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式餐廳吃飯時的餐桌轉盤,你知道它原本是發明來預防傳染病的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中式餐廳吃飯時,我們腦中應該會浮現一個大轉盤,使力一撥,對面的菜餚就到了身前,用起來相當方方便,可是各位知道這個東西叫做什麼名字嗎?它的最初用途又是什麼呢?
前陣子有一則報導MERS的新聞提到,兩位在韓國的香港留學生因為戴著口罩上課,竟讓老師感到不悅。個人衛生習慣與群眾感受在哪些時候會產生衝突呢?又應該如何妥協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祥麟教授就曾經以「肺結核」為例,探討了這個議題,我們來看看他饒富趣味的研究吧!
在中式餐廳吃飯時,要怎麼夾到圓桌對面的菜餚呢?站起來走過去嗎?恐怕不是,我們腦中應該會浮現一個大轉盤,使力一撥,對面的菜餚就到了身前,用起來相當方便,可是各位知道這個東西叫做什麼名字嗎?它的最初用途又是什麼呢?
宣稱發明這個轉盤的人是民國初年的公共衛生專家伍連德(1879-1960),他在1915年參加一場醫學討論會時,有一位美國醫師詢問他,有什麼辦法可以使吃中國菜的方式衛生一點呢?伍連德回去想了又想,九個月後在《中華醫學衛生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的衛生餐檯〉一文,「衛生餐檯」應該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轉盤,原來伍連德發明「衛生餐檯」的目的不是為了方便用餐,而是為了衛生用餐,避免肺結核散播。
20世紀初期的西方、日本把肺結核當作是一種與經濟條件相關的疾病,他們認為都市化、工業化後,勞工欠佳的工作環境與營養狀況是肺結核肆虐的原因。所以在民國初年,現代化相對落後的中國,公共衛生專家並沒有把肺結核當首要的防治目標。
大約在1930年代,中國防癆協會估計全國約有8%的肺結核患者,專家們對於這樣高的數字感到疑惑,為什麼被認為與工業化相關的疾病,在以農業為主的中國社會依然有這麼多人染病呢?協和醫學院的教授約翰‧寇爾恩(John Korn)在研究報告指出兩個特殊的現象:一、所有職業中學生患有結核病的比例特別高;二、窮苦人家的小孩感染肺結核的比例反而比家境好的小孩還低。
他們終於發現中國的結核病患感染途徑與西方不同,任職上海醫專的賴斗岩直言中國人喜歡聚族而居,富貴人家又不愛喜歡戶外活動,所以特別容易患結核病。由此看來家庭是一個散布肺結核的場所,這也和中國人的衛生習慣有關係,家庭的人們不論健康與否,彼此間總是有親密的接觸,例如常常都躺在同一個炕上、直接用筷子夾取公用的食物後送到自己嘴中,這些習慣都是病菌傳染的絕佳途徑,更使得一人得病,全家受害。
因此,有些公共衛生的學者便認為解決肺結核的根本之道,就是改革家庭制度,使其朝向歐美「小家庭」的形式。民國初年的中國,凡事都以家庭為主,傅斯年(1896-1950)在《新潮》雜誌中便嘗試將「個人主義」的觀念引介給讀者,他批評家庭抑制了人的個性,是「萬惡之原」。公共衛生專家和傅斯年,一個追求衛生,一個講求個性,不約而同的都將矛頭指向了傳統的家庭形式。
家庭習慣的改革也在1930年代展開,城市裡的新式教科書教導學生避免共用杯子,書上寫著「我用自己的杯子」,旁邊還有精美的插畫。而在鄉村間,衛生單位也發放臉盆、飲水杯給貧窮的村童,教導他們使用自己的盥洗用具,養成個人衛生習慣。西方的衛生習慣也強化個人在身體上的感受,當人們養成這種習慣後,社會價值觀念也會改變,不由自主的對共炕、共眠、共食的習慣產生抗拒。
說到這裡,我們回過頭來解答「衛生餐檯」之謎吧!伍連德提出三種衛生的用餐方法,第一種是「分食」,可是中國食物總是講究大件,把燉雞、烤鴨分成好幾分放在每個人的盤裡似乎有點掃興,伍連德自己也覺得這個方法不好。
第二種方法是每個人都用兩副筷子,一副是夾食物用,一副是給自己用餐,可是這樣一來,兩副筷子就要用不同顏色才不會搞混,吃個飯還要注意筷子換來換去,也有點不方便。所以伍連德提出了第三種方法,放一個轉盤在桌上,每道菜餚旁邊再放一副公筷,用餐的人要吃什麼菜,就轉動餐檯,然後用公筷夾取。
「衛生餐檯」的發明,既保持了中國菜的完整性,又能兼顧衛生。雷祥麟教授認為伍連德不只是要解決肺結核在餐桌上傳染的問題,也嘗試維持傳統社會習慣,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了中西文化衝突時,在兩者間找到平衡的可能性。
本文獲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部落格授權轉載,原文於此
參考書目
- 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4(臺北,2004),頁17-59。
- 雷祥麟,〈習慣成四維:新生活運動與肺結核防治中的倫理、家庭與身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4(臺北,2011),頁133-177。
- 雷祥麟著;林盈秀譯,〈衛生、身體史、與身份認同:以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衛生餐檯為例〉,收入祝平一編,《華人衛生史新論》(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頁119-144。
Photo Credit: ChuWeiHunG IPhoto
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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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不是科目而是工具!雙語教育被低估的環節,正是英國文化協會打造「有效學習系統」的關鍵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英文好卻不敢說?臺灣教育系統培養學生從小學英語,但「寫作」與「口說」卻是臺灣人學英語的硬傷。而英國文化協會藉由與當地教育者合作打造適合的測驗評量形式,以建立有效的英語學習系統,讓學習真正發生在學生的主動性上。
2030 雙語政策持續在臺推動,仍面臨缺少英語環境、程度不一、師資不全等挑戰。然而這些挑戰,並不代表雙語政策「不對」,相反地,這些例子都在在顯示,教育必須根據使用者經驗來進行滾動式修正,雙語教學必須切合學生需求,根據學生的表現進行調整。
正因教育是以「使用者」為中心,建立一套學習系統就顯得相當關鍵,教學內容與方式才能因應學生學習情況而調整。長期耕耘英語教學的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便以學生為主體,強化學習系統中的「評量」,在世界各地推動與在地有連結的的英語學習方式,更重要的是整合適切的系統,以驅動學生自主學習。英國文化協會相信,學習效果與學習者的動機息息相關,而合宜的評量設計則是其中促動學習效果的關鍵要素,更有可能是改變的出發點。
破除「學科」迷思,語言必須是可以活用的工具
英國文化協會處長羅瑞福(Ralph Rogers)表示,協會針對臺灣學生英語學習狀況進行調查,觀察到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多是為了接觸娛樂文化,例如看電影、破關電玩遊戲,或是為了聽懂流行歌曲到底在唱什麼。這樣的動機,讓學英語不再只是為了考試拿高分,而是對生活有助益,能夠促進理解與溝通的技能。
「其實臺灣人的英文水準很高,尤其在聽、讀,但相對的,寫跟說的能力卻有很大的落差」羅瑞福分享,「英語是一種技能,不是一門記憶性的科目。只有你學會了如何表達,才能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將語言當做一種能力主動來培養,是提升臺灣人英語能力的重點。
來臺參加 2024 雙語教育國際研討會的教育學者貝瑞·奧蘇利文(Barry O’Sullivan),也分享自己過去學習外語的經驗,當教學方式將語言用「死掉的語言」來對待,僅是對著教材照本宣科,學生是無法真正使用這項語言的。貝瑞笑稱自己曾經學了三年法文,卻沒辦法自己到咖啡館點一杯咖啡。然而,當語言的使用真實地展現在眼前,像是娛樂興趣或是就業需求,學生就會將外語視為有價值的工具,進而激發學習動機。
以學生為主體,藉由「評量」優化教材與教法
貝瑞長年實證研究學習系統(Learning System),他以三角形來描述系統的運作方式,三個端點分別是課程、教學以及評量,三者相互連結。「學生與教師是身處中心,被這三者環繞。」貝瑞解釋,當教育系統要進行變革時,需要仔細探討要有哪些課程、老師應該使用哪一套教學方法、適當的評量工具是什麼。
「但是,除非學生想學習你教的東西,且老師也具備動力與所需的技能,否則這一切都會失敗。」
至於要如何凝聚學生與教師的動力,創造有效的教與學?貝瑞建議從「評量」作為切入點。評量不該淪為分數的較勁,而是學生與教師都能透過評量,了解學習的狀況與應該加強的部分。過去,臺灣人在學習的過程中,時常是一試定終身,以考試成績導向為主的學習。但要擺脫成績的束縛,真正的學習到知識與技能,必須透過系統性的規劃,讓學生在收到反饋後,能夠有調整的空間與能量,在學習的道路上繼續進步。
在地使用者參與!日本大學生直接參與考題設計
除了建立有效的學習系統,語言教學最特殊之處,就是必須「在地化」。羅瑞福處長直言:「舉例來說,我們不能把一個在美國運作得非常好的教育體系,直接移植到臺灣,因為臺灣和美國的文化是不同的。在地化是所有學習系統成功的關鍵。」
為瞭解「在地化」,可以借鑒日本的案例。英國文化協會與東京外國語大學合作推出「BCT-S 口說測驗」,學生在接受初版測驗後,分為多個小組,以競賽的方式去提案如何修改測驗,學生的想法真的改變了考題設計,並成為測驗最終版推出。回憶這次經驗,貝瑞舉例,原先有一題使用了公車站的圖片,由於圖片是出自於愛爾蘭的公車站,與日本的生活經驗有極大的落差,導致學生無法立刻認知到這是公車站,造成測驗上的失準。透過學生的回饋,貝瑞的團隊將評量修正以符合當地情況。考題設計有了受測者的加入,不僅符合當地脈絡解決測驗失準的疑慮,學生參與式出題,也優化了評量系統設計的盲區,加入了當地使用者認為的重要題目,讓評量結果更符合學校與學生需求。
英國文化協會也與東京都教育委員會合作,以 Aptis 普斯的評量方式作為基礎架構,結合東京當地的教育工作者,針對國中不同年級建立一套具有系統性的英語口說測驗。實際運作的方式為,國一的學生做完測驗後,到了二年級再度進行測驗;不同測驗之間具有連貫性,一年級的學生收到測後報告,可以調整個人的學習方式,到了下一年度能夠透過測驗檢視學習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在做完測驗後學生不會得到「分數」,而是得到一份回饋報告,了解自身的強弱點。到了三年級,這項口說表現測驗才會成為升學的判準,決定未來的升學去向。
此外,生活化、遊戲化的考題設計,也讓東京的學生覺得測驗是有趣的、真實生活中會用到的,進而激發學習動力。東京都中學的案例證明了,藉由評量去影響課程與教學內容,促使學習系統的大三角能夠適切地圍繞著學生與教師來運作。
臺灣的多語言環境,有利於學習第三第四語言
至於在臺灣進行雙語教育,有什麼是需要特別注意的?羅瑞福觀察到,臺灣的常民語言就包含國語、閩南語、客家話,還有各族的原住民語,學生在家庭以及求學過程中,本來就會接觸到多語。這樣的環境有利於學生學習英語,甚至第三、第四種語言,於是重點仍要回到建立強大的學習動機,讓雙語這件事是有價值的、讓人有動力去努力的。
他也表示,臺灣的教育部及教育工作者,一定是最了解當地的教育運作體系,在臺灣良好的多語環境中,英國文化協會作為支持性的角色,基於過去約 90 年在其他國家推動英語教育的經驗,引進學習系統三角,配合臺灣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意見,讓臺灣學生可以更主動的去學習英語「技能」,並透過評量系統看見分數以外的學習價值,讓語言學習不再是被動的「一門科目」,而是對自身有益,能夠主動積極學習的「一項技能」,以達到真正的學習效益,讓學生能透過英文成就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