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門舞集和林懷民：讓台灣文化與世界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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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台北——週六，午餐時分一陣伴隨電閃雷鳴的傾盆大雨並沒有阻止無畏的觀眾在自由廣場前排隊。他們只是撐起了雨傘。
他們在等什麼？不是一場搖滾音樂會。也不是一場足球賽。不同尋常的是，他們在為一場現代舞表演佔位。這是因為在台灣，雲門舞集幾乎是現代舞的代名詞，這家舞團在這裡的國民文化生活中擁有獨特地位。（台北有條雲門街，8月21日是雲門日。）
這場露天表演是雲門創始人林懷民的告別演出，他將卸去擔任46年的舞團藝術總監一職。和舞團一樣，他在台灣文化生活中意義非凡，知名度不比任何電影明星或歌星低。
下午3點左右，天空放晴，排隊人群增至數千人。晚7點30分，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之間的廣場上，約5萬人正襟危坐。攝像師駐守在不遠處，準備在國家電視台對這場舞蹈的現場直播。
林懷民上場時，觀眾們鼓掌歡呼並舉起橫幅表達他們的愛意。表演結尾時，他們揮動手機，營造出一片燈光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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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將由雲門舞集附團「雲門2」總監鄭宗龍執掌的這家舞團，早已在國際舞蹈界確立了自己的位置。「林懷民是台灣表演藝術的一張名片，是我們文化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前來觀看這場露天演出的台灣文化部藝術發展司司長張惠君說。「他讓我們與世界相連。」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教授林亞婷表示，1973年林懷民創立雲門時，華語世界尚沒有專業的現代舞團體。那個時期，經歷了50年日本統治（1895年至1945年）、後又轉予中國的台灣，正在尋找自己的文化身份。1949年，失去對中國大陸控制的國民黨政府逃到台灣，開始在那裡實施戒嚴。
「他們把我們父母一代變成了日本人，又試圖把我們變成中國人，」林懷民在演出開始前接受採訪時說。「我起初並沒有打算反映台灣社會，但當我開始編舞時，我知道我想要它成為我們自己的東西。」
他呈現出來的，是西方與東方舞蹈形式和美學特點的奇特融合，其中融匯了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和其他現代舞技巧，以及中國古典舞、民間舞和芭蕾。上世紀90年代，他又將武術、冥想、太極和氣功的呼吸技巧添加到門下舞者的訓練當中。
「林懷民創辦雲門時，台灣仍處在戒嚴令下，對於任何舞蹈門類都沒有認可、認知、需求和觀眾，」耗資3.48億美元新建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藝術總監簡文彬說。「正是雲門較早獲得了成功，才間接推動了近15年後國家兩廳院和國家交響樂團的成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雲門舞集和林懷民從零開始催生了台灣三代文化受眾。」
充滿魅力的林懷民已經73歲，但看上去異乎尋常地年輕。他表示，自打5歲時看過鮑威爾和普萊斯柏格的經典芭蕾舞影片《紅菱艷》(The Red Shoes)後，他就夢想成為一名芭蕾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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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的中上階層家庭「從沒把這當真過」，但14歲時，他發表了一篇小說，用稿費報了芭蕾課。他讀了新聞學、出版了兩部小說，又獲得了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課的獎學金。他在那裡開始上舞蹈課，學習葛蘭姆和多麗絲·韓福瑞(Doris Humphrey)等舞蹈家的技巧。「我在扶手杠上花的時間比寫作多，」他說。
不久後，他開始嘗試編舞，參加了紐約瑪莎·格雷厄姆學校(Martha Graham School)的兩個暑期課程。在愛荷華州完成學業後，他回到台灣，開始在台北政治大學英語系任教。但另一所大學的舞蹈系聽說了他在美國的經歷，邀請他前去任教。
「一開始我並不情願，但我發現我能提供很多東西，」他說。「我教的孩子們都想表演，所以我們創辦了雲門。」（該舞團以中國古代的一種儀式舞蹈命名。)他們的前兩場演出賣出了3000多張票。「這是個好故事，」林懷民說，「一位著名年輕作家成了編舞家。」但這個好故事是對其他人來說的。「我差點精神崩潰，」他說，「我想，我最好學會編舞。」
自己那一代人對台灣歷史和傳統的無知讓他深為困擾，於是他還決定了解自己的國家。「我對自己的文化一無所知，」他說，「我讀我們的詩，花時間參觀博物館，去看傳統戲。我覺得舞團需要和我們的國家建立聯繫。」
這種聯繫可能是雲門在本土取得成功的秘訣。（舞團經理黃晴怡[Huang Haluko]說，2008年舞團工作室被燒毀時，得到了太多的自發捐款，因此未做任何籌款活動就於2015年之前建起了一座價值2200萬美元的新工作室。）但云門於1970年代末開始海外巡演後，也迅速獲得了國際認可，因林懷民融合多種風格的優雅和舞台布景的美感而備受讚譽。
前布魯克林音樂學院藝術總監約瑟夫·V ·梅利洛(Joseph V. Melillo)於1995年首次邀請雲門在該校表演《九歌》，他在電子郵件中說，在亞洲舞蹈世界，沒有人能夠質疑林懷民的「編舞風格和作曲的成熟」，他還說，林懷民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老師，造就了新一代編舞。
面對這些榮譽，林懷民很謙虛。「世界很多現代舞團，當它的創辦人、領導人走了以後，這個團就停了，」他在演出前說。「我視自己為舞團的看護人，而不是它的本體。鄭宗龍已經準備好迎接挑戰。把查爾斯王子閑置起來太可怕了。」
43歲的鄭宗龍在很多方面都與林懷民截然不同，完全沒有文人或知識分子背景；他的父母從中國南方移民到台北，一度在街上賣拖鞋，後來開了自己的小工廠。鄭宗龍在接受採訪時說，他進了一所提供多種舞蹈課程的學校，成績優異，但十幾歲時他染上了安非他命癮。他說，因持有毒品而被警方逮捕並從事社區服務是他的一個轉折點。畢業後，他白天當卡車司機，晚上在大學兼學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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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加入了雲門，但四年之後，脊椎受傷迫使他停止跳舞，轉而從事編舞。後來，他成了附團「雲門2」的常駐編舞和藝術總監。
他的身體風格和靈感來自他的個人歷史，他提起2016年的《13聲》，這部作品是基於他對童年街頭生活的生動回憶，本週早些時候，在綠樹成蔭的市郊，「雲門2」在舞團那座造型優美的流線型劇場裡上演了這部作品。
鄭宗龍說，當林懷民讓他接管雲門時，他很震驚，但他盡量不去害怕或緊張。他說，自己的核心任務是保持與社會的聯繫。「跳舞是一種聯繫人的方式，現在指揮棒在我手中，」他說。「不必為了新的開始就放棄過去。」
但上週六的主題是連續性，而不是變化。「我的父母帶我來，現在我也帶著孩子來，很多人都是這樣的，」舞台前排的一位女士說。林懷民在致辭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情緒，很快談了談自己和幾名舞者的退休，然後輕快地繼續說。「台灣雲門舞集將繼續前進，」他說。「明年在這裡再見面。」
