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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诺比尔
- 发生时间
- 当地时间 1986年4月26日
车诺比尔事故时宙趋元悼重旬驼背兆卷入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因素，至今馀波汤漾，影响深远。
20年后的车诺比尔二、以石墨作为中子缓和剂，且石墨的运转温度高达650～750℃。
三、反应器冷却剂采用沸腾的轻水，由炉心下方向上流入装有燃料的压力管内。
四、更换燃料时无需停炉。
发生事故的四号机组，自1983年十二月开始运转发电。事故之前正值定期保养停机，该厂拟乘停机之便，测试第八号汽轮机的驱动蒸汽被切断之后，仅赖本身旋转惯性发电，能否供给该机组安全停机所需的电力。此实验曾分别在1982及1984年尝试过，惟因其发电输出电压迅速下降之故，未能成功。这次则为了改善电压下降问题，在励磁机上加装新的设计，再度进行实验。由于机组设计缺失及本次试验种种不当措施，再加上人为运转错误，而酿成巨灾。
我国现有三座核能电厂六部机组，其中四部为美国奇异公司设计的沸水式反应器，二部为西屋公司的压水式反应器，均属美国轻水式反应器，以轻水兼做缓和剂及冷却剂，与车诺比尔RBMK型反应器以石墨为缓和剂、轻水为冷却剂的类型不同。美式设计是兼顾事前之预防及一旦发生事故后的防御措施，俄式设计则着重事前之预防，较为轻忽事故猝然发生的后果，故系统之设计理念即甚少采用美式的重复性、多元性及分离性之设计。以围阻体为例，俄式RBMK-1000仅在厂房基座及下半部以预力混凝土建筑，上半部仍为钢骨结构，无法承受高压。依轻水式反应器设计标准而言，相当于无围阻体设计，所以事故发生后，无法围堵辐射物质大量外泄。
西方学者认为苏联提送到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的分析报告，恐只是导因，而电厂设计与运转上的潜在缺失，才是导致操作员犯下连续错误并酿成巨灾的主因。例如：
一、安全管制规范欠严谨，紧急保护系统也被贸然停用；
二、炉心仪控及设施系统较为复杂，造成操作员沈重心理负担，也导致反应器不易控制；
三、反应器急停速度过慢，无法遏阻功率急遽上升；
四、缺乏备用之二次紧急停炉系统，致使系统故障后无法有效阻止功率上升；
五、紧急状况下仍尽可能维持运转之观念，对猝来之故障问题，往往处理不当，导致难以控制的风险；
六、事故发生时，石墨是一庞大热源；
七、炉心内冷却剂存量少，事故发生时压力管内可用的冷却剂有限，易造成单根燃料元件高温损毁；
八、由石墨及锆引起的化学反应，导致事故时发生爆炸；
九、电厂原设计未能有效控制由正反应度系数所造成的局部功率扰动；
十、释压能力设计欠佳，无法遏止或延缓事故扩大；
十一、围阻体设计不良，无法防堵放射性物质大量外泄。
早几年，国际社会皆认为车诺比尔事故所造成较严重的辐射结果，均可望集中在半径30公里的管制区域内，并配合执行计画性人口疏散，问题当可局限于当地。到1989年五月，苏联向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承认，由于含放射性云团沿途被雨所带下，距车诺比尔数百公里远的广大区域，皆被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
由于铯-137半衰期长达30年，现已是辐射环境最具优势核种，其活性超过550kBq/m2（Bq中译为贝克，系活度的单位。1居里=3.7×1010贝克）之污染面积已达10,000km2，分布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面积有7,000km2，在俄罗斯共和国的有2,000km2，乌克兰有1,000km2。
污染区域概分为三类：
一、40～550kBq/m2：不采行特别管制措施，但仍有零星管制。
二、550～1500kBq/m2：普通管制区；采行去污措施，严格限制当地所生产的食品用途，对民众有许多限制措施。
三、超过1500kBq/m2：严格管制区；不适人居，采行特别管制措施；已疏散200,000人，疏散工作仍持续进行。
消除事故后果的工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986年四～五月；对事故规模及辐射情况作初步评估，防止辐射继续大量泄出，阻断链锁反应持续发生，确定受污染危害之区域，画出方圆30公里的疏散区，从中撤出民众。此阶段防护重点在体外辐射及碘-131、132造成的体内剂量。
第二阶段──1986年夏季至1987年；对污染地区进行绘图，并对电厂附近土地进行除污工作，同时恢复1、2、3号机组作业。对水资源及农业用地采取防污、除污等特别措施，消除住宅区的辐射污染。此阶段主要污染源为钌-106、铈-141、144及铯-137、134。
第三阶段──1988年迄今；30公里疏散区内适当地点设立监测站，降低农产品受污染影响的措施，制订消除事故后果的长程改善计画。此阶段主要辐射源为铯-137（占最主要分量）、锶-90。
车诺比尔事故向外界排放的核种活性量约为1.9×1018Bq。根据现有资料，在1986～1989年间，受污染地区居民个人所接受之平均剂量，经评估有：俄罗斯共和国为6仑目，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共和国均为5.6仑目。在这些人口中，有62.1%的人遭受的辐射剂量介于1～5仑目，33.6%介于5～10仑目，1.2%介于15～17.5仑目。
在碘-131污染最严重地区约150万人口中（其中包括16万七岁以下的儿童），甲状腺器官剂量如下：87%成人和48%儿童接受低于30雷得之吸收剂量：11%成人和35%儿童接受30～100雷得之吸收剂量；2%成人和17%儿童接受高于100雷得之吸收剂量。
为使民众免于放射性污染的危害，最有效方法即是将民众自污染最严重的区域内撤离。1986年春、夏季，约疏散了116,000人，包括从乌克兰撤离92,000人，白俄罗斯撤离24,000人，俄罗斯约撤离200人。1990～1991年，由于放射性因素及社会考虑，计画撤离395个住宅区共73,000人。对普通管制区内农场或自留地所生产的农产品有限制的区域，估计需撤离146,000人。
农业及林业则受到重大损害，仅在事故发生第一年内，已有14.4万公顷耕地无法使用，有49.2万公顷土地停止森林采伐及利用。约13万公顷农耕地受到放射性污染，铯-137的浓度值在5居里/平方公里以上；污染的农耕地被迫休耕，大面积森林停止作业。以白俄罗斯共和国为例，25.7万公顷农业耕地停止耕种，计画休耕土地总计约50万公顷，使得农产量因而锐减，对食品产量间接造成严重影响。
为了定期调查污染地区民众及核电厂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成立了公共健诊监测并建立了国家登记制度。在评估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三共和国受监测地区民众的调查报告中，尚无具体数据足以支持儿童或成人的健康状况系受辐射变化的影响，或证明其间有确切的关连性。
1986～1989年间，因事故直接损失和援救行动等种种开支，估计高达92亿卢布（1卢布=58.85美元），其中包括：生产性及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损失为9亿卢布；农业及其他行业产品损失约12亿卢布；用于建筑住屋、社区生活设施、蓄水设备、公路修建、土地除污工程等费用约为29.4亿卢布；分发民众各种补偿费为12.5亿卢布；由于限制当地农产品及私人自制产品的消费而补发的津贴计1.8亿卢布。
根据1986年三月统计，车诺比尔事故发生前一个月，苏联有15座商用核能电厂，41座反应器在运转，总发电容量计28,000MWe。到1990年末，共有16座商用核能电厂，47座反应器在运转，总发电容量计34,000MWe，虽然核能发电量增加，但较原预定核电计画已落后甚多。苏联在1985年预估五年内（至1990年）将核发电容量增倍，达到60,000MW；到2000年则成长至200,000MW。现已将目标降至50,000～80,000MW（2005年），而且预期是偏向较低的成长值。
苏联全国总发电容量（含煤、天然气、石油及核能）在1970～1987年间成长一倍，较英国、美国、德国（当时是指西德）、义大利成长为快，但需求量远高于供给量。依苏联现今能源状况，仍很难满足需求，主要原因是电力使用无效率，使得电力吃紧，常会断续短缺。此外，由于环保意识抬头，民众反对火力及核能电厂兴建或运转，使得问题雪上加霜。近年拜苏联开放改革之赐，民众反对核电厂的呼声均得以表达，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声浪，此起彼落的示威及压力，造成多处核电厂关闭、延期兴建（可能遥遥无期），甚或取消合约。
苏联仍是世界第三大核能发电国家，次于美国及法国。现有25座VVERs（PWR型）、20座RBMKs（石墨缓和的沸水压力管式）、2座FBRs（快滋生反应器）及10座反应器仍在兴建中。另外有许多区域性的核能供热站（heating stations）。16座核电厂主要分布在俄国西部地区四个加盟共和国内，其中9座位于俄罗斯共和国，其他分别位于乌克兰共和国、立陶宛及克萨斯坦（Kazakhstan）。在1989年，核电厂共发出212,600GWH（109）的电力，占总电力的12.5%。虽然上年有两部机组（Smolensk 3 & Zaporozhe 5）加入运转，但许多电厂增设机组的计画则遭取消或无限延期的命运；运转中或兴建中的机组则被迫关闭或取消合约。
自1986年发生车诺比尔事故以来，苏联政府面临与西方国家近年相同的诘难话题──诸如核能安全、环境保护、辐射防护、人员训练、废料处理、民众接受程度、反核声浪等，促使苏联政府不得不针对核能电厂安全方面采取强化措施，主动检讨核电计画缺失，诚心邀请国际专家、学者、医生参与支援，全力配合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稽查及监督行动，同时对附近居民的关切事项与意见，也有积极的回应。而在事故发生一年多前，所谓民众的反对意见竟然能阻止核能电厂兴建，简直有如天方夜谭般不可思议。
但苏联政府基于能源供应不足，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考量下，仍坚定的支持既定的核能政策，只是改弦易辙，将重点摆在建造VVER-1000型反应器上，并寻求西方国家在安全及经验上的帮助，同时公开宣布停止RBMK型反应器的兴建。在1990年七月，苏联原子能暨工业部长V. Konovalov及一群核能专家，即曾上书苏联总统戈巴契夫与所有加盟国政府，要求协助复苏核能工业，阐明核能作为电力来源的重要性，并强调核电扮演着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总之，车诺比尔事故是对苏联工业带来负面的影响，该事件迫使苏联政府放慢脚步，重新检讨核电计画，并缩减计画内容，关闭或取消了许多原已规画或兴建中之核电机组，以致大幅减少核电厂机组的数量；但是转而注重核能安全，诚心接受国际监督与指导，积极强化防灾措施，使民众福祉更有保障，未尝不是收之桑榆；同时宣示继续推展核能发电的决心，也肯定了核电对苏联经济发展的重要与迫切。
时光流逝五年后，我们重新以悲悯的眼光来回顾当时发生的灾难，不管是理性的分析，还是感性的抒发，相信任谁也不愿历史重演。以此观之，车诺比尔事故并非全然带来负面的影响，它凝聚了各方对安全的共识，催化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合作，打破核电全能的虚妄神话，促使核能界反恭自省，不再狂妄虚矫，未尝不是美事。
但争议的背面，也有令人忧心的发展，拥核与反核言论似乎愈见激化，双方为了贯彻己方的主张，故意扭曲对方的善意说词；反对者全力煽惑一般民众恐惧心理，灌输错误的片面核电讯息；政府一方则宣传核电“安全”、“清洁”、“无害”，努力撷取有利的资料推销给民众，反而忽略了本身不偏不倚的监督立场。其实车诺比尔事故本身即可提供正反双方丰富的教材，拥核与反核之间并非全然没有交集，唯有彼此抛弃复杂的言语身段，撇开拥核与反核的窠臼，透过理性思维，让社会大众均得以明了核电利弊得失，从中规范得个人与群体间的依存关系，再经过民主程序表达个人的取舍条件及意愿需求，或许是一条缓慢但是能解开彼此心结的正确道路；而非一味存着独善自身、吝于付出的自私心态，或强加意念于社会的霸权想法。
车诺比尔事故本身即极具争议，其衍生而起的话题更是无穷无尽，正如本文前言所形容，由于各方看法角度互异，诠释事故各具立场，该事故掀起的争议话题，至今馀波汤漾。纯就技术面来看，核能电厂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必要；纯就经济面来看，高科技本就伴随着高风险，只是应加重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善后的成本；就政治层面而言，则事情愈加复杂，原本单纯的核能政策问题，庶几已成为在朝在野的角力场所。毕竟政治难以评估量化，一旦正反两方诉诸情绪，各不相让，而迫使理性和专业纷纷低头，则整个社会将是最终输家。车诺比尔事故应如是观。
注二：RBMK-1000型反应器具有正的空泡系数，即反应器功率因故增加时，炉心冷却水沸腾量随之增加，会产生较多的气炸，如此反覆下去，将使反应器功率更为增加而难以控制。我国核能电厂之反应器设计，在任何运转状况下，永远维持负的空泡系数。
1. 苏联车诺比尔核子事故报告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七十六年元月
2. "Soviet Union's nuclear power program", Monthly Report, NUEXCO（269）：14～20,January 1991.
3. "Radiation effects, protection concepts & exposure control", IAEA YEARB00K, pp.D60 & D65, IAEA, 1990.
4. Illesh A., CHERNOBYL--a Russian Journalist's Eyewitness Account, 1st Edition, Richardson & Steirman, Inc., New York, 1987.
5.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hernobyl accident", Background #28, NucNet, April1991.
7. Rich V., "An ill wind from Chernobyl", New Scientist, 20 April 1991.
8. Bojcun M., "The legacy of Chernobyl", New Scientist, 20 April 1991.
亓允中任职于原子能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