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讓人民懷念專制統治？七個制止民主衰退的重要步驟

文：喬舒亞・科藍茲克 （Joshua Kurlantzick）

我們已經審視了在發展中國家民主是如何倒退的，發現罪魁禍首常常是出現在發展中國家本身。扭轉這種衰退的責任，主要落在從泰國到俄羅斯等已經見證到民主倒退國家的肩上。任務是艱鉅的，但可遵循有助於制止這種衰退的七個重要步驟。

1. 期望管理

我們已經瞭解，年輕民主國家出現問題的部分原因，不僅只是因為公民們期望擁有更大的社會和政治自由，他們實際上已經獲得了這許多自由。他們往往對民主能夠帶來成長和公平有很高的期望，在許多國家來說，這些期望並未實現。因此，在初步實現民主的新興國家中，如何在政治競選活動中處理好民眾的期望，以保持民眾的支持和防止「對專制的懷舊」是極為重要的。

較早時，我們看見過南非後種族隔離第一代領導人如何處理好期望，在1990年代只提供小小的經濟承諾——可以實現的土地再分配和創造就業承諾。其他新興民主國家有少數領導人也曾採取類似的明智步驟：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李登輝還有後來的陳水扁都在推動深化民主，使台灣更為獨立，但也承認這些戰略會產生經濟後果，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換句話說，他們擺平了選民。

2. 防止出現滯長

發展中世界的民主最重要的工作，是防止增長率停滯或下降。在前面幾章我們已經看到，新興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會對民主政府感到幻想破滅，更多的是因為經濟增長已經停滯和（或）不公平現象已經大幅上升。當前的全球經濟放緩進一步破壞了民眾對民主政府的信心。一個稱為「民主社群」的全球民主政府論壇確曾一再警告，經濟停滯是民主的最大威脅；本書中詳述的許多「民選專制者」如不是因為經濟下行損害了他們國內政治與經濟上更自由派的其他人物的名譽，是絕不會當選的。

例如，在2001年泰國初次國家選舉中當選總理的塔信（Thaksin Chinnawat）之所以能夠勝選，部分原因是他的龐大財富使他能夠精心布置覆蓋全國各處的廣告牌。但他能夠獲選，也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的緣故，許多泰國人怪罪當時川．立派（Chuan Likphai）領導的政府，他遠比塔信擁有更好的人權和民主化紀錄。事實上川．立派政府採取了許多創舉幫助泰國脫離危機，但是選民們因為該國經濟的停滯而乾脆對他施以懲罰，塔信的廣告無情地抹黑川．立派和他的內閣經濟上的無能。

當然，世界上每個國家，不論是已開發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會想法避免經濟下行。但是經濟停滯給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生存造成的嚴重危害，意味著發展中世界及其援助組織必須更謹慎思考它們開出的經濟政策處方，至少近期來說是否會壓縮到發展中經濟，從而可能傷害到民主化成功的機會。像1990年代末期和2000年代初期加諸亞洲發展中國家，或2000年代末期和2010年代初期加諸希臘和一些東歐及波羅的海國家的緊縮計畫，可能對減少政府債務、再平衡預算和幫助國營企業減肥有些用處，但在此同時，他們可能至少導致成長率暫時放緩。

在發達民主社會，這種成長率的減緩可能僅僅導致下次選舉中政黨的變動，或是產生對總統的抗議。但是在較不穩定的新興民主國家中，成長放緩及其帶來的經濟停滯會引發不信任民主本身的想法，對專制統治的懷舊，或甚至像塔信、普亭（Vladimir Putin）或烏克蘭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等專制統治者的回朝，他們基本上是以承諾更高的經濟成長換取對個人和政治自由的限制。

與其一直依賴標準的緊縮計畫解決面臨經濟下行的發展中國家問題，國際社會可以考慮讓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嘗試更為非正統式的措施。舉例來說，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馬來西亞當時的領導人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因實施旨在阻止他（統治的）經濟停滯國家的資本外流，並穩定管制經濟，招致國際金融機構、領銜銀行家和許多財政部長的嚴厲批評。

但現在回頭看，馬哈迪受到廣泛譴責的非正統行動看來是有效的。危機之後，幾乎是正統經濟典範的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研究發現，馬來西亞的資本管制有效恢復了經濟的穩定。

3. 讓中產階級同舟共濟

雖然經濟的停滯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所有階級，但中產階級擔心民主會產生窮人選出的總統，這些窮人會踐踏私有財產權和全面拿走中產階級長時間辛苦積累的經濟和社會權力。在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和其他許多國家，由於中產階級對民主的徹底幻滅，因此他們支持以憲法外手段推翻選舉——即使是有瑕疵的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我們已見識到，沒有中產階級商業界的支持，國家不僅會民主倒退，而且往往會因為商人領袖移往國外（像逃離委內瑞拉的商界人士）或投資他處（像暫時將其資本放進相鄰的新加坡的印尼商界領袖）而艱苦謀求經濟成長的局面。

要留住中產階級必須採取幾個主要的步驟。首先由於新興民主國家的選票已主要由窮人支配，民選領導人必須不厭其煩地向中產階級和商界菁英保證，他們並不僅是關注選舉，而且也致力於保護私人財產、法治、貿易權利和其他商業權利。他們這樣做的同時，可以採取比較有利窮人的經濟政策，只要中產階級相信這些政策雖是為了減少不公平和赤貧現象，但並非大幅度重新分配財產、也不會威脅到該國既有的經濟權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