美飞机轰炸德国达到高潮。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主张对被击落的英、美空军飞行员一律处死，甚至主张号召德国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士兵后，立即私刑处死。1944年5月21日，希特勒与戈林商谈之后，发布了一道命令：美、英空军飞行人员中，凡曾扫射过客车、平民以及德国飞机的战俘，可不经军法审判即予枪决。不过，这道命令在执行中，由于部队长官的残暴与虐待狂心理而被扩大化了。

由于盟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各种突击队、游击队的小规模突袭也频频得手，希特勒更加恼火，他曾发出一道绝密的补充文件说：

“我不得不严令消灭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部队，并宣布对不服从这些命令者予以严惩……必须晓喻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突击队员将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消灭。

这就是说，他们想要死里逃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他们绝不要妄想会得到日内瓦公约的待遇。如果由于审问上的需要而留下一个两个暂时不杀，审问过后也得立即枪决。”

这条密令为德国杀害西方战俘开了绿灯，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杀人命令。因此，纳粹总参谋长约德尔将军在元首的这条指令上添加了若干说明，并着重指出：“这项指令只供司令官阅读，切勿落入敌人手中。”各部队在记下内容后，全部文件一律销毁。

屠杀开始了。

1944年3月22日夜间，美国陆军第267特别侦察营的两名军官与13名士兵，身着军装，乘一艘军舰在意大利境内登陆，准备破坏斯比塞到热那亚之间的铁路隧道。被俘后三天，被全部处死。

1945年1月，15名英美高级军事人员，包括一名美联社战地记者，在斯洛伐克跳伞降落时被俘，被新任中央保安局长恩斯特·卡尔勃鲁纳下令处死。

屠杀最为惨烈的，恐怕是1944年12月17日在比利时贝涅西田野的一次。

1944年6月6日，盟军以300个师的强大力量，渡过英吉利海峡，成功实现了诺曼底登陆，并向欧洲大陆纵深挺进。盟军各部分头突进，渐渐失了方阵。12月，德军在希特勒部署下，乘其不备，在阿登一带进行反扑，盟军被迫后退。

这一天，德军用机枪与火炮向在贝涅西田野一带的美军车队轰击。大约10到15分钟后，魏斯默斯方向的公路上驶来两辆德国坦克和几辆履带车，驶抵十字路口后，掉头向南，猛烈轰击躲在路旁壕沟的美军士兵。129名美军士兵无法抵抗，相约走了出来，扔下武器，双手举过头顶。德军命令他们沿公路回到十字路口，走进德军战车。车上的德军士兵一一搜去了他们的手表、戒指等物品，然后，命令美军战俘折回十字路口西南角的一幢无人房间前的田野上，一名德军军官走下战车，拔出手枪，随意向美军战俘人群开枪，打死了几名战俘。

此时，一辆德军轻型坦克驶到公路的一个位置，将炮口对准了离公路大约有20到25米远的战俘群。火炮与机枪声响了，不消多时，100多名战俘大多数被火炮击中。德军满意了，军车随即向南驶去。

侥幸未死的美军以为浩劫已过，却不料后面又开来了很多德军军车。军车一面行驶，一面用小型武器发射子弹，将那些已死和未死的战俘重新“扫荡”一遍。

这时，又从驶来的军车上下来几名德军士兵，显然，他们是守卫十字路口的。他们在路口周围走来走去，寻找未死的战俘，一旦发现还有一丝气息的美军士兵，便用手枪或步枪枪托逐个将其击毙。这些最后死去的美军士兵，有的被击中双眼，有的被击中太阳穴与后脑，经过三次轮番“清洗”，战俘中间已没有一个活人了。

刽子手不相信上帝。

第十一章 集中营里的阉割试验

克劳贝格是一个既残暴又好色的人，他对于女人做手术大感兴趣，他和助手霍夫曼合伙把一对犹太男女阉割后，又把这一对男女赤条条地关在一间房内，他们则躲在玻璃窗户后面，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为了清除犹太人，也为整个世界雅利安化，纳粹企图使那些被奴役的民族失去生育繁殖能力，至少也要限制他们的出生率。纳粹的医生们开始寻找一种快速、方便而又廉价的绝育方法。

1941年12月10日。德国，拉托维亚共和国。利耶帕城郊。

一位大约30岁的妇女提着挤奶桶走进她的奶牛房。她的头上扎着红底的花格头巾，她长着浓而细的黑眉，深陷的眼窝，大而圆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嘴唇很厚，很性感，这使人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一个吉普赛女人。她刚刚在奶牛边蹲下来，突然有两个穿黑制服的男人闯进了她的牛棚。

“你是卢齐娅·斯拉特斯蒂？”其中的一个男人问道。

“是的。”卢齐娅露出她一贯热情奔放的笑，回答道。

“你有几个孩子？”

“从17岁生第一个孩子起，共生了7个，现在活下来的有5个。”卢齐娅很自豪地回答说。

“卢齐娅，你的孩子太多了，德意志帝国不需要你这些随便乱来的杂种。你必须在最近到当地医院去接受绝育手术，才能够继续住在这里。你懂了吗？”

卢齐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临走时，另一个黑衣男人托住她的下巴，用轻佻的口气对她说：“我看你的肚子又大了。你晚上就不能去歇一会儿？瞧你的眼神，简直能把男人的魂勾去。”

卢齐娅看着两个男人离开了奶牛房，她想起，他们可能是保安处的警察。但是，她没有去医院，在她看来，和男人睡觉，然后生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要剥夺女人的这种权利和乐趣？因此她没有去医院。

大约一个月之后，准确地说，是新年之后的1月9日，两个保安处的警察又来到她的奶牛棚，他们的身后还跟着另外两个背箱子的男人。这一次，两个警察什么也没说，一下子把她掀翻在奶牛旁。

男人以这种方式对待女人，这对于吉普赛女人来说并不陌生，她们喜欢这种直率得有些粗俗的火热的求爱的方式。因此，她咯咯地笑着，用手护着自己的裙子。

但是这两个男人的目的显然与卢齐娅所想象的不同，他们扯开了她的裙子，扯掉她的内衣，露出小腹，然后，在旁边袖手旁观的另外两个人跑过来，拿出了酒精、托盘、钳子、手术刀……

这是纳粹德国实施大众阉割计划的一个真实镜头。

1945年，苏联红军攻入德国后，苏军在警察局的档案柜里找到了法西斯分子强迫吉卜赛妇女做绝育的证明材料。其中有一份是拉托维亚共和国利耶帕保安处1941年12月10日的指示，该指示称，“吉卜赛妇女卢齐娅·斯特拉斯蒂只有接受一次绝育手术才允许继续留在这里。”这项指令是让卢齐娅·斯特拉斯蒂必须做引产手术。这项指令对她来说不得不执行，而且必须向警察局报告试验结果。苏联红军在警察局的文件中又找到了这项指令签发后不久有关卢齐娅·斯特拉斯蒂的手术结果报告。报告中这样写道：“前面提到的那位妇女，已于今年1月9日在当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纳粹分子执政后，即在反吉卜赛种族中心制定了对吉卜赛人实施大批绝育的计划。对吉卜赛人实施大批绝育的理由是吉卜赛人孩子太多，也就是说，吉卜赛人在生育上的毫无节制已经给社会造成威胁。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结束吉卜赛种族的血缘再继续渗入德意志民族的肌体。根据绝育法，从1934年开始，吉卜赛妇女和吉卜赛男人一样也必须实施绝育。绝育蒙难者的总数迄今尚未查清，只能收集到一些零散情况。

战争开始以后，大量的犹太人被驱赶到了集中营，给纳粹的绝育实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验品。

在人体上进行大量绝育试验的中心设在奥斯威辛主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克主集中营。从1942年11月开始，法西斯分子就在这里的妇女、男人和孩子们身上进行了绝育和阉割试验。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侵犯人的权利。希姆莱的人事部长鲁道夫·勃兰特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陈述医学证词时说：

“希姆莱是对这种既可以节省费用，又能迅速实现种族灭绝的方法最感兴趣的人中军衔最高的一位。因为这个方法既能用于对付德国帝国内的敌对分子，又可以用于对付苏联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他们对这种不仅可以征服敌人，而且也能达到种族灭绝的方法寄予很大希望。德国也可以把已做了绝育手术的人作为劳动力利用。当然，在使用前先损坏他们的生殖系统是最理想的。大批绝育政策是德国法西斯种族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对绝育试验安排了专门的时间和投入了专项经费。”

像通常在遗传病患者身上进行的绝育方法，在希特勒总理办公室主任维克特·布拉克看来是不予考虑的，原因正像他在写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表白，“因为太浪费时间和耗资巨大。”

绝育在当时还是用于医学技术探索的试验活动，尤其给妇女做外科绝育手术，其费用十分惊人。绝育最常用的方法是损坏输卵管、输卵管割断和输卵管切除。

纳粹政治家和科学家们对寻找一种既快、又新、又经济的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因此，出于这种愿望，他们必须借助X射线技术探求一种实用的大众性绝育方法，特别是一种在实施时不易被受害者发觉的方法。

维克特·布拉克提出用强烈的X光射线辐射的方法。对于男囚犯进行两分钟500到600X光的放射，破坏体内制造精子的功能；对女囚犯则进行3分钟300到350X光放射，引起终身不育。布拉克专门设计了一套电子仪器，配有两只电子管，每天可使200人绝育。布拉克不断向希姆莱吹嘘，说如果能拥有200台机器，每天就能使3000—4000人绝育，为了使绝育顺利进行，他常常假装让囚犯们坐在椅子上填一些无谓的表格，同时悄悄开动机器，犯人们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便已经失去生育能力。

从1940年开始，希姆莱与纳粹党卫队旅队长卡尔·克劳贝格、上西里亚皇家别墅黑德维希国立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生、矿区职员公费医疗医院附属妇产医院主任医生和雌性激素专家建立了联系，共同进行妇女绝育试验。

卡尔·克劳贝格使用一种叫贝母的物质使男女绝育。为了实验，他与奥斯威辛党卫队签定合同，购买了150名女犯人。这些女犯人大都是青年，有的已经怀孕，有的刚刚月经来潮。一群心术不正的党卫队嘻嘻哈哈地来到她们面前，让她们脱光衣服，并剃去了她们的头发与阴毛，还在阴部涂满了油膏。在助手做完这些工作之后，肥胖的克劳贝格大腹便便地走近每一个妇女，向她们体内注射贝母。贝母在体内产生巨大的刺激，使妇女们痛苦不堪。有些妇女叫道：“胖屠夫！这个混蛋坏透了。”

克劳贝格是一个既残暴又好色的人，他对于给女人做手术大感兴趣，恐怕这也是他当初选中妇科为专业的原因。他试图用各种手段对女人的生殖系统进行手术。比如先摘取卵巢，然后又进行人工授精，最后又截除生殖器，简直可以说是残暴的性虐待狂。他甚至还把癌细胞移植子宫内，一个月后再摘除子宫，观察效果。他的助手霍夫曼也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两个人合伙把一对男女阉割后，又把这一对男女赤条条地关在一间房内，他们两个则躲在窗户玻璃后面，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希姆莱曾责成克劳贝格搞出一种绝育方法，使其能成为消灭各族人民的生物武器。

纽伦堡审判文件中的两封信特别鲜明地描述了妄想征服全世界的党卫军分子的计划。

1942年6月7日，克劳贝格和希姆莱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时，他们讨论了制定这种绝育方法的细节。希姆莱答应克劳贝格，可以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提供任何数量的犯人供他实验之用。希姆莱的秘书勃兰特于1942年7月10日给克劳贝格写了下述信件：

尊敬的教授先生：

党卫军首脑委托我向您转达他的希望，您在和党卫军副总指挥波尔和集中营的主任医生商讨问题之后将赴拉文斯布鲁克和奥斯威辛，并在那里从事对犹太妇女的绝育工作。

首脑特别提醒您，在开始您的实验之前通知他，为了给数千名妇女作绝育您需要多少时间。首脑认为，绝育工作应该进行得使妇女们无所猜疑。您可托词在进行普通的妇科检查时，作必要的注射。

应对施行绝育的结果加以认真的研究。绝育后经过一定时期，应拍X光片，以便弄清体内发生了何种变化。还需进行这样的试验：绝育后过一段时期，您可安排女人和男人同房。要将结果报我们知悉，请您对此信作出答复，以便我能向首脑报道。

希特勒万岁！

党卫军中将勃兰特

1942年7月10日

克劳贝格给希姆莱的复信：

我的不施行手术对妇女进行绝育的方法差不多制定出来了。绝育是以向子宫内注射来进行的，任何一个医生都说可以以普通的妇科检查的名义来这样做。我说的方法“差不多”制定出来了。这意思是：

1）还需要搞得更准确些。

2）这种方法目前已能代替我们使用的优生绝育的手术方法。

如果我的实验照目前这样顺利地进行下去，就毋庸置疑，为期已经不远，届时我可向您报告：一名有经验的医生，在有完善设备的工作室的条件下，得到10名助手的协助，可以在一天内对数百，乃至数千名妇女进行绝育……

克劳贝格和法本公司的制药和化学企业合作，他用法本公司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当局买来的大量的女犯人进行各种药物和制剂的试验。

克劳贝格最后没有能逃脱惩罚，于1945年被苏军俘虏，并因对苏联战俘的兽行而被判罪。1955年10月，他回到德国，被西德报刊和电视宣传这“殉难者和英雄”。在发表于《南德意志报》的一篇谈话中，他当时宣称：“我相信，我在奥斯威辛所制定的方法，即使在今天也能卓有成效地利用……我打算召开一次国际医生大会来宣传我的方法。”由于反法西斯组织和犹太人组织的抗议，结果在1955年11月21日，他被重新关入狱中。在由世界各国100名证人所作的137页的起诉书上，揭露了克劳贝格的罪行。但是，对克劳贝格的法庭审判一直未能进行。1957年，他死于基尔狱中。

纳粹分子试验绝育方法，是想在夺取最后胜利成为欧洲主人之后，用这种方法逐渐使那些被奴役的民族失去生育能力，或者多多少少地限制他们的出生率。早在1941年10月，科莫的医生波科尔尼博士在给希姆莱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如果我们根据这些试验成功地制造一种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人感觉不到的绝育药，那我们就有了一种有效的新武器。如果能够对目前被德国俘虏的300万布尔什维克分子施行绝育手术，使他们变成工人，听人使唤而且不在生儿育女，那么这种想法就会展示出最广阔的远景。马道斯认为，口服的镇静液汁，给雄性动物也可给雌性动物注射，这种液汁能在若干时间之后产生一种作用，即使人持续地丧失生殖能力。”

奥斯威辛是纳粹最大的集中营，里面的纳粹医生也最多。这些医生各自为战，于是那些健康的青年妇女便遭了殃，往往是被这个医生做了手术后不久，又被另一个医生叫去。有一个叫贝拉的希腊犹太妇女，先是被萨穆埃尔医生照射了X光，接着又在下腹部作了一道切口，做了摘除卵巢的手术。由于身体强壮，贝拉一时还没死。一个月后，鲍曼医生又巡回到贝拉的驻地，又给贝拉做了手术。当他发现卵巢已被摘除时，便草草地缝上切口。这次切口与上次的呈十字状。结果没过几天，贝拉因伤口感染死去。

男子绝育手术的方法主要是阉割，即割除睾丸。这种手术得到了上级的奖励。因此，纳粹医生们为了邀功，疯狂地进行手术竞赛。一个波兰医生瓦迪斯瓦夫·德哈林的速度最快，他在10分钟内使用局部麻醉就可以完成一例睾丸切除手术。为了求速度，一例手术完成后，既不给器械消毒，也不洗手，接着就开始进行下一例。许多囚犯常常因伤口感染而死。

甚至于到后来，连局部麻醉也不作了，直接在人身上开刀。被施手术的男犯们呼天抢地的喊声震动四方。听到这种惨厉的叫声，许多犯人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了不被阉割，干脆就触了电网。

第十二章 雪地里赤裸的身体

拉舍尔博士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女人比两个女人更容易使冻僵者对身体回暖，因为一男一女的身体紧贴一块，避免了三个人在一起对性的抑制。

恶魔博士拉舍尔由于他的冷冻试验和骇人听闻的人皮艺术而闻名于世。

为了找到灭绝种族的所谓医学理论，希姆莱于1933年设置了一个包括全国种族研究领域的“遗传研究所”，设在柏林的皮克勒街16号。这个研究所的宗旨是研究“日耳曼人祖先遗传”与“北欧—印度日尔曼种族”的特征。1939年1月1日，通过希姆莱的授意，“遗传研究所”开始以集中营犯人为研究对象。1942年元旦以后，这个研究所合并到希姆莱的参谋部，并由希姆莱直接领导，因此，研究所便成了“合格”的纳粹党卫队。

不过，由于30年代初、中期，纳粹统治者认为医生与大学教师都是自由职业者，属于 “反动的知识分子”，因此，纳粹在医学界清除了五分之二的医学人士。到了40年代初，有水平的真正的医生数量已经很少了，而且还有一部分人不愿与纳粹合作，因此，怎样找到以杀人为目的的医生便有点困难。在纳粹研究所罗列的所谓医生，不少是不学无术的江湖术士。尽管这样，人数也还是不够。因此，希姆莱告诫手下人，要注意那些毛遂自荐的医生。

拉舍尔，本是空军后备队司令部的低级医生。他的妻子尼尼比他大15岁，因为尼尼认识希姆莱，所以拉舍尔娶了她。拉舍尔出身于一个医生世家，父亲与叔叔都是有名的医生，他们正直而谨守医学天职，对于拉舍尔依附纳粹非常不满。但拉舍尔已经死心塌地准备跟着希姆莱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听了妻子尼尼的建议，到盖世太保那里告发父亲，致使父亲两次被捕。

拉舍尔很看不起他的同事，因为他们只是用死人和小动物进行实验。有一天，他对同事赖思说：“你认为自己是个生理学家，但是你的实验局限于豚鼠与老鼠。我可是真正熟悉人的生理的绝对权威者，我要用活人实验，而不是用老鼠什么的。”

1941年初，拉舍尔已经参加了党卫队，他奉命去参加空军行政区在慕尼黑第七队的一个医学讲习班讲课，讲课的题目是高空飞行对人的心理与生理影响。讲完之后，他突然异想天开，想用活人进行实验。他认为，只要给希姆莱写信，便能解决这一问题。

1941年5月15日，拉舍尔写信给希姆莱说：“研究高空飞行至关重要，不过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还不能用活人进行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也没有人自愿来做……但对猴子进行试验与对人进行试验完全不同。”

正为找不到纳粹“科学工作者”犯愁的希姆莱接到拉舍尔的信后，非常高兴，指示秘书写信告诉拉舍尔，表示愿意提供达豪集中营的犯人供拉舍尔试验。

拉舍尔将设在慕尼黑的试验室搬到达豪，并特地建立了一个负压室。他弄来了200个囚犯。第三次的实验中，他挑选了一个健康的37岁的犹太人。在负压室中，他将负压力增加到相当于29400英尺高空的高度，测验失氧反应。这位犹太人的呼吸共持续了30分钟。在4分钟时，他开始大量出汗，由于缺氧，不停地痛苦地扭动头颈。5分钟时，他开始痉挛，浑身发抖。到6分时，呼吸逐渐急促，最后昏厥过去。之后，他的呼吸减弱，每分钟只呼吸三次。到30分钟时，呼吸完全停止。这时，拉舍尔便命令打开负压室，将死者拉出来解剖尸体。

处于真空中的犹太犯人，常常因巨大的负压力而弄得肺部爆炸破裂。许多人神经错乱，发狂一般地扯掉自己的头发，用手指抓自己的头和脸。有的人用头与手用力撞墙，高声大叫，以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当负压室出现完全真空时，被实验者无一例外地死去。

死于负压室真空之中的囚犯大约有80人，其余的被作轻度真空试验的120人，也都患上严重疾病。为了灭口，拉舍尔干脆将他们枪毙了。

拉舍尔根本就没有从试验中得到什么医学成果，因为他根本的目的在于杀人。真空试验持续到1942年5月，拉舍尔受到纳粹统帅部的嘉奖。德军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契受戈林之命向希姆莱致敬，感谢拉舍尔博士的首创性试验。不久，空军军医督察希柏克中将以空军医务研究部门的名义向希姆莱建议，应该把飞行员在高空飞行时面临的寒冷情况做一番试验，并且告诉希姆莱，空军方面已经在达豪建立了一座有全套冷冻设备和相当于10万英尺高空条件的减压室。希姆莱与空军官员协商时，空军将领告诉他，许多被派往英国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常常在北海上空被击落。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本来可以在水中自救，但在海水里浸泡几小时后，大多数都冻死了。这对德军士气是个打击。因此，必须进行有关迅速解除冷冻的试验，以便为飞行员们制造出耐冻的飞行服。鉴于拉舍尔在真空试验中作出“成绩”，希姆莱又一次挑中了他进行实验。

拉舍尔要作冷冻试验的消息在军队医务界传开了。少数军医对嗜杀如狂的拉舍尔心怀余悸，不愿与他合作，拉舍尔一时很难搞到囚犯试验者。听到这种情况，希姆莱非常震怒，写信给米尔契空军元帅抗议，并说，既然空军医务界都是一些只有基督教精神的草包与胆小鬼，那么就把拉舍尔调出空军，专门到党卫队去研究，省得他处处受空军掣肘。希姆莱甚至表示，他将亲自负责从集中营中为拉舍尔提供犹太囚犯试验品。

空军害怕希姆莱的淫威，屈服了。得意洋洋的拉舍尔开始上任了。拉舍尔有什么要求，空军尽力满足。拉舍尔挑选了三位“政治上绝对可靠”的教授做助手。用堂堂的教授做助手，拉舍尔甚感得意。但应当指出的是，越来越傲气的拉舍尔并没完全按空军的要求去做，而只是依凭自己析端虐待狂的心理去随意虐待犯人。

拉舍尔的“冷冻试验”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看看一个人在多冷的气温下会被冻死；一种是找出受了冷冻但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升体温最快的方法。拉舍尔首先对人做冻死的试验。他让人在达豪集中营安置了特殊浴缸与冻却器，把人浸在冻冷浴缸式水桶中，或者干脆在冬天将犯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上过夜。

第一次试验于1942年9月10进行。拉舍尔挑选了一位身体较健壮的犹太犯人，让他穿上冬季的飞行员服装，服装外面，穿上救生衣，以免在水中下沉，头上还蒙了罩子，按在水中。一开始，试验的水温是华氏36.5度与53.5度之间。拉舍尔先让犹太人的脑后根露在水外，这时，测试表显示出犯人的胃部温度已低于华氏79.5度，肠部温度低于华氏79.9度。随后，拉舍尔又命令将犹太人的后颈与小脑也淹在水里。犯人的骨髓与小脑开始冰冷，温度低于华氏82.5度，很快，犯人死去。

拉舍尔马上解剖尸体。当剖开脑壳时，发现脑里充满大量的淤血，血多至1品脱，心脏方面的情况是右心室极度肿胀，这是犯人被冻死的致命点。拉舍尔向助手说：“记录下来，体温低于华氏82.5度人就会死去，即使进行各种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请告诉空军方面，让他们在制作空军泡沫飞行服时，应考虑加一个保温的头部与颈部的保护装置。”

在随后的几个试验中，已有了第一手经验的拉舍尔叫助手为每一个被试验者准备6份“死亡病历”，其中内容包括：测试时的水温；被测试者出水的体温；列亡时体温；在水里浸泡的时间，以及从停止呼吸到死亡的时间。拉舍尔的最后结论是，身体健壮的人，能在冰水中存活100分钟；身体较差的人能在冰水中维持53分钟。

有一次，拉舍尔叫助手弄来几个苏联军官作冷冻实验。他们说：“犹太布尔什维克都是些坚定的反日耳曼杂种。俄国的天气那么冷，他们怎样熬过每一个冬季呢？他们与其他欧洲人是否会有不同？”于是，有两个苏联战俘军官被押到达豪集中营。

拉舍尔不让他们说话，叫他们脱下衣服，赤身裸体地躺进冰冻的水缸里，按拉舍尔以前的测试原理，被测试者至多会呆上60至100分钟便会毙命。因为这次实验耐冻的俄国人，拉舍尔等了两个钟头才去看实验结果。没想到这两名战俘不仅没死，居然还能对答说话。拉舍尔感到自己的理论有待完善，下令继续冷冻。

实验又进行了一个钟头，两个战俘还是没死，其中一个苏联人对另一个说：“同志，请你对那个德国军官说说，让他们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战俘说：“你别想让法西斯豺狼发善心，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两位军官挣扎着与对方握手，用坚定而缓慢的语调彼此作最后的诀别：“再见，同志！”

在场的青年波兰助手听到这些话，为了不致让苏联战俘遭受更大的折磨，用温和的口气把这句话翻译给拉舍尔听。拉舍尔听完，面无表情地走开了，回到办公室里。波兰青年看看四下无人，拿出准备好的氰化物针剂，想给苏联军官注射。不料，拉舍尔并未走远，他突然出现在实验室门口，拔出手枪对准波兰青年：“你们别管，不要接近他们，否则要你们的命！”

试验又在进行。到了第5个钟头，两个苏联军官才死去。

这次实验使拉舍尔感到沮丧，因为他以前的所谓理论被这次实验推翻了。拉舍尔灰心了。这个低能的骗子只好命令把这两个苏军军官尸体送到慕尼黑的研究所解剖，但也没有得到什么数据。

到1942年10月，久未立功的拉舍尔急于搞一次突破性实验。他忽发奇想，又上书希姆莱，说要进行一种所谓“干冻试验”，即把犯人放在雪地里过夜。他向希姆莱说：“在达豪集中营，受试验者往往会大喊大叫，这极不利于我的工作。另外，达豪的空军医务者并不与我真正合作，致使我的研究不甚顺利。请批准我去奥斯威辛集中营，那里要比达豪适合得多，因我那里更冷，同时那里地方又大，在集中营里引起的骚动可以少一点。”

对拉舍尔一直怀有信任感的希姆莱同意了拉舍尔作“干冻试验”，但没有命令他去奥斯威辛，仍然让他在达豪作实验，于是拉舍尔只好仍旧呆在达豪。他眼巴巴地盼望1942——1943年的冬季是一个真正寒冷的季节。

果然，到1943年初，少见的寒冷袭击欧洲大地，拉舍尔欣喜若狂，一再叫嚷着：“感谢上帝，时机到了。”

实验大都在晚上进行。一次，一个囚犯被剥光衣服，放在营房外的一副担架上，盖上一层薄薄的被单，送到房间外的雪地里。拉舍尔让助手每小时向囚犯身上泼一次水。在滴水成冰的寒夜，囚犯浑身马上冻了冰。受试验的囚犯痛苦的呼号、凄厉的叫声划破达豪夜晚的沉寂。就这样，这个囚犯一直呆到第二天凌晨，死的时候，全身成了冰棍。

拉舍尔看着助手作下的各种有关死者的体温、心脏与呼吸情况的记录，皱了皱眉头说：“给犯人身上盖被单和泼水是错误的，以后，被试验者身上不准盖任何东西。”

下一次，拉舍尔一次就弄来十几个囚犯，让他们脱得精光，躺在雪地上。被实验者冻得狂喊乱叫。助手建议，是否给他们施行麻醉，拉舍尔起初不许，但他实在被叫声弄得烦透了，于是下令打麻醉针。

在柏林，海因里希·希姆莱听到拉舍尔实验的消息不甚满意。他于日理万机之中，忙里偷闲地给拉舍尔写信说：“冬天，被试验者被扔在达豪营房外面，赤身躺在地上冻死，没错，这些人只配死，即使没有冻死，他们马上也会被杀死。但是请你注意你实验的目的。如果说勇敢的德军飞行员和水兵们掉进北冰洋的冰水里，或者陷在挪威、芬兰或俄国北部北极圈内的冰天雪地之中，就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实验的目的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的。”想象力丰富的希姆莱认为应该给手下那些恨铁不成钢的蠢材医生们具体的指导，他在信中告诉拉舍尔，可以试验用“动物的体温”来迅速回暖人的体温。

不开窍的拉舍尔果然如希姆莱想的那样“笨蛋”，他给希姆莱回信说：“用动物的体温——动物或女人的身体——来回暖太慢了。”其实，希姆莱和拉舍尔都是笨蛋，因为这个问题——对冻僵的人采取迅速的加温的方法——早在1880年就被俄国医生列帕钦斯基解决过了。不读书，不看报的纳粹怎么会知道呢？但百忙之中的希姆莱居然比专职医生拉舍尔想得更多，他又写信给拉舍尔，客客气气地说：“我对用动物体温进行试验怀有很大的好奇心。我个人认为这种试验可以取得更好的，更有效的结果。”

拉舍尔医生尽管再不情愿，也不敢拒绝他的顶头上司的指令。在希姆莱的具体干预下，四个女犯人从专门关押妇女的拉文斯勃莱克集中营被送到达豪，这四个都是平时行为不检的营中妓女。希姆莱如此热衷用妓女回暖男人身体，不知是否出于阴暗的性心理。

四个妓女来到达豪。

拉舍尔问其中最小的一个女孩：“是北欧人吗？”“是的。”“为什么要当妓女？”女孩回答：“为了脱离集中营。”

“自愿做妓女是可耻的事情。”拉舍尔说。

“在妓院混半年总比在集中营关半年强得多，那里有吃有喝，又不挨冻。”女孩这样回答他。

拉舍尔一直认为，北欧民族是仅次于日尔曼民族的次等优秀人种，要拿北欧妇女的身体去回暖可恶的犹太人，或者说要让她们在集中营犯人面前赤裸身子，是否与种族理论不合呢？拉舍尔决定不再用这个女孩子，而用另外三个做试验。

在一次实验中，一个犹太男犯人被脱得精光，放入冻冷的冰水中。一个钟头过去了，从肛门测来的体温表明是华氏86度。拉舍尔认为可以做实验了，就让人把犯人从水中移出。冻僵的男人已失去知觉，被放在一张宽大得能容三四人的床上。

拉舍尔叫来两个妇女，让她们也脱光衣服，躺在男犯人的两边，而且尽量挨近冻僵的男人，然后用毯子把三个人都盖住。

受试验者醒了，他很快有了知觉，贴近了裸体的妇女。随后，他的体温逐渐上升。通过测试，拉舍尔得到结论，体温上升的速度和用毯子裹住回暖速度几乎一样。实验一完，男犯人便被拉出去处决。

紧接着，拉舍尔扩大了试验的规模。在实验中，十个受试验者有四个出现了意外情况。当他们的体温回暖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与回暖他们身体的裸女进行了性交。其中包括一个苏联俘虏阿辽沙。

阿辽沙是一个高大的苏联骑兵中尉。他在被俘后被送到集中营的第二天，就被拉舍尔作为“种子”投入冰水里。尽管他咬着牙，努力坚持着，但还是无力抗拒大自然对人体的巨大影响，他被冻得晕死过去。

他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透入心骨的寒冷正在一点点往外渗漏。渐渐地，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边有温暖，不，是很温暖，是一个人在抱着自己，是一个女人。他感觉到她芳香的气息，她在吻他。

阿辽沙不知所措。因此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他仍然无法睁开眼睛，只有意识在流动。

“同志，你冷吗？”他听见一个夜莺一样动听的声音，是俄语！

一股巨大的暖流流遍全身，他想，一定是法西斯让她来给自己回暖的。但她却并不是来参加饰演的，她在用她的心灵、她的伟大，来温暖他，给他力量。阿辽沙感到热血在流动了，他感到全身的骨节都可以松动了。

“我叫喀秋莎·列昂季耶夫娜，是红军骑兵上士。你呢？”她在他耳边轻声说。

“你还说不出话吗？”苏军女战俘、骑兵上士喀秋莎又说：“同志，你要醒过来。苏联红军是不可战胜的。靠近我，让我抱着你……”

“让我给你唱支歌吧。”她真的唱了起来，声音很小，但他可以听见，唱的是那支非常动听的民歌《红莓》：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阿辽沙慢慢睁开眼睛，他对她笑笑，轻声说：“喀秋莎·列昂季耶夫娜同志，谢谢你……”他开始吻她，她回报以更热烈的吻。

“我爱你。”喀秋莎说。“我也爱你，中士同志。”阿辽沙中尉说。

“让我们就在这里相爱吧！法西斯是禽兽，不是人，我们用不着害羞。”喀秋莎热烈地说。她的手在他的全身抚摸着，她的吻像火一样灼人。

阿辽沙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激情在身体里蓬勃而起，他把喀秋莎搂在身下。

他们在法西斯为他们准备的床上翻滚着，原本盖在身上的毯子掉到了地上。他们感到激情荡漾，仿佛又回到了伏尔加大草原，他们又看见了俄罗斯的蓝蓝的天，蓝蓝的云，蓝蓝的绿草地，他们骑着马儿，在伏尔加河边，在大草原上奔驰，奔驰……

法西斯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法西斯就在他们的身边，他们站在那间试验用的房子里，看着他们。法西斯被眼前的一对红军男女战俘惊心动魄的性爱场面惊得目瞪口呆……

拉舍尔发现，性交之后，男人的体温上升很快，几乎同吸热早差不多。拉舍尔感到很新鲜，得出结论说，一个女人比两个女人更容易使冻僵者身体回暖，因为一男一女紧贴一块，避免了三个人在一块的性的抑制，而且，那些身体状态允许性交的男人，回暖的速度要比别的人快。但是，这一类男人往往会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去。

为了这样一个结论，有300多人受过冷冻实验，他们有的人发了疯，有的人成了残废，其中有八九十人当场被冻死，其余的200多名犯人后来都被枪毙。

第十三章 门格尔“医生”

当几位犹太犯人得知他们刚刚吞下肚去的是什么肉时，一下子全呆了，趴在地上呕吐不止。

在集中营里，进行残酷的“医学试验”的恶魔绝不止拉舍尔一个。如果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任医生门格尔相比，拉舍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从外表上看，谁也察觉不出门格尔是位暴虐的杀人狂。他出身于一个富有而家教甚好的名门望族，在家中是个倍受宠爱的长子，曾获得过文学博士学位。他读书广泛，尤其对古典音乐有较高的造诣。他的形象甚好，一头金灿灿的头发，眼睛大大的，闪着有魅力的光彩。他对服饰也极为讲究，任何时候对穿戴都不马虎，总是一尘不染，身上还散发着香皂与科隆香水的芬芳。因此，在别人看来，门格尔是一个风度翩翩，举止文雅的人。他有时对犯人很和气，甚至于还把一些犹太儿童叫到住处，给他们糖吃，同他们聊天，一边说一边还咯咯笑着。谁能想到，这个金玉其外的人竟是一个嗜杀如狂的暴君！

门格尔原来在德国“海盗师”服役，在苏联战场上受了伤，被派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当医生。其实，他对医学本是门外汉，从未得到医学的学位，只不过战前在莱比锡做过很短时间的实习医生，对于外伤更是没有任何经验。只是由于纳粹缺少医生，他便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22名医生中的一个。

说来奇怪，以杀人为目的的集中营怎么还会有医生治病？原来，纳粹为了使少量的囚犯们成为劳工，便要减少某些疾病的传染。不谙医术的门格尔，职责并不在于治病，而在于把得了病的囚犯们杀死。

1943年夏天，集中营发生了周期性的伤寒传染，连门格尔都染上了。他躺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才恢复健康。暴怒的门格尔决心报复集中营的传染病源。其实，要消灭病源，只需对每座营房进行消毒就可以了，然而他却将好几个营房的1500名女病人赶进毒气室。门格尔欺骗她们说，要把她们身上的虱子消灭掉，结果，一千多名妇女连同她们身上的虱子一齐被毒死了。

门格尔把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马厩当作治疗结核病的病房，每个星期四，他都要来查一次房。可是如果认为他真是在治病就完全错了，门格尔只是象征性地到病房看一下，如果病人住院超过两星期还没有痊愈的话，便把病人送到毒气室。门格尔自己解释说，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德国法本公司只给党卫队支付每个病人两周病假的工钱。

囚犯想要逃脱死神，便要使些计谋。犯人夏佩尔反复高烧，这引起了门格尔的兴趣。他把其他病人送进毒气室毒死，只留下夏佩尔一人进行观察。夏佩尔过了三周仍没有痊愈，感到有些不妙。门格尔第四次来查房时，给夏佩尔发下体温计。门格尔一走，夏佩尔立即从左腋下取出体温表，让它暴露在冷空气之中，等听到门格尔的脚步声后，又迅速把体温表放在左腋下。这一次，体温表上的读书比以往各次都要低一些。门格尔似乎对自己治疗的“成绩”感到满意，就让夏佩尔出了院。夏佩尔总算暂时逃过了毒气室，可是同院住的其他几十个病人，早已化为毒气室烟囱的青烟了。

在党卫军上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任医生约瑟夫·门格尔看来，人就像狗一样，有种类之分，应符合规格。一天，他来到奥斯威辛的儿童禁闭室，发现许多孩子身体瘦小，和他们的年龄不相称。他让孩子们紧靠门框站着，在门框上用刀刻下每个年龄组应达到的身高标记。当孩子的头达不到适合他年龄的高度时，他便用马鞭抽打孩子，在孩子身上留下鞭印。1000多个达不到“规格”的孩子后来被他杀掉了。

在奥斯威辛2号营的茨冈人的营地，有一个由世界著名儿童专家组成的试验小组，试验分为三组：第一组研究双胎妊娠，自从若干年前加拿大的五胞胎出生以后，希特勒做梦都想他的德国女人一胎生出好几个日耳曼纯种来。第二组是研究侏儒症与巨人症的病理及生物原因。第三组是研究人类脸部干性坏疽的病因与治疗。这是一种可怕的遗传病症。

医学解剖和制作标本是纳粹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纳粹感兴趣的犯人被杀死后，他们的胸口上被写着ZS（ZUR SEK-TION）两个字母，意思是他们需要解剖。

解剖的程序一般是：首先将死者的颅顶部位割开，分别从里面取出大脑和小脑、眼球，——仔细地检查一遍以后，接着把尸体的胸廓打开，拿掉胸骨，然后从下巴处竖着切开一道口子，取出舌头，同时拿出食道，再将两只肺及呼吸道一并取出。再在心脏处部位横向切开一道口子，用小匙舀去里面的胸水，然后取出心脏。各种器官如大脑、小脑和心脏等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后，要放在天平上称一下，放到各种盛满福尔马林溶液的容器里。如果在某个部位，比如说胸骨上发现肿瘤，则要连皮带肉地割下来，同样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

接着下来的工作便是把那些具有科学价值的标本保留下来，以供集中营长官检查验收，然后通过邮局寄送到设在柏林的“柏林—达伦人类研究院”。

门格尔对怀孕的犹太妇女极为憎恶，他觉得，犹太人根本就不配活下去，居然还要生孩子，更是罪上加罪！在让女犯人去干活时，门格尔总是让怀孕的妇女走出队列，并让助手在孕妇腹部画一个红十字，说是要送她们去干轻活，但其实，却把她们送上卡车，运到毒气室毒死。门格尔干完了这种血腥的行径，还洋洋得意地说：“集中营里没有人怀孕了。”

门格尔真是一个有变态心理的怪人，他曾对助手吉泽拉·佩尔反复交待说：“你要注意，把营中怀孕妇女姓名名单交给我，我要送她们去另一个食品供应较好的营中。”有些信以为真的女犯人听到消息后，竟天真地主动告诉门格尔自己怀有身孕。其实，这是门格尔试图转换兴趣的一种方法。他把孕妇弄进临产室，小声告诉孕妇不要紧张，话语低深而温柔，甚至还对临产室进行全面灭菌消毒。孕妇产下婴儿时，他小心谨慎地剪断婴儿脐带，孕妇们往往感激不尽，一再对门格尔道谢。门格尔依然微笑着。但半个钟头后，门格尔就把母亲与婴儿一同送进毒气室。门格尔想得到的，无非是一种残酷的杀人满足。他试图用各种方法杀人，绝不怕麻烦。

女犯人露特·埃利瓦兹怀孕已7个月了，她不敢把自己怀孕的事情让任何人知道，而把自己混在被送往汉堡清除炸弹片的妇女队伍中。这一次居然瞒过了门格尔。但不幸的是，埃利瓦兹到达汉堡被发现有身孕，又被送回奥斯威辛。

门格尔感到自己被愚弄了，决定以残酷的方式进行报复。他给埃利瓦兹做了生产手术，但之后，却把她的乳房结扎起来，不让她给婴儿喂奶。埃利瓦兹的乳房以上直到脖子都肿胀起来，而孩子则饿得哇哇大哭。门格尔不厌其烦地每天都来到这里，一边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一面哈哈乐着。

门格尔满足了，8天后，他把母婴俩送了进毒气室。

门格尔的“专业”是研究孪生子。孪生子一来到集中营后便成为他搜寻的目标。他们的母亲不明真相，希望他们的孩子得到较好的待遇，便糊里糊涂地把孩子交给这个党卫军恶棍。门格尔异想天开，他给这些孩子注射疼痛难忍的针剂，想以此把孩子的黑色或票色眼珠变成蓝色的。他给这些孩子作腰椎刺穿手术、输血，再给他们注射酚、苯和空气，经他这样活活折磨至死的孩子有数千个。

门格尔想借一项伟大的发明一举成名：使孪生的理论原则变成现实。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位匈牙利籍的犹太医生（他还是法医）米克洛斯·尼斯兹里曾作为助手协助门格尔进行试验。他在作证时说：“这些孪生儿被杀死，被解剖，以研究人种增值奥秘。在研究优等统治种族人种增殖方面所取得的每一点进展都被认为是很神圣的事。如果将来能使怀孕的纯雅利安种的母亲尽可能生出双胞胎的话……多么荒诞的念头！”但在当时，他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因为一旦被告发，他就会马上被处死。

有一次，一个叫热奈特的法国犹太妇女难产，门格尔的助手发现可能是双胞胎。门格尔听到这一消息后，狂热地跑进临产室，面色因为激动而通红，一面走一面大声叫着：“双胞胎！双胞胎！”把孩子接生下来，还为婴儿准备了一个摇篮以及小衣服、毛毯等物，给热奈特一条犯人们从未见过的干净床单。门格尔还不停地对这位母亲表示感谢。

第二天，两名党卫队士兵闯进产房，对热奈特厉声吼道：“双胞胎在哪里？”说完抱着婴儿就走，惊恐的母亲哭着骂着，但无济于事。婴儿被送到门格尔那里进行研究，两周后，两个婴儿全死了，热奈特本人也被送进毒气室。

门格尔用自己的一套理论为杀害母婴的罪行辩解，他说：“我不能给予孩子自由，因为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自由地生活下去，我不能让孩子留在集中营，因为这里没有能使孩子正常成长的便利条件。把孩子送进焚尸炉，而不让母亲在一旁亲眼目睹孩子的死亡，是不人道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母亲与孩子一同送进焚尸炉的原因。”

门格尔之所以对孪生现象感兴趣，主要来自于他老师的启发。门格尔的老师，是担任德皇威廉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所长的奥特马·冯·弗许尔。他是个坚定的种族主义者，主张要揭示种族优劣的奥秘，必须进行遗传学研究。于是，门格尔决心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孪生现象的研究，他认为只有揭示孪生的奥秘，才能大规模增加日耳曼民族的繁衍，并从种族上降低犹太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的生育率。

门格尔把大量时间花在在车站等候犹太犯人到来上面。他让一些犯人组成特别小队，帮助新来的犹太人搬运行李，同时告诉那些犹太人，让他们说出自己或孩子是否是孪生。门格尔则在车站上晃来晃去，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像老鹰觅食似的寻找长得极为相似的孩子。

1944年初，一列装载苏联犹太人的列车驶进奥斯威辛，一位犹太母亲领着四个孩子下了车。四个孩子中间，11岁的贝尔科维茨与妹妹弗郎西斯卡是孪生兄妹。贝尔科维茨突然间发现了救护车，这种车极类似于在苏联使用过的毒气车。他吓坏了，跑到母亲身边说：“好像有点不对头。”贝尔科维茨的父亲和哥哥曾在苏联被特别行动队用毒气车杀死，所以母亲也恐惧起来。她大声对纳粹士兵说：“你们把我一家都抓去了，破坏了我们的生活，别再把我的孩子们分开吧，别杀害我的孪生子吧！”

两名党卫队员听到了“孪生子”几个字，马上把贝尔科维茨和母亲拉到一边，警告说：“不要走开，我们去叫医生。”

门格尔来了。他微笑着，显得格外友善。他对母亲说：“我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很抱歉这里的情况如此混乱。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忙不过来，请原谅，请问尊姓？”

“阿德勒夫人。”犹太母亲回答。

“阿德勒夫人，”门格尔说，“您的孩子真漂亮，我想问一个问题，他们中间真有孪生子吗？”门格尔似乎有些不相信贝尔科维茨与妹妹弗郎西斯卡是孪生，因为哥哥头发是金黄的，而妹妹是黑发。

“当然了，我是一胎生下他们的。”母亲回答说。

门格尔将母亲与孪生兄妹送进一个家庭集中营。住了几天后，门格尔来了。他仍旧很有礼貌，让孪生子中的一个登记。他微笑着对贝尔科维茨说：“我们就从你开始吧。”

门格尔用酒精洗了手，用一个电池动力的机器给贝尔科维茨臂上打上号码。他的动作熟练而细致，一边做一边说：“孩子，你将来会成名的，因为你的号码是门格尔医生亲自给你打上的，别人可没有这样荣耀。”

第二天，门格尔又来了，依旧满脸春风，笑容可掬。他检查了贝尔科维茨的号码，说：“你的胳膊有些肿，但结了血痂就不要紧了。我已经喜欢上你了，咱们彼此可以信任了。”

门格尔满脸堆笑地提出了要给孪生子作进一步试验，母亲答应了。

贝尔科维茨与妹妹躺在实验室中的两张台子上，门格尔用好几种针管从他们体内抽取各种液体。兄妹俩没完没了地挨针，感到剧烈疼痛，不停地哭叫。之后，门格尔又让兄妹俩头顶着地倒立好几个钟头，然后又浸泡在凉水桶里，实验失去知觉时体温的数据。两个孩子都昏死过去，门格尔便把他俩倒挂起来，进行腹腔排血的速度测试。

妹妹当时就死了，哥哥贝尔科维茨成了终身疾病。直到40年后，他仍然感到由于注射而造成的钻心疼痛。

奥弗尔与兄弟蒂比也是孪生子，被带到实验室。穿着白大褂的门格尔一脸笑意地走进来，拿出几块糖果分给他俩吃，紧接着，门格尔开始对蒂比做专门手术。第一次做了脊椎手术，蒂比随后就瘫痪了。然而手术并不停止，过了几天，又切除了蒂比的生殖器官。做第四次手术时，蒂比死了。门格尔没有对奥弗尔做手术，因为门格尔有一个想法：一般人都认为一对孪生子中只要有一人死亡，另一个也活不长。门格尔不相信这一点，他说：“孪生子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由于生命的情况不同，死亡的时间也不相同，一个人可能10岁时就死去，而另一个则可能会活到50岁。”由于这个原因，奥弗尔活了下来。

为了取得孪生子死亡时间的数据，门格尔切开了两名2岁孪生男童的心脏注入氯仿。

有一次，门格尔一下子就杀死三对孪生子，其原因是由于这六个孩子都是一只眼睛褐色一只眼睛蓝色，门格尔感到，眼睛异色在一般人中是常见的，而在孪生子中却不多见。

门格尔又开始对孪生子眼睛染色体异色有了兴趣，当然，对这个问题，不学无术的门格尔是解释不清的，但他挖出了许多孪生儿的眼睛，贮藏起来，企图研究出怎样使人的眼睛变蓝，以便所有雅利安人都成为金发碧眼。一次，门格尔从一名母亲怀里抢走一名婴儿。几天后，他把婴儿送回来了，可孩子眼睛却成了鲜血淋淋的肉球。

在门格尔的实验室里，有时一面墙壁上挂满了孪生子的眼睛，而且桌子上也全搁着眼睛。眼睛的颜色也各不同，从深蓝、褐色、宝石蓝、紫罗兰到绿色、灰色，无所不有。门格尔吩咐助手将这些眼睛放在酒精里，然后打成包裹，寄给他在柏林的老师弗许尔，包裹上还写着：“军用物资——急件，在运输中保证优先投送。”包裹一送达柏林的遗传优生研究所，弗许尔就命令助手去研究孪生子体内染色体异常现象。

为了撰定《人种研究》的“科学”著作，他进行了大量的试验，主要是对茨冈人。他按照他们血管中茨冈血液的百分比，将他们分成几个组。例如，有25%茨冈血液的茨冈人有希望获得自由，但事先必须进行绝育。门格尔博士还从茨冈妇女身上抽取了大量血液，供前线士兵之用。

下面是引述两个孪生姐妹的叙述，她们如今生活在布拉格（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不指出她们的姓名），门格尔博士曾拿她们进行试验：

“在第二次灭绝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之前，从里面挑选出10对孪生子。

给我们照了相，并拍了X光片。门格尔博士研究了我们的血液、身高、体重和指纹。还看了一些人的牙齿。考查的结果送到了柏林。

他还将一些单卵双生子的血液输给别的双生子。因而，给我们注射了一对男双生子的350毫升的血液。对此，我们的反应是剧烈的头疼和发高烧。

门格尔博士还准备搞男女孪生子强行结合的试验，来观察他们的孩子是否是双生子。我们没有被送到德国去做工，而是为我们找来了一对适当的男双生子。对我们的一切抗议，门格尔回答说，我们只不过是囚犯，必须服从。”

匈牙利医生米库卡什·涅日利也揭露了门格尔博士的伪科学活动：

“门格尔来到一列军用列车时，注意到了一个50来岁的驼背男人，他身旁站着一个15岁左右的少年。这孩子的右腿比左腿短，穿着矫形鞋，此外，还拄着拐杖。这是一对父子。

门格尔博士以为，他眼前看到的正是犹太种族退化的例证。他叫出他们，并命令党卫军分子将这两个可怜的人送往I号焚尸场。

这事发生在中午。焚尸场这天不工作。当时我正坐在自己的屋里，一名党卫军向我走来，并吩咐我出去。门口站着这对父子和一名押解他们的党卫军。他把门格尔博士的书面命令交给我，命令上写着‘I号焚尸场尸体解剖室：必须临床检查这两名男人，进行人体测量，并写出包括全部检查数据的相应结论。要特别注意产生人体缺陷的原因。’

第二份命令是给中队长穆斯菲里特的，我没有读到这份命令，但我能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对这两名新来的患者进行检查。父亲是罗兹的纺织商人。脊椎变形是后天佝偻病遗下的。我在他身上没有发现其它病症。接着，我和这孩子说话。他的脸令人喜欢，眼睛非常机灵。这个不幸的少年精神上彻底垮掉了。他无精打采地向我讲述了生活在犹太人区的五年中数不清的可怕事件。10岁那年，他的双亲一起落入了犹太人区。他的母亲经受不住痛苦的折磨，得了忧郁症，意志消沉，在来到犹太人区的头一年就死了。从那时起，父子俩一起忍受犹太人区的可怕生活，而现在又落入了I号焚尸场。

我想：‘这正是我生活的悲剧象征，我自己就是一个犯人，但还得要进行临床检查，而当这两个人被杀死以后，我还要解剖他们的尸体。’

我感到了命运对我的无情嘲讽，神经由于无能为力的愤怒而紧张到了极点。我对孩子进行诊断发现他的右腿是先天变形。我看到了手术的刀痕。手术的结果是，右腿变得比左腿短，但靠着拐杖和矫形鞋他能够走路。我没有发现他有其他不正常的地方。

我问他们，要不要吃点东西。他们领了一大份肉炒通心粉，贪婪地吃了一顿美餐。他们好久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一小时后，中队长穆斯菲里特来了，父子俩被枪杀在焚尸场的锅炉房里。随后，他们的尸体被解剖。尸体被解剖之后，门格尔以极大的兴趣听我讲述这两位残疾人的临床检查以及在解剖中所作的观察分析记录。

‘尸体不要拿去火化，’门格尔吩咐，‘必须把它们制成标本，他们的骨骼还要送到柏林的人类学博物馆去。你们知道清洗骨骼的方法吗？’

门格尔告诉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把尸体放在漂白粉液里浸泡两个星期，然后用汽油把它们清洗干净，这样处理后的骨骼干燥、无味而洁白；第二种方法是水煮，一直煮到能把肉的部分十分轻易地从骨头上分离，然后跟第一种方法一样，用汽油洗净。

门格尔命令采用最快的方法，即用水煮。

集中营里的命令都很简短。没有说明到哪里去搞必要的设备来煮这两具尸体。

命令是必须执行的，用不着多考虑。问题是把这些尸体放到哪儿煮呢？

最后是米塞费尔德总督官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仓库里找到了两只大铁桶，并交给我们。

锅灶砌好了，上面放着装有尸体的大铁桶。两个特工队员捡来柴草负责加热。

5个小时后，尸体上的肉已经很容易从骨头上脱落下来，医生叫他们停了火，但铁桶必须等冷却后才能拿下来。

我坐在离桶不远的一个小凉棚里看报，四周像死一样的寂静。

今天焚尸场无人可烧，几名泥瓦匠正在修理烟囱。

下午快过去了，两只铁桶也该冷却了，我站起身，正想去把桶里的东西捞上来，我的一位同事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和我撞了个满怀，他诚惶诚恐地说：‘大夫，波兰人正在吃桶里的肉。’

赶紧跑过去，只见五六个穿着条子服的犯人呆若木鸡地站在铁桶周围。

这些都是修烟囱的波兰泥瓦匠。他们干完活，等待着卫兵把他们带走。因为饥饿难忍，他们在院子里寻找着可以充饥的东西。他们偶然地走到暂时无人看管的铁桶旁边，里面的肉香吸引了他们，他们以为这是专门为特工队员们煮的肉，因此从桶里拿出几块已掉了皮的肉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当然，他们没有多长时间去品尝，他们太饿，太馋了，以致于两具尸体的肉被他们很快吃了个精光。

当几位犯人得知他们刚刚吞下去的是什么肉时，一下子全呆了，趴在地上呕吐不止。

……

骨头用汽油洗净后，实验室的伙计十分内行、熟练地把它们串了起来，这两副拼好了的骨骼放在实验室的桌子上。

尔后骨骼被包在结实的纸袋里，盖上了‘国防急件’的印戳，被寄往了柏林。”

门格尔变着法儿用残酷的手段戕害他的试验对象。波兰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战时曾在12个集中营呆过，战后参与了对战犯的追捕。他提到了如下几个事例：

“……战后，我碰到一个犹太青年，他的左臂像是一个五颜六色的棋盘。当初，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在几平方厘米的皮肤下注射了某种药剂。几天内他疼痛难忍，这块皮肤变成了深蓝色。医生把这块皮肤取上来，又在他胳臂的另一处注射了另一种药剂。这次痛得更厉害，皮肤变成了暗黄色。这类试验连续了几个月。当他痛得厉害而有时抱怨医生时，医生对他说他应该感到幸运 ：‘只要我们还在你身上作试验，你就还活着！’”

威森塔尔接着说：“我碰到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作试验品的另一个年轻人。他们通过几次手术，成功地使这个青年变成了一个女人。战后，联邦德国一家医院给他做过一次复杂的手术，使他恢复了男性，但医生们无法使他失常的心理恢复平衡。他开始犯罪，最后被捕。对于了解他的过去的人说来，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身高1.80米，外表看起来很健康，但他的精神崩溃了。据医生说，他的精神失常是永远也不可能治愈了。”

不过，对于杀人事业来说，“医学实验”又只不过是门格尔的“副业”，门格尔之所以成为“魔鬼天使”、“死亡之神”，主要在于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权威最大的一个挑选犯人者，估计有40万人经过他的挑选，走进毒气室。

数以百万计的欧洲犹太人乘坐火车，被押送到奥斯威辛车站。火车一停，一对对党卫队士兵便打开车门，高声叫道：“下车！出来。”这群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犹太人群一家一家地下了车。在他们周围，已经死了许多人。由于患病，没有食品，再加上几十个钟头呆在空气污浊的闷罐车中，体质软弱的人已经倒在他们的同伴中。活着的人，站在铁路一侧，长达几个钟头地等候排队。

车站上响着轻松的乐曲，那是犯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在演奏。曲子往往是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然而，轻松的曲子与狰狞凶暴的纳粹党卫队恰成强烈的对比。在乐声中，一群群奥斯威辛的老犯人，身穿特制的带黑白条纹的囚服，将犹太人的背包与行李集中起来。

一个军官手持手提扩音器，大声地下达命令：“男人与女人分开站！”然后，身体健壮的青壮年男女站成一行，年老、年幼、带小孩的妇女以及身体较差的站成一行。这种挑选犯人的做法，也是集中营长官蓄意已久的。因为，身体好的男女往往被送去做奴隶劳工，而另一类人，纳粹认为他们无法再为第三帝国劳动，因此必须立即送进毒气室处死。

这项挑选犯人的工作常常由纳粹医生来承担，臭名昭著的医生屠夫约瑟夫·门格尔从1943年开始，便已操犹太人的生死大权。门格尔身穿讲究的制服，皮靴总是擦得锃亮。他先是挑选那些看来可以为他的“医学试验”献身的特殊犯人，然后再决定哪些犯人适合做劳工，哪些应该立即被毒死。

门格尔站在月台上，两列长长的犹太男女队伍从他旁边走过。门格尔嘴里很随意地不停地发出命令：“向右！向左！”有时，他感到疲惫了，便用拇指做出手势，犹太人的命运便由这个拇指一转而决定了生与死。

匈牙利女医生吉泽拉·佩尔身体不好，本想进入左边那一队体弱者的行列中，以便能乘坐卡车到营中。她的女儿竭力劝她步行。门格尔问她多大年龄，佩尔故意少说了几岁，表示自己年轻。门格尔说：“行，你可以步行。”佩尔此时紧紧拉着自己的年老父亲，想把他也混进“劳工”队伍中，但门格尔手指一动，几个党卫队士兵把父亲推进了右边的队伍。从此，佩尔就和父亲永别了。

门格尔工作卖力，执行的职责常常超出希姆莱规定的权限。比如，希姆莱为了获得充足的奴隶劳工，规定犹太活人应该占全体押来犯人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而门格尔则往往把百分之九十的人直接送往毒气室。他精力充沛，简直不知疲倦，经常不分昼夜地连续干。

一次，从贝尔根-贝尔森押来了几千名犹太人。他们被纳粹的皮鞭吓怕了，有几百人拒不离开车厢。一队党卫队士兵闯进车厢，企图把他们赶出来，于是发生了一场搏斗。有的犯人甚至夺过士兵的武器，乱开一气。电灯也被犹太人掐断，车上一片黑暗。霍斯亲自跑到现场，带了大量党卫队员，才将暴动镇压下去。然后，所有暴动的犯人被带到一间房里枪杀。

被这项暴动弄得不知所措的门格尔不得不停止挑选工作。他暴跳如雷，于是，这次来到奥斯威辛的犹太人绝大多数被送进毒气室。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被门格尔挑到劳工队伍，而他的父亲被指向右边的死亡队伍。这位父亲不知是为了求生，还是没弄清门格尔的意图，竟朝着劳工队伍走去。怒不可遏的门格尔真可谓火上加油，他暴怒地抄起一根棍子，朝老人的头部打去。老人哼一声都来不及，马上倒地毙命。

奥斯威辛集中营通常只能关押几万名犹太人囚犯。由于新的犯人源源不断地从欧洲各处被运来，营房渐渐不敷使用。为了收容那些身体更健壮的奴隶劳工，加之原有的劳工因非人的体力劳动而体力衰竭，因此，纳粹定期地将原有的劳工挑选后杀掉。挑选工作仍由医生们担任，每天凌晨，对老犯人们点名就意味着将他们送进毒气室。

一天凌晨，党卫队员将一群女劳工喊醒，迫令她们去室外雪地里排队，然后一个个点名，点名长达几个钟头。不少犹太妇女忍受不了寒冷与饥饿。于是党卫队员便说：“有没有人忍受不了点名？年老的，病的，是不是感到凌晨点名太难受了？”一些受不了饥寒的犹太人举起了手。党卫队员让她们走出队列，查了查人数，觉得太少，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有些犹太妇女又举了手，她们旁边的同伴提醒她们：“最好不要这样！会送死的！”举起的手又放下了。

一位犹太老妇人显然对纳粹的意图不甚知道，她举起了手。由于个子太矮，她踮起了脚，把手举得很高，唯恐别人看不见。旁边的犹太人对着她不停地做口型和手势，“嘘”“嘘”地小声阻止她，但她仍然认为，纳粹不至于对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下毒手，或许她还会因高龄而获准提前回到营房。她还是尖着嗓子叫道：“我，先生，我已经67岁了。”一个党卫队士兵走近她，让她走近新编的小组去。

这群疲惫饥饿的犹太妇女被一个党卫队员带走了，领到了第25号楼。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座等候毒气处死的储存室。犹太妇女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她们大声呼叫，双手还挣扎着要回去，凄厉的叫声划破天空，但无济于事。她们被赶入毒气室。到天刚刚亮时，一切都平静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1943年10月的一天，正是犹太教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2000名犹太青少年蹲在关押他们的足球场。门格尔一身军装，驶着摩托车来到这里。他又开始挑选人了，所有的犹太孩子都吓得发起抖来。犹太孩子约瑟夫·克莱曼才14岁，身材瘦小，门格尔看中了他，问他多大年龄，克莱曼机智地回答：“18了。”

门格尔大为恼怒，厉声喝道：“给你点颜色看。”他命令一个士兵把一块木板钉在足球门的木柱子上，木板离地面大约1.6米。然后门格尔命令犹太孩子说：“统统从木板上走过去。”从这儿走过的犹太孩子，谁的脑袋碰不上那块木板，谁就得被挑走送死。

机敏的克莱曼拼命在自己的鞋里垫石块，但即使这样，身量也还是不够高，于是，他躲在几个个子高的大孩子中间，躲过了这次进地狱的命运。

大约有1000多名孩子身量不够高，被挑了出来，一个党卫队士兵牵着他们向毒气室走去。孩子们一片哭喊，年龄小的甚至还哭闹着要妈妈。门格尔在旁边看着，与他的助手们哈哈大笑。

有个叫伊比的犹太妇女，有着少见的勇气，曾6次躲过挑选。有一次，她被挑选中了，但在押运犹太死囚们的汽车驶向毒气室时，她居然跳下汽车，又逃回营房。不久，由于生了病，被关进医院。门格尔发现了她，又把她挑选出来，被赶进了一群将要进入毒气室的队伍中。

全体犹太妇女被脱掉衣服，一丝不挂地走向毒气室。不甘心死去的伊比再次挣脱。门格尔暴跳起来，顾不得命令士兵，亲自赶过去追捕。追上后，用木棍一遍一遍地打击她的头部。伊比站立不住，倒了下去，被两个士兵拖到死囚队伍中。

门格尔看着这群犯人走向毒气室，心中怒火仍未消去。他大声叫道：“你想跑吗？跑不掉。你要和其他人一样被送去烧死。你这个下流的犹太婆！”然后，门格尔满意了。他回到医院，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用香皂洗着沾了鲜血的双手。

就这样，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走进毒气室。即使是那些充作奴隶劳工的健壮犹太人，也会因精疲力竭而最终被送进毒气室。他们只不过比他们的同伴或家人暂时多活一些时日了，一般来说，不会超过三个星期。

第十四章 教授的收藏室

她撕烂了自己的衣服，赤身裸体在一具具烧焦的尸体中间。在挣扎中她的腿上、身上伤痕斑斑，最为惨不忍睹的是她的喉咙、她身前细腻的皮肤，甚至连她丰满的乳房全被她的手指撕得血肉模糊。

在集中营里还进行着许多其他的试验。他们在试验许许多多的痘苗和防御一场细菌战的预防剂。很少为人知道的一次偶然事件泄露了机密。在高加索，党卫队部队拒绝继续行军，因为传说他们进入了一个发生属于传染病的地区。这可能是党卫队员拒绝服从命令的唯一事件。

为了获得痘苗，他们也利用了人；他们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的“下等人”身上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抗鼠疫、抗斑疹伤寒、抗疟疾、抗黄疸病（他们预先使囚犯们感染上这些病）的疫苗。持久的战争又促使纳粹的医生研制对付烧伤、伤口感染、毒弹、毒气、水污染或水中毒的药品。

莱奥那多·康蒂博士签署命令，要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设立一个属于武装党卫军卫生研究所的研究斑疹伤寒和病毒的机构，于是便出现了第46所。党卫军上尉丁格博士被任命为该所的所长。1942年1月5日，第46所开始试验抗斑疹伤寒疫苗。该试验一直持续到1945年，大约有1000名囚犯被用作“病毒库”进行试验。从科学的角度看，毫无收获。

纳粹的外科医生则以他们的手术刀残害人命。他们把人的一条好端端的腿锯掉，再反接上。从科学的角度看，这又有什么价值呢？集中营的门诊部里，有一间特别的“圣迹区”（旧时巴黎的一个市区，该区乞丐集中，他们装成各种残废外出乞讨，回区后恢复正常，仿佛突然因“圣迹”而治愈一样，该区因此而得名）。在这里，一些被截去肢体的人和一些被用来进行接骨、补肉、补器官的人为邻，和一些其伤口永不痊愈形成一种长久性的微生物培养基的人住在一起。

自1942年夏至1943年秋，格布哈特博士的“作坊”十分忙碌，一些被称作“兔崽”的波兰姑娘不断被用来作试验。一位证人述说了她们受到的残酷折磨：

“……做过手术的人要在病房里呆好长时间。最初几天，她们处于昏迷状态，后因伤口剧痛才恢复知觉。在长达数月内，她们是党卫军医生们的收藏品。他们常来观察并拨弄着那甚至露出骨头的被感染的伤口，全然不顾她们的痛苦。她们中有6人手术后死去。后来的一天，尽管手术后她们的伤口还未缝合，便被人送到那称作‘暗无天日’的32号结果了性命。”

在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鲍莫科泰博士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拿装甲醛的药瓶，把收集到的阴茎割成碎块。

在纳因加默，埃斯梅教授把结核菌注入儿童的肺中或给他们注射大剂量的磺胺，以研究这种药对人体的影响。

在奥斯威辛，党卫军上尉科尼格博士为了做手术练习，随意对囚犯截肢。一个囚犯的一个手指患轻度的瘭疽就被他截掉；一个囚犯的一条腿因患蜂窝组织炎就被他锯掉。他不断地变换手术方法，对囚犯进行任意摧残。党卫军中校西劳博士则专门对6个月或7个月的早产婴儿进行研究。他把婴儿（不管是死是活）一概扔进火葬炉。

在布亨瓦尔德，纳粹医生依照亚马逊河印第安人的做法，对囚犯的头做“整形”试验。党卫军中校艾塞尔博士从集中营的路上随意拉人进行活体解剖，然后向其注射毒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解剖教授、党卫军少校希尔特博士同样以“人道主义”为名，在西佛斯的支持下，收集一些犹太人的颅骨和骨骼供他随意研究。他在1941年圣诞节写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的信中说：

“我们搜集了大量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他们是令人憎厌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的头盖骨，我们现在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

希尔特教授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

“在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希尔特博士答应，接到这些头颅以后他将进行工作，进一步做科学的测量。希姆莱高兴极了。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的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希尔特得到了充分的供应。他的供应者是一个名叫沃尔夫莱姆·西佛斯的有趣的纳粹分子。他在纽伦堡的主要案件和其后的“医生案件”中，花了很多时间充当见证人。在“医生案件”中，他也是一个被告。西佛斯原来是一个书商，后来爬到党卫队上校和遗传研究所执行秘书的地位。这个研究所是希姆莱为追求他的许多疯狂想法之一而建立的一个荒谬绝伦的“文化”组织。据西佛斯说，它有55个“研究分支机构”，其中有一个称为“军事科学研究所”，由西佛斯兼任所长。此人目无定睛，表情阴险，还长着浓密的、漆黑的胡须。在纽伦堡，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纳粹蓝胡子”——“蓝胡子”是一个著名的法国杀人犯。像本书中许多其他人物一样，他也保藏着一本小心记录的日记，这本日记和他的一些信件都留存下来，对他走上断头台的末路起了不小作用。

到1943年6月，西佛斯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一些男人和女人，供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希尔特博士作“科学测量”的骨骼之用。西佛斯报告说，“总共处理了115人，其中有79名犹太男子，30名犹太妇女，4名‘亚洲人’和2名波兰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纽伦堡的一位英国检察官曾经问到“处理”这个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意义。

西佛斯回答道：“人类学的测量。”

“在他们被杀害之前，他们要经过人类学的测量？这就是处理的全部过程，是吗？”

“还做了模型。”西佛斯补充道。

以后的情况是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叙述的，他是奥斯威辛、毛特豪森、达豪和其他集中营的一名老刽子手，曾经以“贝尔森野兽”之名而威震一时，后来被英国法庭在卢森堡判处死刑。

“斯特拉斯堡解剖研究所的希尔特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囚犯正从奥斯威辛运来。他说这批人将被送往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毒气室用毒气杀死，尸体将被运送到解剖学研究所供他使用。他给我一个装着约半品脱盐——我想那是氰化盐——的瓶子，并且告诉我，大概应当用多少份量去毒死那些来自奥斯威辛的囚犯。”

“1943年8月初，我收到了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杀死。第一次，我在晚上带着大约15个妇女乘坐一辆小汽车驶往毒气室。我告诉这些妇女，她们必须到室内进行消毒。我没有告诉她们将被毒死。”

这时，纳粹的技术已经十分完善了。

克拉麦接着叙述道：“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并把她们赤条条地推进毒气室。”

“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浑身都是粪便。”

克拉麦上尉说，他这样反复做了几次，直到80名囚犯都被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希尔特教授了。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他说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答案，这个答案揭露了第三帝国的一种极难为人所理解的现象的本质。他说 ：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们的办法杀死这80个人的

而且，我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另一个证明人亨利·赫里皮埃尔供出了下一步所发生的情况。他是一个法国人，在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希尔特教授的实验室中当助理员，一直到盟军进驻该地时为止。

“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材料是30个妇女的尸体……这30具女尸到达时，身上还没有完全冰凉。她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还发光。眼珠通红，充满血丝，而且都从眼窝里突了出来。鼻子和嘴巴周围有血迹。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

赫里皮埃尔怀疑她们是被人弄死的，偷偷地将刺在她们左臂上的囚犯号码抄了下来。他说，其后又运来了两批囚犯，共56个男尸，情况和第一批的完全一样。在希尔特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他们被浸在酒精里。但是，这位教授对这件事有点心神不安。他对赫里皮埃尔说：“彼得，如果你不能守口如瓶，你就会像他们一样。”

但希尔特教授还是进行了他的工作。根据西佛斯的信件，教授把死者的头割下来，并且，如他自己所写的，“把这些过去从未得到的骨骼收集在一起。”但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听到希尔特博士申诉这些困难以后，本身并没有医学或解剖学的专门知识，但是仍担任这个遗传学研究所领导的西佛斯，于1944年9月5日向希姆莱报告。他说：

“由于科学研究的工作量很大，分解尸体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完，分解80具尸体需要一些时间。”

而且时间不多了。正在挺进的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要求“对如何处理这些收藏，予以指导。”

西佛斯代表希尔特博士向总部汇报说：“可以把尸体的肌肉剥掉，使人们辨认不出他们究竟是谁。但是，这就意味全部工作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白做的，科学将失去这一批独特的收藏，因为剥掉肌肉以后，就不能再做石膏模型了。

这样的骨骼收藏是不会引人注意的。肌肉部分可以就说是在我们接管解剖学研究所时法国人留下来并准备送去焚烧的。在以下二种建议中，应实行哪一种，请予指示：（1）销毁一部分；（2）全部销毁。”

“你为什么要剥掉尸体的肌肉？”在寂静无声的纽伦堡法庭上，英国检察官问道，“为什么你建议把责任推到法国人身上 ？”

“我是个门外汉，对这件事可说不出什么意见。”这个“纳粹蓝胡子”回答道，“我只不过是传达希尔特教授的一个问题。我和屠杀这些人的事情毫无关系。我只是起了邮差的作用。”

检察官反驳他说：“你仅仅是个邮差，一个杰出的纳粹邮差码？”

许多纳粹分子在受审时总是拿这个漏洞百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一次，也和其他多次一样，一下子就被检察官抓住了。

缴获的党卫队档案透露，西佛斯于1944年10月26日曾经汇报：“斯特拉斯堡的收藏已按照指示全部销毁。从整个形势看来，这样处置最好。”

后来，赫里皮埃尔描述了没有完全成功的焚尸灭迹的企图：

“1944年9月，盟军向贝尔福特挺进，希尔特教授命令朋恩和梅尔先生把这些尸体切成块，送到焚尸炉里烧毁……第二天我问梅尔先生，他把所有尸体都切掉了没有，朋恩先生回答道：‘我们没法把全部尸体都切掉，尸体太多，干不完。我们留了几具在储藏室里。’”

一个月后，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的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这几具尸体。

但是，赫里皮埃尔却没有坦白希尔特教授为了获得80具骨骼而进行的一次惨绝人寰的恐怖试验。

那是初秋的一个下午，骷髅队奉命把80个男女囚犯押到了希尔特教授的地下室时。

希尔特望着被赶进地下室的囚犯，脸上忽然漾起残忍的笑意。

囚犯们也许意识到了什么，但决没有想到地下室顷刻间会变成一座 “焚尸炉”。

当一队德国士兵手持火焰喷射器出现在地下室门口时，囚犯们才意识到惨剧即将发生，但已经晚了。

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烈火瞬间的高温达3000度，被火舌直接击中的人根本来不及挣扎就已化作了焦炭，而那些被烈火所点燃的空气所焚烧的人在生命欲望的驱使下，会下意识地冲向唯一的通道，他们仅仅冲出了几步，最多的也不过十几步远，便倒在地下室通往上层的门口。

这里共有80具尸体。80具尸体，堆成了一座烧焦的尸山。

在3000度的高温里，死者的衣服在一刹那就化成了烟雾。可以想象，绝大多数尸体已经无法辨认出男女。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烧成了焦炭，他们又像腿骑在一匹虚无的马上那样弯曲着，两臂则略向下垂地伸向前方，似乎在操纵着两条常人无法看到的缰绳。这是人被焚烧后特有的尸体形态。

在一张烧化了的铁床，一具尸体死死地压在另一具尸体之上。他们在死前一定是紧紧抱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相贴的躯干部分未被烧焦。

当他们被分开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女人的前身还残存有几片隔离衣，一经移动，衣服的残片飘落下来，在她被烧焦的身体上，一对乳房仍然高耸着，细腻的皮肤仍旧柔润雪白，而在细腻的雪白与粗糙黑炭的交界处，是一圈紫红色的血泡。也许，这是一对恋人，男人以自己的身体为心爱的人抵御无情的烈火。

即使是在地狱，恐怕也不会有比这更为残酷的恐怖。

一个赤身裸体地死在窗口边的女人是所有的尸体里保存最完整的，以至于希尔特最初以为她还活着。

看样子，这是一个大约只有十八九岁的犹太姑娘，从脸的轮廓上看，她长得很美，但却死得很惨。

不知是什么原因，她被烧伤的程度比较起来相当轻，虽然她的脸和手臂也布满了大片的水泡，身体上却几乎没有被烧伤。她不像其他的人那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失去了意识，临死之前，她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挣扎。她撕烂了自己的衣服，赤身裸体在一具具烧焦的尸体中间，在挣扎中她的腿上、身上伤痕斑斑，最为惨不忍睹的是她的喉咙、她身前的细腻的皮肤甚至连她丰满的乳房全被她自己的手指撕得血肉模糊。

具有丰富经验的希尔特明白，她是被活活憋死的。由于她吸进了炽热的空气，呼吸道被严重灼伤。呼吸道受到灼伤时也像皮肤一样会反应出水泡，就是这些水泡窒息了她的呼吸。

希尔特并不感到难过，使他遗憾的是，被火焰喷射器焚烧过的尸体，大部分人的骨骼已化成了灰，对于需要骨骼标本的他来说，这种试验并无实际意义，只是增加了他残忍的快感而已。

以他的很多同行一样，希尔特也很喜欢收藏人皮。

在希尔特收藏的人皮珍品中，有一小块很特别的纹身人皮。关于这一小块人皮的来源，一个侥幸逃脱的目击者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道：

“能踏进泽马内克工场的只有不数知情者。这次是四个人，我是其中唯一新来的。泽马内克解剖尸体的房间我上次只是粗粗的浏览了一下，他正在准备一种什么混合剂，我将四周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水泥铺地，房间里放着一张大台子，台面是一层铁皮，真像是哪家肉铺的柜台，区别就在于台子上方没有铁钩和挂在钩子上的肉。台面上只是放着各式各样的玻璃器皿。里面盛满了被福尔马林药水浸泡着的人体器官。有一个玻璃器皿里盛产着几天前被解剖的那个高大的犹太人的肝脏，这是根据党卫队医生的指令特地制成的标本。这个肝特别大，颜色发黑。据泽马内克介绍，这个犹太人是捷克最富有的工业家之一。但他最终逃不脱被惨杀的命运，因为党卫队员把他的身体已定为研究的目标。他们想了解，经过三天酷刑后，这个巨大的肝脏将会如何，在这儿陈列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的肝脏，人体的所有器官几乎都在这里陈列着，其中包括一个囚犯的整个头颅，据说人类学家对此人的头脑结构颇感兴趣。

台上放着一些泽马内克解剖好了的人皮，其中不乏‘有趣的’、精制的纹身的人皮，所有这些收藏都是为党卫队中某个重要人物准备的。盖奥尔格指给我看一小块纹身的人皮，粗看与其他的没有什么两样，花刺纹并不怎么精细，但很滑稽。这张皮的主人生前让人把花纹刺在自己的生殖器上，出于羞耻心，他自然不会常常给人看。花纹是一个卐字，旁边是一具骷髅，和党卫队员帽徽的图形一样。他为这个玩笑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还记得这个尖刻的纹身人有一天来门诊部看病，倒霉就倒霉在那天是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恩特勒斯博士亲自门诊，他让病人脱光衣服站在他面前，仔细替他做检查。他肯定发现了这块小小的刺着花纹的皮肤，但他当时不露声色。他下令把病人收进传染病科，后来，这个病号在一个救护员的‘热心’救护下，终于因‘心力衰竭’而在‘治疗室’里毙命。因此，泽马内克能指给我们看盛放在福尔马林溶液容器里的这个‘诙谐的人’的人皮，它是生命结束的起因。早已急不可耐的泰奥斯一面神经质地看着门口——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出现不速之客——一面催促盖奥尔格拿酒。盖奥尔格把纹身的人皮扔到角落里，为他斟满了一罐酒，泰奥斯一饮而尽，眉毛都未抖一下。盖内克也呷了一口，但不太多，他把剩下的让给了我。我先闻了闻。这酒的味道简直可以把人熏倒，它散发出福尔马林、石油和其他什么怪味儿，不管怎么说，这种‘酒’至多是烈性酒。泰奥斯劝我，说别的酒喝不上，不妨捏着鼻子把这玩意儿干掉算了。尽管我对这酒毫无好感，但因盛情难却，我还是把它灌了下去。这令人作呕的东西在我的脖子里和五脏六腑里火样地燃烧起来，对此有预感的泽马内克递给我一杯加糖的速溶咖啡，让我解解酒。一杯咖啡下肚，压了压腹中可怕的火焰，但石油味儿又翻上来了。泰奥斯已老有经验了，他劝我在酒劲发作以前尽快回营，此时我只觉得两腿发麻。在回营的路上，我们抓住空平板车，随着车辆的颠动高一脚低一脚地挪动着双腿。在岗哨前，我们停下办理进营手续。泰奥斯作为运尸工的头，登记是他的事，他经常故意曲解德国人的手势，插科打诨，但德国人并不讨厌他，这是因为所有的党卫队员都认识他，特别是知道他担任的职务。他们笑着让我们进了营。快到囚舍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在我的眼中都出现了重影。我终于呕吐了。我为这次狂饮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托隆什恰克从他的药房里拿来各种药，我很快恢复了元气。出于感谢，我向他泄露了‘酒神发源地’。几天后我们一起来到那里。由于马里安的努力，泽马内克的那种混合液变得可以下咽了。从焚尸场返回，路过岗哨时，我们被截住，原来还得再去运些尸体。砾石场最近有一大堆尸体，一批苏联战俘被杀害了。他们从东部战场被直接带进集中营，并即刻遭到了屠杀。德国人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胜利，甚至包括奥斯威辛。我们带着被‘帝国’战胜的敌人回到了焚尸场，并以自己的方式在盖奥尔格那儿庆祝我们的勇敢。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反正是焚尸场。”

第十六章 死亡游戏

“旋转木马”、“跳高”——党卫队员们出于浪漫的想法，变着法儿杀人，以此作为“娱乐”。

使用毒气室杀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最主要的方法。然而，对于嗜杀如狂的纳粹分子来说，操纵机器杀人固然来得快，但却无法获得直接杀人的那种虐待狂般的快感。他们经常出于“浪漫”的想象，变着法儿杀人，以此作为“娱乐”。

奥斯威辛政治处的二级小队长威廉·博格尔发明了一种堪称“天才”的刑具。他在一间屋子里并排放两张桌子，之间隔一公尺。先让一个犹太囚犯收紧大腿，双手抱住膝盖坐在地上，然后给囚犯戴上手铐，用一根粗棍从胳膊与膝盖之间穿过，将棍子两端架在两张桌沿上。这样犹太囚犯便悬空起来，臀部向上，脑袋向下。

博格尔完成这一番复杂的准备工作后，一手持木棍，一手拿皮鞭。受刑者往往受不了皮鞭，不停地翻身、抽搐，每当臀部摆动时，就挨上一棍子。囚犯的哭号使博格尔不耐烦，索性给囚犯戴上防毒面具。大约过15分钟，受刑者一身是血，脑袋一低，昏了过去。但博格尔仍不罢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瓶（里面的液体有刺鼻的气味），伸到囚犯的鼻子旁。几分钟后，囚犯又恢复了知觉，博格尔于是又重新鞭打，直至打死。

还有一个党卫队员，发明了一种叫“旋转木马”的虐人方法。他把一个囚犯用绳吊在屋顶，然后将囚犯向左旋转200圈后放开。绳子带动囚犯疯狂地向右转动，仿佛溜冰场上的转圈舞蹈。如果转上一个回合囚犯还站着，就如此这般再来几回。党卫队员哈哈大笑，尽管很累，但乐此不疲。

党卫队军官库特·弗兰茨专门在军医院中设置一个行刑所，里面有一个长8米、宽4米的大坑，坑里点着熊熊大火，弗兰茨每天在营中点名，每次只点出10个人，他将他们赶到坑边，一枪一个，尸体掉进火坑。又一枪，另一个尸体又掉进火坑。这种游戏似乎把孩童的天真与恶魔的暴虐结合在一起了，而博格尔居然称之为“自动化”。

情报队长，二级小队长奥斯瓦尔德·卡杜克常常因“工作”而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每天夜晚，当别的党卫队员都已酣睡的时候，他却把50名囚犯赶进淋浴室。在那里，他架起了类似跳高的装置：一根手杖权作跳高杆，大约离地面50公分。然后，他命令囚犯们光着身子跳过手杖，谁跳不过，就叫谁在左边看，随后毒死。如果大多数都跳过了，卡杜克就用木棍打他们，将他们打死，或者不怕麻烦，将手杖再升高，直至所有囚犯都跳不过。全部处理完囚犯，卡杜克才回营睡觉。为了这业余的杀人爱好，他每天只睡6个钟头。到第二天，他又精力充沛地投入专业性毒气屠杀，游戏屠杀只不过是副业而已。

卡杜克还有一个癖好，他经常在营房中检查犹太囚犯身上有无虱子。一旦查出，就把一根很粗的杠棒架在有虱子的囚犯的脖子上，然后，他倾全力压在杠棒上，直到囚犯受不了重力而死，而他自己也常累得大喘粗气。即使是每天早晨的例行点名，都成了纳粹们折磨囚犯们的极好娱乐。

在囚房里，犯人们住得拥挤不堪。800到1000名犯人挤在一幢营房里。由于房间过分拥挤，犯人们是无法躺平的。他们只能横七竖八地倒在人堆里面，一些人的脚必须放在另一些人的头上。有时候，人们则又可能在自己的脖子上或者胸口、肚子上，同时摸到好几只并不属于自己的、也不属于同一个人的手、胳膊、脚或者小腿。

被关进这里的人已经毫无人类尊严可言了。这些不幸的人们往往为了争夺哪怕是一点点安睡的空隙而互相推挤，互相谩骂，当然，有时候少不了也会拳脚相见，大打出手。

他们差不多就是这样在谩骂和打斗中度过了一夜，刚刚睡着，就要起床了。每天都是这样，他们的睡眠只能持续到早晨3点。

这时候，手持橡皮棒的狱卒就会把他们一个个赶起来，动作稍微慢一点的，橡皮棒就会雨点似的向他们头上落下来。犯人们惟恐起床不及，于是又是互相推搡，争吵，然后猪似的涌出营房的大门，并且十分迅速地排好了队。

正是在这种时刻，集中营里最没有人道的一个节目，即“点名”开始了。

犯人们排成五列横队，接着开始整理队伍。

先是营房里的文书命令大个子排在前面，把小个子排在最后一行。

犯人刚按这种意思站定，就走来一个比文书“官职”更大一点的狱卒，是值白天的监守，他挥着拳头把高个子赶到后排，而把小个子拉到前排。

这时候，又有一位营房的头目走了出来，这个人一般穿着比较讲究，吃得也饱，精神十分的旺盛，他形容傲慢地往队伍前面一站，转动着眼珠子，观察着队伍是否符合规范。

这个队形是注定要不合他心意的。于是他立即向前排的几个小个子犯人扑过去，劈头盖脸地一顿拳打脚踢，然后把他们赶到后排去。当然，很有可能的，这几个人在后排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又被拉到前排来。而且还有可能又是一顿打。

天哪！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无人可知。

犯人们甚至想都不会去想，因为这是集中营。而集中营的犯人是用不着去思考什么行为的出发点和理由的。

这样的折腾每天都要持续好几个钟头。前排的移到后排，而后排的又会被移到前排，如此乱七八糟翻来覆去，一般总要倒腾15次以上。如果队形稍有不直，那么每个营房的人都必须得下蹲一个小时，双手伸直，举向天空。所有的犯人都会被这种惩罚累得双腿打颤。

奥斯威辛的早晨是寒冷的，即便是夏天，早晨也并不那么暖和。犯人们总是穿着单薄的囚衣，既不能挡风、挡雨，更不可能御寒，从春到冬，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炎夏寒冬，一年中所有的日子，集中营的“点名”，无一例外地总是早上3点开始，直到7点结束，一直要等到党卫队的人来到营房门前，才会宣告结束。而那些体弱病残者，往往被这种毫无道理的折腾累毙或者昏倒。

营房的头目也是从犯人中挑出来的，但他们却是党卫队法西斯的忠实走狗。他毕恭毕敬地向党卫队的士官报告犯人的总数，严肃得近于谄谀。然后，党卫队的士兵走过去，以便核实一下营房头目所报数目的准确性，直到确认准确无误，这才例行公事地记录在他们随身带着的记事本上。这个本子，其实也是犯人们的生死簿。

如果营房里有人死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每天营房里都会有五六个，甚至是十多个犯人因为饥疲和疾病死去，但是他们仍然要把死人和活人一样算上凑数。死者的尸体被两个犯人扶着站在队伍的中间，一直到点名结束。因为不管是死是活，名单上的人都必须在场。

要是有人从集中营逃跑了，警笛就把全体犯人叫来点名，因为不如此就无法确定究竟是谁逃跑了。

点名通常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犯人们要一直站着。同时，党卫军和营房头目还要对全营及周围地区进行搜查。

如果逃跑者被抓住，他就落到盖世太保的手中，遭到审讯，要供出逃跑计划的同谋者。如果发现逃跑者有钱和在营中偷到的物品，他们就要把他关到单人牢房里扣押好几天和好几周。

最机智的逃跑者是俄国人。1942年1月，一批苏联战俘实现了一次最勇敢的集体逃跑。晚点名后，一些苏联战俘在党卫军押解下对营区进行搜查，因为有一名犯人不是逃跑，就是躲藏起来了。当俄国战俘们一出现在高耸的瞭望塔旁，他们就高喊一声“乌拉！”推倒了瞭望塔，塔上的党卫军也摔倒在地，于是他们就乘乱逃跑了。

后来，比克瑙又来了几列车苏联战俘。他们互相帮助，坚强地忍受着营中的恶劣条件。

俄国人通常是这样逃跑的：干活时，他们在地理挖掩体，在干活临近结束时躲到里面去。由他的一位同志把掩体封住。当夜色降临，逃跑者就从藏身处跑出，爬过铁丝网，跑向东方，跑到前线去。

1944年春天，警笛刻板地在5点钟左右吼叫起来，宣告一名苏联战俘或者甚至是一组苏联战俘逃跑了。而俄国逃跑者被抓回集中营的事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从居民对囚犯们抱敌视态度的集中营周围地区穿越出去，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女营中也发生过几次逃跑事件，参与者也都是俄国妇女。

1943年初，一名逃跑犯人的两名亲人被抓到比克瑙。所有的犯人被迫列队从逃跑者的母亲和未婚妻的面前走过。这两个不幸的妇女手中举着小牌子，上面写着：死亡威胁着任何一个想从集中营逃跑者的亲属。

但是，逃跑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因为每一个犯人都知道，如果不逃跑，在比克瑙别无生路。从比克瑙逃跑的总计有数百名囚犯，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功地摆脱了党卫军的追捕。

一些犯人试图逃跑而被处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党卫军所利用的奸细。

囚舍长施奈德尔就是这样一名奸细，他和犯人开诚布公地谈话，宽恕他们无关紧要的过失，帮着做一些“组织”工作，最后答应帮助犯人逃跑。两名波兰犯人为施奈德尔弄到了很多珍贵物品，并和他谈妥：他将他们带过重重铁丝网。

一天，施奈德尔带着一纸提审公文来找他们。准备逃跑的两名波兰人跟着他走了，但施奈德尔并没有将他们带出铁丝网，而是带到“库房”里，交给盖世太保，并在那里声称：他们想逃跑，因而试图收买他这个党卫军人。于是，这两名囚犯受到讯问和拷打，最后被绞死。

如果不是一个被吊死的人“讲述”了这一切，人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是怎样被抓获的，谁杀害了他们。在他的尸体上，囚犯们看见了用化学铅笔写的一行字：“囚舍长施奈德尔出卖了我们，为我们死难报仇！”

还有另外一件党卫军的阴险勾当：一位叫布洛·兰格尔的斯洛伐克人，在党卫军中发现了一个当囚舍长的中学时代的同学，这个人答应帮助兰格尔逃跑。他只要求兰格尔掏出一些钱来，兰格尔和其他4个人一起凑足了这个党卫军分子所要求的数目。

兰格尔建议大家也一起逃走，他保证说，这个党卫军分子是他童年时的朋友，可以信赖。其他人没有同意。第二天早晨，大家就和兰格尔分手了，并瞧着他们怎样和其他的犯人一起去干活。

这个党卫军分子和他的一名同伙来履行诺言了。他们来到兰格尔和他的同伴们干活的地段，让兰格尔等到铁丝网外去干活。这些犯人在党卫军的押送下走出了铁丝网，以为逃跑就要成功。党卫军押着他们走了两公里，然后就背信弃义地枪杀了这5个人，并抢走他们身上的财物。回到集中营，他们向长官报告，有5名犯人企图逃跑，被他们击毙了，为此他们得到了奖金，还休息了3天。

惨遭不幸的逃跑者的尸体，黄昏时运回，放在集中营入口处的梯子上。犯人们收工归来时，随着一声“向左看！”的号令，必然要看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集中营领班达尼什站在尸体旁边，活像市场上的小贩在声嘶力竭地叫嚷：“谁想逃跑，这就是他的下场！”

因企图逃跑而被杀死的还有一名身份特殊的人，即原来的党卫军分子彼斯迪克，他是罗马尼亚人。他和游击队合作，试图帮助几名囚犯逃跑。然而，他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取得犯人们的信任的。

1944年5月，前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军官比尔森入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从比克瑙逃跑了。他是穿着党卫军的制服，和彼斯迪克一起离开营房的。

彼斯迪克后来又返回集中营来帮助其他的犯人逃跑。

比克瑙的前29867号囚犯瑟夫·海曼讲述了有关彼斯迪克的下述事情：

“1942年春天起，我被编进了清尸队。每天，我要跑遍各个集中营，清查在最近24小时內死去的犯人的数字，随后再用载重卡车把他们运进陈尸棚。这种工作使我有可能出入各个营房，方便了逃跑的准备工作。

1944年3月，囚舍长彼斯迪克（我认为他和别的党卫军分子没有两样）对我说：‘我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尽管我穿了一身党卫军的制服。我从不责罚犯人。我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每周有一次我能到克拉科夫和卡拉难采区，在那里我要报告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想搭救犯人。’我没有相信他，彼斯迪克接下去说：‘什么样的危险在威胁着你们，您是知道的。难道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里的惨剧对你们还不够吗？下一次该轮到你们了，你们怎么办？决定吧，我能把你们带出去’。

我将彼斯迪克的建议告诉了一位同志。他警告我，让我想想过去几次和党卫军分子的这种合作都是以不幸终局的。我承认他的话是对的，就对彼斯迪克说，我要是逃了，巨大的危险将威胁我的妹妹，还有一位亲戚，以及比克瑙的囚犯们。彼斯迪克理解我不信任的原因，试图再次说服我，但我还是没有相信他。

在我们谈话数周后，彼斯迪克不见了，和他一起走的还有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显然，彼斯迪克说的是真话，而我错了。彼斯迪克不仅给莱杰列尔搞到了党卫军制服，而且弄来一辆自行车，他们二人一起离开了集中营。这件事无论是对党卫军，还是对囚犯们，尤其是对我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我很懊悔没有听彼斯迪克的话，于是我继续做逃跑的准备工作。

5月25日，我得知，从前的党卫军分子，现在的游击队员彼斯迪克穿着党卫军制服又回到集中营里来了，并在Ⅲ营区的，称为墨西哥的尚未竣工的囚舍里等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走进集中营，一个看守朝我走来，进行搜身，同时把一张彼斯迪克的条子放到我的口袋里，条子上写着，他何时何地等我。

当我在彼斯迪克的藏身处找到他时，他举起两支手枪瞄准我说：‘我希望，这一次你该相信我了吧。要是想跑，就准备吧，11点半我们一起走。’

除我外，彼斯迪克还想搭救其他几名囚犯。他们中间有长得极为漂亮的少女列涅·海曼诺娃，显然，这是他再次回到集中营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并在规定时间内来到了指定地点。还在远处，我就发现，在彼斯迪克藏身的囚舍发生了什么不顺当的事情。原来，彼斯迪克被党卫军发现了。要往回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走进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迅速扔掉所有的物品，并脱掉身上的衣服。刚刚换好衣服，我就听见，人们在集中营里到处找我，3名粗壮的党卫军分子走进了囚舍。他们一见到我，就嚷叫起来：‘彼斯迪克呢？’‘不知道。’我回答说，为此，我被打掉了两颗牙齿。

他们将我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把我带进了瞭望塔，在那里我看到了彼斯迪克，他被反剪双手，吊在窗格子上。他们也把我吊在另一边窗子上，照样反剪双手。他们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期望我们会单独谈些什么。

随后，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亲自对我进行审问。我什么也没有承认，他们就把我和彼斯迪克绑在一起，送进了奥斯威辛臭名远扬的11号囚舍。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情景：一名浑身血淋淋的党卫军分子和一个犹太犯人捆绑在一起，被送进了监狱舍，从这里极少有人能活着出去，进入这座囚舍意味着只有等待死亡。

彼斯迪克经受了无数次的拷问，一个月后被枪杀了。

而他们让我活下来是为了充当彼斯迪克‘罪行’的见证人，以便好向上级盖世太保证实他们没有参与此事。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中止了审讯，宣判我在集中营终身监禁。

1944年1月26日，我终于被装进一列满载囚犯的军车送到巴伐利亚去。弯曲的手指和拷打留下的累累伤痕使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比克瑙。”

关于在所有的德国集中营里（自然也包括比克瑙）所使用的惩罚手段，都是按照德国方式巧妙安排并精心实施的。

除了各种惩罚和殴打外，党卫军和卡保还对长官打专门的报告，集中营警卫官对此从不加以审查核对，就宣布对被告犯人的判决。

最常用的刑罚是责打25鞭。通常在点名时，当着全体犯人之面行刑，犯人们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必须脱帽肃立。受刑人被绑在一种“木山羊”上，然后由党卫军分子或卡保凶狠地、有节奏地鞭打。

这种在集中营司空见惯的刑罚，通常是在有几个犯人都该受鞭笞时一起执行的。犯人们在“木山羊”前站成一排，等待着轮到自己去挨打。皮鞭或者钢索抽打在皮肤上的呼啸声撕裂周围死一般的寂静。被绑在“木山羊”上的犯人的软弱无力的身躯在鞭笞中抽搐。很快，犯人就皮开肉绽，满是鲜血的衣服碎片四处横飞……在整个行刑过程中，被鞭笞的人自己要大声报数。要是有人疼得失去知觉，无法再报数，就要被重新鞭打。而在鞭笞之后，犯人必须到集中营的警卫长官那里报告：“长官先生，7343号犯人衷心感谢领受25鞭。”

被“正式”判处体罚的犯人规定要接受医生的检查，以便查清他是否能经得住这种惩罚。

党卫军医生从来不检查这样的囚犯，然而，报送柏林帝国中央安全局的行刑详细报告却都是由医生作证的。

在一种特别表报里，详细记载犯人挨了多少鞭打，行刑后身体情况如何，报告由集中营警卫长官和3名党卫军军官签署。

犯人们还常在囚舍内受到“非正式”的刑罚。在这种情况下，刑罚由囚舍领班来执行。因为囚舍中没有行刑的“木山羊”，犯人不得不将头伸进炉口里去，而领班则用粗木棍来代替短柄长鞭。

犯人们还常常被饿着肚子罚站，在门外站上一整天。在严寒季节，犯人们有时因此冻饿而死。

直到1943年，在比克瑙为了进行惩罚，都使用一种特殊的笼子，这种笼子狭小得只能站两个人。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一名活犯人贴着一个冻饿而死的同伴站立着。这个笼子放在Ⅰb营的3号囚舍内。

对于整组整组的犯人或者整队整队的犯人，如果他们干活不好，或者有人从集中营逃跑了，通常就使用一种叫“运动”的惩罚，党卫军或者卡保强使犯人们迅速趴在地上，再跳起来，匍匐前进，再双膝行走。这种刑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多数犯人再也不能从地下爬起来，而其他人在如此“运动”后，数天内都痛楚不堪。

华沙人斯特凡·加尔巴尔斯基是一名老囚犯，对集中营的生活有丰富的经验。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

加尔巴尔斯基在厨房里弄到一锅汤。锅太沉了，他把它放在地上。几个饥饿的犹太犯人刹那间扑了过来。

加尔巴尔斯基生气了，动手把他们轰开，并叫喊说：“反正一样，大家都得进焚尸场！”为了这句话，他可能送命，尽管他讲的是所有囚犯都知道的真话。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党卫军分子抓住加尔巴尔斯基，把他带进看守室，在那里进行记录，加尔巴尔斯基因散步关于焚尸场的谎言而被判处在仓库里监禁25天。

只是靠了在仓库干活的囚犯们的帮助，加尔巴尔斯基才活了下来，他长时期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残酷地惩罚他，因为党卫军分子是从来也不隐瞒他们仇视“劣等人”的计划的。

对细小过失的惩罚采取什么样式，全凭党卫军分子个人的高兴。犯人们整理不好床铺或者干活不使劲，这都是过错，而如搜查时，在犯人那里发现了亲属的照片，写给营中其他囚犯的信件、食物或者贵重物品，那人就要遭受可怕的惩罚。

一位目击者在回忆中写道：

“惩罚队的劳动地点在砾石场那个，不久前囚犯就在这儿被成批枪杀。我的窗户是个很不错的观察点。我假装擦玻璃，那里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两天前惩罚队又加了几十个人，这些人是从斯洛伐克来的，都是犹太人。根据营区看守的特别指令，这些犹太人将在这里被全部解决掉。党卫队员们和惩罚队的卡保们干起这种事来毫不手软，两天来惩罚队中的犹太人所剩无几。其中有一个犹太人，腰肥体胖，身体很棒，他还活着，他是营区看守和党卫队员们攻击的主要目标。他顽强地干着活，努力不让他们找到岔子，似乎他当真相信离他做工地点几步远的营区大门上方的一行字：‘劳动自由’。

他一直推着满载石块的沉重的手推车——卡保已注意到这点。推车的时候他得经过一个由刽子手排成的夹道。他们手持棍棒，劈头盖脸地朝他打来。他将砾石倒在指定的地方，然后推着空车从原路返回，他不断地被打、被推、被踢；他还得千方百计地尽快通过为他设置的陷阱。这是一块板，板下有一个深坑，他知道大多数同乡都已丧生于此。谁如果推着小车不能在木板上保持平衡，那就得连同手推车一起翻进坑里。掉进去的人是有去无回的。惨无人道的卡保会抡起棍棒把他活活捅死，如果有人在下面还有力气顺着斜坡爬上来的话，那上面的党卫队员就一脚把他踢下去。这个身强体壮的犹太人还坚持着，但力气已明显不如以前，毫无疑问他在作垂死挣扎。他肯定清楚自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想逃是逃不了的。然而他要为自己的生命斗争到最后一息，他拚命地干着，但他的动作越来越慢，越来越不协调。他像个瞎子用手摸来摸去，寻找他的车子，而车子就歪在他的脚旁，可能他真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不知所措地转着圈子，脚被高低不平的地面拌了下，身子一下子跌进了坑里。卡保们像一群饿狼一起猛扑过去。刚才坑边还只站着一个党卫队员，现在一下子涌上了许多人，甚至连那些级别较高的长官也在内，他们都想看把戏。三天才把一个囚犯整死，这既不是刽子手无能，也不是这个犹太人由特殊材料组成，总而言之值得看一看。

犹太人在坑里躺了好长时间，身上盖满了尘土，满身是汗，鲜血淋漓。

一个党卫队员觉得他已经没有活的迹象了，便朝大门的方向叫了一声：‘营区长！到这儿来！’布鲁诺飞快跑来，他用内行的眼光审视了一番，很快回头向大门走去，长时间站在我身边的盖内克变得心神不宁起来。

‘他们肯定马上要来喊我，好像别人不能做似的，’他苦恼地说，‘泰奥斯简直没有一点用处！他又喝醉了。’近来，泰奥斯找到了个可以解渴的地方，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工作由我代替。救护员带着我们走去。来到砾石场，情况表明，人家喊我们来得过早了。坑里的犹太人还在作非一般人的努力，正同死神进行着搏斗。他竭力向上爬，不断地爬，可他脚下的砂子朝下溜，他又滑到了坑底。过了一会儿，他又以同样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向上爬，几乎快到坑口了，可惜没有成功，他又一次摔到老地方。眼下我和盖内克还无事可做。因为情况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这对党卫队员们来说，也许是一出无与伦比的‘好’戏。

我们想退回去。但营区看守弗里奇朝我们大吼了一声，我们的双脚像钉了钉子一样，动也不敢动。营医刚刚到，正用小手帕小心翼翼地擦着眼睛上的玻璃片。弗里奇提高了嗓门对那些围观者说了些什么。他的话也许是对卡保说的，因为没等他说完，便有两个卡保跳进坑里，只听见坑内传出棒击声和被折磨的人撕人心肺的惨叫。犹太人跪着，蜷缩着身子，保护着自己的头，而他的脊背却因此遭了殃。那两个卡保不愧是打人的专家，他们知道该打什么地方，只见他们猛击他的腰部。遭打的人将身子抬了抬，惨叫了一声，然后倒下去再也不动了，那两个打手也站着不动了。忽然一个卡保向他俯下身子。

‘他还活着！’他面对围观者露出惊讶的神色。‘什么？’营区看守暴跳如雷，大叫一声。他的话就是命令。卡保用一根木棍横在死者粗壮的脖子上，然后一边站一个，像翘翘板似的晃动了一会儿，直到棍子发出咯吱咯吱声。这下再也没有人会怀疑他还有气了。

我们俩跳下坑去，在一个好心的卡保（德国囚犯，一般为营区看守）的帮助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尸体拉了上来，担架几乎放不下尸体。救护员和营医商量了一下，统一了意见，让我们将尸体直接运往焚尸场。路上救护员向我们解释说：‘这头肥猪要解剖。’我们把尸体送到焚尸场的一个房间里。盖奥尔格·泽马内克在这里工作，他调来时间还不长，此刻他正在将一张明显刺着花纹的人皮制成标本，这是某个党卫队员定的货。救护员已被他的手艺深深地吸引住了，只是党卫队医生进来，打断了他对艺术的欣赏。医生以严厉的口吻命令他立即把我们带回营。

惩罚队还在砾石场劳动，但工作进度相当缓慢。这三天对卡保们来说也够‘辛苦’的。参观者一饱眼福走掉了，卡保们也没有可以吹嘘的对象了。他们已经把这最后一个犹太人通过惩罚队送进了天堂，完成了营区看守委托的重任，那头‘肥猪’已在焚尸场的解剖台上粉身碎骨了。”

类似的惩罚对集中营内的英美飞行员也采用过，变着花样把他们折磨至死。

1943年英美对德国加紧轰炸后，德国便有意鼓励杀害盟军在德国跳伞降落而被俘的飞行人员。德国鼓励一般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后，立即私刑处死。战争结束以后，不少犯有这种罪行的德国人受到审判。1944年英美轰炸德国达到高潮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主张对被击落的英美空军人员立即处死，但希特勒则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1944年5月21日，他在与戈林会商以后，只是发布了这样一项命令：英美飞行人员凡曾扫射过客车、平民以及紧急着陆的德国飞机者，可不经军法审判即予枪决。

集中营司令官也可使用自己的方法。1944年9月初，有47个英国、美国和荷兰的空军军官到达集中营；他们的飞机在德国上空的一次空袭中被击落，他们是用降落伞跳下来的。18个月以后，他们作为“K”记号的人被押送到集中营。集中营司令官没有立即处死他们，而是把他们送到采石场里，许多被拘禁的人就是在那里被残酷地折磨死。

采石场是一块巨大的盆地，有一条用80块粗糙的岩石垒起的阶梯通往那里。这47个俘虏光着脚，只穿着衬衫和短裤，抱着或扛着25到30公斤重的石头往上走，还时时不断地饱尝拳打脚踢的滋味，甚至被人丢石头。到了上面还未来得及放下重担，又要赶他们快点跑下去，强迫他们把更重的石头往上搬。第一天晚上，47个俘虏中就死了21个。第二天用老办法对待其余的人，第二天晚上只剩下一个人活着。

转入监狱舍也是对某些过错进行惩罚的常规措施。而来到这一囚舍就必死无疑。

监狱舍和所有其它囚舍隔绝，最初叫Ⅰb营1号囚舍，后来改为Ⅱd男主营2号囚舍。党卫军说它是“教育舍”，在那里，党卫军的兽行登峰造极。

“铁的纪律”——党卫军分子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侮辱和惩罚的。这个囚舍的领班资格最老，叫别德那莱克，按民族是波兰人，为表示奖励，集中营警卫长官允许他蓄长发。

在监狱舍，劳动条件最恶劣，营区看守也最残酷。他们打死的人愈多，他们从营中出去的希望就愈大。

为了使这一囚舍的犯人和营中其他囚犯易于区别，在他们上衣的前后襟缝有黑圈。特别危险的政治犯还另外有“YM”两个字母的标志。意思是，他们无权离开集中营的土地。

被判处在惩罚队干活的犯人干的都是最苦的土方工程。他们在任何天气里都在露天劳动。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们干活时都是一身单衣，一双木屐，不穿袜子。他们能否领到一份食物，全靠囚舍领班或者卡保的个人意志所定。在囚舍里，犯人们睡在没有垫褥的光板子上。夜里在监狱舍睡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那里通宵在拷打犯人。舍内根本不生火。直到1943年，惩罚队的病人都不能去医院治疗。

集中营里的死刑是在所有的犯人面前当众执行的。刽子手是德国罪犯——卡保。

公开执行的目的是恐吓犯人，使他们永远打消逃跑的念头。但是，在这个每天都杀害数以千计的无辜者的集中营里，做出这种宣读由希姆莱本人签署的判决的戏剧性表演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死刑判决达不到目的：被判决的人表现得沉着坚定，反而鼓舞了其他犯人继续进行斗争。于是，在第二天，警笛又吼叫起来：又有人试图从集中营逃跑了。

32704号犯人，后来回到祖国的亚历山大·埃森巴赫的经历是党卫军这种审判的“人道”例证。

1944年初，埃森巴赫在奥斯威辛的各个集中营收集尸体，并将它们集中到Ⅱf营的陈尸棚。他在集中营地区能相对自由地活动，所以他和3名同伴想法要逃出去。

1944年3月2日，这4名犯人消失不见了。在公路上发现了他们运送尸体的板车。逃跑者在一个木柴仓库里藏了两昼夜。

第三天夜里，他们企图跑往斯洛伐克，但在离比克瑙4公里的地方被德国护林人员抓住了。他们被带回奥斯威辛1号营，并交给了盖世太保。

1944年3月7日，他们和其他两名逃跑者被送到比克瑙的监狱舍。逃跑者们的沉重预感开始应验。还在白天，他们就听说，厨房前立起了个绞架，晚上，“绿标”卡保出现了。6名逃跑者被绑起手，在党卫军的押送下带到了行刑地点，整个集中营的犯人早已集中在那里了。

向那两名犯人宣读了判决书，随后他们就被吊死了。埃森巴赫和他的3名同伴等待着对他们的判决。但是，使所有犯人感到惊讶的是这4名逃跑者又被赶回了囚舍。这场极为残忍的滑稽剧就这样收场了。这些逃跑者被判处惩罚25鞭后终身监禁在监狱舍。1944年9月15日，在比克瑙处决了一名犯人，波兰人约瑟夫·雅辛斯基。判决书中指出，他从集中营寄出了一封信，谈到了比克瑙的生活条件。正如判决书上所说，这“已经构成威胁，这封信可能被敌人所利用，来损害德国政府的良好声誉……”

在集中营，一些党卫队刽子手还变着法儿折磨、残杀犯人。

马克斯·卡斯纳是奥斯威辛干清除死尸的囚徒，他奉命来到一所大棚房的院子里。“左边躺着70来具女尸，都是挑选出来的美人。死后模样仍然很美。”他说。“女尸的乳房都被割掉，所有柔软的部分，靠近大腿处，大块肌肉被一条条割了下来。院子地面已经倾斜，阴沟里积满了血水，我们淌着齐脚踝深的血水走。”看守每天都朝小孩开枪。华沙教授卢德维克·希尔斯茨费尔德看到“一个小女孩想悄悄钻过岗哨。看守喊她站住。那人慢条斯理地摘下肩上的枪。小女孩抱住他的皮靴请求饶命。哨兵笑了一声说：‘不要你的命，只让你再也没法悄悄地钻了。’说着对准小女孩腿上就是一枪。后来她不得不被截去大腿。”

特雷布林卡长官库特·弗兰茨经常嗾使他那训练得非常凶恶的大狼狗“巴里”去咬囚徒，吊在绞刑架上的犹太人凡是脑袋下垂的，都被狼狗咬得血肉模糊。弗兰茨设有一间伪装成军医院的行刑所，紧挨着一个长8米宽4米的大尸坑，里面经常烧着火。这位长官每天点三次名，每次都要挑出10个犹太人，供自己亲手处决。他把他们“用皮鞭赶进军医院，在那将他们枪毙。好像自动化似的，枪毙一个，掉进坑里一个，再毙一个，再掉进去一个”。

波兰政治犯维斯拉夫·基拉尔1940年遭盖世太保秘密逮捕，后被关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做过运尸工、护理员、文书，囚舍长等，苏军逼近集中营时，基拉尔侥幸逃脱性命。不少的犹太人还没来得及送进毒气室，就被党卫队找茬残杀了。

基拉尔当了一个法国犹太人分队的文书，他在回忆中说：

“这个分队有80名法国犹太人，他们成天和泥土打交道，不是挖冷藏室就是挖贮水池。文书几乎无事可做，为了表示在干事，我就手不离笔地写，反正用不着拿铲子，写写在分队劳动的人的名单又有何妨。我只要一看到分队长‘猫头鹰’走过来，就干得愈加卖力。我从囚犯们的身边挨个走过去，仔仔细细检查他们的号码，认认真真地将号码记到我的记录簿上。天知道是第几遍了，反正是让人觉得我这个工作是不可缺少的。‘猫头鹰’对我的行动感到好奇，有一次他问卡保，我究竟在干什么。

‘这是我的分队文书。’卡保严肃地回答道。他炫耀地补充了一句：‘在我这儿，一切都得正规！’

‘是这样。’‘猫头鹰’有点吃惊地说，但没有对我这个工作表示反感，我什么都可不做的职务就这样得到了认可。午饭地点在一个大草坪上，离不久前才开始营建的莫诺维茨营不远，草坪的另一边不远处有一片小槐树林。就在这片小树林里，我们分队的一个囚犯在午休时被枪打中了，受了伤，这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犹太人，不久前刚从法国运到奥斯威辛，因此可以想象他对营内，特别是布纳橡胶厂分队内的情况还不大清楚。他是怎么离开分队的，没人看见，午饭后大家都在休息。这个胖囚犯溜到了树林，被一个哨兵发现，便开了一枪。这一枪很准，子弹打进了他的肚子，也许只打穿了脂肪层，没有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那个被打伤的人若无其事地回到我们中间，开枪的队员以为没有打中他。如果打中了，那也无关紧要，他完全可以应付过去，比如发表一个声明，说开枪的目的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回来，如果不是‘猫头鹰’偶然旁观了这件事，也许一会儿就风平浪静了。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这个子弹穿过脂肪层的犹太人，不无吃惊地看了看他那被打伤的肚子，肚子上没有一点血迹。他站到一边和哨兵以及高级卡保尤普嘀咕了一会，然后命令休息结束，开始上工，他和我们一起去工地。

这犹太人发现他被人盯着，因此一开始就像往常一样劳动，他甚至加快了速度。过了一会儿，‘猫头鹰’命令他过去，向他训话，起初犹太人没有听懂他的意思，‘猫头鹰’还叫翻译翻给他听。翻译就是几个月前我在医院前面结实的那个达维德。由于他会波兰语和德语，为人机灵，再加上一点点运气，他成了能在布纳橡胶厂保全性命的少数几个犹太人之一。现在，达维德得完成这项既艰难又违心的工作，他应恰到好处地向受伤同胞解释，如他确实想自杀的话（事情已经清楚，胖子根本不想逃走，只想找死——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讲的），那他就没有出路了，只有把这再重复一次，就是他已经做过的那一次，但是现在他毕竟没有死，而且他不打算再挨一枪了，他想活，他用双倍的劳动来表明自己想活。但这显然没有得到党卫队员的宽容，挥舞的棍棒开始朝他打去，最后他终于绝望了，只得选择死，除了死亡绝无它路。他精疲力竭地蹒跚着离开了工地，头垂在宽厚的肩膀上。他还没有走出多远，一颗子弹便结束了他的生命。‘猫头鹰’用脚踢了踢他，检查他是否已经断气，再下令写一份报告，然后心安理得地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

而另一次，一个犹太人只是想扶起被党卫队员打倒了的同伴，却把党卫队员给惹恼了，猛地一跃，到了那个犹太人身边，屏足力气，朝他的屁股猛踢过去，那个人被踢得东倒西歪，终于失去平衡跌倒在他想扶起的同伴旁边。党卫队员们忽然乐起来，原来这两个犹太人正挣扎着爬起来，其中一个还跪着寻找自己的帽子，他的帽子在挨打时从头上飞了出去，正巧滚到一个党卫队员的脚上。他终于发现帽子就在哨兵的脚边，救爬了过去，想拿帽子，那个党卫队员好像也在等着他来拿。当这个囚犯伸出手来拿帽子的时候，这个凶狠的哨兵用靴子又踢了下帽子，帽子又飞出去好几米，于是这个囚犯爬起身来，掸掸身上的尘土，若无其事地拿起一把铲子，做工去了。这个时候另一个党卫队员把帽子当作皮球，一脚就把它踢进稻田里。‘你的帽子到哪儿去了？’原先那个党卫队员走近这个正在干活的囚犯，轻轻地用卡宾枪托碰了碰他，并和气地问道。这法国人似乎听不懂他的话，或者是假装没有听明白，他嘴里叽里咕噜地好像在说着什么，还用手指了指太阳，又指了指自己的头——他的头长得颇为滑稽，意思说帽子虽是劳动中必不可少的，但他不怕太阳晒。这个党卫队员又对这犹太人说了些什么，态度虽和蔼，但带着威胁，他用枪筒指着前方，‘去，拿你的帽子去！’他还重复了一遍，看得出他在竭力压抑胸中的怒火。这囚犯开始还有点犹豫，但这个党卫队员情绪的忽然变化，以及那个专门用来打人的枪托在挥动，便乖乖服从了命令，向着指定的方向走去。‘再朝前，再朝前！’党卫队员命令着。

他找到了帽子，就在他的手刚捡起失去的东西，准备回身的时候，枪声响了。一枪，又是一枪，囚犯像遭了雷击一般地倒了下去。起初在倒下的地方，还可看到这个被枪杀的人的手在抽搐，但过不多久这双手也消失在绿色的禾苗之中了。枪声使胆战心惊的囚犯们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就连另一个哨兵也感到意外。

‘你看到了吗？’射手对那个党卫队员说，‘这可恶的犹太人想逃跑！’他简短地概括了这件事。‘你瞧什么！’他对着我喊道。‘干活，我来帮你们的忙。’他又面对大伙叫了一声，顺手打下了离他最近的一个囚犯。‘走，干活去，你们这群犹太佬！’

从马路上传来马蹄的嗒嗒声。一个时髦的党卫队军官朝我们这儿飞驰而来，他可能是被枪声吸引过来的。我们开始更加卖力地干活，党卫队员们当然笔直地站在一边。‘希特勒万岁！这儿发生了什么事？’他勒住马问道。刚才开枪打死囚犯的那个党卫队员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来者是政治处处长，名叫格拉布纳。他平静地听完汇报后，然后向我们这个方向大声问道：‘谁是卡保？’因为卡保缺额，哨兵很快向我示意：‘领班，过来！’

我先一立正，然后嘴里滚出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套语：‘囚犯29号向您报告，筑路分队现有9名囚犯，1名被毙！’

‘什么？’格拉布纳脸上流露出不满的神色，他立即加重语气说：‘不是被毙，领工员……’

他补充道：‘他是在逃跑中被毙的，明白吗？’

‘是的，’我顺从地重复一遍，‘在逃跑中被毙的……’

格拉布纳满意地点点头，称心如意地跨上马鞍，说了声，‘干活吧。’又对哨兵高呼一声‘希特勒万岁！’，一举手臂示意告别，然后拉拉马头，扬鞭而去。这件事他就这样算是处理完了。

大约5分钟以后，‘猫头鹰’带着两名党卫队员出现在我们的工地，他们开始检查尸体，再记录‘逃跑’的过程。他们照例向我这个领工员了解事情经过。在我回答时，站在我身旁的那个说波兰话的哨兵一个劲的插话，他好像害怕我可能歪曲某些事实。其实根本不用怕！经过政治处处长格拉布纳的‘开导’，我再也不敢说这个囚犯不是逃跑的了。不是被击毙，而是在逃跑中被击毙！……

除此之外，营里也发生一些别的事。一天夜里，一大批囚犯见了阎王，而党卫队一级小队长席林埃，比克瑙营的联络官，绝大多数人深恶痛绝的和最残忍的党卫队员之一吃了枪子儿。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下子传遍全营，全营上下为之一振。

‘上帝惩罚了他。’一些人这么说。‘命运惩罚了这个罪犯。’另一些人又这么断言。没过几个小时之后，这一事件的细枝末节或多或少地流传开来。他是被一个女人干掉的——他一直有点异性狂，这成了他的致命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席林埃像往常一样在月台上起劲地协助别人接收夜里运到的一批犹太囚犯。当时在场的还有他的同伴，党卫队一级小队长埃梅里希。两个人醉醺醺地押送这批囚犯一直进焚尸场，他们甚至进了脱衣室，他们的动机既不是想捞些外快，也不是出于暴虐狂的愉快，而是欣赏那些胆小的无反抗能力的裸体女人的外形，这些女人不多时就得在毒气室里被折磨而死。我认为这举动可以用席林埃的爱好来解释，特别是当他喝醉时。他的注意力落到一个年轻的，据说很漂亮的姑娘身上。她在党卫队员在场的情况下不愿脱衣服，席林埃大为光火，走近她，打算扯下她的胸罩。扭打时，她夺下他的枪，还开了枪送他见阎王，那个为虎作伥的埃梅里希腿部受了伤。

其他犹太人试图从里面锁上门，而那些一只守在外面的党卫队员听到枪声立即冲进脱衣室，当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之后便对犹太人下了毒手，这些犹太人没有一个是死在毒气室的，党卫队员的一梭梭子弹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这一事件不胫而走，囚犯们以各种方式评论，最后成了一件轶闻。一个弱女子能有这样的胆量，虽然她已不可避免地死去，但她增强了囚犯们的斗志。我们忽然明白过来，要敢于向他们举手，我们的手也会杀人，他们也可能被我们置于死地，党卫队员们竭力在营中实行恐怖统治，他们害怕这一事关重大的事件带来后果。

这天营里的空气格外紧张，子弹在营干道上呼啸着，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实，联络官席林埃进了焚尸场，他曾经用纳粹党的名义将成千上万个囚犯送往那里。恶有恶报，囚犯们得到鼓舞，增强了希望，一个自发的、力量还很弱的自卫行动应运而生。

同一天下午，排在焚尸场旁边小树林里的部分囚犯积极进行自卫。我和瓦尔德克随着激烈的枪声和炮火声跑到15囚舍的瞭望哨。事情过去了，只是偶尔听见零星的枪声，小树林里横尸遍地，主要是男人，他们还穿着衣服。

一般情况下，如果运来的囚犯过多，那脱衣间就嫌太小，部分人就得在小树林里脱衣服。这一次就是这样。女人和孩子好像该第一批脱衣服。他们在‘屏障’后面排成长队，然后渐渐消失在脱衣室里。忽然响起的枪声把他们吓得惊慌失措，一股脑儿涌向‘救命的’脱衣室。这些人把自己的衣服紧紧地攥在手里，他们互相践踏着。走散了的孩子的尖叫声、女人们的惨叫声、被踩的人的呻吟声以及比所有声音都要吓人的党卫队员的打人声——枪托打在头、肩上和脱了部分衣服的男人背上——夹杂在一起。一部分男人还活着，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进焚尸场，为他们花费太可惜了，威吓，叫骂和鞭打就足够了。

当最后一批人挤进脱衣室，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后，马上一切声音就消失殆尽。几分钟后从焚尸场的边门走出特别分队的一个小组。他们在党卫队员的催促下，一部分人扒去枪杀的人的衣服，另一部分人在焚尸场的院子里把尸体堆成堆，毒气室的墙尽管厚实，密封度又好，但还是从里面传出几百个人沉闷的垂死挣扎的哀嚎声。环酮B发挥了作用。”

第十七章 集中营里的女囚们

她们被一种奇特的情景吓呆了：一大堆白乎乎的不断蠕动的白鼠正在争啮人肉，那形状像馒头的肌肉正是女人的乳房。白鼠那巨大的吱吱啮肉声，让人毛骨悚然。

第一座女集中营于1942年3月在奥斯威辛Ⅰ号营建立。在此之前，这里是一座男营，有一堵高砖墙将其隔成两半。约1000名德国妇女，主要是些妓女，从拉文斯布鲁克妇女集中营转移到奥斯威辛来。在营里，她们的衣服上缝有黑三角。

在男营中，监视人员的角色是由“绿标”德国罪犯充任的，而在女营中，则是“黑标”德国妓女。民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它使她们处于特别优越的地位。

奥斯威辛的女营很快就被军用列车运来的新犯人塞满了。尽管死亡率很高，但在1943年年终，这里仍有12000名囚犯。所有的囚舍都超员。

从男集中营透过高高的栅栏，可以看见头发推得净光的妇女。但是，瞧她们是禁止的。每当在公路上，男囚遇见女营干活的队伍，党卫军分子就喊：“向右看，向左看！”男囚们就要转过头去不能看这些妇女。

如果违反，不管是男犯人还是女犯人都要被抽打25鞭。

1942年8月16日，女营从奥斯威辛Ⅰ号迁到比克瑙。

集中营当局利用这一机会大批地消灭囚犯：8000名妇女转到了比克瑙，4000名送进了毒气室。

在比克瑙，妇女们陷入了更为恶劣的条件之中。囚舍没有地板、窗户和最起码的设备。根本没有饮用水，而为了涮洗，全囚舍1000多人只有一个水桶。从一个囚舍到另一个囚舍去极为难走，比克瑙的地面积水多洼。

在女营里，妇女们被推成光头，挨饿，生病，像一些死亡的幽灵在囚舍间游荡。受伤的和生病的光脚穿着沉重的木屐陷在可怕的泥泞之中。这些身着可怜的破布片的妇女，她们在待劳地挣扎，要从臭味难闻的滑溜的泥泞中拔出脚来，因而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在监工的抽打下，她们径直摔倒在泥泞里，躺在沟的旁边，甚至都没有力气叫喊一声。

来到这个女营的，有从军用列车上挑选出来的犹太妇女，她们是些政治上危险的人，蹲过监狱，还有从受到苏联军队进攻“威胁”的国家撤离出来的妇女，她们都带着孩子在一起。在比克瑙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妇女：在她们中间有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从战俘营逃出来的俄国的女军官、捷克人和波兰人。

1944年夏末，女集中营来了一批苏军女战俘。

当骷髅队把她们赶到女营前的空地上点名时，一位十分漂亮的女俘吸引了党卫队小队长帕奇夫的注意。

帕奇夫低声询问身边的文书：“这漂亮的小妞叫什么名字？”

文书早就注意到了她，他对帕奇夫说道：“这小妞叫玛丽娅，哥萨克志愿骑兵军团的上士，很不错，是吧？”

帕奇夫早走了过去，淫邪的目光在玛丽娅的前胸扫来扫去。玛丽娅下意识地把胸口的衣服往上提了提。

帕奇夫淫笑着，凑近了玛丽娅，用手枪枪口撩开她的衣服，少女的双乳立即凸现在眼前。

望着樱桃一般的两颗乳头，帕奇夫使劲地咽了一下口水。

帕奇夫一双粗糙的手开始在揉搓她坚挺雪白的双乳，一张臭烘烘的嘴向玛丽娅凑过来。

玛丽娅又羞又恼，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双手一扬，狠狠地给了帕奇夫几个响亮的耳光。也许是太出意外，帕奇夫没料到囚犯竟敢在集中营里打他，半响才回过神来，把手一招，即刻有几个德国兵过来把玛丽娅从队列中拖了出来。

起初，玛丽娅还在拼命地挣扎，但她根本不是几个强悍的敌人的对手，他们把玛丽娅死死地按在肮脏的地上，撕开了她的军上衣。玛丽娅大声地哭叫着。德国人像狼受到了人血的刺激，他们呼呼地喘着粗气，越发像狼一样的残忍。玛丽娅的军上衣被剥下来，本来按着他的两个德国兵扔下她的胳膊，一个抓住了玛丽娅一个乳头，就如要把它们捏碎那样地蹂躏。按住玛丽娅头的德国兵仰面倒在地上。玛丽娅乘机用双脚蹬翻了另一个德国兵，朝爬在她身上的那个家伙脸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往外跑。对方恼羞成怒，几个人一起扑向她。

德国人把她按在墙上，用刺刀割断了她的腰带，把玛丽娅的军裤撕了下来。然后，他们突然放开了她，在她身边围成一个圈。少女的羞耻心压住了对死亡的恐惧，玛丽娅就像是一头陷入狼群的牝鹿，似乎无法了解自己已经身陷绝境，几乎是凭着想不到的力量，仍然试图冲出狼群。她向着一个方向冲过去，立刻被一个德国兵推回来，不等她反应过来，这边的德国兵又把她推出去。在他们一阵高过一阵的怪笑声里，玛丽娅就如同是一个德国人喜欢的足球，在他们中间被踢来踢去。

终于，玛丽娅筋疲力尽，仰面摔倒在地上。德国人更加开心地笑起来。

玛丽娅的理智突然地觉醒了，她愣了一会儿神，缩着身子坐起来，用双手护住了自己的胸部，再又愣神，又护住自己的下身。她在敌人们的得意里知道了自己无望的徒劳，忽然热泪涌流，玛丽娅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从一个勇敢的战士，还原为一个求援于歹徒之手的女孩子。

面前的那个德国人已经脱去了衣服。

已被最无耻暴行激怒的玛丽娅再一次跳起来，这一次她没有逃跑，而是扑向了那个德国人，陡发的仇恨激起勇敢的力量，玛丽娅要用她最后的武器，她的牙齿，咬住对方的喉咙，她不再是一只牝鹿，她要像一只失去了幼婴的狼，她要撕开对方的喉咙，她要喝干对方的血。

玛丽娅没能扑出去，旁边的一个德国兵伸出腿把她绊倒了。另外几个人再一次死死地按住了她，按着她两腿的两人狞笑着拉开了她的双腿。

站在一旁的帕奇夫，稍一发呆，猛地冲上来，不由分说地扑到了玛丽娅无从抵抗的身子上。

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

一次奇耻大辱的重创！

玛丽娅的理智休克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被公然地强奸，也不仅仅因为失身于不共戴天的敌人，更因为这个看上去颇具男儿风度的哥萨克少女，确实是一个纯洁的处女。

就这么一个守身如玉的哥萨克姑娘被德国人粗暴地蹂躏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扑到了玛丽娅的身子上，敌人的暴行使得她在刺骨的剧痛里不断地发出一声又一声的惨叫。

突然，玛丽娅爆发出了凄厉的笑声！

她的精神崩溃了。

然而，玛丽娅的苦难还没有到尽头。空地上的女俘们目睹纳粹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残暴与丑恶行径。愤怒地骚动起来。领头的是近卫军大尉奥尔佳。

但是，骷髅队的队员们对处置这类事件极有经验，几个闹得起劲的女俘即刻被当众枪杀。奥尔佳大尉本来难逃一死，但帕奇夫见她极具风韵，尽管一身旧军服有些破烂与肮脏，但仍掩不住成熟的女性魅力，因此，被骷髅队带走，当晚与玛丽娅关在一起。

这是一间地下室，很小，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铁门，门上有个小窗口，光线是从那儿射进来的。

玛丽娅已经睡着了，奥尔佳却不能入睡。

她想起她们战斗多日的那个地下室。战友们一个个倒下了，地下室里只剩下她和安娜、巴甫洛夫三个人了。那个晚上的后半夜，安娜在外面值哨，换回了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回来后，没有躺在自己平常睡的地方，却紧挨着奥尔佳的身体躺着，都是没有铺，没有盖的，只有褴褛的大衣。奥尔佳突然紧紧地把巴甫洛夫搂在自己的怀里，她解开了上衣的纽扣，敞开了一直保护得非常严实的胸脯。

这就是她被捕前的那一夜，她想，这是爱？

“嘻嘻哈哈……”

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突然在奥尔佳的身后响起，她疾回头，只见被俘的玛丽娅已经躺在了肮脏的地上，两条腿直挺地大开着，手臂却紧紧地贴在身体的两边，就像是一个用人体铺在地面上的字母“A”。

奥尔佳一愣，她现在知道了，这个哥萨克少女精神失常了，所以她才会有那玄奇诡秘的笑，奥尔佳翻身爬了起来，跪到玛丽娅的身边。她立刻就看到了玛丽娅下身的重创，会阴部已被撕裂了，凝固着一片鲜血，奥尔佳的心颤抖起来，愤怒地骂着：“这群德国猪！”

当奥尔佳努力地唤醒她时，玛丽娅才张开眼皮。玛丽娅眼里涌上了乌云，稍顷，她忽然转过身去，扑倒在地，接着就是一声惨烈的长啸，雷鸣电闪的失声痛哭接踵而至。

这个晚上，玛丽娅时而清醒时而昏乱。清醒时喋喋不休讲她那些过去好听的或是不那么好听的故事，可是正讲到一个关节上，又会突然发作，光着身子又蹦又跳，然后就是半醒半迷之际的哭。陪伴着玛丽娅，近卫军女大尉奥尔佳度过了一个夜晚。

她不曾预料，这也是她和饱受摧残的玛丽娅唯一的一个共同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一群骷髅队在帕奇夫的率领下，来到了地下室。

“你这布尔什维克的红军杂种！”那个长着铁灰色头发的德国党卫军操着夹杂着德语的俄语，把手枪顶在刚被推进来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肋骨上，指着赤裸在墙角的玛丽娅，“就是和她，和这条俄国杂母狗，在这儿，交配！”

围在一旁的德国人哄堂大笑。

奥尔佳敏感到会有灾祸发生，暗中下定了以死相拼的决心。

不知道德国人打什么主意，他们没有像对待玛丽娅那样剥光奥尔佳的衣服。德国人进来的时候，奥尔佳本来坐在玛丽娅的身边。见他们进来，犹如条件反射，奥尔佳忽地跳起来。见状，一个党卫队员几步扑过来，一把拧反了她的手臂，将她重重摔在了地上，哇啦哇啦地吼叫着。奥尔佳明白了他们的意图，眼里流露出来的神色不料被一个德国兵发现了，这个家伙对那个帕奇夫说了几句，穿着黑军装的帕奇夫丑陋地笑着，踱到了奥尔佳身边。

“不是和您，亲爱的红军大尉同志！不过，您将欣赏到一场极为精彩的表演，也就是您的男同志和您的女同胞将要在这儿为我们大家表演一条俄国公狗和一条俄国母狗是怎么进行交配的示范。其实，他和您来进行这场精彩的表演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稍为有点可惜，这个红毛杂种不是个军官！”

说到这里，他脸色阴沉地把手枪抵到了奥尔佳的嘴上：

“我警告你这俄国的红婊子，老老实实地看着，没有你的什么事，否则，不用我告诉你什么，你那些光荣的同志的遭遇，你和我一样清楚！”说罢，他一挥手，两个德国军人走了过来，把奥尔佳扯起来拖到墙根，两支冲锋枪压在了她的肩头上。

“开始吧？同志！”佩带着“SS”标志的党卫军阴险地微笑着走到那个被俘的红军士兵跟前，“怎么，担心这个近卫军大尉同志吗？不用担心，她会十分愉快地和我们一起欣赏你精彩的表演的。”

这个被俘战士看来在此之前已经屈服了敌人的淫威，他的身体在嗦嗦地发抖，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瞟一眼死死盯着的奥尔佳，吞吞吐吐着一些语音不祥的辩解。

德国人一起厉吼着将他们手里的枪在惊悸的苏军战俘身上乱捅一气，年轻的苏军战俘一边蹦跳着躲闪着惨叫求饶，一边慌乱地撕扯着身上的衣服。德国人并不就这么放过他，更加嘶声力竭地吼叫着，更加猛烈地殴打，直到战俘彻底脱光了身上的褴褛的军装，他们才停下了手，再一次起哄地怪笑着，把战俘猛地推到了玛丽娅身边。

间歇的精神失常的玛丽娅一直置身度外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呆滞的目光昏昏欲睡，但当畜生们把赤裸的男战俘推到她的面前时，她被虐待的癫狂突然发作了。

“哈哈哈……”玛丽娅发出一串犹如受伤的母兽惨嗥的大笑，眼睛里迸发出极其明亮的直线光芒，兀地从畏缩着的墙角跳起来，摇晃着她早已伤痕累累的身子，扑到惊恐的男战俘身前，语无伦次地喊叫了几句，身体忽然直挺挺地后仰到地，却不知疼痛地再次把自己摆成了一个“A”字。

德国的畜生们越发起劲地哄笑。

奥尔佳的心猛然间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

关于德国人危害苏军战俘的种种罪恶奥尔佳并不陌生，但却从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使用如此下流无耻的手段满足其变态的法西斯兽性欲望，这超出了任何天良未泯的人们的想象力。玛丽娅已经疯了，不可能指望她会反抗法西斯强加于她的侮辱，奥尔佳开始还寄希望于那个男战俘，他会用生命来维护一个俄罗斯男人的尊严。可是，就在奥尔佳的眼前，被死亡威胁着的男战俘在法西斯的枪口指引下已经跪到了苏军女战俘玛丽娅的身前。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为英雄。

“胆小鬼！”奥尔佳突如其来地高声怒喝。

就要趴到玛丽娅身上的男战俘打了一个激灵灵的震颤，过了一会儿，眼里迸射出一道转瞬亮光，他似乎是有几分困惑不解地侧过头来，怔怔地望着奥尔佳。

几个德国人立刻扑到了男战俘身后，正要举起他们手里的枪朝他的后背打下去，好像曾经屈服过的苏军战俘猛地翻身跃起，不顾一切地向紧闭着的房门逃出去。德国人稍有意料之外的呆滞，迅即转身，几个人把带着长长火焰的子弹打到了男战俘的无遮无掩的身上，从他迸裂的身上四散的鲜血霎时溅满了四面的墙壁。

党卫队匪徒一声恶喊，两个强壮的德国兵抓着奥尔佳的头发把她拖起来，拖到越发神志不清的玛丽娅身边，在她的腿弯处狠狠地踢一脚，奥尔佳身不由己地跪在地上，他们踩住奥尔佳的小腿，把她的双臂拧在身后，抓紧她的头发使她不能低头地正面对着1米之处的玛丽娅。

“开始演出！”

在党卫军军官的狞笑里，4个德国兵扑向近乎无知无觉的哥萨克姑娘，他们显然十分熟悉这种揉进了“德国式精确配合”的勾当，每个人扯住她的一条腿或是胳膊，然后一声吆喝，4个人同时发力，把玛利亚的四肢拉成了一个达到了极限的“X”。

玛丽娅厉声惨叫，但她在4个德国男人的魔爪里丝毫也挣扎不得。

法西斯野兽帕奇夫抽出了他精致的党卫军官佩剑，不慌不忙地蹲在徒劳挣扎着的玛丽娅身边，一边将锋利的刀刃在玛丽娅的皮肤下轻轻地滑动，一边平静地看着同样无法挣扎的奥尔佳冷笑：“还喜欢吗？大尉。”说着，他的手轻轻地一抖，锐利的刀尖极准确地刺穿了玛丽娅右侧的乳房，他以令人眼光缭乱的“德国式精确”抽出刀子，紧接着又刺穿了玛丽娅左边的乳房。

玛丽娅竟然没有一声痛苦的喊叫！

凶狠的党卫军匪徒的目光始终不离开奥尔佳，嘴角上僵化着那一抹“平静”的冷笑。“大尉同志，还欣赏吗？”与此同时，他的手又是轻轻一翻，“嗖”地将短剑抽了出来。手臂一扬，“啪”地贴到了奥尔佳的脸颊上。

玛丽娅终于发出了她早就该发出的惨叫，随着这长长的啸声，她乳房上4个伤口向4个方面喷射出了4束滚滚的血，这4束人血正好喷到了按着玛丽娅的4个德国人的脸上。这也是“德国式的计算精确！”4个德国人笑了起来！用舌头舔着他们嘴边上的鲜血。

奥尔佳知道，她已经救不了玛丽娅了。她看着这些模样居然十分像人的野兽，猛一张嘴，把一口痰吐到近在咫尺的一个德国兵的脸上。

惊恐地看着敌人对自己施暴的玛丽娅的头猛然间径直后仰，身子随之像一个倒置弓被不断绷紧弓弦变曲，腹部紧紧地向上挺起。一直弯曲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陡然松弛，软软地落到地面上。

玛丽娅昏死过去。

“日尔曼杂种！”奥尔佳怒吼着。

“你们还在等什么？”帕奇夫对那些党卫队员狂吠，“把她给我剥光，剥光，全部！”

早已等不及的德国兵扑向了奥尔佳。

奥尔佳没有挣扎，她知道那只会激发这群法西斯畜生们的兽性，他们是在盼着她挣扎反抗求饶喊叫，就像所有的强奸犯一样，在被按倒在地之前的奥尔佳看了一眼玛丽娅已经不再抽搐的尸体，咬紧牙关，闭上了眼睛。

哥萨克女骑兵玛丽娅在承受了无以复加的罪恶之后永远地睡着了。

而奥尔佳呢？

奥尔佳躺在地板上，似乎对于身上的法西斯士兵无知无觉，她好像在倾听着。许久，她的脸上浮起笑容。

发泄完兽欲的法西斯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微妙的变化，一个赤裸着下半身的骷髅队员还趴在奥尔佳的身上，极度兴奋地喘着粗气，他套着手枪的裤子落在奥尔佳的身边。

奥尔佳不再犹豫，以一个军官的敏捷，迅速地拔出了手枪。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趴在奥尔佳身上的兽兵停止了动作。

奥尔佳强忍着下身的疼痛，将身上的死尸掀到一旁，愤怒的子弹呼啸着向德国兵飞去。几个德国兽兵应声倒地。

帕奇夫毕竟老练得多，他将一个队员随手抓到面前替他抵挡子弹，一面拔出枪来，一梭子弹全部打进了奥尔佳的胸膛。

血染红了地下室，奥尔佳微笑着死去，她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红军女性的尊严。

这次事件被党卫队保安处头子艾希曼知道后，大卫震怒，将帕奇夫移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倒不是因为帕奇夫带领部下轮奸了女囚，而是有几个德国兵死在了奥尔佳的枪口之下，这不是太丢党卫队的面子了么？这批1000多名的苏联女战俘，最终在集中营里只剩下12人，但已染上了各种疾病，给他们下半生留下了抹不去的烦恼和痛苦。

纽伦堡审讯中的证人克洛特·瓦扬一库秋里埃谈到了她到达比克瑙的情景：

“1943年1月27日，我和一组23名法国妇女一起来到了奥斯威辛。我们中间有丹尼埃尔·卡扎诺娃，她后来领导了奥斯威辛妇女中的抵抗运动。

当我们被带到奥斯威辛时，正严寒难当。进入集中营的大门后，我们就感到，活着出去的希望在消失。在营里，我们碰上了一队活着的骨头架子，这是一群去上工的不幸的囚犯。

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于是，我们为了给自己鼓气，唱起了马赛曲……”

和男人一样，妇女也要编进劳役队。她们修路，挖渠，搬运土块、铁轨和水泥。

监督她们干活的是党卫军分子和监工，主要是德国妓女。她们凶狠地折磨女犯人，要她们不停地干活。

被搞到绝望境地的女犯人常常试图自杀：她们冲向带电的铁丝网，党卫军分子马上就把她们击毙在沟渠旁。傍晚，女犯人也在乐队的乐声中，抬着自己伙伴的尸体回来应点，总之，所发生的一切和男营中一模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那些在营部，即在囚舍、厨房、仓库、办公室、医院和消毒站干活的妇女得以活下来，党卫军总是派犹太妇女去干最苦，最力不胜任的活儿。

Ⅰa营是比克瑙的第一个女营，因为它关满了人，所以，1943年夏天，把过去的男营Ⅰb改为女营。

1944年夏天，当载有匈牙利妇女的数趟军用列车开到时，比克瑙女营的囚犯数增加到8万。于是，就把女犯人放在Ⅱc营和没有完工的Ⅲ区内。

Ⅰa和Ⅰb营内的一半囚舍都是极简陋的砖房。每一个囚舍里住到1200名女犯人。女营中犯人们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所以各种流行病，主要是斑疹伤寒，流行得极为广泛。

他们用大红色搪瓷碗盛饭食，饭后只能用冷水涮一下，这是流行病多和死亡率高的一个原因。因为，所有的女犯人都禁止夜间走出囚舍，所以她们不得不用这种搪瓷盆子来当便盆。早晨，她们把盆中的污秽之物倒入脏水桶，白天再用去领取食物。

鞋的情况也是造成死亡率高的一个原因。旧皮鞋在这块波兰沼泽地上穿不过一星期。双脚受冻，满是溃疡和伤痕。

睡觉也不得不穿着鞋，因为鞋可能被偷走，几乎是每天早晨都听得见叫苦不迭的喊声：

“我的木屐被偷了。”丢鞋的人只好等到所有的人出去了，她们才开始在铺板下寻找丢失的鞋。有时，找出同一只脚的两只木屐，有时找出一只鞋、一只木屐，她们就穿着这样的鞋去应点，去干活。而这给她们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脚上出现了新的伤口，一些人只好到医院去。但是她们再没回来。那些没有穿鞋去点名的人被很快送进了25号囚舍。

Ⅰa的一半囚舍用作医院。女营的医院称作木棚，生病的女犯人就放在这里面。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医疗设备。要进医院，得有囚舍领班的特许。病人们有时要一连好几个钟头站在医院的院子里，等待医生叫到自己。这种等待带着危险性：如果队伍过长，党卫军分子就会抓走一些妇女，把她们送进25号囚舍，而这意味着很快要送往毒气室。许多女犯人就在干活或点名时死去。傍晚，收尸队来捡她们的尸体。

住在医院里的唯一好处是不用去点名。医院里的生活条件是不堪忍受的。在宽不过1米的床板要躺4个患有各种疾病的犯人。结果是，有时一名因脚溃疡而入院的女犯人，会从邻人那里传染上伤寒或者痢疾。当旧褥单烂得不能再用时，才换上干净的，被子里全是虱子，像蚂蚁样到处乱爬。医院里根本没有药品，病也得不到任何治疗，那里甚至连水都没有。活人和死人长时间地躺在一张木板上……1943年至1944年冬天，医院里每天有200—350名妇女死于流行病。生病的犹太人不再允许进医院，她们被直接送往毒气室……1942年至1943年的冬天，在女营的各个囚舍之间，常常可以看见僵死的女犯人的赤裸的身躯，满是可怕的折磨和拷打的伤痕。只是到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她们才被收集起来，加以核数，再送到焚尸场。

女营点名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女犯人的数目很少能碰对，女犯人不得不好几个小时站立在严寒或倾盆大雨中，党卫军分子对待女犯人像对待男犯人那样粗野。他们通常都是歇斯底里的暴虐狂。例如，监工福里肯布拉特逼使犹太妇女好几个小时地光脚丫在院子里，同时，他把冰水浇在她们身上，放狗去咬她们。其他的监工也都这么干，所侮辱的主要是老、弱、病的女犯人。

女营中的惩罚和男营中的体罚没有什么区别。

监工们抓住任何一种过失凶残地施展淫威：责打25鞭；转到监狱舍或者25号囚舍（把判处在毒气室杀死的妇女安置到那里去）；沉重的劳役（如妇女们冬天不戴手套搬运石头）；“运动”到疲惫不堪。

一次，党卫军分子抓住了试图从集中营逃跑的马拉·齐美特鲍姆。他们把她带回集中营，交给了盖世太保，在那里经受长时间的拷打和折磨，然后判决为活活烧死。马拉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于是她瞅准一个机会，打了党卫军分子吕特尔斯一记耳光，并用刀片割破了自己手上的静脉。她被带到医院，进行抢救，随后就送进焚尸场。

党卫军分子常常将犯有过失的女犯人光脚罚站在营房门口。这里离守卫室不远，党卫军分子从这里对她们进行监视。如果不幸的女犯人稍微动一下，等待她的是新的惩罚。女犯人还被逼光膝跪在碎石上。还要给她两块大石头，让她高高地举在手上。要是石头掉了，她就要挨一顿暴打。

和虱子作斗争是消灭妇女的一种借口。和虱子作斗争的运动搞得极为频繁。每次和虱子作斗争的运动后都要进行“筛选”，即挑选送进毒气室的犯人。

298号犯人、匈牙利人卡捷尔日娜·辛格洛娃是1942年3月来到奥斯威辛，获得自由后回到了祖国，她讲述了挑选的情况：

第一次大规模挑选是在女营从奥斯威辛Ⅰ号搬往比克瑙的期间进行的，当时用毒气杀死了4000名妇女。1942年9月9日，营里开始了持续三天的和虱子作斗争的运动。有3000名妇女被选送进毒气室。从1942年11月14日到12月6日，集中营里进行“冬季”清理。在这以后2万名犹太妇女只有1400人活了下来。“清理”是为了给即将从荷兰和法国军用列车运来的囚犯腾地方。

这些军用列车于1942年12月开到集中营，到1943年1月，女营的居民就增加到11000人；所以，又开始了新的和虱子作斗争的运动。

到1943年3月，营中的女犯人数减至5500人，尽管常常有来自荷兰和法国的军用车开到，并且那时女犯人还不转送到其它的集中营去。

在这一时期，送进毒气室的不仅有犹太人，还有生病的捷克人和俄国人。有一次，甚至挑选了几个生病的德国女人。

除了定期的大规模的挑选外，在早晚点名时，在监工的唆使下还要进行少量的挑选。挑选犯人进毒气室的工作是由党卫军医生克涅格和铁洛以及女监工党卫军分子赫斯进行的。

有时，赫斯还不经过医生，自己进行挑选。她走进囚舍，强使妇女脱光衣服，挑选最虚弱的。

在毒气室里杀死的还有另外一些女犯人，她们在来到集中营时是被认为有劳动能力的在办公室里，每一个这样的女犯人都有一张卡片，上面注明犯人员码和她的职业。在挑选后，卡片上要写上死亡原因。卡片上要写上死亡原因。卡片上标有“SB”字母（特别处理）。

1943年9月，从柏林发来命令，要求销毁标有“SB”字母的全部文件。于是，在所有的名册和文件中，SB的标记被全部涂去，换上医生的结论：犯人自然死亡。

我们有机会抄录下了这些文件的内容，并把纸卷埋在我们囚舍的地板底下。这个囚舍没有遭到破坏，这些纸卷后来完整无缺。

Ⅰa营中的25号囚舍有一堵高高的围墙和其它囚舍隔开。窗户有格栅，缠上了通电的铁丝网。

瓦扬—库秋里埃叙述说：“1943年2月5日，宣布要进行全体点名。清晨3点半，所有的犯人都被带到营场后面的一块空地上，而平常点名是在营内进行的。在这里，我们踩着积雪，一直站到下午5点。后来，命令我们鱼贯进入集中营的大门。一阵拳打脚踢落在我们的背上，我们不得不跑起来，那些跑不动的老弱病人就被抓走，送进25号囚舍。我们就被带进营内，编成了一个新的犯人队，其中也有我。我们这一队又被重新带到营外的空地上，空地活像一个战场，到处都是尸体。我们被迫将这些尸体拖到25号囚舍的院子里。

25号囚舍是死亡之口。我对这了解得很清楚，因为我就生活在26号囚舍，那里的窗户正对着25号囚舍的院子。院子里垛着死人堆，还不时能看到有头和手在微微颤动：这是试图从这些死人堆中爬出来的活人。”

瓦扬—库秋里埃接下来谈到了女营中，尤其是恶名远扬的25号囚舍的生活条件：

“这座囚舍的死亡率较之其它囚舍是相当高的，因为在这里，只有厨房里有剩余吃食时，才发给犯人。囚犯常常好几天滴水不进。

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阿涅特·埃宝，一个漂亮的、32岁的年轻妇女路过这个囚舍。她听到妇女们在用各种语言叫喊：‘渴呀，水，水……’阿涅特回到我们囚舍，给她们拿了一点稀汤。但当她正要通过窗户把稀汤递给这些女犯人时，监工看见了她。监工抓住阿涅特·埃宝，把她投入了25号囚舍。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妇女。两天后，她被装上卡车，运往毒气室。当卡车开动时，阿涅特抓住一个上了岁数的法国妇人林·波尔塞的手向我们叫喊说：‘要是你们能回到法国去，请照顾我的孩子。’女犯人们接着唱起了马赛曲……”

马克斯·卡斯纳是奥斯威辛干清除死尸的杂活的囚徒。这一天，他奉命来到一所大鹏房的院子，他看见院子时躺着700来具女尸，都是从全集中营挑来的美人，她们死后的样子依然很美，但再看，情景却是十分悲惨，目不忍睹了，他说：这700具女尸的乳房都被割掉了，所有柔软的部分，靠近大腿处，大块肌肉被一条条割了下来。院子地面是倾斜的，低洼的部分积满了血水，最深甚至有齐膝深……

这700对年轻女尸的乳房都哪去了呢？

这些新鲜的肌肉都送到了实验室，做了实验用白鼠的美味佳肴。

1943年秋，奥斯威辛捷克营C区的一个叫玛丽莲的19岁少女被送到10号楼实验室做绝育然后又恢复生育的实验，并且已经怀孕3个多月，因此，相对来说，她的行动要自由一些。这一天，她和一位女友在院子里瞎转悠，误入10号楼的地下实验室，她们被一种奇特的情景吓呆了：一大堆白乎乎的不断蠕动的白鼠正在争啮人肉，那形状的肌肉正是女人的乳房。白鼠那巨大的吱吱啮肉声，让人毛骨悚然。

突然，玛丽莲惊叫一声，低头一看，正有两只白鼠在啃她的脚踝……

玛丽莲逃回营地，两天后，她开始发烧，身上起了许多红疹……很快，捷克营C区有数百名妇女都被传染了这种红疹病。不久，党卫军士兵把这个区的3000名妇女全部送进了焚尸炉，消毒和清理这个区的工作总共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然后，有新的犯人住进了这个区，她们谁也不知道这个区曾发生过的细菌传染的事。

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饥寒交迫吃人肉资料（有德国老兵的口述资料，图片来自于纪录片《败仗者的纪录——斯大林格勒战役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